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代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语言变革追求言文合一、追求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权利，这与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则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关键词：语言；文学；变革；渗透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4－0246－03
一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汇聚到了语言上，另一方面也汇聚到了文学上。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所以，近代的文学观念与语言观念之间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从价值论的层面看，表现在把文学与社会变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赋予文学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从文体的层面看，表现在把通俗小说放在了文学的核心位置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以诗文为中心的文学观；从读者定位的层面看，表现在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
在谈到近代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时，学术界多把它与清代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强调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间有一种内在的承继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误解的成分。实际上，清代学风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移，只能导致文学的日渐边缘化，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真正复兴。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最有用的不可能是文学。在诸多经世的学术事业中，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且是不甚重要的一个成分。而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起而号召“三界革命”的梁启超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其整个社会变革事业中，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不甚重要的辅助性手段，而是其社会变革事业的核心。既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那么，新小说也就是与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为内容的“新民”事业合二而一的事业。在这里，新文学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梁启超的文学观，与后来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的思想、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乃至毛泽东以文学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在这种思路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文学在这里又超越了一般工具的“术”与“器”的层面，被提升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的本体论的价值。在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化过程中，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它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开始走出以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的时代，在文学观念中引入了近代的民主因素。而且，当梁启超以表现了普通的人性去解释通俗小说的魅力时，也蕴含着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
在文学观念悄然变化、新的文学观念试图颠覆传统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传统的语言观念也在发生着变革。变化了的语言观念同样试图颠覆传统的语言秩序。在更深的层次上，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语言观念是同质的。
在晚清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训诂”活动展开的。在这种研究中，以文言写成的古代典籍是绝对的核心。语言的现实应用问题，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语言状态及语言使用权问题，很少进入语言政策制订者与语言学家的视野。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试图把语言问题及语言学研究工作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推进事业当中。在他们那里，语言的主要功能，就从文化传承转移到了“新民”及沟通社会不同群体上面。
从“新民”与社会沟通的角度看，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无用的。因此，统治清代几百年的以训诂学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术，在晚清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当主要从新民、从人际交流沟通的角度来思考语言功能的时候，怎样消除交流的障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在近代学者那里，废白话、倡文言的实质，就是要借助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打破中西文化转换之间、社会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语言障碍，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历史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不再被主张语言变革的人放在核心位置上，而且由于许多人把传统文化看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一个包袱。因此，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实际上是他们追求的语言变革的效果之一。在语言变革过程中“完全放弃汉语与汉字、改用世界语”这样极端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在中国，除了文言的使用造成的知识分子语言与普通民众语言的分隔之外，由于地区广阔、交通不便造成的语音差异是语言交流中的另外一个巨大障碍。这促成了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运动”。“国语统一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中国20世纪前期语言变革运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同时又相辅相成。以言文合一为旨归的白话文运动，如果离开了统一的“国语”的支持，就会变成一种无法落实的空洞的口号。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口语与口语之间由于方音的原因，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废文言的结果可能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缩小了，而由方音造成的语言交际障碍却变大了。国语统一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明清时期某种有广泛影响的官话语音为基础，审定字音，确立一套标准的国语读音。在这种动机作用下，一些语言学家开展了大量的汉语语音研究与方音调查工作。显然，这种工作与之前服务于训诂学的语音研究与方音研究有本质的区别。
近代语言变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注音字母的推广普及工作，则与“教育救国”这一理念有关。近代的学者在接触到西方的语言之后，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教育普及程度不理想，与汉字的难学难认有关。在一般老百姓没有更宽余的时间读书识字的情况下，注音字母的普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经。吴稚晖就把普及初等教育当成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而由于“昔时读书二三年者，恒不能求解，读书四五年者，恒不能下笔”，注音字母就被他称为“火烧眉毛时应急”的法子。他说，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
总的来讲，晚清到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从废文言倡白话的主张、统一国语读音的主张、推行注音字母的主张，直至废除汉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主张，都是把现代性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最直接依据的。因此，断言白话是“维新之本”也好，主张“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也好，实际上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使用的是完全同一的逻辑。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强 调白话的言文合一特性、强调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方便等问题时，传统语言观中文言相对于白话的中心位置、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中心位置受到了变动，普通民众使用语言的权利受到了关注。这种变化，与在传统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
二
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实际上是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最终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由于梁启超等人在世纪之交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文学承载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在形式上通俗易懂。梁启超之所以说“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看中的正是这种文体在民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具体内容评价是相当低的，甚至认为旧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他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吸收旧体小说贴近人性及语言形式通俗易懂的特点，而将其中帝王将相、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的内容转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当梁启超断言“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时，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绝对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为载体的文人笔记小说，而是像《水浒传》那样的白话通俗小说。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强调，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诗文相对于小说的优越地位，而且也颠覆了文言之于白话的优越地位。清末“小说革命”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白话小说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晚清的“诗界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也与其虽略涉语言变革，但仍不肯放弃文言有关。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诗界革命”都没有从形式上与旧的文人诗歌真正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与20世纪初年小说界的红火热闹相比，原来一直处于文学核心地位的诗歌却显得有些寂寥，其成就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小说。这种状况与清末“诗界革命”的不成功直接相关。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倡导白话诗歌之时才开始的。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还有近代翻译文学。林纾试图以标准的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以求小说语言的“古雅”。其结果是不得不把西方小说的情感、思想甚至故事情节都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造成极大的“误读”。另外，林译小说中常常将原著中大段文字简化为一两句极简略的概述。究其原因，与文言小说的表达习惯直接相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文言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与严肃的公文及文人言志文章十分相宜、而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转译西方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近代小说。有人断言，林纾的小说翻译与现代小说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它根本就不属于近现代文学范畴。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文学的现代转型，离开语言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开始的语言变革，也只有借助于文学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以“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为行动纲领的“国语运动”也是从清末就开始的。这一运动除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外，还包括对汉语拼音化的探索。然而，不仅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成为现实的，而且就连统一国语读音的努力，在新文学建立之前也收效甚微。早在1892年，卢戆章就撰写了《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汉字拼音方案；之后，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编了《增订合声简字谱》。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案。然而这些探讨大都局限在学者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汉语的使用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以行政手段推行国语教育，同样进展缓慢。只有到“新文化运动”展开后，在“国语的文学”渐成气候的情况下，“国语运动”才得以迅速推进。
在传统文人的写作中，文学(诗与美文)的写作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正经”的事业(经术、政事、文章)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文学语言的变革，近代的语言变革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会是相当肤浅的。而只有表面变革的语言变革，不可能是成功的语言变革。
在梁启超等人的语汇里，有“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之说。许多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写时文小说时，使用的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报章文体；而文集文章，则使用的是与传统文人的诗文创作没有实质区别的文言。就诗歌而言，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晚清以用俗语入诗、学习民歌语言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语言变革，其实是以前中国古典诗歌反复实践过的路径，并不具有太大的现代意义。因此，从整体上讲，晚清的语言变革只涉及到文人文章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文学而言，只是传统文学中的边缘部分。这正是晚清的语言变革不彻底的地方，也是其最终没有完成语言的现代转型的原因所在。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当语言革命涉及到传统文学当中的“传世之文”特别是涉及到文人的诗歌创作时，才算是触及到了中国语言传统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当汉语文学特别是诗歌彻底摆脱文言文系统而使用新的白话语言时，古代汉语的整体结构连同它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传统才轰然倒塌。
责任编辑：行 健
关键词：语言；文学；变革；渗透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4－0246－03
一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汇聚到了语言上，另一方面也汇聚到了文学上。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所以，近代的文学观念与语言观念之间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从价值论的层面看，表现在把文学与社会变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赋予文学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从文体的层面看，表现在把通俗小说放在了文学的核心位置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以诗文为中心的文学观；从读者定位的层面看，表现在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
在谈到近代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时，学术界多把它与清代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强调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间有一种内在的承继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误解的成分。实际上，清代学风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移，只能导致文学的日渐边缘化，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真正复兴。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最有用的不可能是文学。在诸多经世的学术事业中，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且是不甚重要的一个成分。而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起而号召“三界革命”的梁启超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其整个社会变革事业中，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不甚重要的辅助性手段，而是其社会变革事业的核心。既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那么，新小说也就是与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为内容的“新民”事业合二而一的事业。在这里，新文学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梁启超的文学观，与后来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的思想、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乃至毛泽东以文学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在这种思路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文学在这里又超越了一般工具的“术”与“器”的层面，被提升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的本体论的价值。在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化过程中，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它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开始走出以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的时代，在文学观念中引入了近代的民主因素。而且，当梁启超以表现了普通的人性去解释通俗小说的魅力时，也蕴含着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
在文学观念悄然变化、新的文学观念试图颠覆传统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传统的语言观念也在发生着变革。变化了的语言观念同样试图颠覆传统的语言秩序。在更深的层次上，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语言观念是同质的。
在晚清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训诂”活动展开的。在这种研究中，以文言写成的古代典籍是绝对的核心。语言的现实应用问题，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语言状态及语言使用权问题，很少进入语言政策制订者与语言学家的视野。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试图把语言问题及语言学研究工作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推进事业当中。在他们那里，语言的主要功能，就从文化传承转移到了“新民”及沟通社会不同群体上面。
从“新民”与社会沟通的角度看，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无用的。因此，统治清代几百年的以训诂学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术，在晚清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当主要从新民、从人际交流沟通的角度来思考语言功能的时候，怎样消除交流的障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在近代学者那里，废白话、倡文言的实质，就是要借助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打破中西文化转换之间、社会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语言障碍，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历史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不再被主张语言变革的人放在核心位置上，而且由于许多人把传统文化看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一个包袱。因此，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实际上是他们追求的语言变革的效果之一。在语言变革过程中“完全放弃汉语与汉字、改用世界语”这样极端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在中国，除了文言的使用造成的知识分子语言与普通民众语言的分隔之外，由于地区广阔、交通不便造成的语音差异是语言交流中的另外一个巨大障碍。这促成了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运动”。“国语统一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中国20世纪前期语言变革运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同时又相辅相成。以言文合一为旨归的白话文运动，如果离开了统一的“国语”的支持，就会变成一种无法落实的空洞的口号。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口语与口语之间由于方音的原因，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废文言的结果可能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缩小了，而由方音造成的语言交际障碍却变大了。国语统一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明清时期某种有广泛影响的官话语音为基础，审定字音，确立一套标准的国语读音。在这种动机作用下，一些语言学家开展了大量的汉语语音研究与方音调查工作。显然，这种工作与之前服务于训诂学的语音研究与方音研究有本质的区别。
近代语言变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注音字母的推广普及工作，则与“教育救国”这一理念有关。近代的学者在接触到西方的语言之后，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教育普及程度不理想，与汉字的难学难认有关。在一般老百姓没有更宽余的时间读书识字的情况下，注音字母的普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经。吴稚晖就把普及初等教育当成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而由于“昔时读书二三年者，恒不能求解，读书四五年者，恒不能下笔”，注音字母就被他称为“火烧眉毛时应急”的法子。他说，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
总的来讲，晚清到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从废文言倡白话的主张、统一国语读音的主张、推行注音字母的主张，直至废除汉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主张，都是把现代性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最直接依据的。因此，断言白话是“维新之本”也好，主张“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也好，实际上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使用的是完全同一的逻辑。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强 调白话的言文合一特性、强调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方便等问题时，传统语言观中文言相对于白话的中心位置、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中心位置受到了变动，普通民众使用语言的权利受到了关注。这种变化，与在传统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
二
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实际上是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最终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由于梁启超等人在世纪之交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文学承载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在形式上通俗易懂。梁启超之所以说“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看中的正是这种文体在民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具体内容评价是相当低的，甚至认为旧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他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吸收旧体小说贴近人性及语言形式通俗易懂的特点，而将其中帝王将相、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的内容转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当梁启超断言“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时，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绝对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为载体的文人笔记小说，而是像《水浒传》那样的白话通俗小说。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强调，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诗文相对于小说的优越地位，而且也颠覆了文言之于白话的优越地位。清末“小说革命”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白话小说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晚清的“诗界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也与其虽略涉语言变革，但仍不肯放弃文言有关。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诗界革命”都没有从形式上与旧的文人诗歌真正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与20世纪初年小说界的红火热闹相比，原来一直处于文学核心地位的诗歌却显得有些寂寥，其成就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小说。这种状况与清末“诗界革命”的不成功直接相关。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倡导白话诗歌之时才开始的。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还有近代翻译文学。林纾试图以标准的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以求小说语言的“古雅”。其结果是不得不把西方小说的情感、思想甚至故事情节都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造成极大的“误读”。另外，林译小说中常常将原著中大段文字简化为一两句极简略的概述。究其原因，与文言小说的表达习惯直接相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文言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与严肃的公文及文人言志文章十分相宜、而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转译西方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近代小说。有人断言，林纾的小说翻译与现代小说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它根本就不属于近现代文学范畴。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文学的现代转型，离开语言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开始的语言变革，也只有借助于文学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以“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为行动纲领的“国语运动”也是从清末就开始的。这一运动除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外，还包括对汉语拼音化的探索。然而，不仅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成为现实的，而且就连统一国语读音的努力，在新文学建立之前也收效甚微。早在1892年，卢戆章就撰写了《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汉字拼音方案；之后，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编了《增订合声简字谱》。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案。然而这些探讨大都局限在学者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汉语的使用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以行政手段推行国语教育，同样进展缓慢。只有到“新文化运动”展开后，在“国语的文学”渐成气候的情况下，“国语运动”才得以迅速推进。
在传统文人的写作中，文学(诗与美文)的写作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正经”的事业(经术、政事、文章)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文学语言的变革，近代的语言变革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会是相当肤浅的。而只有表面变革的语言变革，不可能是成功的语言变革。
在梁启超等人的语汇里，有“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之说。许多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写时文小说时，使用的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报章文体；而文集文章，则使用的是与传统文人的诗文创作没有实质区别的文言。就诗歌而言，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晚清以用俗语入诗、学习民歌语言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语言变革，其实是以前中国古典诗歌反复实践过的路径，并不具有太大的现代意义。因此，从整体上讲，晚清的语言变革只涉及到文人文章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文学而言，只是传统文学中的边缘部分。这正是晚清的语言变革不彻底的地方，也是其最终没有完成语言的现代转型的原因所在。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当语言革命涉及到传统文学当中的“传世之文”特别是涉及到文人的诗歌创作时，才算是触及到了中国语言传统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当汉语文学特别是诗歌彻底摆脱文言文系统而使用新的白话语言时，古代汉语的整体结构连同它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传统才轰然倒塌。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