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恢复高考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叫上海财经学院）第一届即1978级的本科生。当时财经院校刚刚从文革的毁灭中重建起来，学生多是从乡村工矿中来，放下教鞭已久的教师也是从各行各业陆续回归，我记得有一位老教授返校前正在一所小学教英语。最要命的是，教材一时青黄不接，只能用白皮的油印讲义临时凑和。我学的是金融专业，金融专业中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货币银行学。当时的授课老师王学青先生告诉我们新的教材正在印刷，暂时先用文革前的教材。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感到欣喜，因为这可能是当时唯一一本比较正规的教材，正式出版、装帧漂亮、蓝皮封面。当时我们都把它称作“蓝皮书”，反映出它在金融专业中的经典性和基础性的地位以及其他白皮油印讲义所不具备的正规性。这本教材的全名叫《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作者是周作仁、杨承祚、黄达和林与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黄达老师的名字。因为当时的油印教材一般不署名，这本蓝皮书的作者署名格外令人印象深刻。随着后来接触专业文献多起来，我发现四位作者中的前两位已不太活跃，黄林两位曝光率较高，而黄达老师尤其突出，不断有新的专业论著发表。我才明白黄达老师当时已是金融学界不算最资深但却冲在最前沿的顶尖人物。蓝皮书对于这一代金融学子应该是记忆深刻的。我们学到了十捆羊毛换一张牛皮的等价原理，我们学到了格雷欣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我们知道了股票交易所是所谓虚拟资本，我们也知道了通货膨胀对收入再分配产生影响，我们在至少两到三个章节中被告知资本主义国家会不断暴发货币信用危机，甚至面临着一场总的危机。后来与黄达老师认识以后，才知道蓝皮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教材改编而成，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教学框架。改革开放之后，使用这本教材实在是饥不择食，聊补无米之炊。蓝皮书是我的第一本金融启蒙教材，从这意义上说，黄达老师正是我进入金融学殿堂的领路人。
　　1982年夏我留在上海财大，开始攻读货币银行学硕士学位。这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有关财政金融的中外文献。在众多书籍中，《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对我影响至深。这本书的作者是黄达、陈共、侯梦蟾、周升业和韩英杰。这本书完全摆脱了苏联框架，立足于中国现实，尤其在改革大潮正欲兴起，理论如何应对现实的历史转折时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金融分析体系，对变革之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真知灼见。该书分上下两册，我记得当时读完上册，就着急去书店看下册是否有卖。我相信黄达老师因这本书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金融学界的领军地位。对于我们这代学子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让我们从国外文献中走出来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并领悟到探讨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广阔空间。我在这套上下两册的书页中留下了无数的条条杠杠，写下了无数的蝇头笔记。
　　大概在1984年年底，我的研究生学习接近尾声，学校让我留校任教。正此兹时，我读到黄达老师新出版的巨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部著作把《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将财政金融两大部门综合考虑的思路进一步进行宏观性的理论表述，既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又框架清晰、条分缕析，有时娓娓道来，有时层层递进，我简直惊呼，如此地逻辑严密、结构完整、无懈可击、鞭辟入里，除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有这种感觉，其他书籍很少给我这种震憾。我当时真的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听说黄达老师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我暗下决心，我为什么不去寻找这位导师呢？
　　在我的硕士生导师龚浩成老师的介绍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找到了黄达老师。当时黄老师住在人大林园一栋安静的教师楼里，他在紧凑的书房里接见了我。我说明了来意之后，黄老师似乎已经了解了我的所有情况，然后不无惋惜的告诉我，他早几年就可以带博士生了，之所以没招，是因为他想等待恢复高考后正式本科毕业然后又上完研究生的那批人出来时再招，恰好时间是1985年。但是，在我来之前，西南财大（当时叫川财）曾康霖老师已经推荐两位研究生，前不久天津财院也有一位研究生要来，他今年招不了这么多。他接着说，你的特点是比较洋气，研究生期间主要是学习美国金融，他也知道我的另一位硕士生导师王宏儒先生是留美归国的。根据我的特点，他建议我考虑报考人大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王传纶教授，他说王老师学贯中西，财金皆通。而且，如果你们几位考试后被录取，我们的安排是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组，他本人和王老师同时都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彼此不分厚薄内外。我当时虽然相对于拜访时的初衷有点失落，但一次忐忑不安的求教很快就转变为推心置腹的点拨，我为此又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有机会同时获得两位学界大师的指导。事实上，在随后入读人大博士的三年生涯当中，确实正如黄达老师先前告知的，我和邓乐平、周慕冰、王松奇作为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四个博士生都在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的悉心呵呼下成长起来并顺利完成学业。在离校之后的20多年里，也始终保持了这种紧密的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