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明先生在《禹让耶禹襄乎》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有两点涉及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的《中国武术史》。其一，徐哲东在《苌氏武技书/序》中说：“或曰苌氏初学于禹让，后遇阎圣道技益精。”《中国武术史》则为苌氏“初学于禹襄”。其二，《中国武术史》说，苌氏“还曾到温县陈家沟等地访师求艺”。王孝明先生进而质疑：“不知何来禹让、禹襄?”又问“禹让者，不知何许人也?禹襄者，武禹襄乎?”苌氏“去陈家沟向谁学艺呢?”
　　王孝明先生质疑的问题，出自《中国武术史》第323、324页《第六节 清代武术名著择要/苌氏武技书》。此文属《中国武术史》的《第八章 清代武术》中的一节。该书《前言》注明“此章为康戈武执笔。”因此，谨撰此文作答，就教于有关学者和同道。
　　关于拙作中苌乃周“还曾到温县陈家沟等地访师求艺”一语，我的立论依据有下述六点：
　　其一，苌乃周(1724～1783)在《苌氏武技书/卷五/二十四拳谱序》说：“余成童苦嗜武，读书之暇，他务不遑，专以舞蹈为乐，虽先兄屡训，私受终难自割。徒以传授无门，东支西吾，劳而罔功，深愧无成。后十年，遇河南府洛阳县阎圣道，指点一二，颇觉进益。又十年，得字拳四十法。……”
　　其二，苌乃周在《苌氏武技书卷三/拳法渊源序》中说：“余自从师四十余年，屡屡时验，微开茅塞。”
　　其三，徐震(哲东)在《苌氏武技书/序》中说：“或曰苌氏初学于禹让，后遇阎圣道技益精。周流四方，闻见既广，学乃大成。……其论打法云，彼不动我不动，彼欲动我先动。其论出手云，内固精神，外示安逸。此太极拳家之要义，而苌氏亦得之。又足见其采摭之精也。”
　　其四，徐震(哲东)《太极拳考信录》云：“考陈氏家乘中，载陈继夏正绘古圣寺佛像，有人自后按之，继夏闪而仆之，问其姓名，乃河南苌三宅也，是苌曾至陈家沟之证”。“据陈氏家乘，谓继夏乾隆末人”。(详见《太极拳考信录/卷中》第7、8页)。
　　其五，曾历任河南省国术馆馆长的陈峻峰证实“三宅为乃周小名也。”(中华武术出版社印行《苌氏武技书/本书提要》)。
　　其六，封面题“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新正颖川氏宗谱”的《陈氏家谱》第21页“十二世继夏旁注：拳手可师。”(参见顾留馨《太极拳术/〈陈氏家谱〉中陈氏拳手史料》)。
　　从上述史料和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苌乃周成童嗜武，寻师学艺，追求武功真谛的状况。同时还能看到他从师后40多年间，周游四方，以武会友，验证武技和广泛采摭的情境。而且，其中还有着汜水人苌乃周(苌三宅)去过与其居邑仅隔一河的温县陈家沟，并与《陈氏家谱》中尊为“拳手可师”的陈继夏有交往的文证。鉴此，笔者认为，苌氏“还曾到温县陈家沟等地访师求艺”。
　　关于《中国武术史》中苌氏“初学于禹襄”一语，谈点“不知何来禹让、禹襄?”的问题。
　　翻开已于1997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术史/第八章 清代武术/第六节 清代武术名著择要》中，确实写有“苌乃周……初学于禹襄”。看着这句话，笔者感到疑惑。我及时查阅原稿，其中没有“苌乃周……初学于禹襄”一语。又查阅了我于1994年在台湾武术专门杂志《力与美》第56、57期上连载发表的《清代武术史纲/清代武术名著题解/苌氏武技书》，其中同样没有“苌乃周……初学于禹襄”这样的话。查阅笔者此前编著的《中国武术实用大全/二十四拳(苌家拳)》、《中国武术大辞典/苌乃周、苌家拳、苌氏武技书》等文，亦无“苌乃周……初学于禹襄”这句话。
　　我作为《中国武术史/清代武术》“执笔人”，交稿后，没有参与书稿的统稿、统审、修改、补充、敲定等工作(详见《中国武术史/前言》)。因此，不清楚“苌乃周……初学于禹襄”一语，是如何加进去的。其他就更谈不上了。
　　行文至此，本可停笔了。然而，言未尽，意犹存。谨附言两句，谈谈我对“禹让耶禹襄乎”的态度。首先，徐哲东在《苌氏武技书/序》中写有：“或曰苌氏初学于禹让”。据笔者目前见到的文献，禹让，姓禹名让。禹襄，姓武名河清，字禹襄。因此，禹让和禹襄不是一个人。其次，《中国武术史》如能再版的话，希望能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以便作者对自己的著作负责，对学术负责，对后人负责。若此书因故不能再版，希望对拙文《中国武术史/清代武术、民国时期武术》有兴趣的同仁，参阅笔者连载于《力与美》杂志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间第56、57、58、59期的《清代武术史纲》和《民国武术史纲》，以便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深入探索，促进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