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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野》是一出以复仇为主题的悲剧，在“父债子偿”的阴影下折射出命运的悲哀和人性的多面性。家庭的束缚与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交织在一起，穿插着起伏变化的极端情绪，展现出在黑暗闭塞的环境中人物被压抑着的兽性和原始激情，他们的爆发又使得故事向高潮推进，深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的扭曲、异化以及冲突。
关键词：悲剧冲突 具象化 人物 场景
这部剧的主题设定来源于曹禺本人的生活经历，亲眼看见了犯人受刑的惨剧，听段妈讲述的悲惨家事等，他愤怒了，提笔开始尽力描绘那些被扭曲、被榨得透不过气的人们，盼望他们能够觉醒，起来反抗，至少决心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追求，诅咒那个黑暗的社会，希望人们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
一、诗意的场景描写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原野》中的场面描写并不同于《雷雨》《日出》等曹禺戏剧中惯用的场景表现形式，《雷雨》中的场景描写简单朴素，不多一字一句便可简明扼要地交代清楚场景设置，而《原野》中的场景描写就相对诗意生动许多，无论是介绍室内物品陈设的描写：“香案前熄灭了烛人，三首六臂的菩萨藏匿在黑暗里，只有神灯一丝荧荧的人光照在油亮的黑脸上，显得狰狞可怖”，[1]还是室外原野和小树林的描写：“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伺藏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2]都掺杂了甚多生动的描写性语言，但却不显冗长，反而衬托出环境的阴森和幽暗，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象征，揭示情节将渐渐踏入悲剧色彩的浓雾，人物的命运也将随情节的走向迈入不可挽回的深渊，而这一切曹禺都早已计划好，并在行文之中穿插了线索，换言之，人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套上了枷锁，无法挣脱，情节的走向必然导致人物性格缺陷的暴露以及人性的异化，从而深深触碰到心灵深处最脆弱的那一角，以至于被摧残到无法分清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最终向往自由的美好夙愿被无情打破，现实终究是现实，愿望只是美好又伟大的幻想罢了，同时，此刻人物的宿命论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体现，而这一切顺理成章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作用。换言之 ，曹禺所描写的场景场面，对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论在焦氏的家中、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是在幽暗寂寥的黑树林中，阴森消极的环境场景带给人物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曹禺曾说过：“我的戏一贯就是很浓，《原野》尤烈。”[3]《原野》本质上是一部复仇悲剧，仇虎一支代表农民，焦氏一支代表地主，而真正戏剧化的设定在于仇虎父亲和阎王是交心的好兄弟，而阎王却为了抢夺仇家的土地将仇虎父亲害死，将仇虎送进监狱，把原本应当许配给仇虎的金子嫁给了自己的儿子焦大星。仇虎出狱后在“父债子偿”的笼罩下强势进行着两代人的复仇，监狱中的磨炼使得他带有一身的蛮横和匪气，丑陋健硕的身躯既满足了作为一个逃犯不光彩的形象，又蕴涵了直爽勇敢和敢作敢为的英雄化形象，他对金子的爱无疑是炽热真诚的，爱到最终为保护金子被乱枪打死；对焦家无疑是满含怨恨的，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失手杀了小黑子，复仇之火与内心的犯罪感交织在一起，悔恨使他最终迷失了方向，在黑漆漆的树林中，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抑郁的心被笼罩在浓浓的不安与惆怅当中，昔日的好友大星惨死在自己手下，焦氏叫魂的声声哀怨不由得变成了仇虎心中过不去的障碍，最后难逃一死也是对他自己最后的救赎。仇虎身上自带的悲剧色彩，从出生的不幸到最后的毁灭，造成痛苦的斗争在主角心灵中进行着，这个斗争的结束绝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否定中结束。[4]在《原野》中，仇虎身上鲜明的复仇色彩也注定了人物的悲剧性，生命的毁灭和欲望的永恒同时存在，他对简单美好的爱情和对自由无拘无束的向往如同蝼蚁被现实无情地踩在脚下。爱恨交织、生存还是毁灭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与《雷雨》中繁漪相似的是，同作为黑暗伦理道德体制压迫下的女性，她们并没有表现出三从四德，父为妻纲，男尊女卑的特性，繁漪和金子都跳脱出封建教条的边框，从行为举止、语言神情等各个方面展示出女性独有的魅力。金子的敢作敢为、叛逆、出言不逊、直爽豪迈，活脱脱像一个男儿，但在闭塞家庭中被迫成婚的丈夫大星和恶语相对、不怀好意的婆婆焦氏面前，现实的逼迫使她又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她毅然要和仇虎私奔，这样一个野地生长起来的女子，仇虎的到来，让她真切地感受到硬朗和原始自然气息的男儿情怀。仇虎是她对于美好和自由的渴求，在他面前，金子变成了一个娇柔妩媚的女子，这样矛盾的性格以及极致的爱恨欲望的交织下，曹禺的创作达到渲染人的灵性升华，从而使金子的人物形象在一次次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丰富和升华。
三、象征意义和具象化手法
原野，作为一部剧发生的大环境，本就是一片无拘无束、自由美好的场景设置，它象征着男女主人公对于自由和原始生命的渴望，在这片辽阔的原野之上，“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丫，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颤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枝干，爬满了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苍苍茫茫的原野中。”[5]一切生物都显得沧桑无力，衬托在现实下个人梦想最终破灭的宿命论。剧中戏剧化设置便在于他们身处自由的原野却始终难逃悲剧的宿命，原野中的巨树，扎根于土壤之下，换言之，巨树被牢牢地禁锢在原野之上，好似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寸步难移，巨树无疑是仇虎內心具象化的表现，矛盾和压抑的心理状态，身处自由的原野，却与自由相隔甚远的绝望和无助，构成了整个剧幕的核心情感冲突。
脚镣，仇虎脚上的枷锁，不仅束缚自由还禁锢心灵、道德和良心。去掉脚上的枷锁后，大星和小黑子的死又给仇虎蒙上了一层无形的枷锁，是惊惧、震撼和悔恨，它夺去了理智和情感，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一种禁锢，使仇虎精神几度面临崩溃和绝望，引发人们对事件背后问题展开思考和忖度，复仇与道德谴责，爱情和悔恨，理智与情感，三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架了全剧最为复杂的情感核心，曹禺通过对现实社会中体制与人性的思考，反映出宇宙和人类生存的悖论以及宿命论，这无不给剧中人物又一次蒙上了悲剧色彩。 黑树林，寂寥的夜，茂密幽暗的黑树林是仇虎杀掉大星和小黑子之后内心的恐惧无助和悔恨的具象化表达，所有一切出现的幻想和诡异的声音都是由不安的内心幻化出来的，他嘶吼着，求饶着，竭力呼喊着对宿命的不屈和对所做之事的懊悔，恐惧和害怕涌上心头，眼前是暗淡无光的路，好像没有依托的梦，一切都变得虚无起来，曹禺将黑树林这个场景处理得恰到好处，放在剧尾，既可以烘托出悬疑紧张阴森幽暗的气氛，又可以衬托出私奔的金子和仇虎心中的不安与恐惧，在这样一个具体化的表达当中，人物被紧紧地包裹在细腻的情绪里，不容得一毫的差池。
全劇的悲剧色彩凌驾于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之上，有情人终难成眷属的主题脱颖而出，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金子的风流不羁、爱好自由在焦氏眼中成了卑微下贱，不遵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的金子不屑恶婆婆的言行逼迫，决然地要跟仇虎这个大家眼中的恶棍远走他乡，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主题，架构在两个性格极为复杂又带有冲突色彩的人物身上，编剧有一种独到的悲剧性，其悲剧不在于两个人最后的遭遇，而是在于当观者彻底沉浸在剧中人物为争取自由而做出的彻头彻尾的抗击与斗争中时，体制并没有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而人物自己内心的斗争和矛盾迫使他们向现实低头，接受宿命，再恶毒蛮横的恶棍依然存留着些许的人性的光芒，曹禺为仇虎安排了恐怖的幻觉设计，无疑是让人物正视了自己的内心，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并给予其一个最终的归宿，这便是死亡。因此，无论剧中人物如何努力奋击，想要爬起身顽强不屈地挑战现实的力量，他们的结局一定是悲剧的，这便造就了《原野》独特的悲剧色彩，这种色彩让人透不过气，压抑烦闷，甚至开始深思人为什么要有希望，为什么要有对自由和美好的渴望与向往，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但是，所谓悲剧，不正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吗？
参考文献：
[1]曹禺.原野（第二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曹禺.原野（第三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3][奥地利]弗洛伊德.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4]曹禺.原野（第一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李一唯，女，本科，武汉大学，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悲剧冲突 具象化 人物 场景
这部剧的主题设定来源于曹禺本人的生活经历，亲眼看见了犯人受刑的惨剧，听段妈讲述的悲惨家事等，他愤怒了，提笔开始尽力描绘那些被扭曲、被榨得透不过气的人们，盼望他们能够觉醒，起来反抗，至少决心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追求，诅咒那个黑暗的社会，希望人们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
一、诗意的场景描写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原野》中的场面描写并不同于《雷雨》《日出》等曹禺戏剧中惯用的场景表现形式，《雷雨》中的场景描写简单朴素，不多一字一句便可简明扼要地交代清楚场景设置，而《原野》中的场景描写就相对诗意生动许多，无论是介绍室内物品陈设的描写：“香案前熄灭了烛人，三首六臂的菩萨藏匿在黑暗里，只有神灯一丝荧荧的人光照在油亮的黑脸上，显得狰狞可怖”，[1]还是室外原野和小树林的描写：“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伺藏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2]都掺杂了甚多生动的描写性语言，但却不显冗长，反而衬托出环境的阴森和幽暗，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象征，揭示情节将渐渐踏入悲剧色彩的浓雾，人物的命运也将随情节的走向迈入不可挽回的深渊，而这一切曹禺都早已计划好，并在行文之中穿插了线索，换言之，人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套上了枷锁，无法挣脱，情节的走向必然导致人物性格缺陷的暴露以及人性的异化，从而深深触碰到心灵深处最脆弱的那一角，以至于被摧残到无法分清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最终向往自由的美好夙愿被无情打破，现实终究是现实，愿望只是美好又伟大的幻想罢了，同时，此刻人物的宿命论也得到了最有效的体现，而这一切顺理成章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作用。换言之 ，曹禺所描写的场景场面，对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论在焦氏的家中、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是在幽暗寂寥的黑树林中，阴森消极的环境场景带给人物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曹禺曾说过：“我的戏一贯就是很浓，《原野》尤烈。”[3]《原野》本质上是一部复仇悲剧，仇虎一支代表农民，焦氏一支代表地主，而真正戏剧化的设定在于仇虎父亲和阎王是交心的好兄弟，而阎王却为了抢夺仇家的土地将仇虎父亲害死，将仇虎送进监狱，把原本应当许配给仇虎的金子嫁给了自己的儿子焦大星。仇虎出狱后在“父债子偿”的笼罩下强势进行着两代人的复仇，监狱中的磨炼使得他带有一身的蛮横和匪气，丑陋健硕的身躯既满足了作为一个逃犯不光彩的形象，又蕴涵了直爽勇敢和敢作敢为的英雄化形象，他对金子的爱无疑是炽热真诚的，爱到最终为保护金子被乱枪打死；对焦家无疑是满含怨恨的，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失手杀了小黑子，复仇之火与内心的犯罪感交织在一起，悔恨使他最终迷失了方向，在黑漆漆的树林中，分不清现实和幻觉，抑郁的心被笼罩在浓浓的不安与惆怅当中，昔日的好友大星惨死在自己手下，焦氏叫魂的声声哀怨不由得变成了仇虎心中过不去的障碍，最后难逃一死也是对他自己最后的救赎。仇虎身上自带的悲剧色彩，从出生的不幸到最后的毁灭，造成痛苦的斗争在主角心灵中进行着，这个斗争的结束绝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否定中结束。[4]在《原野》中，仇虎身上鲜明的复仇色彩也注定了人物的悲剧性，生命的毁灭和欲望的永恒同时存在，他对简单美好的爱情和对自由无拘无束的向往如同蝼蚁被现实无情地踩在脚下。爱恨交织、生存还是毁灭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与《雷雨》中繁漪相似的是，同作为黑暗伦理道德体制压迫下的女性，她们并没有表现出三从四德，父为妻纲，男尊女卑的特性，繁漪和金子都跳脱出封建教条的边框，从行为举止、语言神情等各个方面展示出女性独有的魅力。金子的敢作敢为、叛逆、出言不逊、直爽豪迈，活脱脱像一个男儿，但在闭塞家庭中被迫成婚的丈夫大星和恶语相对、不怀好意的婆婆焦氏面前，现实的逼迫使她又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她毅然要和仇虎私奔，这样一个野地生长起来的女子，仇虎的到来，让她真切地感受到硬朗和原始自然气息的男儿情怀。仇虎是她对于美好和自由的渴求，在他面前，金子变成了一个娇柔妩媚的女子，这样矛盾的性格以及极致的爱恨欲望的交织下，曹禺的创作达到渲染人的灵性升华，从而使金子的人物形象在一次次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丰富和升华。
三、象征意义和具象化手法
原野，作为一部剧发生的大环境，本就是一片无拘无束、自由美好的场景设置，它象征着男女主人公对于自由和原始生命的渴望，在这片辽阔的原野之上，“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丫，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震颤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枝干，爬满了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苍苍茫茫的原野中。”[5]一切生物都显得沧桑无力，衬托在现实下个人梦想最终破灭的宿命论。剧中戏剧化设置便在于他们身处自由的原野却始终难逃悲剧的宿命，原野中的巨树，扎根于土壤之下，换言之，巨树被牢牢地禁锢在原野之上，好似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寸步难移，巨树无疑是仇虎內心具象化的表现，矛盾和压抑的心理状态，身处自由的原野，却与自由相隔甚远的绝望和无助，构成了整个剧幕的核心情感冲突。
脚镣，仇虎脚上的枷锁，不仅束缚自由还禁锢心灵、道德和良心。去掉脚上的枷锁后，大星和小黑子的死又给仇虎蒙上了一层无形的枷锁，是惊惧、震撼和悔恨，它夺去了理智和情感，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一种禁锢，使仇虎精神几度面临崩溃和绝望，引发人们对事件背后问题展开思考和忖度，复仇与道德谴责，爱情和悔恨，理智与情感，三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架了全剧最为复杂的情感核心，曹禺通过对现实社会中体制与人性的思考，反映出宇宙和人类生存的悖论以及宿命论，这无不给剧中人物又一次蒙上了悲剧色彩。 黑树林，寂寥的夜，茂密幽暗的黑树林是仇虎杀掉大星和小黑子之后内心的恐惧无助和悔恨的具象化表达，所有一切出现的幻想和诡异的声音都是由不安的内心幻化出来的，他嘶吼着，求饶着，竭力呼喊着对宿命的不屈和对所做之事的懊悔，恐惧和害怕涌上心头，眼前是暗淡无光的路，好像没有依托的梦，一切都变得虚无起来，曹禺将黑树林这个场景处理得恰到好处，放在剧尾，既可以烘托出悬疑紧张阴森幽暗的气氛，又可以衬托出私奔的金子和仇虎心中的不安与恐惧，在这样一个具体化的表达当中，人物被紧紧地包裹在细腻的情绪里，不容得一毫的差池。
全劇的悲剧色彩凌驾于男女主的爱情故事之上，有情人终难成眷属的主题脱颖而出，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金子的风流不羁、爱好自由在焦氏眼中成了卑微下贱，不遵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的金子不屑恶婆婆的言行逼迫，决然地要跟仇虎这个大家眼中的恶棍远走他乡，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主题，架构在两个性格极为复杂又带有冲突色彩的人物身上，编剧有一种独到的悲剧性，其悲剧不在于两个人最后的遭遇，而是在于当观者彻底沉浸在剧中人物为争取自由而做出的彻头彻尾的抗击与斗争中时，体制并没有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而人物自己内心的斗争和矛盾迫使他们向现实低头，接受宿命，再恶毒蛮横的恶棍依然存留着些许的人性的光芒，曹禺为仇虎安排了恐怖的幻觉设计，无疑是让人物正视了自己的内心，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并给予其一个最终的归宿，这便是死亡。因此，无论剧中人物如何努力奋击，想要爬起身顽强不屈地挑战现实的力量，他们的结局一定是悲剧的，这便造就了《原野》独特的悲剧色彩，这种色彩让人透不过气，压抑烦闷，甚至开始深思人为什么要有希望，为什么要有对自由和美好的渴望与向往，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但是，所谓悲剧，不正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吗？
参考文献：
[1]曹禺.原野（第二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曹禺.原野（第三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3][奥地利]弗洛伊德.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4]曹禺.原野（第一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李一唯，女，本科，武汉大学，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