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根据李白烈士英雄事迹创作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全国。该片反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打入敌人内部，与敌人斗智斗勇，临危不惧，最终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感人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济南，也有一处让日特机关日夜搜寻的电台。通过这架电台不断向上级党委发送情报的，是隐藏于济南南部山区的济张泰情报工作站人员。
　　济张泰情报工作站是1944年4月正式建立的，当时叫膠津济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济南情报站），6月起改称济张泰情报工作站；总站设在济南地区，下设济南、张店、泰安三个分站，负责这三个“点”以及两条“线”（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的情报工作。
　　这个工作站的筹建，要从此前一年说起。1943年夏，为准确了解日伪军动向，粉碎敌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山东军区决定，开展大城市及交通沿线的情报工作。
　　当年7月，山东军区情报处派王均（原名牛瑞符，另化名邢守业）、曹芳廷（原名曹廷萼）、郭宜亭（原名吕墨之）、亓西钊四人到济南做建立情报站的准备工作，王均为负责人。途中，四人进行了分工——王均除负责统一领导外，与亓西钊分管济南，曹芳廷去泰安，郭宜亭去张店；先分头工作，然后到济南会合。
　　建立情报点、发展情报关系是王均等四人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在长清县委和县区武装的帮助下，他们首先在津浦线上建立了三个情报点。
　　一是以焦延荣为首的长清县纸坊情报点。焦延荣是王均等到济南后经长清县委介绍认识的第一位朋友。他虽非共产党员，但热心抗战，为人憨直诚实，与王均等交友后不久，即令其子焦士芳（化名徐青）跟随王均等人搞情报工作。徐青当时只有十五六岁，送信、带路、烧水、做饭什么都干，是个得力的小帮手。焦延荣带领王均等人去观察津浦线上的铁路、桥梁，还先后动员张勇、宋勤、刘庆林、徐振兴等近20名青年参加情报工作。这些青年有的在铁路当工人，有的在车站做职员，有的在市里拉洋车，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以魏守恩为首的孙家庄情报点。魏守恩是共产党员，曾任鲁西抗日游击队中队长，后因病回家做秘密工作，1943年秋被发展为情报工作人员。后来，他在养路工人中发展了七名情报员，在搜集日军情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张廷勋为首的党家庄情报点。张廷勋系回族，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激起强烈的民族义愤。后来，受到回民支队影响，张廷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43年秋被亓西钊发展为情报工作人员。在其影响下，党家庄先后有2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张廷勋的家成了情报站的秘密联络点，全家人为情报工作的开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经过半年努力，王均等四人的工作都有了一定进展。他们在山区农村交了不少朋友，有了立足之地和掩护、隐蔽场所；在日伪据点附近和津浦铁路沿线（张夏至济南段）发展了几个骨干和一批工作关系；对日、伪、警、宪、特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去泰安的曹芳廷和去张店的郭宜亭也都在当地站稳了脚，发展了一些关系。这些前期工作为情报站的建立打下了重要基础。
　　1944年1月，王均回到山东军区情报处，向处长邝任农汇报了济南的工作情况。邝任农听后，认为济南已具备建立情报机构的条件，当即决定派李惠民带一部电台，跟随王均一起到济南开展工作。
　　李惠民，原名 献庭，山西沁源人，1940年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山东。邝任农向他交代了任务，并提出姓的人极少，字也特殊，容易引起他人注意，故请他改一下姓名，要改得通俗一点。献庭考虑了一番，认为“李”是个大姓，就将姓改作“李”；他知道黄河以北有个惠民县，即将“献庭”改为“惠民”。李惠民换上便衣，携带电台，随王均来到济南。
　　当时，济张泰情报站设在济南市泰历县（泰历县是1943年春至1945年10月鲁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县）。1944年2月，李惠民来到泰历县仲宫区附近，在高而的单家村安设电台，济张泰情报站由此有了自己“永不消逝的电波”。
　　济南南部山区日军据点林立，敌情严重。王均的公开身份是做小生意的，身着长袍、长衫；李惠民因是山西口音，单独活动怕引起怀疑，故出去时打扮成王均的小伙计，身穿破棉衣、棉裤，头戴一顶破毡帽，背着钱褡子，跟在后面。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仲宫以东、柳埠以北、西营以西一带进行隐蔽活动，晚上住在群众家里。
　　凌晨一点左右，李惠民在离住户较远的场园、废弃的牲口棚、放柴草的小屋子、农具室等偏僻地方悄悄架起天线，他本人大多就住在这些地方。王均则帮着架线，并负责警戒。当时，专职报务员只有李惠民一人，译电员由王均兼任；如王均不在，则由亓西钊兼任。凌晨一点至三点，电台向军区发报，内容多是军事方面的，例如敌人的调动情况，包括铁路线上的军车何日何时到何处，什么军种，多少人等。工作结束后，李惠民马上把天线拆下来，将机器藏好，并赶在拂晓前把场地收拾干净，恢复原貌，让其他人无法发觉。
　　三四个月后，日军便已发现济南近郊有电台发报的信号。李惠民等人也知道，电台本身是保不住密的，只要发报时间稍长，敌人就会发觉，并知道电台大概的方向。当时，敌人经常偷袭、“扫荡”、搜索情报站驻地，并派人暗中查访。
　　1944年冬，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侵略者策划新的“蚕食”阴谋，对山东实行所谓“重点主义”军事行动，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策动反动会道门暴乱，企图摧残抗日力量。12月23日夜，以受过日特训练的龙门乡伪乡长周恩杨为首，在仲宫敌特王辅正的支持下，数十个村的会道门分子趁征收公粮和商业税之机煽动暴乱，捕去副区长李勤、税务所所长孙公甫，以及燕一鸣等18人。除孙公甫外，其余17人全部被绑至柳埠东河滩用刀砍死；孙公甫则被押到仲宫据点审讯，他始终坚贞不屈，后被押到仲宫南大八洼杀害。
　　1945年元旦刚过，日伪军到济张泰情报站活动的地区“扫荡”，黎明时分包围了核桃园、出泉沟，扬言“搜剿”八路军电台。由于上级得到消息并及时通报给了情报站，电台得以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在严峻的形势下，李惠民、宋勤等背着设备跟随王均到处跑，但很难找到安全地点架设电台。为保证电台正常工作，把情报及时传递出去，他们与泰历县委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将电台转移到泰山北麓泰安、历城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峪沟里。这里山高沟深、草木丛生、人迹罕至，是个连放羊人都不去的地方。靠近山崖处有一个用秫秸搭起的窝棚，以前是鲁中情报组安装电台用的。为了缩小目标，电台工作人员缩减为四人，台长李惠民不到20岁，工作人员宋勤十七八岁，魏佃三只有十六七岁，此外还有交通员徐文友。
　　在山上，李惠民等人白天要防日寇和汉奸，晚上还得防野兽。山上野狼很多，他们住的窝棚上面盖的是茅草，四周是用秫秸扎的，连兔子都挡不住。有时，魏佃三送电报没回来，其他同志又外出，留下李惠民一个人在窝棚里，他就爬到一块又高又大的石头上，不时将提前搬上去的石块往山沟里丢，石头在山沟里翻滚撞击，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吓走野狼。
　　冬天，窝棚里四面透风、寒风刺骨。夏季，遇上下雨，环境就更艰苦了。棚外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还滴水。夜间不能睡觉，就顶着雨布坐着，或顶着雨布收发电报。最艰难的是连阴天，机器和电池很容易受潮，得想尽办法加以保护。
　　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始终极为重视保密工作，电台建成后更是如此。王均对电台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抓得很紧，业余时间安排他们学习，外出时给他们讲革命道理，特别是讲保密的重要性，要求工作人员不该说的不说，不应问的不问。这样，不仅当地群众不知道有电台，即使是机关同志，除电台工作人员以外，对此也不知情。例如，宋勤是个忠实可靠的小青年，每当跟随王均、李惠民转移时，都由他背着发报机。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只知道自己背着个沉甸甸、黑乎乎的家伙，不知道是啥东西。后来，王均告诉他实情，他才恍然大悟。
　　情报人员的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是地瓜面煎饼、盐煮黄豆或大锅青菜汤。但大家始终斗志昂扬，夜以继日地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李惠民半夜里工作，收发的电报由魏佃三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李惠民、宋勤、魏佃三三人在窝棚里的安全和日常生活，主要由在山下租种庙里几亩山地的徐文友负责。一旦发现敌情，徐文友即上山报告。他还不分白天黑夜地把粮食、蔬菜、油、盐和锅、碗、刀、勺等送上山来。
　　有一次，徐文友打了一只野鸡，自己舍不得吃，帶到山上，等王均上山时大家一起共享。王均上山看望大家时，也不忘带上点猪肉，以示慰劳。李惠民、宋勤、魏佃三三人偶尔包顿饺子，也总要留一碗，等徐文友上山时吃。
　　就这样，李惠民等四人在这个小窝棚里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然后才离开山沟。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为加强党委对情报工作的领导，华东局决定将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划归中共济南市委领导，并正式列入市委组织序列，称为中共济南市委情报科（1948年春改为情报部），情报业务仍接受华东军区情报处领导。
　　从1943年7月济张泰情报站筹建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王均、亓西钊、李惠民等情报工作人员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上历经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侦察和通信联络等任务，为保卫我党政机关和解放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