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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焦虑的。由于索尔·贝娄非常复杂的文化身份；由于文化、信仰、财富的发展不平衡性，焦虑情绪在索尔·贝娄小说中尤为突出。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笔下的人物觉知到物质世界挤压着其精神空间，焦虑便自然而生。焦虑凝聚着对人性的追问、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敬畏，经过焦虑的内心煎熬，实现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关键词：焦虑 索尔·贝娄 作品人物
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彻底改变了人类整体生活处境。但是也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空虚和焦虑。[1]这一点在索尔·贝娄笔下的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身上尤为突出。
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享有盛誉的小说家。1976年，由于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贝娄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身份。1915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是俄国移民，在贝娄9岁时全家又迁至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定居。在他犹太人的骨子里，他年轻时崇敬列宁和托洛斯基。他也自认是欧洲文化的儿子，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在一个阶段很深地影响了贝娄的思想与创作。他的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多了一层对现代人精神历程的思考和生命存在的探询。约翰·克莱顿曾运用心理分析学理论对贝娄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出的绝望的生活观，认为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2]移民的苦难和他的犹太文化情结以及现代人的都市生活体验，使他倍加关注着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受到的威胁，既保持“人性善”的乐观，又时时表现出自由与焦虑。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物质力量极度挤压着人的生存空间，文化身份无时无刻不受到存在感丧失的威胁，而对这种威胁的觉知就是焦虑。焦虑的实质是当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活动。这里所说的“人的存在”不单指人的生命的存在，还代表着个人的信念或价值观等。当对自我存在至关重要的信念或价值受到威胁时，焦虑就会产生。历史的客观性对于个体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处于这种强大的张力之中，试图保持内在精神王国的独立性的个体，便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种心灵的苦难”。[3]贝娄以一种“荒唐的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刻表现了当代“富裕社会”人们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些共同点是很明显的：他笔下的社会是那样嘈杂、紊乱、冷漠。贝娄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显示出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所经历的世界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些普通人又都是现实社会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几乎在外部世界中丧失了生存的立足点。无论是“约瑟夫”到“赛姆勒”、“汉德森”、“洪堡”、“赫索格”、“科德”，无一不是充满敏感、失望与焦虑的情绪。他们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富于理性而善于思考，总是试图在现实世界中保持其内在精神价值的独立自主，但是他们奋力抗争，执著寻求，却四处碰壁，身心疲惫；他们想与人倾诉，又厌恶周围的一切人；想有所作为，但又一事无成；想有所追求，但又漫无目标；想逃避现实，但又无处可逃。现实世界的嘲弄，内心痛苦的煎熬，终于以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对人生（自由）的厌倦，对婚姻和家庭的绝望，透现出“由抑郁造成的冷漠基调，以及精神孤儿身份的那种暗示”，充满了对社会的幻灭意识和急于摆脱生活的厌倦感。作品以日记形式记叙了约瑟夫27岁时的一段生活和心理活动。大学毕业工作，有5年婚龄。现已辞去了旅游公司的工作，正在等待应征入伍。由于正式通知迟迟未下，他便想用这段时间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享受一下个人自由。没想到“自由”反倒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 “富足的社会给他（美国人）吃，给他穿，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他，他是社会的婴儿。如果他接受了这种‘婴儿状态’，他也许会感到满足。但如果有着更高功能的思想感情触及到他的话，他就会深感不安”。这正是约瑟夫焦虑的原因。
焦虑破坏性的一面在于，焦虑影响到了人的存在感。当人无法调整自己，便会陷入自闭。《赫索格》是贝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作品中涉及社会问题最多的一部小说，该书发表于1964年。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个信奉人道主义，坚持“崇高理想”、学识渊博的大学历史教授。他已经离过一次婚，妻子带走了他们的儿子马可。此后，他娶了风流的玛德琳为妻，对妻子言听计从，没料到妻子却同他最好的朋友瓦伦丁勾搭成奸，导致他第二次离婚，而且还失去了对女儿琼妮的抚养权。这使他受到沉重打击，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的外表太鲁莽，我的智力太狭窄，我的本能太有限。但是这种强大的力量，难道他没有任何意义？使这个动物，这个最特殊的动物呼叫某种东西的力量，难道只是一种白痴的欢欣？”赫索格最终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道主义理想已被现实生活击得粉碎。现实生活处处显得与他格格不入，他那套“高尚的理想”到处碰壁。他的精神支柱遭到了破坏，心理状况失去了平衡，他的思想发生了混乱，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出现了“自我本质的危机”。[4]他内心焦虑、痛苦，他在回忆、下意识地吃语以及疯狂地冥想之中进行深刻地精神探索，自我灵魂的叩问。同时在现实中又无处诉说、也不愿与人诉说。他痴迷于写信。亲戚朋友，报刊杂志，知名人士，认识的，不认识的，活着的，死了的，甚至上帝和自己，都是他写信的对象，但他写了并不寄出。同时，他通过联想和回忆，叙述了家庭、父母、兄姐、妻儿、情妇、朋友的情况以及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和遭遇。
离婚后，焦虑和迷茫的赫索格希望得到安抚和新的爱情，但他与情人约会时，虽然躺在床上，仍然感觉整个世界施于他压力。他选择了逃避，他用一周的时间乘飞机到处疯狂地旅行，试图在旅行中寻找稳定的感觉，了解自我，理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无法寄出的信、茫无目的的飞行不能平复赫索格心中的痛苦、焦虑。他准备了手枪去芝加哥，一是去看望女儿琼妮，二是要去杀死情敌。但当看到格斯贝奇正细心地替他女儿琼妮洗澡时，他便感动地打消了杀人的念头。第二天，赫索格带女儿出游时遇车祸，经过一些周折，他独自一人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里，准备隐居一段时间，在恬静的大自然怀抱中汲取原始的生命力，以恢复心智的平静，激起新的希望。最后，赫索格预备接受雷蒙娜的爱情，但是他“不会再把自己交到任何人手里”，也决心不再写信了。赫索格已经丧失了交流的热情，“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这是一种交流愿望的最终的也是绝望的消亡，一种必然的失败。 欧文·马林认为“贝娄经常与其作品中的人物享有同样的生活地位、理智喜好和文化背景”。[5]贝娄和赫索格一样有着对民族或阶层精神状况的深度焦虑：富裕的物质生活与焦灼恍惚的灵魂状态；不同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冲突与交融，尤其是犹太文化的焦灼与危机。但是贝娄以赫索格为镜子，修正、调整自己。经过焦虑的内心煎熬，实现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贝娄在传记中自述：“有许多年，莫扎特是我的偶像，这种欢歌对我来说永远都在悲哀、忧郁、失落、心碎的边缘，但也永远都准备爆发出最动听的音乐。”[6]
焦虑是自由的悖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对自由的渴望和探求愈强烈，焦虑的程度也就愈强烈，焦虑也是反思的过程。鲁迅的痛苦来自于他对自由的认知与反思，以觉悟者特有的洞察力、沉郁冷峻地思考着；在《呐喊》、《徬徨》、《伤逝》中，表达着他对当时中国的那种灵魂的焦虑。也铸就了我们心中“站在中国文化废墟上呐喊的英雄形象”。 对焦虑的宽容和对焦虑的哲学认知，是对人类精神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体恤与悲悯。但是，自由的人，可以束缚自己的心灵。海明威的主人公们把内心的自我隐藏起来，保持沉默，保持坚强的‘硬汉’形象。他们不愿反思内省，反而显得很脆弱。海明威本人也在58岁饮弹自尽，令人惋惜，留下无限遗憾。索尔·贝娄的小说不同于海明威的美国“硬汉”模式，关注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与思想领域。贝娄笔下人物的内心这些焦虑，并非灵魂无所依傍，而是富有理智和对生命的敬畏。以焦虑凝聚着对生存的思索，对生命本体的追问。
参考文献：
[1]Rollo May. The Meaning of Anxiety[M].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1996.
[2]John Jacob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M].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3]Chirantan Kulshretha.Saul Bellow：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M].New Delhi：Arnold-Heinemann Publishers（India）Pvt，Ltd.，1978.
[4]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4.
[5]Irving， Matin Saul Bellow’s Fiction [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on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6]Michiko Kakutani A Talk With Saul Bellow on His Work and Himself New York Times[J] New York：New York Times Co. 2007.
关键词：焦虑 索尔·贝娄 作品人物
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彻底改变了人类整体生活处境。但是也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空虚和焦虑。[1]这一点在索尔·贝娄笔下的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身上尤为突出。
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享有盛誉的小说家。1976年，由于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贝娄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身份。1915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是俄国移民，在贝娄9岁时全家又迁至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定居。在他犹太人的骨子里，他年轻时崇敬列宁和托洛斯基。他也自认是欧洲文化的儿子，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在一个阶段很深地影响了贝娄的思想与创作。他的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多了一层对现代人精神历程的思考和生命存在的探询。约翰·克莱顿曾运用心理分析学理论对贝娄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出的绝望的生活观，认为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2]移民的苦难和他的犹太文化情结以及现代人的都市生活体验，使他倍加关注着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受到的威胁，既保持“人性善”的乐观，又时时表现出自由与焦虑。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物质力量极度挤压着人的生存空间，文化身份无时无刻不受到存在感丧失的威胁，而对这种威胁的觉知就是焦虑。焦虑的实质是当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活动。这里所说的“人的存在”不单指人的生命的存在，还代表着个人的信念或价值观等。当对自我存在至关重要的信念或价值受到威胁时，焦虑就会产生。历史的客观性对于个体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处于这种强大的张力之中，试图保持内在精神王国的独立性的个体，便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种心灵的苦难”。[3]贝娄以一种“荒唐的现实主义”的笔法，深刻表现了当代“富裕社会”人们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虽不尽一致，但有一些共同点是很明显的：他笔下的社会是那样嘈杂、紊乱、冷漠。贝娄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显示出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所经历的世界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些普通人又都是现实社会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几乎在外部世界中丧失了生存的立足点。无论是“约瑟夫”到“赛姆勒”、“汉德森”、“洪堡”、“赫索格”、“科德”，无一不是充满敏感、失望与焦虑的情绪。他们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富于理性而善于思考，总是试图在现实世界中保持其内在精神价值的独立自主，但是他们奋力抗争，执著寻求，却四处碰壁，身心疲惫；他们想与人倾诉，又厌恶周围的一切人；想有所作为，但又一事无成；想有所追求，但又漫无目标；想逃避现实，但又无处可逃。现实世界的嘲弄，内心痛苦的煎熬，终于以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
《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对人生（自由）的厌倦，对婚姻和家庭的绝望，透现出“由抑郁造成的冷漠基调，以及精神孤儿身份的那种暗示”，充满了对社会的幻灭意识和急于摆脱生活的厌倦感。作品以日记形式记叙了约瑟夫27岁时的一段生活和心理活动。大学毕业工作，有5年婚龄。现已辞去了旅游公司的工作，正在等待应征入伍。由于正式通知迟迟未下，他便想用这段时间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享受一下个人自由。没想到“自由”反倒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 “富足的社会给他（美国人）吃，给他穿，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他，他是社会的婴儿。如果他接受了这种‘婴儿状态’，他也许会感到满足。但如果有着更高功能的思想感情触及到他的话，他就会深感不安”。这正是约瑟夫焦虑的原因。
焦虑破坏性的一面在于，焦虑影响到了人的存在感。当人无法调整自己，便会陷入自闭。《赫索格》是贝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作品中涉及社会问题最多的一部小说，该书发表于1964年。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个信奉人道主义，坚持“崇高理想”、学识渊博的大学历史教授。他已经离过一次婚，妻子带走了他们的儿子马可。此后，他娶了风流的玛德琳为妻，对妻子言听计从，没料到妻子却同他最好的朋友瓦伦丁勾搭成奸，导致他第二次离婚，而且还失去了对女儿琼妮的抚养权。这使他受到沉重打击，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的外表太鲁莽，我的智力太狭窄，我的本能太有限。但是这种强大的力量，难道他没有任何意义？使这个动物，这个最特殊的动物呼叫某种东西的力量，难道只是一种白痴的欢欣？”赫索格最终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道主义理想已被现实生活击得粉碎。现实生活处处显得与他格格不入，他那套“高尚的理想”到处碰壁。他的精神支柱遭到了破坏，心理状况失去了平衡，他的思想发生了混乱，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出现了“自我本质的危机”。[4]他内心焦虑、痛苦，他在回忆、下意识地吃语以及疯狂地冥想之中进行深刻地精神探索，自我灵魂的叩问。同时在现实中又无处诉说、也不愿与人诉说。他痴迷于写信。亲戚朋友，报刊杂志，知名人士，认识的，不认识的，活着的，死了的，甚至上帝和自己，都是他写信的对象，但他写了并不寄出。同时，他通过联想和回忆，叙述了家庭、父母、兄姐、妻儿、情妇、朋友的情况以及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和遭遇。
离婚后，焦虑和迷茫的赫索格希望得到安抚和新的爱情，但他与情人约会时，虽然躺在床上，仍然感觉整个世界施于他压力。他选择了逃避，他用一周的时间乘飞机到处疯狂地旅行，试图在旅行中寻找稳定的感觉，了解自我，理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无法寄出的信、茫无目的的飞行不能平复赫索格心中的痛苦、焦虑。他准备了手枪去芝加哥，一是去看望女儿琼妮，二是要去杀死情敌。但当看到格斯贝奇正细心地替他女儿琼妮洗澡时，他便感动地打消了杀人的念头。第二天，赫索格带女儿出游时遇车祸，经过一些周折，他独自一人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里，准备隐居一段时间，在恬静的大自然怀抱中汲取原始的生命力，以恢复心智的平静，激起新的希望。最后，赫索格预备接受雷蒙娜的爱情，但是他“不会再把自己交到任何人手里”，也决心不再写信了。赫索格已经丧失了交流的热情，“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 这是一种交流愿望的最终的也是绝望的消亡，一种必然的失败。 欧文·马林认为“贝娄经常与其作品中的人物享有同样的生活地位、理智喜好和文化背景”。[5]贝娄和赫索格一样有着对民族或阶层精神状况的深度焦虑：富裕的物质生活与焦灼恍惚的灵魂状态；不同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冲突与交融，尤其是犹太文化的焦灼与危机。但是贝娄以赫索格为镜子，修正、调整自己。经过焦虑的内心煎熬，实现对现实的妥协和自我感觉中的道德完善而得到解脱。贝娄在传记中自述：“有许多年，莫扎特是我的偶像，这种欢歌对我来说永远都在悲哀、忧郁、失落、心碎的边缘，但也永远都准备爆发出最动听的音乐。”[6]
焦虑是自由的悖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对自由的渴望和探求愈强烈，焦虑的程度也就愈强烈，焦虑也是反思的过程。鲁迅的痛苦来自于他对自由的认知与反思，以觉悟者特有的洞察力、沉郁冷峻地思考着；在《呐喊》、《徬徨》、《伤逝》中，表达着他对当时中国的那种灵魂的焦虑。也铸就了我们心中“站在中国文化废墟上呐喊的英雄形象”。 对焦虑的宽容和对焦虑的哲学认知，是对人类精神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体恤与悲悯。但是，自由的人，可以束缚自己的心灵。海明威的主人公们把内心的自我隐藏起来，保持沉默，保持坚强的‘硬汉’形象。他们不愿反思内省，反而显得很脆弱。海明威本人也在58岁饮弹自尽，令人惋惜，留下无限遗憾。索尔·贝娄的小说不同于海明威的美国“硬汉”模式，关注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与思想领域。贝娄笔下人物的内心这些焦虑，并非灵魂无所依傍，而是富有理智和对生命的敬畏。以焦虑凝聚着对生存的思索，对生命本体的追问。
参考文献：
[1]Rollo May. The Meaning of Anxiety[M].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1996.
[2]John Jacob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M].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3]Chirantan Kulshretha.Saul Bellow：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M].New Delhi：Arnold-Heinemann Publishers（India）Pvt，Ltd.，1978.
[4]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4.
[5]Irving， Matin Saul Bellow’s Fiction [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on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6]Michiko Kakutani A Talk With Saul Bellow on His Work and Himself New York Times[J] New York：New York Times Co.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