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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9月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罕见的丰收盛况，但是由于当时粮价下跌太多，农民增产却反而减收，粮食出卖的价格连成本都不够，形成了“丰收成灾”的奇怪现象。当时很多的文学作品都以描述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主要内容，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秋收》（矛盾）、《丰收》（叶紫），都“不约而同地反映同一种社会现象，表现相同的主题”[1]，从侧面表现出粮食跌价对农村经济的严重破坏。然而就在上一年，这一地区还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水灾，导致农作“颗粒无收”，粮食价格涨得很高。史学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普遍认为这“主要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波及”，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向我国输送“过剩粮食”。我国米粮的跌价“主要是洋米影响的结果”[2]。但是，当时我国已经获得关税自主权，完全可以利用关税壁垒来抵制外粮倾销，而政府却在明知国外粮食跌价的情况下“禁止粮食出口”，鼓励外粮的输入，说明政府自身的决策也是导致粮食跌价的重要原因。笔者通过对水灾以后，中央和各省政府一系列行政举措的分析，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尚未实际统一全国，中央权力没有整合，政府决策也不能被有效执行，这次“丰收成灾”其实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产物。
1931年6月，南京市社会局已经在为当年的农业生产做准备，考虑到“每届夏令，各乡稻田，发生蝗虫，贻害稻麦”，“曾派员分赴各乡视察”，提醒农民“预防蝗灾”[3]。由于去年冬天防范措施做得好，当年蝗虫并不多，倒是降雨太多，让人始料未及。“入夏以来，霪雨绵绵，为数十年所未有”[4]，南京市区就有很多地方因为“地面低洼，沟渠不通”，“完全浸没水中”[4]，灾情十分严重。粮食的价格随着河水的水位开始上涨，因为在河水暴涨以后，“四乡运输，极感不便，来源既稀，故遂呈供不应求之势，而价格愈日渐陡涨也”[5]。另外，由于“今年水患，田禾全淹，几将颗粒无收”，人们担心“来年春季，食粮不足”[6]，更使粮食供应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上海市“高米价开至十九元五角”，历年的涨风均“无今次之剧烈”，人们悲观的感叹“来日大难不知伊于胡底”，提醒市府“如不及早预防，一旦存粮缺乏，到源不继，危险殊甚”[7]。南京市“为首都所在”，自然更不敢大意，市府认为在水灾过后“平粜一事，尤为重要”，训令社会局“会同地方团体赶速筹划，以免粮荒”[7]。社会局随后提议组织粮食委员会“妥筹切实救济粮食办法，并评定米粮价格”[8]，得到了市府的批准[9]。
在中国遭受水灾，粮价飞涨之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粮食的价格普遍下跌。当时国内的媒体对这一情况也有很多报道，比如1931年5月，《工商半月刊》称美国“本年初积存之小麦，较去年约增三千二百五十万蒲式耳”，“联邦农务部在事实上已有渐入窘境之感，盖如何推销其积存之麦，而又不使市价受其压迫”[10]。随后又报道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小麦会议上，各国公开承认“小麦之跌价，实由于生产过剩”[11]。既然美国粮食过剩，水灾以后自然“有人主张以美麦为食粮之救济”，认为“苟能向美商借美麦，则于食粮问题可以解决大半”[6]。时任国府顾问的林百克也建议“面粉借款”，而美国“农部副部长屋格丁亦力主此项建议之实现”，“于右任等亦均赞同”[12]。当时也有人提出收购东北余粮赈灾，因为当时东北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丰富，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所剩余小麦业达数十万吨”[13]，向东北购买粮食，不仅可以救灾，还可以振兴东北农业。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比较详尽的论著①，笔者不再赘述。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这种建议并不意味反对政府向美国借麦，人们只是把东北余粮当作美麦的一种补充。有些学者认为民间就借贷美麦与政府“展开激烈争论”，“凸现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强大与自觉”[14]，而当时民间的表达却通常都比较温和，大都没有要争论的意思。比如上海市商会就觉得“政府虽有向美国赊购麦粉之议，惟分期运华，未免缓不济急”，所以他们呈请国府“明令以东北余粮悉数平价充赈，任听商贩自由转运，海道则免纳转口关税，陆路则大减铁路运费”[15]，很明显只是想让政府方便他们在此时做粮食生意，降低他们的进价和运费，并不是想反对借麦，至多说“可以减少向美国借贷小麦”[13]。政府方面对于商界的请求，也不是置之不理，铁道部“当各路报告水势急涨之时，即注意调查各路沿线产粮之区”，现在“灾象已成，急赈而外，厥为平粮”，所以他们“拟具运输平粜粮米减价办法”[16]，只要符合规定的，“均减收运价百分之五十”[17]，为商人转运粮食提供了方便。对于美麦借贷，当时“不惟政府有此计划，民间亦有此项提议”[18]，赋闲在家的项骧因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美国总统胡佛是同学，便“以私人名义，去电华盛顿，乞以剩余棉麦助赈”[19]。但是美国棉麦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资本家对于他们本国那些失业贫民都没有施以援手，怎么肯免费捐助给中国，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助赈”，反而提出很高的条件②，导致民间对美麦的价格不太满意。政府又何尝不希望美国卖得便宜一点，当初林百克建议国府借贷美麦时，说美麦“利息至多不过三厘”[12]，结果却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利息才“由四厘半减至四厘”[20]。而且“美麦价每担约合华币六七元，加运费反较本麦价高”[21]，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借贷的这批美麦拿回国内卖肯定要亏本。国民政府虽然明知要亏本却还是要借贷美麦，而不是选择购买其他粮食，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窘困的财政。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不断，军费开支很大，导致“中央近年财政，除一部分税收外，大部分悉赖债券周转”[22]。如果向别处购买粮食，虽然便宜，但是对财政而言却是出项，政府拿不出钱来。美麦虽然贵，却是以借贷的方式来引进，对财政来说反是一笔进项，对于缓解紧张局面大有好处。当时中央也考虑过发行内债，其“利率定为周年八厘”[23]，比起只要四厘息的美麦来说，贵了不少。所以政府虽然明知美麦要亏，但是相比其他筹款方式来说还是值得的。当时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美面粉借款动议于去冬今春间（笔者注：1930—1931年）”，但因其“于农业不利，故无形停顿”，“现值国内灾情奇重”，“弊害当较轻”[12]。由此可见，对于美麦借款，政府其实早已打算，只是在等待适合的时机，在如此严重的水灾时借款，反对之声当然较弱，9月3日，美麦借款很顺利地就在中政会通过[24]。 国府借贷的小麦总数达到45万吨，看上去数量非常巨大。有学者由此认为“如此巨额粮食在中国倾销，必然会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并断定这批美麦造成了1932年“新粮价格惨跌”[25]。然而当年水灾面积广大，受灾程度严重，这一部分粮食并不能抵消多少受灾损失，不足以成为1932年粮价惨跌的原因。据后来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当年的粮食产量与正常年份相比较，“稻损失额，约九十万万斤，折成净米约合六十万万斤，高粱小米折成粉约合十万万斤。折合美吨计，共约五百万吨”，而美麦45万吨“按八成折成净粉”[26]，才36万吨，只约损失额的7%左右。
10月13日，南京市市议会议决粮食委员会组织规则，并订于15日在市府会议厅开成立大会[27]。粮委会由市府各部门代表和市商会代表组成，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南京市粮食储备及调节事项”，但是它的“委员及职员均为无给职”[28]，表明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附设机构，没有什么实权。在第一次会议中，大会决议的方案是：“呈请行政院苏皖两省政府，饬属遵照政府禁止遏籴明令，不得封运，以裕来源。迅请市府转呈。”[29]当时各省为了稳定当地粮价，“惯常有禁米出口法令之颁行”，虽然国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遏籴，但各省“擅自禁米出口之陋政，仍未完全革除”，尤其是在1931年洪水期间，“湘皖赣诸省米禁反更加紧”[30]。
7月上旬，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此时人心，已为震动”，粮食市场“完全为天雨所带动”，“异常畅旺，逐步提高，势颇猛烈”[31]，粮食价格飞涨。这种情况引起了各地政府注意，江苏省府认为“本省私运米粮出境，迭经严禁有案，本年霉雨运绵，荒象已成”，“自应重申前令，以维民食”[32]，所以各公安队分别在水路交通要冲，查禁私运米粮出省。安徽省受灾更重，“皖南各县淹没良田有三四百万亩之多”，而“芜湖及皖南各县”，为其“产米之区，乃竟受此重创”，省府“为全省民食计，决即禁止米粮出口”[33]。后来“仍有奸商藉军米之名，偷运出口”，政府还设立“米粮出口查验所，严厉查禁”，一经查出，“即行充公，作为赈米”[34]。南京市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二，“一仰给于苏省之溧水、句容、高淳、溧阳、无锡、江宁诸邑，所谓内河是也；一是仰给于皖省之合肥、巢县、芜湖等处，所谓外江是也”[35]，而作为“内河”、“外江”的苏皖两省却都在实行严密的禁米，完全阻断了粮食的来源，南京粮食委员会建议取消遏籴也是迫不得已的。而早在8月，内政部“为调剂民食起见”，已经咨行各省“禁止遏籴，并请转饬所属，取缔奸商”[36]，显然各省当时就没有执行行政院“禁止遏籴”的政策，怎么可能现在又突然遵守呢？中央政府此时对各省的遏籴也不太在意，反是非常关注各地偷运粮食出口。10月底，行政院训令内政部“查私运粮食出口，本院迭经通令，查禁在案，今年水灾奇重，秋成失收，自应重申前令”[37]，内政部随后便向南京市政府转达了行政院的禁米令，要它“转饬所属，一体严行查禁，以维民食”[38]，实际上是对各省禁米表示赞同，使京市“禁止遏籴”的愿望化为泡影。
与这种紧张的禁米局面形成对比的是，10月的米价却已经开始下降了。南京市粮食管理所报告当地米价“指数为一二一·○○，与本年九月份一二八·○六相比，计低百分之七·○六”，而“其余麦面稻豆等指数，受米价低下之影响，价格亦趋低落”[39]。上海市的米粮价格则是在8月底开始滞涨，因为“天气转晴，各帮来源不断”，“大势涨而复跌，形式暂看稳定”。当时有人预测“嗣后新谷次第登场，尚天气晴正，或无过涨之可能”[40]。到了9月中旬，果然“天气转晴，人心看疲”，“市形异常沉闷”[41]。10月以后，米价更是狂跌不止，“新更（粳）价跌七八角”，其他粮食“跟跌四五角”，而且“各种大新等，出品日多”，“故预测今后米市，尚有步松之势”[42]。我们从表一可以看出，上海的米价在8月达到高点后，再未上涨，反而是步步下跌，与以往正常年景新米登市时的下跌情况非常相似。但是当年各省受灾后米粮减产巨大，都在互相遏籴，哪来那么多粮食供应市场呢？原来早在水灾初发时，商人就已经抢在政府借麦之前向国外订购了大批粮食。在水灾发生前，国内“新小麦业已上市”，但是因为“商人订购洋麦之故”，在粮食普遍歉收的时节，本地麦粮居然“不但价格低落，且有无可出售之痛”[43]，可见洋麦订购的数量之多。所以麦粉市场比米市还要更先出现波动，“一般人鉴于洋麦之能续订，未免前途极大之障碍，因之市气见挫”[44]。9月中旬，“政府赈灾之洋麦订定后”，麦市“仿佛其气已馁，不能抬价”，“兼之俄国麦之兜售”，其他“国外之过剩食粮竞向中国猛烈进行，所以大部分人心，均呈暗淡”[45]。不仅洋麦洋粉向我国输出巨大，洋米也是如此。9月中旬，洋米市况本来不佳，但是“因洋行方面兜售甚力，产地市价亦有松落之象”，“沪商略有订购”[46]。后来西贡米到货太多，“一部分货主甚愿贬价求脱”[47]，囤户“乃趁此机会，揿价收买”[48]。即便如此，洋米“仍乏起色”，“洋行方面因国外来电报小，纷纷向华商揽卖，日来已打出询价电报数起”[49]。政府向美国借贷的赈麦，“因解决合同中各项细节及运货合同等问题”，到10月下旬才开始起运，“又因航海遭遇大风，首批货物迟至11月15日始克抵沪”[50] （p.2），而表二却显示从8月到11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已有大量粮食从上海海关进口，而且是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判断这些粮食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在水灾后自行购买的，与借贷美麦没有什么关系（美麦借款中也根本没有包括大米，而米的进口额却增长最快，也是一个证据）。这说明，灾后平抑粮价的并不是政府所借的赈麦，而是商人自行购买的洋米洋麦。
在洋米洋面大量涌入国内时，财政部却还认为“本年水灾，民食异常恐慌”，而“近来仍有奸商，偷运内地米粮出口，以资牟利”，所以它“训令全国各海关，一律厉行严禁，如查觉有私运米粮出口情事，除予以扣留外，并严重惩罚”[51]。在各省禁米，国内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各种粮食不能出口，就只能在各口岸堆积起来。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自日军在沪暴行以来，沪上商业全部停顿”[52]，粮食期货已无法交割，而在现货方面，由于“日机扰乱苏杭，北市米船即告停顿”，沪市米粮“全赖南市源源开到”。在这种情况下，“市上现存米粮，仍足敷两月之需”[53]，这还不包括闸北“临近战区之各米店”，因为“闸北战事剧烈”，它们“迁徙靡定，无从查报”[54]，在3月底查报时，发现这些米店存货也不少。 另外一方面，政府所购美麦到达上海之后，并不是按原定计划那样全部“直驶汉口”，而是“十一艘驶至南京浦口，一艘驶至镇江，一艘驶至南通州，又一艘在南京镇江分卸货物，其余则均在上海卸货”[50] （p.2）。而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要把这些粮食由以上口岸城市运至内地灾区，需要一大笔转运费，还要加上包装、搬运、储存等费用，价格更加高昂。后来救灾委员会统计，平均每吨麦的运费是“一元九角七分”，这还只是“由江海各轮运达沿江各粮站运费”，没有包括“由总粮站运至分粮站及由分粮站运至发放地点之费用”[50] （p.22）。所以在取得美国政府同意后，救灾委员会便“在上海及各总粮站”变卖了一部分粮食，其“所售出之麦粮，计共减去应需转运总额四分之一”[50] （p.23）。这些售出的粮食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是却增加了各口岸的粮食存积，使当地粮价进一步下滑。
在水灾发生之后，实业部对受灾地区的粮食生产非常重视，担心农民“因秋收无望，恐多将耕牛廉价出售或屠宰”，便禁止“向灾区采购或私运耕牛出境”，并由“政府采办大批饲料”交给农民饲养，同时还咨请财政部“转饬海关严禁耕牛出口”[55]。当年秋冬之交，水势虽然渐渐退去，“而江河两岸农田的积水，大都还没有排除”，这些田地“当然不能种麦”，“但是农家在这时候，如不设法利用”，“那末又要延缓到明年夏季方能插秧”，等于造成“一季麦熟的荒欠”[56]。所以，实业部又部署灾民“速种其他短期作物”[57]，有所补救。后来救灾委员会从美麦中拨出一部分给各省的农赈处，让它们转贷“给灾农作为今冬种子”，江苏省将分配给他们的美麦“在沪按市价出售，改购本省最宜之麦种，运往灾区贷放”[58]。另外，也有专人教授灾农如何利用被水淹的田地以及如何保存麦种，为明春的麦收提供帮助。据后来的麦产调查显示，江苏省次年的麦产比起上一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收。浙江、安徽等受灾省份虽然有所减收，但是损失也不大。时人认为“麦季收成虽较上年减少，但一般的农业状况，比较尚佳”[59]。而按照海关报告来看，从1932年年初到6月麦收结束之前，我国有大量的麦粮进口，与农业情况的好转极不相称。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此种现象，一方面是最后一批借贷的美麦是1932年5月16日才到到货[50] （p.2），增加了这几个月的麦面进口量。另一方面，政府所购买的美麦偏贵，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比如1931年的美国小麦每蒲式耳“平均收买价为九角二分”，“较世界平均价格高三角一分”[10]。而此时“过剩”的趋势更加严重，一些国家为了倾销本国麦面，竞相减价。“澳麦及加麦”都比美麦卖得便宜[59]，所以“政府既已借麦于前，人民更盲从购麦于后”[60]，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便宜麦面。这些进口麦面，加上国内收获的麦粮，极大冲击了国内粮食价格，从表五可以看出，4、5月以后，粮价从峰值上跌落，而以往这样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粮价上涨的季节。
除麦面外，米谷的进口也不在少数。由于当时亚洲主要的产米地区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影响，米价纷纷下跌。暹罗米在1930年“已有极惨之暴落”，次年却还是依旧继续跌落，而输出数量却在减少。与此同时，缅甸“尚有多量糙米，在各地待价而沽”，而安南“本年度之输出余力概算为一百四十万吨”[61]。日本的粮食以前一直不足自给，米价较高，但1931年其国内“农产物价格跌落甚剧”[62]，也急需向外输出“过剩”米粮。此时中国的米价却因为水灾的影响偏高，所以各国的低价米粮纷纷涌入中国米市，甚至有人发现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将“前年备价收买而藏于仓库者”降价向上海倾销，“收买之时所付之米价，实为日金二十四元，而出售之价仅为八元”[63]。仅1932年上半年，从海关进口的粮食即达到“一万万三千余万两”（而1931年发生如此严重的水灾，全年的进口额才“一万万八千六百万”），其中“米谷七千三百万两，小麦三千六百万两，面粉二千五百万两”，米粮进口明显占多。从表六可以看出，洋米进口指数自3月份开始就大于100，表示其已经超过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虽然在4月以后指数有所下降，但是直到8月才回到100以下，而8、9月间，正是全国各地米谷丰收的时候。比如安徽省“一因雨水调匀，二因去年稻田休养，膏沃更富，米谷产量倍胜往年”[64]。而湖南省是当时“米谷出产最丰之区”，当年也是“雨时若，全省丰收”[65]。江苏省的米谷生产主要依靠江南各县，江北则“收获不多”，但“今年各地大半丰收”，产量“超过常额”[66]。这些丰收的米谷，加上巨额进口，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粮价，更由于各省在去年水灾后实行禁米，“颗粒未准出口”，余留下来的存粮更加剧了当地粮价下滑，湖南省滨湖各县“谷价每石仅二元三四”，长沙的“普通米仅售六元，为近三年来未有之廉价”[65]。而安徽省米价“一月之间，由十一元一担跌至六元半左右”[64]。由表五可以看出，上海的粮食批发价指数在9月出现大幅下跌，此后便一蹶不振了。10月，唐有壬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认为“眼前有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当前的粮食问题”，因为粮食“价格太贱了，农民的收入，便会大减，因之其购买力也必然随之而减”[67]，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农民消费五谷”，“是自己在每年收获的五谷内保留一部分，用其余出卖的”，“他们的生活情形要看剩余收获能够换得多少钱而后定”。丰收的粮食使他们的剩余收获“比往年多出百分之几十”，“但是现在的谷价再相见已经不及往年的一半”，“在城市内的米价比去年已经跌落到百分之五十以上”[68]，所以尽管当年丰收，农民的收入却实际上减少了，本来上一年的水灾就是他们损失惨重，现在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费孝通先生1935年考察开弦弓村的时候，米价已经有所回升了，但是他也还是说“目前中国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为了满足必需的生活条件，村民被迫向市场多出售他们的产品，这样就降低了农民的自给程度”[69]，由此可见，1932年粮食跌价对农民的生活影响是多么巨大。 1930年秋收后，各地也曾出现过“米价大跌”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洋米洋麦洋粉陆续订成，进口不已”，虽然这次跌价并不像1932年这次这么严重，但是进口粮食还是达到“国币二万万之巨”，使米价“比去年夏间跌至半数”。1931年初，上海市米粮同业公会主席范和“恳请市府转呈中央，设法禁止洋米麦面粉进口，或暂时加重进口税”[70]，以此救济农村经济。行政院觉得“禁止进口一节，诸多窒碍，并难免授奸商操纵之机会”，“然事关农民经济，设法防护亦不容缓”，所以最好是由“国定税则委员会对于外国输入米麦面粉厘定一种税则，规定最高额与最低额”，“随时酌量情形，伸缩处分”[71]。但是随着夏季水灾到来，行政院各部的联席会议讨论，“佥以为本年入夏以来，大宗产米地之长江一代，均遭水患，秋收完全绝望，为调剂米食起见，对政府禁止外米输入一案，暂请延期实行”[72]，关于粮食进口税的调整，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没有进口税的限制，国际市场的粮价又不断下跌，进口粮食价格比国内市场低了很多，大量涌入的国外“过剩”粮食最终导致了1932年的“丰收成灾”。1932年10月，财政部长宋子文“鉴于洋米倾销，米价惨落”，“召集产米各省市政府暨内实两部代表开调节民食会议”[73]，会议“决定国内米粮价格如跌至所规定之某价格时，则对于外米有累进之进口税”[74]。对于这个决定，民间表示支持，认为政府“一方可以保护国内农作物，期农业于复兴；一方亦可得一宗正当之常年收入”[75]。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缓解，为了借款过度，竟然不顾粮食价格已经惨跌，又要向美国续借小麦，引来一片反对之声，江苏农业协会甚至认为这“不啻置全国农民于死地”[76]，要求政府停止借款。有人就建议“筹款可以从加米粮进口税上着想”，如果担心征收关税来的太慢，“远水不救近火，财政当局难免等不及”，还可以“以此项关税作为抵押”向金融界借款[68]。但是由于广东方面每年进口洋米数量巨大，他们“反对洋米征税”，宋子文只好宣称“洋米征收进口税并无其事”[77]。直到次年10月，为了平复人们对于1933年棉麦借款的不满，他才又改口说：“中央决定将于明年起开始征收洋米税。”[78]由此可以想见，就算1931年没有水灾，进口税也不一定就不会受到反对。
后来有人指出：“前粤人之反对洋米税，主因在于国米之流通不自由。例如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以前均有禁米出口之令。”[79]当时中央也承认米量跌价“以各省禁止米谷出境，不能自由流通，及洋米进口激增两事关系最为重大”[73]。而各省政府的禁米，一部分是为了调节当地民食，更多则是为了以此征收米捐，增加省财政收入。比如1932年3月，安徽省政府“在大胜关二里半地方，设局征收米捐”，导致运往南京市的粮食涨价，军政部请该省主席陈调元“对于运京之米免予征捐”，他却对以“皖省水灾之后，恐感米荒”，“设局禁运，实为调节民食”，只答应“对于运京之米，减半征捐”[80]。但是据运京米商呈报“该局并不遵照减半，至扣留米船二十四艘”，“共载糙熟米五千余石”，市府只好请求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前往大胜关，保护各米船启运，并转饬各米船按照陈主席允准之案，减半纳捐”[81]。即便如此，陈调元还是不肯放米过关，他觉得“大胜关经过之船，即入苏境，是否运京，无从得悉，若均减半征收，又无截止日期及数目，长此迁延，则影响税收”[82]，要求京市填发护照，注明数目，方可减半征捐。在8月份各地丰收，米价大跌时，湖南省“弛禁放米，不征收米捐”，但还要“收护照费，计每米一石，缴费一元，谷减半”[65]。由此可见，所谓“填发护照”也是要收费的，等于也是一种变相的捐税。首都的食米要想减免捐税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有人指出，“长沙、芜湖、九江三埠为粮食出口之中心地，居长江流域之中部，而粮食入口之中心地则至珠江流域，自产地至销场，有关税有厘金，局卡如林，附捐重重，至捐税之高，超过物价一二倍以上”，而洋米麦等由于关税较轻，“平均每石输入价值反较国内平均输出价值为低”[83]。因此洋米洋面在某些市场上形成了对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如果任其进口，一旦遇到国内丰收，就会诱发粮价大跌。
1930年10月，东南亚主要的产米国暹罗的米价就已经“跌落颇剧”，一方面是由于上一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成为空前之最新纪录”，而当年又是一个“近颇罕见”的丰收年，“种植面积十分之九以上，皆有良好或稍良之成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部分米商“曾预想1930年度之稻作不良”，“故囤积不少。现已新米上市，不得不渐次脱售”[84]，加剧了米价的下跌。这与国内1932年粮食跌价极其相似，应该成为1931年水灾后政府制定粮政的借鉴。内政部在水灾后“为谋明了世界农产数量”，曾经请“驻外使领馆向各驻在国就近调查报告，俾我国于适遇灾荒仰给外国粮食时有所依据”[85]，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国外的粮食过剩不知情。上海市粮食委员会在救济民食时亦曾指出，“定米现非其时，宜秋收尽登之后，观察国外米市，相机进行。可由本会推定数人，专司调查洋米产销行市情形”[7]，然而大批洋米还是很快涌入了国内市场，此项计划显然未能实施。
水灾过后，灾区损失惨重，“人民流离失所，财产完全毁灭，在兹农业不振之际，人民已多失业”，所以“其购买力必将锐减”[6]。1932年10月，江苏省的当铺都出现了“当多赎少，应付为难”[86]的现象，表明人民贫困的程度已经很深，而当时进口的粮食大多为较贵的米麦面等，便宜的杂粮却鲜有买入，“一般人民之购买力低减，结果必然无力购买外粮”[18]，导致粮食消费不旺，市面上常常出现“到货不多，去化亦呆”[41]的情况，更增加了粮价上涨的难度。而中央政府不仅没有想办法提高人民消费粮食的能力，反而认为“丰稔之年，食粮犹虑不足”，灾荒之后“消耗愈多，食粮愈感不足，民食愈难为继”，“为节省粮食消耗起见”，“通令全国一律停止酿酒”[87]，粮食消费变得更为困难。笔者由此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是不知道粮价会跌，而是本来就无意于让粮价回升。 当时中央对国家的整合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中国年来民食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虽然极其复杂，而最大的原素，便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未入轨道”[88]。在粮食进口税的方面，中央虽然明明知道要“厉行关税政策，藉以解除农民经济之穷困”，但是却因为粤方的反对不能实施；在流通的方面，“我们只要看到山东韩刘的火并，四川二刘的交锋，南京政府只能打打电报，派派调人，然而调和尽管调和，火并还是火并；就可知道在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南京政府实在没有方法能够使‘各省米粮流通’的”[89]。而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粮食价格不断飞涨，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活，“上海的米价之高是三十年来所未有的，一九二六年（笔者注：应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时，仅涨至十八元，可是现在已超过了二十元了，上海有百万以上的工人与平民，如何吃饭，真是比一切问题都重要”[90]，1931年水灾以后，刚好遇到国外粮食过剩，中央政府正好依靠大量便宜的进口粮食压低国内的粮价，所以海关“禁止粮食出口”，可能也是借此打击那些那些倒卖粮食的资本家，缓解人民的生活压力。但是这种办法对于农村经济伤害太大，农民作为粮食的直接生产者损失更惨重，连带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到了冲击。1932年11月，民间听闻“政府忽有续借美麦之举”，一方面是感慨“政府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另一方面也觉得“农村经济之破产益增其程度，诚非国家与民族之福也”[91]。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一方面必须要有合理的调控政策，另一方面还是必须依靠中央政权的整合，以及政策执行力的保障。
【作者简介】叶宁，男，1984年生，四川宜宾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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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南京市社会局已经在为当年的农业生产做准备，考虑到“每届夏令，各乡稻田，发生蝗虫，贻害稻麦”，“曾派员分赴各乡视察”，提醒农民“预防蝗灾”[3]。由于去年冬天防范措施做得好，当年蝗虫并不多，倒是降雨太多，让人始料未及。“入夏以来，霪雨绵绵，为数十年所未有”[4]，南京市区就有很多地方因为“地面低洼，沟渠不通”，“完全浸没水中”[4]，灾情十分严重。粮食的价格随着河水的水位开始上涨，因为在河水暴涨以后，“四乡运输，极感不便，来源既稀，故遂呈供不应求之势，而价格愈日渐陡涨也”[5]。另外，由于“今年水患，田禾全淹，几将颗粒无收”，人们担心“来年春季，食粮不足”[6]，更使粮食供应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上海市“高米价开至十九元五角”，历年的涨风均“无今次之剧烈”，人们悲观的感叹“来日大难不知伊于胡底”，提醒市府“如不及早预防，一旦存粮缺乏，到源不继，危险殊甚”[7]。南京市“为首都所在”，自然更不敢大意，市府认为在水灾过后“平粜一事，尤为重要”，训令社会局“会同地方团体赶速筹划，以免粮荒”[7]。社会局随后提议组织粮食委员会“妥筹切实救济粮食办法，并评定米粮价格”[8]，得到了市府的批准[9]。
在中国遭受水灾，粮价飞涨之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粮食的价格普遍下跌。当时国内的媒体对这一情况也有很多报道，比如1931年5月，《工商半月刊》称美国“本年初积存之小麦，较去年约增三千二百五十万蒲式耳”，“联邦农务部在事实上已有渐入窘境之感，盖如何推销其积存之麦，而又不使市价受其压迫”[10]。随后又报道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小麦会议上，各国公开承认“小麦之跌价，实由于生产过剩”[11]。既然美国粮食过剩，水灾以后自然“有人主张以美麦为食粮之救济”，认为“苟能向美商借美麦，则于食粮问题可以解决大半”[6]。时任国府顾问的林百克也建议“面粉借款”，而美国“农部副部长屋格丁亦力主此项建议之实现”，“于右任等亦均赞同”[12]。当时也有人提出收购东北余粮赈灾，因为当时东北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丰富，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所剩余小麦业达数十万吨”[13]，向东北购买粮食，不仅可以救灾，还可以振兴东北农业。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比较详尽的论著①，笔者不再赘述。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这种建议并不意味反对政府向美国借麦，人们只是把东北余粮当作美麦的一种补充。有些学者认为民间就借贷美麦与政府“展开激烈争论”，“凸现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强大与自觉”[14]，而当时民间的表达却通常都比较温和，大都没有要争论的意思。比如上海市商会就觉得“政府虽有向美国赊购麦粉之议，惟分期运华，未免缓不济急”，所以他们呈请国府“明令以东北余粮悉数平价充赈，任听商贩自由转运，海道则免纳转口关税，陆路则大减铁路运费”[15]，很明显只是想让政府方便他们在此时做粮食生意，降低他们的进价和运费，并不是想反对借麦，至多说“可以减少向美国借贷小麦”[13]。政府方面对于商界的请求，也不是置之不理，铁道部“当各路报告水势急涨之时，即注意调查各路沿线产粮之区”，现在“灾象已成，急赈而外，厥为平粮”，所以他们“拟具运输平粜粮米减价办法”[16]，只要符合规定的，“均减收运价百分之五十”[17]，为商人转运粮食提供了方便。对于美麦借贷，当时“不惟政府有此计划，民间亦有此项提议”[18]，赋闲在家的项骧因为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美国总统胡佛是同学，便“以私人名义，去电华盛顿，乞以剩余棉麦助赈”[19]。但是美国棉麦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资本家对于他们本国那些失业贫民都没有施以援手，怎么肯免费捐助给中国，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助赈”，反而提出很高的条件②，导致民间对美麦的价格不太满意。政府又何尝不希望美国卖得便宜一点，当初林百克建议国府借贷美麦时，说美麦“利息至多不过三厘”[12]，结果却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利息才“由四厘半减至四厘”[20]。而且“美麦价每担约合华币六七元，加运费反较本麦价高”[21]，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借贷的这批美麦拿回国内卖肯定要亏本。国民政府虽然明知要亏本却还是要借贷美麦，而不是选择购买其他粮食，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窘困的财政。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不断，军费开支很大，导致“中央近年财政，除一部分税收外，大部分悉赖债券周转”[22]。如果向别处购买粮食，虽然便宜，但是对财政而言却是出项，政府拿不出钱来。美麦虽然贵，却是以借贷的方式来引进，对财政来说反是一笔进项，对于缓解紧张局面大有好处。当时中央也考虑过发行内债，其“利率定为周年八厘”[23]，比起只要四厘息的美麦来说，贵了不少。所以政府虽然明知美麦要亏，但是相比其他筹款方式来说还是值得的。当时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美面粉借款动议于去冬今春间（笔者注：1930—1931年）”，但因其“于农业不利，故无形停顿”，“现值国内灾情奇重”，“弊害当较轻”[12]。由此可见，对于美麦借款，政府其实早已打算，只是在等待适合的时机，在如此严重的水灾时借款，反对之声当然较弱，9月3日，美麦借款很顺利地就在中政会通过[24]。 国府借贷的小麦总数达到45万吨，看上去数量非常巨大。有学者由此认为“如此巨额粮食在中国倾销，必然会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并断定这批美麦造成了1932年“新粮价格惨跌”[25]。然而当年水灾面积广大，受灾程度严重，这一部分粮食并不能抵消多少受灾损失，不足以成为1932年粮价惨跌的原因。据后来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当年的粮食产量与正常年份相比较，“稻损失额，约九十万万斤，折成净米约合六十万万斤，高粱小米折成粉约合十万万斤。折合美吨计，共约五百万吨”，而美麦45万吨“按八成折成净粉”[26]，才36万吨，只约损失额的7%左右。
10月13日，南京市市议会议决粮食委员会组织规则，并订于15日在市府会议厅开成立大会[27]。粮委会由市府各部门代表和市商会代表组成，主要的任务是“办理南京市粮食储备及调节事项”，但是它的“委员及职员均为无给职”[28]，表明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附设机构，没有什么实权。在第一次会议中，大会决议的方案是：“呈请行政院苏皖两省政府，饬属遵照政府禁止遏籴明令，不得封运，以裕来源。迅请市府转呈。”[29]当时各省为了稳定当地粮价，“惯常有禁米出口法令之颁行”，虽然国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遏籴，但各省“擅自禁米出口之陋政，仍未完全革除”，尤其是在1931年洪水期间，“湘皖赣诸省米禁反更加紧”[30]。
7月上旬，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此时人心，已为震动”，粮食市场“完全为天雨所带动”，“异常畅旺，逐步提高，势颇猛烈”[31]，粮食价格飞涨。这种情况引起了各地政府注意，江苏省府认为“本省私运米粮出境，迭经严禁有案，本年霉雨运绵，荒象已成”，“自应重申前令，以维民食”[32]，所以各公安队分别在水路交通要冲，查禁私运米粮出省。安徽省受灾更重，“皖南各县淹没良田有三四百万亩之多”，而“芜湖及皖南各县”，为其“产米之区，乃竟受此重创”，省府“为全省民食计，决即禁止米粮出口”[33]。后来“仍有奸商藉军米之名，偷运出口”，政府还设立“米粮出口查验所，严厉查禁”，一经查出，“即行充公，作为赈米”[34]。南京市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二，“一仰给于苏省之溧水、句容、高淳、溧阳、无锡、江宁诸邑，所谓内河是也；一是仰给于皖省之合肥、巢县、芜湖等处，所谓外江是也”[35]，而作为“内河”、“外江”的苏皖两省却都在实行严密的禁米，完全阻断了粮食的来源，南京粮食委员会建议取消遏籴也是迫不得已的。而早在8月，内政部“为调剂民食起见”，已经咨行各省“禁止遏籴，并请转饬所属，取缔奸商”[36]，显然各省当时就没有执行行政院“禁止遏籴”的政策，怎么可能现在又突然遵守呢？中央政府此时对各省的遏籴也不太在意，反是非常关注各地偷运粮食出口。10月底，行政院训令内政部“查私运粮食出口，本院迭经通令，查禁在案，今年水灾奇重，秋成失收，自应重申前令”[37]，内政部随后便向南京市政府转达了行政院的禁米令，要它“转饬所属，一体严行查禁，以维民食”[38]，实际上是对各省禁米表示赞同，使京市“禁止遏籴”的愿望化为泡影。
与这种紧张的禁米局面形成对比的是，10月的米价却已经开始下降了。南京市粮食管理所报告当地米价“指数为一二一·○○，与本年九月份一二八·○六相比，计低百分之七·○六”，而“其余麦面稻豆等指数，受米价低下之影响，价格亦趋低落”[39]。上海市的米粮价格则是在8月底开始滞涨，因为“天气转晴，各帮来源不断”，“大势涨而复跌，形式暂看稳定”。当时有人预测“嗣后新谷次第登场，尚天气晴正，或无过涨之可能”[40]。到了9月中旬，果然“天气转晴，人心看疲”，“市形异常沉闷”[41]。10月以后，米价更是狂跌不止，“新更（粳）价跌七八角”，其他粮食“跟跌四五角”，而且“各种大新等，出品日多”，“故预测今后米市，尚有步松之势”[42]。我们从表一可以看出，上海的米价在8月达到高点后，再未上涨，反而是步步下跌，与以往正常年景新米登市时的下跌情况非常相似。但是当年各省受灾后米粮减产巨大，都在互相遏籴，哪来那么多粮食供应市场呢？原来早在水灾初发时，商人就已经抢在政府借麦之前向国外订购了大批粮食。在水灾发生前，国内“新小麦业已上市”，但是因为“商人订购洋麦之故”，在粮食普遍歉收的时节，本地麦粮居然“不但价格低落，且有无可出售之痛”[43]，可见洋麦订购的数量之多。所以麦粉市场比米市还要更先出现波动，“一般人鉴于洋麦之能续订，未免前途极大之障碍，因之市气见挫”[44]。9月中旬，“政府赈灾之洋麦订定后”，麦市“仿佛其气已馁，不能抬价”，“兼之俄国麦之兜售”，其他“国外之过剩食粮竞向中国猛烈进行，所以大部分人心，均呈暗淡”[45]。不仅洋麦洋粉向我国输出巨大，洋米也是如此。9月中旬，洋米市况本来不佳，但是“因洋行方面兜售甚力，产地市价亦有松落之象”，“沪商略有订购”[46]。后来西贡米到货太多，“一部分货主甚愿贬价求脱”[47]，囤户“乃趁此机会，揿价收买”[48]。即便如此，洋米“仍乏起色”，“洋行方面因国外来电报小，纷纷向华商揽卖，日来已打出询价电报数起”[49]。政府向美国借贷的赈麦，“因解决合同中各项细节及运货合同等问题”，到10月下旬才开始起运，“又因航海遭遇大风，首批货物迟至11月15日始克抵沪”[50] （p.2），而表二却显示从8月到11月的四个月时间里，已有大量粮食从上海海关进口，而且是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判断这些粮食大部分是私人资本在水灾后自行购买的，与借贷美麦没有什么关系（美麦借款中也根本没有包括大米，而米的进口额却增长最快，也是一个证据）。这说明，灾后平抑粮价的并不是政府所借的赈麦，而是商人自行购买的洋米洋麦。
在洋米洋面大量涌入国内时，财政部却还认为“本年水灾，民食异常恐慌”，而“近来仍有奸商，偷运内地米粮出口，以资牟利”，所以它“训令全国各海关，一律厉行严禁，如查觉有私运米粮出口情事，除予以扣留外，并严重惩罚”[51]。在各省禁米，国内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各种粮食不能出口，就只能在各口岸堆积起来。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自日军在沪暴行以来，沪上商业全部停顿”[52]，粮食期货已无法交割，而在现货方面，由于“日机扰乱苏杭，北市米船即告停顿”，沪市米粮“全赖南市源源开到”。在这种情况下，“市上现存米粮，仍足敷两月之需”[53]，这还不包括闸北“临近战区之各米店”，因为“闸北战事剧烈”，它们“迁徙靡定，无从查报”[54]，在3月底查报时，发现这些米店存货也不少。 另外一方面，政府所购美麦到达上海之后，并不是按原定计划那样全部“直驶汉口”，而是“十一艘驶至南京浦口，一艘驶至镇江，一艘驶至南通州，又一艘在南京镇江分卸货物，其余则均在上海卸货”[50] （p.2）。而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要把这些粮食由以上口岸城市运至内地灾区，需要一大笔转运费，还要加上包装、搬运、储存等费用，价格更加高昂。后来救灾委员会统计，平均每吨麦的运费是“一元九角七分”，这还只是“由江海各轮运达沿江各粮站运费”，没有包括“由总粮站运至分粮站及由分粮站运至发放地点之费用”[50] （p.22）。所以在取得美国政府同意后，救灾委员会便“在上海及各总粮站”变卖了一部分粮食，其“所售出之麦粮，计共减去应需转运总额四分之一”[50] （p.23）。这些售出的粮食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但是却增加了各口岸的粮食存积，使当地粮价进一步下滑。
在水灾发生之后，实业部对受灾地区的粮食生产非常重视，担心农民“因秋收无望，恐多将耕牛廉价出售或屠宰”，便禁止“向灾区采购或私运耕牛出境”，并由“政府采办大批饲料”交给农民饲养，同时还咨请财政部“转饬海关严禁耕牛出口”[55]。当年秋冬之交，水势虽然渐渐退去，“而江河两岸农田的积水，大都还没有排除”，这些田地“当然不能种麦”，“但是农家在这时候，如不设法利用”，“那末又要延缓到明年夏季方能插秧”，等于造成“一季麦熟的荒欠”[56]。所以，实业部又部署灾民“速种其他短期作物”[57]，有所补救。后来救灾委员会从美麦中拨出一部分给各省的农赈处，让它们转贷“给灾农作为今冬种子”，江苏省将分配给他们的美麦“在沪按市价出售，改购本省最宜之麦种，运往灾区贷放”[58]。另外，也有专人教授灾农如何利用被水淹的田地以及如何保存麦种，为明春的麦收提供帮助。据后来的麦产调查显示，江苏省次年的麦产比起上一季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收。浙江、安徽等受灾省份虽然有所减收，但是损失也不大。时人认为“麦季收成虽较上年减少，但一般的农业状况，比较尚佳”[59]。而按照海关报告来看，从1932年年初到6月麦收结束之前，我国有大量的麦粮进口，与农业情况的好转极不相称。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此种现象，一方面是最后一批借贷的美麦是1932年5月16日才到到货[50] （p.2），增加了这几个月的麦面进口量。另一方面，政府所购买的美麦偏贵，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比如1931年的美国小麦每蒲式耳“平均收买价为九角二分”，“较世界平均价格高三角一分”[10]。而此时“过剩”的趋势更加严重，一些国家为了倾销本国麦面，竞相减价。“澳麦及加麦”都比美麦卖得便宜[59]，所以“政府既已借麦于前，人民更盲从购麦于后”[60]，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便宜麦面。这些进口麦面，加上国内收获的麦粮，极大冲击了国内粮食价格，从表五可以看出，4、5月以后，粮价从峰值上跌落，而以往这样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粮价上涨的季节。
除麦面外，米谷的进口也不在少数。由于当时亚洲主要的产米地区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影响，米价纷纷下跌。暹罗米在1930年“已有极惨之暴落”，次年却还是依旧继续跌落，而输出数量却在减少。与此同时，缅甸“尚有多量糙米，在各地待价而沽”，而安南“本年度之输出余力概算为一百四十万吨”[61]。日本的粮食以前一直不足自给，米价较高，但1931年其国内“农产物价格跌落甚剧”[62]，也急需向外输出“过剩”米粮。此时中国的米价却因为水灾的影响偏高，所以各国的低价米粮纷纷涌入中国米市，甚至有人发现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农业，将“前年备价收买而藏于仓库者”降价向上海倾销，“收买之时所付之米价，实为日金二十四元，而出售之价仅为八元”[63]。仅1932年上半年，从海关进口的粮食即达到“一万万三千余万两”（而1931年发生如此严重的水灾，全年的进口额才“一万万八千六百万”），其中“米谷七千三百万两，小麦三千六百万两，面粉二千五百万两”，米粮进口明显占多。从表六可以看出，洋米进口指数自3月份开始就大于100，表示其已经超过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虽然在4月以后指数有所下降，但是直到8月才回到100以下，而8、9月间，正是全国各地米谷丰收的时候。比如安徽省“一因雨水调匀，二因去年稻田休养，膏沃更富，米谷产量倍胜往年”[64]。而湖南省是当时“米谷出产最丰之区”，当年也是“雨时若，全省丰收”[65]。江苏省的米谷生产主要依靠江南各县，江北则“收获不多”，但“今年各地大半丰收”，产量“超过常额”[66]。这些丰收的米谷，加上巨额进口，极大地冲击了国内粮价，更由于各省在去年水灾后实行禁米，“颗粒未准出口”，余留下来的存粮更加剧了当地粮价下滑，湖南省滨湖各县“谷价每石仅二元三四”，长沙的“普通米仅售六元，为近三年来未有之廉价”[65]。而安徽省米价“一月之间，由十一元一担跌至六元半左右”[64]。由表五可以看出，上海的粮食批发价指数在9月出现大幅下跌，此后便一蹶不振了。10月，唐有壬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认为“眼前有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当前的粮食问题”，因为粮食“价格太贱了，农民的收入，便会大减，因之其购买力也必然随之而减”[67]，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农民消费五谷”，“是自己在每年收获的五谷内保留一部分，用其余出卖的”，“他们的生活情形要看剩余收获能够换得多少钱而后定”。丰收的粮食使他们的剩余收获“比往年多出百分之几十”，“但是现在的谷价再相见已经不及往年的一半”，“在城市内的米价比去年已经跌落到百分之五十以上”[68]，所以尽管当年丰收，农民的收入却实际上减少了，本来上一年的水灾就是他们损失惨重，现在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费孝通先生1935年考察开弦弓村的时候，米价已经有所回升了，但是他也还是说“目前中国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为了满足必需的生活条件，村民被迫向市场多出售他们的产品，这样就降低了农民的自给程度”[69]，由此可见，1932年粮食跌价对农民的生活影响是多么巨大。 1930年秋收后，各地也曾出现过“米价大跌”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洋米洋麦洋粉陆续订成，进口不已”，虽然这次跌价并不像1932年这次这么严重，但是进口粮食还是达到“国币二万万之巨”，使米价“比去年夏间跌至半数”。1931年初，上海市米粮同业公会主席范和“恳请市府转呈中央，设法禁止洋米麦面粉进口，或暂时加重进口税”[70]，以此救济农村经济。行政院觉得“禁止进口一节，诸多窒碍，并难免授奸商操纵之机会”，“然事关农民经济，设法防护亦不容缓”，所以最好是由“国定税则委员会对于外国输入米麦面粉厘定一种税则，规定最高额与最低额”，“随时酌量情形，伸缩处分”[71]。但是随着夏季水灾到来，行政院各部的联席会议讨论，“佥以为本年入夏以来，大宗产米地之长江一代，均遭水患，秋收完全绝望，为调剂米食起见，对政府禁止外米输入一案，暂请延期实行”[72]，关于粮食进口税的调整，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没有进口税的限制，国际市场的粮价又不断下跌，进口粮食价格比国内市场低了很多，大量涌入的国外“过剩”粮食最终导致了1932年的“丰收成灾”。1932年10月，财政部长宋子文“鉴于洋米倾销，米价惨落”，“召集产米各省市政府暨内实两部代表开调节民食会议”[73]，会议“决定国内米粮价格如跌至所规定之某价格时，则对于外米有累进之进口税”[74]。对于这个决定，民间表示支持，认为政府“一方可以保护国内农作物，期农业于复兴；一方亦可得一宗正当之常年收入”[75]。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缓解，为了借款过度，竟然不顾粮食价格已经惨跌，又要向美国续借小麦，引来一片反对之声，江苏农业协会甚至认为这“不啻置全国农民于死地”[76]，要求政府停止借款。有人就建议“筹款可以从加米粮进口税上着想”，如果担心征收关税来的太慢，“远水不救近火，财政当局难免等不及”，还可以“以此项关税作为抵押”向金融界借款[68]。但是由于广东方面每年进口洋米数量巨大，他们“反对洋米征税”，宋子文只好宣称“洋米征收进口税并无其事”[77]。直到次年10月，为了平复人们对于1933年棉麦借款的不满，他才又改口说：“中央决定将于明年起开始征收洋米税。”[78]由此可以想见，就算1931年没有水灾，进口税也不一定就不会受到反对。
后来有人指出：“前粤人之反对洋米税，主因在于国米之流通不自由。例如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以前均有禁米出口之令。”[79]当时中央也承认米量跌价“以各省禁止米谷出境，不能自由流通，及洋米进口激增两事关系最为重大”[73]。而各省政府的禁米，一部分是为了调节当地民食，更多则是为了以此征收米捐，增加省财政收入。比如1932年3月，安徽省政府“在大胜关二里半地方，设局征收米捐”，导致运往南京市的粮食涨价，军政部请该省主席陈调元“对于运京之米免予征捐”，他却对以“皖省水灾之后，恐感米荒”，“设局禁运，实为调节民食”，只答应“对于运京之米，减半征捐”[80]。但是据运京米商呈报“该局并不遵照减半，至扣留米船二十四艘”，“共载糙熟米五千余石”，市府只好请求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前往大胜关，保护各米船启运，并转饬各米船按照陈主席允准之案，减半纳捐”[81]。即便如此，陈调元还是不肯放米过关，他觉得“大胜关经过之船，即入苏境，是否运京，无从得悉，若均减半征收，又无截止日期及数目，长此迁延，则影响税收”[82]，要求京市填发护照，注明数目，方可减半征捐。在8月份各地丰收，米价大跌时，湖南省“弛禁放米，不征收米捐”，但还要“收护照费，计每米一石，缴费一元，谷减半”[65]。由此可见，所谓“填发护照”也是要收费的，等于也是一种变相的捐税。首都的食米要想减免捐税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有人指出，“长沙、芜湖、九江三埠为粮食出口之中心地，居长江流域之中部，而粮食入口之中心地则至珠江流域，自产地至销场，有关税有厘金，局卡如林，附捐重重，至捐税之高，超过物价一二倍以上”，而洋米麦等由于关税较轻，“平均每石输入价值反较国内平均输出价值为低”[83]。因此洋米洋面在某些市场上形成了对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如果任其进口，一旦遇到国内丰收，就会诱发粮价大跌。
1930年10月，东南亚主要的产米国暹罗的米价就已经“跌落颇剧”，一方面是由于上一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成为空前之最新纪录”，而当年又是一个“近颇罕见”的丰收年，“种植面积十分之九以上，皆有良好或稍良之成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部分米商“曾预想1930年度之稻作不良”，“故囤积不少。现已新米上市，不得不渐次脱售”[84]，加剧了米价的下跌。这与国内1932年粮食跌价极其相似，应该成为1931年水灾后政府制定粮政的借鉴。内政部在水灾后“为谋明了世界农产数量”，曾经请“驻外使领馆向各驻在国就近调查报告，俾我国于适遇灾荒仰给外国粮食时有所依据”[85]，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国外的粮食过剩不知情。上海市粮食委员会在救济民食时亦曾指出，“定米现非其时，宜秋收尽登之后，观察国外米市，相机进行。可由本会推定数人，专司调查洋米产销行市情形”[7]，然而大批洋米还是很快涌入了国内市场，此项计划显然未能实施。
水灾过后，灾区损失惨重，“人民流离失所，财产完全毁灭，在兹农业不振之际，人民已多失业”，所以“其购买力必将锐减”[6]。1932年10月，江苏省的当铺都出现了“当多赎少，应付为难”[86]的现象，表明人民贫困的程度已经很深，而当时进口的粮食大多为较贵的米麦面等，便宜的杂粮却鲜有买入，“一般人民之购买力低减，结果必然无力购买外粮”[18]，导致粮食消费不旺，市面上常常出现“到货不多，去化亦呆”[41]的情况，更增加了粮价上涨的难度。而中央政府不仅没有想办法提高人民消费粮食的能力，反而认为“丰稔之年，食粮犹虑不足”，灾荒之后“消耗愈多，食粮愈感不足，民食愈难为继”，“为节省粮食消耗起见”，“通令全国一律停止酿酒”[87]，粮食消费变得更为困难。笔者由此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是不知道粮价会跌，而是本来就无意于让粮价回升。 当时中央对国家的整合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中国年来民食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虽然极其复杂，而最大的原素，便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未入轨道”[88]。在粮食进口税的方面，中央虽然明明知道要“厉行关税政策，藉以解除农民经济之穷困”，但是却因为粤方的反对不能实施；在流通的方面，“我们只要看到山东韩刘的火并，四川二刘的交锋，南京政府只能打打电报，派派调人，然而调和尽管调和，火并还是火并；就可知道在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南京政府实在没有方法能够使‘各省米粮流通’的”[89]。而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粮食价格不断飞涨，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活，“上海的米价之高是三十年来所未有的，一九二六年（笔者注：应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时，仅涨至十八元，可是现在已超过了二十元了，上海有百万以上的工人与平民，如何吃饭，真是比一切问题都重要”[90]，1931年水灾以后，刚好遇到国外粮食过剩，中央政府正好依靠大量便宜的进口粮食压低国内的粮价，所以海关“禁止粮食出口”，可能也是借此打击那些那些倒卖粮食的资本家，缓解人民的生活压力。但是这种办法对于农村经济伤害太大，农民作为粮食的直接生产者损失更惨重，连带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到了冲击。1932年11月，民间听闻“政府忽有续借美麦之举”，一方面是感慨“政府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另一方面也觉得“农村经济之破产益增其程度，诚非国家与民族之福也”[91]。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一方面必须要有合理的调控政策，另一方面还是必须依靠中央政权的整合，以及政策执行力的保障。
【作者简介】叶宁，男，1984年生，四川宜宾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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