【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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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过高的现状进行了“限薪”.国民政府的“限薪”经历了由“袒护”到明确限制阶段.针对国民政府“限薪”举措,国营金融事业人员进行了系列抗争.通过对国民政府限薪的考察,发现所谓的“限薪”不过是缘木求鱼: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战后坚持内战,消耗大量物资,导致生产严重不足,影响下游分配,致使无薪可限;其次,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分配具有垄断性和市场性,国民政府“限薪”令既不能消除金融事业的垄断亦无法改变市场规律;第三,通货膨胀时的“限薪”对象应是国营事业特权群体而非普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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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过高的现状进行了“限薪”.国民政府的“限薪”经历了由“袒护”到明确限制阶段.针对国民政府“限薪”举措,国营金融事业人员进行了系列抗争.通过对国民政府限薪的考察,发现所谓的“限薪”不过是缘木求鱼: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战后坚持内战,消耗大量物资,导致生产严重不足,影响下游分配,致使无薪可限;其次,国营金融事业人员收入分配具有垄断性和市场性,国民政府“限薪”令既不能消除金融事业的垄断亦无法改变市场规律;第三,通货膨胀时的“限薪”对象应是国营事业特权群体而非普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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