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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一生有重友谊的高尚品德。他不仅醉心于山水,而且广交四方名流。他的朋友黄道周说他“游满天下,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母亲王孺人从小就教导他:“男子生而射四方,远游得异书,见异人,正复不恶。”意思是,男子汉就要游走四方,因为走得远才能见到奇书,遇见奇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母亲的教导,使他自小就养成“好奇人”,“有相向慕者,即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倾倒”的性格。即知道有仰慕的奇人,就脚蹬草鞋去拜访;主人开门就递上名片;登堂入室,就互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云南才子唐泰与徐霞客见面交谈之后曾用“夜话翻来只有山”来描述他的这种性格。
唐泰是徐霞客来云南后拜访的第一位名人。唐泰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担当和尚,现在大理感通寺还有他的塔(坟墓)。担当法名普荷(“言能荷佛家之担也”),又名通荷,担当是他的号。担当字大来,别号布史、此置子、迟道人等,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滇池边的晋宁县,比徐霞客小6岁。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担当赴礼部考试,在当时著名画家董其昌门下学书画,很有进展。在南京时又结识了与董其昌齐名的陈继儒,陈继儒曾以“磊落奇男子”称之。此间,他到绍兴的显圣寺参谒湛然云门禅师,受戒,名通荷,后以有老母在,回到云南。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朝廷下诏求贤,地方推荐唐泰应聘,他自称“一无忠言奇谋,二母老,三病,四懒”,不去应聘。当时人称他是“云中一鹤”、“南中高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担当到鸡足山当了和尚,常往来于滇池、水目、洱海、宝台之间,放情山水,以诗书画禅自遣,最后圆寂感通寺。
徐霞客结识担当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刚到昆明的时候。这时,徐霞客由黔入滇,行囊已罄,道路不前。于是,他想起陈继儒给担当的介绍信,前往晋宁拜访。十月初四到初七,他终于见到了担当并一起吃饭。徐霞客在晋宁停留了约20天。他在日记中记道,“既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夜宴必尽醉乃已”。这次见面,他俩相互唱和,表现出少有的相知情意。现在还留有唐泰赠徐霞客的20首诗。诗中有“知君足下无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夜话翻来只是山”这样情真意切的诗句。这叫“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叫“惺惺惜惺惺”,真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离别之前,徐霞客还请唐泰为静闻和尚撰《瘗骨记》,
唐泰欣然命笔。同时,唐泰还馈赠徐霞客衣物和游资。徐霞客在日记里记道:“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金钱)赆。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即陈继儒)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为徐霞客穿针引线认识丽江木土司的仍然是陈继儒。徐霞客离开家乡时,陈继儒为他写了好几封介绍信,并捎上一些礼品,其中就有给木增的信。可惜这些信和礼品在湘江遇盗时俱遭焚烧,然而有时心心相印比纸写的文字还管用,一提起陈继儒对方就心领神会了。
早在晋宁的时候,木增就得到徐霞客要来的信息,他一直盼望着。
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别号生白,是世袭丽江府第十三代土司。人们称他为“木丽江”或“木守”。如今,外地人对丽江如雷贯耳,这不能不归功于丽江木氏土司的长期经营,这种经营的特点是在顽强地保留纳西传统文化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早在明代,像木增这样的土司就已经“知诗书,好礼仪”。因为仰慕汉文化,木增成了江南才子陈继儒的好友。徐霞客曾写信给陈继儒说,他曾读《木氏世传》,得知木增是个“贤者”、“夜郎翘楚”(西南突出人才),因此求陈继儒写信引荐,希望借西游之机前往拜谒。陈继儒欣然应允,不仅写了推荐信,还郑重其事地附上“诗扇”和“集叙”,以为凭证。陈继儒说,木增求贤若渴,而徐霞客又仰慕木增的人品,两人相见,一定会一见如故的。
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到达鸡足山。在昆明时有人已经把木增等候他的事告诉他,但刚至鸡足山,徐霞客忙碌在静闻骨灰的安葬事务中,一时难以脱身。然而他下榻的悉檀寺和附近的尊胜塔就是万历年间木增出银万余两建造的,寺僧告诉他,木增还购置了永胜、宾川、邓川千余亩地,作为鸡足寺的费用开支,并为寺里刻印了经书。因此,住在鸡足山上,徐霞客依然深感无比的亲切。直到第二年正月初十,弘辨遣僧到丽江报信,二十日丽江木氏即派人来邀请。从这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徐霞客在丽江住了半月。木增得知徐霞客要来丽江,非常高兴,告谕随从送徐霞客来解脱林(木氏公馆)相见。二十九日,木增在解脱林以最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徐霞客,为他举办了“大肴八十品”的宴席,并屡赠白银、银杯、绸缎、酒果、黄金、铁皮褥、红毡、丽锁等珍贵物品,还邀请徐霞客到木家院欣赏已生长60多年的巨大的山茶。作为回报,徐霞客日以继夜地为木增整理文集并作序,还替木增的第四个儿子评阅修改文章,为其写作范文。徐霞客在为木增所写的《山中逸趣跋》中说“弘祖遍觅山于天下,而亦乃得逸于山中,故喜极而为之序”,可见他们不只是主宾,还是同样追求悠然迹外逸趣的挚友。
公元1639年8月,徐霞客游罢滇西边境归来,木增请他住在鸡足山悉檀寺修《鸡足山志》,并让寺僧体极将山中诸碑文先抄录好,供徐霞客参阅。徐霞客自九月底开始,至次年初,用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了第一部《鸡足山志》,为鸡足山,也为云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志的修成与木增诚恳的邀请,并提供生活及资料上的方便是分不开的。徐霞客长期在外游历,风餐露宿,“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疗之无效,足痛难行,思归心切。木增派人用肩舆护送,“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到家乡。徐霞客的生还,有木增的爱护及下属护送人员的辛勤汗水。徐霞客从崇祯戊寅(公元1638年)五月初十入滇,至崇祯庚辰(公元l640年)六月返乡,3年的时间中,有10个月是由丽江木氏及其下属接待、陪同、护送的。徐霞客与丽江的关系之深,由此可以见一斑。
徐霞客在大理见到的另一位友人叫何巢阿。过去,徐霞客与何巢阿没有谋过面,仍然是在陈继儒那里,知道他母亲去世时有个云南人叫何巢阿的曾托陈问丧,后来想见面却错过了机会。但又在陈函辉那里见到何巢阿的诗,诗中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诗句。紫芝是徐霞客最崇拜的前辈大旅行家王士性的儿子王立毂的号,13岁的时候曾被在云南当官的父亲带去游鸡足山。王紫芝与徐霞客和陈函辉、何巢阿都是挚友。此次到了云南,徐霞客自然会想起何巢阿来。在晋宁时,他曾问人何巢阿是不是陆良人,人家说是浪穹(洱源)人,目前赋闲在家。在鸡足山上,有一位僧人还是何巢阿的亲戚。徐霞客从丽江来到剑川沙溪探听去腾冲的路,石宝山的一位和尚告诉他,从这里往西经过云龙到保山最捷近,往东还有一条可以去洱源和大理。本来他想去缅甸,但他有两重心愿未了:一是想见何巢阿,一是完成苍山洱海未了之愿。于是他决定先向东行。
在洱源茈碧湖边,何巢阿与徐霞客“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牵着手回家,相见恨晚,品酒到了深夜)。
何巢阿的名字叫何鸣凤,洱源县城人,万历年间考取举人,任安徽六安县令,后升任浙江盐运判官,因为有才华,与江南名士交游甚广,结识了陈继儒、陈函辉等大师,他与徐霞客的相识相知,也是因友及友。
最为难得的是,何巢阿还介绍徐霞客去游凤羽坝子,结织了凤羽土司尹忠,同时还带上长子陪他到大理游了9天,这为《徐霞客游记》增添了亮丽的一页。
在洱源凤羽,徐霞客竟然逗留了7天,这在惜时如金、行色匆匆的行者来说是太奢侈了。但他的收获竟如此意外的丰盛:见到了早已在世上消失的桃花源和朱陈村,两次进了曲折幽深的洱海源头清源洞,了解了《水经注》中记载的鸟吊山,喝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走夷方村民带回来的“孩儿茶”。更令他感动的是,他受到了尹忠土司的款待,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晚会,见到了一种稀奇的舞具“紧急鼓”(即现在的八角鼓)。
徐霞客在大理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鸡足山上的僧侣。也是在江南名士的介绍下,徐霞客结识了鸡足山上的诸多僧侣。僧侣们满怀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尊为上宾,使他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中感到“若并州故乡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僧侣,静闻的葬礼不会那么神速而顺利;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在鸡足山愉快地住了半年之久;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如此熟悉莽莽鸡足山的情况,写不出《鸡足山志》!
珍贵的友情化着精神的力量,为徐霞客成就他的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在徐霞客去世几十年之后,顾炎武有位学生叫潘耒的,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大为感慨。他说,虽然自己也酷爱旅行,但比起徐霞客来,自愧弗如。他认为,徐霞客到处登山涉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用这种标准衡量一个旅游者,“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古及今,用性灵游,用躯命游者,只有徐霞客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潘耒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前面已经提到,徐霞客是一位做事认真的人,对事物的奥妙,他总是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著。他从小就认为,山川的真实面目,大多被过去的图经志籍(即有关地理的著述)所扭曲变形,因此眼见为实,他决心亲自走遍九州内外,探奇寻幽。因此,他探寻山水的痴迷已经到了乐以忘忧、废寝忘食、不顾一切的地步。在危岩上,他就像鸟儿一样飞翔;在悬崖上,他仿佛猴子一般攀登;在深渊中,他如同鱼儿一样穿行。按照潘耒的说法,就是“不惮以身命殉”,活着游,死了算。尤其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更是不惜身子骨的安危,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去探索。他说,只有在没有人敢去的地方,才能够见到真实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奇特而真实的景象。
51岁以前,徐霞客只在家乡周围的山水中游转,去的不远,几天就返家。母亲去世后,他没有了礼教的约束,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遥远、最漫长而又最凶险的西南遐游。
临行前,徐霞客跪在父亲和母亲的墓前说:“爹娘,你们在世的时候,儿子不敢把身体轻易许给别人;你们去了,我就要将二老恩赐的身子骨付托给青山绿水了。”他还对儿子们交待:“我这一去,祸福难测。你们就权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少了家庭一个拖累。”这是一种誓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试问,一个人把生命都押进去,这不是“躯命游”又是什么呢?
什么叫“躯命游”呢?“躯命”是身体和生命,“躯命游”就是说的“不惮以身命殉”。“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若为旅游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求得真知,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徐霞客义无反顾,一不避艰险,二不畏劳苦,三不计安危,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躯命游”。
徐霞客51岁以后进行这次西南万里遐游,确实有着“躯命游”的悲壮色彩。
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将旅行分为两种,他说“山川之雄,散在天下”,要想游遍,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百钱挂杖,寄踪五岳”,有一袋钱挂在身上,到处行走,这叫“自费游”或曰“自掏腰包游”;另一种是“万里一官,假仕而游”,公私两得,走遍天下,这叫“官费游”,或曰“吃喝玩乐全报销游”。徐霞客既无权又缺钱,当然属于“自费游”,既没有文武一班,前拥后随,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要知道,当时中国西南关山阻隔,环境恶劣,边僻而荒凉。徐霞客西南之行,随时随地要遭受着飞雪暴雨、猛兽巨蛇、急流深潭、悬崖峭壁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动乱、人心的险恶等等致命的威胁,称得上是深入虎穴之旅,险境丛生之旅。
所谓“险”,首先是自然界赋予他的艰险。古人一直都把云南和贵州称作“不毛之地”。这里山高水冷,村落稀疏,山路崎岖。这对于从小生长在江河纵横、一马平川的长江三角洲上的徐霞客来说,确实是一种艰难的考验。但他不仅勇往直前,而且在有的地方,为了弄清山川的来龙去脉,他还得迂回往返。这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当他一踏上贵州境内,就说:“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此时,正是雨季来临,他必须冒雨赶夜路,有时山河暴涨,还得“解衣泅水而渡”。他在日记里写道:“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在路上,当地人担心引狼入室,往往拒绝陌生人留宿,他就只好“无茅无饭而卧”,或者住在上漏下湿、人畜杂处的路边窝棚里。
他遭遇过的几次危险,事后连当地的带路人都心有余悸。一次在湖南茶陵云嵝山的一个溪峡,徐霞客决定下峡考察。路人告诉他,这里原本有座神庙,两年前附近老虎将一个和尚拖走,从此寺空僧散,无人敢住。他寻幽心切不信邪不怕危险,偏要独自下去。途中又遇见一个人,竭力劝阻他,说:“一个人空手去太危险。”叫他跟着一起回村请壮士持械随同,但他婉谢了路人的好意,执意独自一人冒雨去探访了这无人敢去“甚为丽观”的山峡。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的大无畏精神!
另一次则是在广西阳朔附近的真仙洞。这个洞很深,“靡不穷搜”。他和向导举着火把进去,脚下软软的不知何物,火光一照,原来是一条大蟒蛇,不见首尾,伏然不动。向导吓得一身冷汗,立马逃出洞来。他却若无其事,频频回首洞中,只见“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游兴未尽,没有一点恐惧的样子。
然而,更为艰险的是盗贼的威胁。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是明朝末年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官场腐朽,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他在《黔游日记》崇祯十一年五月初八中记道:“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这是他西行以来最致命的三次遭遇。“衡阳劫盗”就是他与静闻被抢劫的事,几乎失了性命。“狗场拐徒”是在贵州安顺附近,他的全部路费悉被拐去的事。在路上,有一个自称是王贵的湖南人,主动向徐霞客套近乎,说自己也要去云南,愿意陪老人家同行而且效劳,从而取得徐霞客的信任和怜悯,供他吃饭,还主动给他工钱。四月十九日这一天,在老人不注意时,他竟然将徐霞客藏在盐筒里的保命钱全部掳去。前面说了,徐霞客是自费旅行,本来就没有丰厚的经济来源,又无经费报销之处,所带盘缠有限,经此扫荡,人生地不熟求借无门,好不艰难。好在随他同行的顾仆是个精明人,身边还留着一点救命钱,否则他们只好勒紧裤带挨饿了。又到了五月初一,他们主仆俩住宿在普安城的一个旅店,离开前,行李又被店主人设计偷走。明抢、拐骗、暗偷,真是防不胜防。他在日记中感叹说:“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他把这种遭遇概括为:“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
“湘西遇盗”应该说是他西南游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页。
那一次,他情急之下爬出被窝赤身裸体地跳入冰冷的湘江,狼狈之状前所未有,好在保住了一条命。当他返回衡阳求救时,一位好心的友人劝他打消远行的念头,回老家安度老境。他断然回答说:“青山绿水何处不可埋忠骨,锄头我已经准备好了。”仍然是不顾一切,铁了心。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痴迷到了舍弃小我、物我相忘的境界。
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迷恋到了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后果的程度,人们就会说他痴迷不悟。当时,徐霞客周围的许多人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说他“生有奇癖”,说他“人或怪其诞”。即认为他这个人不合情理,近乎荒诞。
他的云南朋友担当和尚也曾赠诗说他“半若痴顽半若颠,搅扰天地年复年”。
确实,这“痴、顽、颠”三字,活脱脱地把这位奇人的形象描绘了出来。其实,这种痴并不难理解。应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灭的童心,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人生境界,将是世故的、平庸的人。林语堂认为有了这种超凡脱俗的素质,一个人就具有了胆识。他说:“这种智力上的胆力,无疑地必须一己的内心中具有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说过类似的话:“性痴,则志凝。故书痴则文必正,艺痴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要说智力,徐霞客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即潇洒而富有才气,是读过万卷书的人;要说胆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作“躯命游”;其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非凡的痴味。这样的人必然是充满极度自信心的奇人,也是最能取得非凡成就的人。
当这种“躯命游”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性灵游”,这是旅游中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到了这个境界,一个人就会寻找到了精神的家园。
纵览徐霞客全部日记,我们会发现他在大理的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是从物到神的飞跃。进而言之,这是徐霞客“躯命游”向“灵性游”的一次质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面,“生命”和“性命”是很重要的命题,它们是既有联系而又大有差别的两个概念。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即人与禽兽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孟子解释,人与牛马鸡犬都是有生命的动物,这一点差别并不大,但除了有生命,人还有性命,即人有灵性而牛马鸡犬没有灵性。
就旅游而言,现代人称之为休闲,悠哉游哉,对于山水大多不过是旁观者的局外游,也就是说仅仅将山水当作审美的客体而已。徐霞客则不同,他那是“躯命游”,是把身子骨融入山水之中,舍身求法,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高境界了。然而,“躯命游”仍然只是“生命”范围内的行为,而要上升到“性灵游”才能算是最崇高的境界。躯命只是物质世界,而性灵则是内在的精神世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清末革命女杰秋瑾的《精卫石》一诗中“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咏的就是这种微妙的精神境界。肉身消失了,然而性灵不灭。
徐霞客51岁以前的游历,姑且称之“见子打子”,没有系统性,人们说哪个地方的山水好,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游。游历的范围就在家乡附近,最远到达北京。因为“游必有方”,耽误的时间不能太久。51岁以后,他下了决心万里遐游,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从湘江遇盗的衡阳开始,他遭遇到“九九八十一难”的生死折磨,先是面对穷山恶水恶人,接着面对贵州、云南一带土司们糜烂腐朽的生活及民不聊生满目苍凉的动荡惨境。只有进入大理境内,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今,我们读徐霞客的游记,当读到他1638年12月中旬到达鸡足山后的喜悦心境时,不自禁的要为这位受尽苦难的老者祝福。这时,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他心中涌起的那种雨过天晴豁然开朗的清新感觉。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长途跋涉的游子回归故里时的轻松和喜悦。在日记中,他写到进入接近鸡足山的炼洞街时,遇上有迎亲队伍,“鼓吹填街”。感觉这是一个好的预兆,预示着他将从此一切如愿以偿。
果然,此后他所遇到的都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和谐环境。静闻入塔(葬骨)的事,出乎他的意料,得到了遍周、弦辨禅师的帮助,在上山的第五天就在二位禅师的操办下顺利完成,了却了他庄严而神圣的夙愿。
在来鸡足山之前,徐霞客从前人的游记中了解了大理。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士性。这位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旅行家的王士性也到过鸡足山,写了游记,说:“松阴空翠,掩云日者,不觉神思之欲飞。”这不能不对后来的徐霞客有影响,产生了到大理一游的向往。
在贵州,徐霞客饱受了恶劣地理环境的折磨;在滇南和昆明,他尝尽了明末社会兵荒马乱的苦头;在滇西边境一带也不是好吃的果子,那是蛮瘴之地。即使在丽江,他受到了木土司的款待,然而,木家土围子外松内紧的气氛并不能使他畅快,尤其是当他提出要去中甸考察长江源头和想去泸沽湖时,木家表面关心实则婉言劝阻。对两件不快的事,他在日记中作了无奈的记载。他“求往忠甸(中甸),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盗,不可行”。徐霞客暗想,我从江阴一路走来,少不了一路风霜。大风大浪都经受了,哪里会怕这小鱼池里翻船。不让去中甸无非是“恐觇其境”,害怕暴露机密罢了。不让去泸沽湖而只拿一张地图来敷衍他,无非同样的理由。在丽江尚且如此,在别的地方就更不好说了。只有在大理,他才可以无所顾忌尽情地作“性灵游”。在这苦行者的心目中,大理确实是一个安定而谐和的精神家园。
徐霞客在云南大约停留了1年左右的时间,在大理就占了7个多月。而他的滇游日记中有一半以上是大理游记。当然,不仅在数量上大理游记占优势,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独到之处。我们知道,为了能够多走一些地方,徐霞客总是行色匆匆,由于观察事物的敏锐,他的游记大多准确而详略有致,但成块的东西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几里至何地”这类。唯有大理游记大部分可以单独成篇。比如茈碧湖游、邓川西湖游、清源洞游、蝴蝶泉游、清碧溪游、三月街游、崇圣寺游等等,每篇都不失为散文精品。
在大理游记中,除用凝练的语言写景状物外,他往往加上一两句感叹性的评论,表现出性灵的感悟。比如当从洱源县城进入凤羽坝子时,他说:“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古之朱陈村(在江苏丰县东南,白居易诗《朱陈村》:“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这样把自己的惊奇烘托了出来。又如写洱源茈碧湖:“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及也。”如写在清碧溪的感受:“踞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如果不是性情中人,是无法写出如此灵巧的文字的。最绝妙的是写崇圣寺大理石画屏的那段文字:“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他似乎在调侃那些没有灵气的画家,你们来看看这幅大理石画吧,它显得那么巧夺天工,那样的自然而有生气,你们画不出来,那就改行干别的事情好了!又比如,在石宝山上,他用“映日烧林”一词来写满山遍坡马缨花盛开的景象,真是绝妙到顶了;一般人大概只会用“马缨花如火如荼”,而用“映日烧林”,令人叹服。还有,据生物学家说,他用“连须钩足”描写蝴蝶泉边成串的蝴蝶,十分贴切而到位,比有的游客信口开河说的“口尾相■”准确,因为蝴蝶只有吸管而没有嘴,没有嘴怎么能■呢?
记得美国作家爱伦堡评论海明威时说过:“作为一个作家,我叹服于海明威的技巧。凡是一本书在我懂得它是怎么写成之后,我就不会对它感到惊讶了。可是过去我不懂,现在仍然不懂,海明威怎么会使对白具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徐霞客与海明威在状物是有共同之处的。这说明,灵性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这也就是徐霞客的“性灵游”的真谛。
明末,徐霞客的连襟吴国华评价说,徐霞客“生有奇癖,一举兴而遍华藏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说徐霞客游遍了《华严经》中的“不可说世界”。这个“不可说的世界”,也就是“妙香佛国”。而这个妙香古国正是明清时外地人对大理的称呼,是一处启迪性灵的天堂。
令人惋惜的是,徐霞客认为他需要去的还有缅甸,他只好暂时舍近求远。于是,他在大理只耽搁了9天就匆匆赶往腾冲。在那里,他去缅甸的愿望被人劝阻;回鸡足山后,又因等候木土司的使者而误了佳期。他最后未能实现他“苍山洱海未了之兴”。
公元1640年,已经不能站立的徐霞客被木土司派人强行送回江苏老家。第二年,他就带着他那份“苍山洱海未了之兴”、“未了之情”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临终前,他微笑着说:“汉朝的张骞开通了往西域的道路,但他未能见到昆仑山。唐朝的唐僧、元朝的耶律楚材,受命于天子,才有能力去了西天。我一介布衣,靠一根拐杖、一双脚,探索了金沙江的源头,上了昆仑山顶,游历了西部边陲的风光。与上面的三个古人为伍,死也不遗憾了。”这种从善如流的永远不灭的精神,正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中国的脊梁”!
【作者简介】 施立卓:男,1938年8月生,大理州洱源县人,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主编,副编审。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专著有《白族丛谈》、《万花溪絮语》(散文集)、《航天元勋王希季》(传记文学),编选《李元阳诗文选》,曾担任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李元阳集》总编校(兼《散文卷》校注)。
责任编辑 王丽敏
唐泰是徐霞客来云南后拜访的第一位名人。唐泰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担当和尚,现在大理感通寺还有他的塔(坟墓)。担当法名普荷(“言能荷佛家之担也”),又名通荷,担当是他的号。担当字大来,别号布史、此置子、迟道人等,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滇池边的晋宁县,比徐霞客小6岁。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担当赴礼部考试,在当时著名画家董其昌门下学书画,很有进展。在南京时又结识了与董其昌齐名的陈继儒,陈继儒曾以“磊落奇男子”称之。此间,他到绍兴的显圣寺参谒湛然云门禅师,受戒,名通荷,后以有老母在,回到云南。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朝廷下诏求贤,地方推荐唐泰应聘,他自称“一无忠言奇谋,二母老,三病,四懒”,不去应聘。当时人称他是“云中一鹤”、“南中高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担当到鸡足山当了和尚,常往来于滇池、水目、洱海、宝台之间,放情山水,以诗书画禅自遣,最后圆寂感通寺。
徐霞客结识担当是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刚到昆明的时候。这时,徐霞客由黔入滇,行囊已罄,道路不前。于是,他想起陈继儒给担当的介绍信,前往晋宁拜访。十月初四到初七,他终于见到了担当并一起吃饭。徐霞客在晋宁停留了约20天。他在日记中记道,“既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夜宴必尽醉乃已”。这次见面,他俩相互唱和,表现出少有的相知情意。现在还留有唐泰赠徐霞客的20首诗。诗中有“知君足下无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夜话翻来只是山”这样情真意切的诗句。这叫“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叫“惺惺惜惺惺”,真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离别之前,徐霞客还请唐泰为静闻和尚撰《瘗骨记》,
唐泰欣然命笔。同时,唐泰还馈赠徐霞客衣物和游资。徐霞客在日记里记道:“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金钱)赆。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即陈继儒)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为徐霞客穿针引线认识丽江木土司的仍然是陈继儒。徐霞客离开家乡时,陈继儒为他写了好几封介绍信,并捎上一些礼品,其中就有给木增的信。可惜这些信和礼品在湘江遇盗时俱遭焚烧,然而有时心心相印比纸写的文字还管用,一提起陈继儒对方就心领神会了。
早在晋宁的时候,木增就得到徐霞客要来的信息,他一直盼望着。
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别号生白,是世袭丽江府第十三代土司。人们称他为“木丽江”或“木守”。如今,外地人对丽江如雷贯耳,这不能不归功于丽江木氏土司的长期经营,这种经营的特点是在顽强地保留纳西传统文化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早在明代,像木增这样的土司就已经“知诗书,好礼仪”。因为仰慕汉文化,木增成了江南才子陈继儒的好友。徐霞客曾写信给陈继儒说,他曾读《木氏世传》,得知木增是个“贤者”、“夜郎翘楚”(西南突出人才),因此求陈继儒写信引荐,希望借西游之机前往拜谒。陈继儒欣然应允,不仅写了推荐信,还郑重其事地附上“诗扇”和“集叙”,以为凭证。陈继儒说,木增求贤若渴,而徐霞客又仰慕木增的人品,两人相见,一定会一见如故的。
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公元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到达鸡足山。在昆明时有人已经把木增等候他的事告诉他,但刚至鸡足山,徐霞客忙碌在静闻骨灰的安葬事务中,一时难以脱身。然而他下榻的悉檀寺和附近的尊胜塔就是万历年间木增出银万余两建造的,寺僧告诉他,木增还购置了永胜、宾川、邓川千余亩地,作为鸡足寺的费用开支,并为寺里刻印了经书。因此,住在鸡足山上,徐霞客依然深感无比的亲切。直到第二年正月初十,弘辨遣僧到丽江报信,二十日丽江木氏即派人来邀请。从这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一日,徐霞客在丽江住了半月。木增得知徐霞客要来丽江,非常高兴,告谕随从送徐霞客来解脱林(木氏公馆)相见。二十九日,木增在解脱林以最隆重的礼节亲自迎接徐霞客,为他举办了“大肴八十品”的宴席,并屡赠白银、银杯、绸缎、酒果、黄金、铁皮褥、红毡、丽锁等珍贵物品,还邀请徐霞客到木家院欣赏已生长60多年的巨大的山茶。作为回报,徐霞客日以继夜地为木增整理文集并作序,还替木增的第四个儿子评阅修改文章,为其写作范文。徐霞客在为木增所写的《山中逸趣跋》中说“弘祖遍觅山于天下,而亦乃得逸于山中,故喜极而为之序”,可见他们不只是主宾,还是同样追求悠然迹外逸趣的挚友。
公元1639年8月,徐霞客游罢滇西边境归来,木增请他住在鸡足山悉檀寺修《鸡足山志》,并让寺僧体极将山中诸碑文先抄录好,供徐霞客参阅。徐霞客自九月底开始,至次年初,用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了第一部《鸡足山志》,为鸡足山,也为云南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志的修成与木增诚恳的邀请,并提供生活及资料上的方便是分不开的。徐霞客长期在外游历,风餐露宿,“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丛肤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疗之无效,足痛难行,思归心切。木增派人用肩舆护送,“转侧笋舆者百五十日”,至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到家乡。徐霞客的生还,有木增的爱护及下属护送人员的辛勤汗水。徐霞客从崇祯戊寅(公元1638年)五月初十入滇,至崇祯庚辰(公元l640年)六月返乡,3年的时间中,有10个月是由丽江木氏及其下属接待、陪同、护送的。徐霞客与丽江的关系之深,由此可以见一斑。
徐霞客在大理见到的另一位友人叫何巢阿。过去,徐霞客与何巢阿没有谋过面,仍然是在陈继儒那里,知道他母亲去世时有个云南人叫何巢阿的曾托陈问丧,后来想见面却错过了机会。但又在陈函辉那里见到何巢阿的诗,诗中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诗句。紫芝是徐霞客最崇拜的前辈大旅行家王士性的儿子王立毂的号,13岁的时候曾被在云南当官的父亲带去游鸡足山。王紫芝与徐霞客和陈函辉、何巢阿都是挚友。此次到了云南,徐霞客自然会想起何巢阿来。在晋宁时,他曾问人何巢阿是不是陆良人,人家说是浪穹(洱源)人,目前赋闲在家。在鸡足山上,有一位僧人还是何巢阿的亲戚。徐霞客从丽江来到剑川沙溪探听去腾冲的路,石宝山的一位和尚告诉他,从这里往西经过云龙到保山最捷近,往东还有一条可以去洱源和大理。本来他想去缅甸,但他有两重心愿未了:一是想见何巢阿,一是完成苍山洱海未了之愿。于是他决定先向东行。
在洱源茈碧湖边,何巢阿与徐霞客“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牵着手回家,相见恨晚,品酒到了深夜)。
何巢阿的名字叫何鸣凤,洱源县城人,万历年间考取举人,任安徽六安县令,后升任浙江盐运判官,因为有才华,与江南名士交游甚广,结识了陈继儒、陈函辉等大师,他与徐霞客的相识相知,也是因友及友。
最为难得的是,何巢阿还介绍徐霞客去游凤羽坝子,结织了凤羽土司尹忠,同时还带上长子陪他到大理游了9天,这为《徐霞客游记》增添了亮丽的一页。
在洱源凤羽,徐霞客竟然逗留了7天,这在惜时如金、行色匆匆的行者来说是太奢侈了。但他的收获竟如此意外的丰盛:见到了早已在世上消失的桃花源和朱陈村,两次进了曲折幽深的洱海源头清源洞,了解了《水经注》中记载的鸟吊山,喝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走夷方村民带回来的“孩儿茶”。更令他感动的是,他受到了尹忠土司的款待,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晚会,见到了一种稀奇的舞具“紧急鼓”(即现在的八角鼓)。
徐霞客在大理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鸡足山上的僧侣。也是在江南名士的介绍下,徐霞客结识了鸡足山上的诸多僧侣。僧侣们满怀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尊为上宾,使他在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环境中感到“若并州故乡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僧侣,静闻的葬礼不会那么神速而顺利;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在鸡足山愉快地住了半年之久;如果没有这些僧侣,他不会如此熟悉莽莽鸡足山的情况,写不出《鸡足山志》!
珍贵的友情化着精神的力量,为徐霞客成就他的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清康熙年间,也就是在徐霞客去世几十年之后,顾炎武有位学生叫潘耒的,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大为感慨。他说,虽然自己也酷爱旅行,但比起徐霞客来,自愧弗如。他认为,徐霞客到处登山涉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用这种标准衡量一个旅游者,“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古及今,用性灵游,用躯命游者,只有徐霞客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潘耒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前面已经提到,徐霞客是一位做事认真的人,对事物的奥妙,他总是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著。他从小就认为,山川的真实面目,大多被过去的图经志籍(即有关地理的著述)所扭曲变形,因此眼见为实,他决心亲自走遍九州内外,探奇寻幽。因此,他探寻山水的痴迷已经到了乐以忘忧、废寝忘食、不顾一切的地步。在危岩上,他就像鸟儿一样飞翔;在悬崖上,他仿佛猴子一般攀登;在深渊中,他如同鱼儿一样穿行。按照潘耒的说法,就是“不惮以身命殉”,活着游,死了算。尤其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更是不惜身子骨的安危,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去探索。他说,只有在没有人敢去的地方,才能够见到真实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奇特而真实的景象。
51岁以前,徐霞客只在家乡周围的山水中游转,去的不远,几天就返家。母亲去世后,他没有了礼教的约束,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遥远、最漫长而又最凶险的西南遐游。
临行前,徐霞客跪在父亲和母亲的墓前说:“爹娘,你们在世的时候,儿子不敢把身体轻易许给别人;你们去了,我就要将二老恩赐的身子骨付托给青山绿水了。”他还对儿子们交待:“我这一去,祸福难测。你们就权当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少了家庭一个拖累。”这是一种誓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试问,一个人把生命都押进去,这不是“躯命游”又是什么呢?
什么叫“躯命游”呢?“躯命”是身体和生命,“躯命游”就是说的“不惮以身命殉”。“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若为旅游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求得真知,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徐霞客义无反顾,一不避艰险,二不畏劳苦,三不计安危,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躯命游”。
徐霞客51岁以后进行这次西南万里遐游,确实有着“躯命游”的悲壮色彩。
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将旅行分为两种,他说“山川之雄,散在天下”,要想游遍,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百钱挂杖,寄踪五岳”,有一袋钱挂在身上,到处行走,这叫“自费游”或曰“自掏腰包游”;另一种是“万里一官,假仕而游”,公私两得,走遍天下,这叫“官费游”,或曰“吃喝玩乐全报销游”。徐霞客既无权又缺钱,当然属于“自费游”,既没有文武一班,前拥后随,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要知道,当时中国西南关山阻隔,环境恶劣,边僻而荒凉。徐霞客西南之行,随时随地要遭受着飞雪暴雨、猛兽巨蛇、急流深潭、悬崖峭壁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动乱、人心的险恶等等致命的威胁,称得上是深入虎穴之旅,险境丛生之旅。
所谓“险”,首先是自然界赋予他的艰险。古人一直都把云南和贵州称作“不毛之地”。这里山高水冷,村落稀疏,山路崎岖。这对于从小生长在江河纵横、一马平川的长江三角洲上的徐霞客来说,确实是一种艰难的考验。但他不仅勇往直前,而且在有的地方,为了弄清山川的来龙去脉,他还得迂回往返。这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当他一踏上贵州境内,就说:“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此时,正是雨季来临,他必须冒雨赶夜路,有时山河暴涨,还得“解衣泅水而渡”。他在日记里写道:“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在路上,当地人担心引狼入室,往往拒绝陌生人留宿,他就只好“无茅无饭而卧”,或者住在上漏下湿、人畜杂处的路边窝棚里。
他遭遇过的几次危险,事后连当地的带路人都心有余悸。一次在湖南茶陵云嵝山的一个溪峡,徐霞客决定下峡考察。路人告诉他,这里原本有座神庙,两年前附近老虎将一个和尚拖走,从此寺空僧散,无人敢住。他寻幽心切不信邪不怕危险,偏要独自下去。途中又遇见一个人,竭力劝阻他,说:“一个人空手去太危险。”叫他跟着一起回村请壮士持械随同,但他婉谢了路人的好意,执意独自一人冒雨去探访了这无人敢去“甚为丽观”的山峡。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的大无畏精神!
另一次则是在广西阳朔附近的真仙洞。这个洞很深,“靡不穷搜”。他和向导举着火把进去,脚下软软的不知何物,火光一照,原来是一条大蟒蛇,不见首尾,伏然不动。向导吓得一身冷汗,立马逃出洞来。他却若无其事,频频回首洞中,只见“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游兴未尽,没有一点恐惧的样子。
然而,更为艰险的是盗贼的威胁。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是明朝末年中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官场腐朽,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他在《黔游日记》崇祯十一年五月初八中记道:“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这是他西行以来最致命的三次遭遇。“衡阳劫盗”就是他与静闻被抢劫的事,几乎失了性命。“狗场拐徒”是在贵州安顺附近,他的全部路费悉被拐去的事。在路上,有一个自称是王贵的湖南人,主动向徐霞客套近乎,说自己也要去云南,愿意陪老人家同行而且效劳,从而取得徐霞客的信任和怜悯,供他吃饭,还主动给他工钱。四月十九日这一天,在老人不注意时,他竟然将徐霞客藏在盐筒里的保命钱全部掳去。前面说了,徐霞客是自费旅行,本来就没有丰厚的经济来源,又无经费报销之处,所带盘缠有限,经此扫荡,人生地不熟求借无门,好不艰难。好在随他同行的顾仆是个精明人,身边还留着一点救命钱,否则他们只好勒紧裤带挨饿了。又到了五月初一,他们主仆俩住宿在普安城的一个旅店,离开前,行李又被店主人设计偷走。明抢、拐骗、暗偷,真是防不胜防。他在日记中感叹说:“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他把这种遭遇概括为:“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
“湘西遇盗”应该说是他西南游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页。
那一次,他情急之下爬出被窝赤身裸体地跳入冰冷的湘江,狼狈之状前所未有,好在保住了一条命。当他返回衡阳求救时,一位好心的友人劝他打消远行的念头,回老家安度老境。他断然回答说:“青山绿水何处不可埋忠骨,锄头我已经准备好了。”仍然是不顾一切,铁了心。这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痴迷到了舍弃小我、物我相忘的境界。
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迷恋到了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后果的程度,人们就会说他痴迷不悟。当时,徐霞客周围的许多人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说他“生有奇癖”,说他“人或怪其诞”。即认为他这个人不合情理,近乎荒诞。
他的云南朋友担当和尚也曾赠诗说他“半若痴顽半若颠,搅扰天地年复年”。
确实,这“痴、顽、颠”三字,活脱脱地把这位奇人的形象描绘了出来。其实,这种痴并不难理解。应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灭的童心,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人生境界,将是世故的、平庸的人。林语堂认为有了这种超凡脱俗的素质,一个人就具有了胆识。他说:“这种智力上的胆力,无疑地必须一己的内心中具有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说过类似的话:“性痴,则志凝。故书痴则文必正,艺痴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要说智力,徐霞客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即潇洒而富有才气,是读过万卷书的人;要说胆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作“躯命游”;其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非凡的痴味。这样的人必然是充满极度自信心的奇人,也是最能取得非凡成就的人。
当这种“躯命游”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性灵游”,这是旅游中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到了这个境界,一个人就会寻找到了精神的家园。
纵览徐霞客全部日记,我们会发现他在大理的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是从物到神的飞跃。进而言之,这是徐霞客“躯命游”向“灵性游”的一次质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面,“生命”和“性命”是很重要的命题,它们是既有联系而又大有差别的两个概念。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即人与禽兽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孟子解释,人与牛马鸡犬都是有生命的动物,这一点差别并不大,但除了有生命,人还有性命,即人有灵性而牛马鸡犬没有灵性。
就旅游而言,现代人称之为休闲,悠哉游哉,对于山水大多不过是旁观者的局外游,也就是说仅仅将山水当作审美的客体而已。徐霞客则不同,他那是“躯命游”,是把身子骨融入山水之中,舍身求法,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高境界了。然而,“躯命游”仍然只是“生命”范围内的行为,而要上升到“性灵游”才能算是最崇高的境界。躯命只是物质世界,而性灵则是内在的精神世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清末革命女杰秋瑾的《精卫石》一诗中“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咏的就是这种微妙的精神境界。肉身消失了,然而性灵不灭。
徐霞客51岁以前的游历,姑且称之“见子打子”,没有系统性,人们说哪个地方的山水好,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游。游历的范围就在家乡附近,最远到达北京。因为“游必有方”,耽误的时间不能太久。51岁以后,他下了决心万里遐游,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从湘江遇盗的衡阳开始,他遭遇到“九九八十一难”的生死折磨,先是面对穷山恶水恶人,接着面对贵州、云南一带土司们糜烂腐朽的生活及民不聊生满目苍凉的动荡惨境。只有进入大理境内,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今,我们读徐霞客的游记,当读到他1638年12月中旬到达鸡足山后的喜悦心境时,不自禁的要为这位受尽苦难的老者祝福。这时,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他心中涌起的那种雨过天晴豁然开朗的清新感觉。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长途跋涉的游子回归故里时的轻松和喜悦。在日记中,他写到进入接近鸡足山的炼洞街时,遇上有迎亲队伍,“鼓吹填街”。感觉这是一个好的预兆,预示着他将从此一切如愿以偿。
果然,此后他所遇到的都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和谐环境。静闻入塔(葬骨)的事,出乎他的意料,得到了遍周、弦辨禅师的帮助,在上山的第五天就在二位禅师的操办下顺利完成,了却了他庄严而神圣的夙愿。
在来鸡足山之前,徐霞客从前人的游记中了解了大理。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士性。这位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旅行家的王士性也到过鸡足山,写了游记,说:“松阴空翠,掩云日者,不觉神思之欲飞。”这不能不对后来的徐霞客有影响,产生了到大理一游的向往。
在贵州,徐霞客饱受了恶劣地理环境的折磨;在滇南和昆明,他尝尽了明末社会兵荒马乱的苦头;在滇西边境一带也不是好吃的果子,那是蛮瘴之地。即使在丽江,他受到了木土司的款待,然而,木家土围子外松内紧的气氛并不能使他畅快,尤其是当他提出要去中甸考察长江源头和想去泸沽湖时,木家表面关心实则婉言劝阻。对两件不快的事,他在日记中作了无奈的记载。他“求往忠甸(中甸),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盗,不可行”。徐霞客暗想,我从江阴一路走来,少不了一路风霜。大风大浪都经受了,哪里会怕这小鱼池里翻船。不让去中甸无非是“恐觇其境”,害怕暴露机密罢了。不让去泸沽湖而只拿一张地图来敷衍他,无非同样的理由。在丽江尚且如此,在别的地方就更不好说了。只有在大理,他才可以无所顾忌尽情地作“性灵游”。在这苦行者的心目中,大理确实是一个安定而谐和的精神家园。
徐霞客在云南大约停留了1年左右的时间,在大理就占了7个多月。而他的滇游日记中有一半以上是大理游记。当然,不仅在数量上大理游记占优势,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独到之处。我们知道,为了能够多走一些地方,徐霞客总是行色匆匆,由于观察事物的敏锐,他的游记大多准确而详略有致,但成块的东西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几里至何地”这类。唯有大理游记大部分可以单独成篇。比如茈碧湖游、邓川西湖游、清源洞游、蝴蝶泉游、清碧溪游、三月街游、崇圣寺游等等,每篇都不失为散文精品。
在大理游记中,除用凝练的语言写景状物外,他往往加上一两句感叹性的评论,表现出性灵的感悟。比如当从洱源县城进入凤羽坝子时,他说:“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古之朱陈村(在江苏丰县东南,白居易诗《朱陈村》:“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这样把自己的惊奇烘托了出来。又如写洱源茈碧湖:“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及也。”如写在清碧溪的感受:“踞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如果不是性情中人,是无法写出如此灵巧的文字的。最绝妙的是写崇圣寺大理石画屏的那段文字:“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他似乎在调侃那些没有灵气的画家,你们来看看这幅大理石画吧,它显得那么巧夺天工,那样的自然而有生气,你们画不出来,那就改行干别的事情好了!又比如,在石宝山上,他用“映日烧林”一词来写满山遍坡马缨花盛开的景象,真是绝妙到顶了;一般人大概只会用“马缨花如火如荼”,而用“映日烧林”,令人叹服。还有,据生物学家说,他用“连须钩足”描写蝴蝶泉边成串的蝴蝶,十分贴切而到位,比有的游客信口开河说的“口尾相■”准确,因为蝴蝶只有吸管而没有嘴,没有嘴怎么能■呢?
记得美国作家爱伦堡评论海明威时说过:“作为一个作家,我叹服于海明威的技巧。凡是一本书在我懂得它是怎么写成之后,我就不会对它感到惊讶了。可是过去我不懂,现在仍然不懂,海明威怎么会使对白具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徐霞客与海明威在状物是有共同之处的。这说明,灵性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这也就是徐霞客的“性灵游”的真谛。
明末,徐霞客的连襟吴国华评价说,徐霞客“生有奇癖,一举兴而遍华藏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说徐霞客游遍了《华严经》中的“不可说世界”。这个“不可说的世界”,也就是“妙香佛国”。而这个妙香古国正是明清时外地人对大理的称呼,是一处启迪性灵的天堂。
令人惋惜的是,徐霞客认为他需要去的还有缅甸,他只好暂时舍近求远。于是,他在大理只耽搁了9天就匆匆赶往腾冲。在那里,他去缅甸的愿望被人劝阻;回鸡足山后,又因等候木土司的使者而误了佳期。他最后未能实现他“苍山洱海未了之兴”。
公元1640年,已经不能站立的徐霞客被木土司派人强行送回江苏老家。第二年,他就带着他那份“苍山洱海未了之兴”、“未了之情”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临终前,他微笑着说:“汉朝的张骞开通了往西域的道路,但他未能见到昆仑山。唐朝的唐僧、元朝的耶律楚材,受命于天子,才有能力去了西天。我一介布衣,靠一根拐杖、一双脚,探索了金沙江的源头,上了昆仑山顶,游历了西部边陲的风光。与上面的三个古人为伍,死也不遗憾了。”这种从善如流的永远不灭的精神,正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中国的脊梁”!
【作者简介】 施立卓:男,1938年8月生,大理州洱源县人,曾任大理州文联副主席、《大理文化》主编,副编审。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专著有《白族丛谈》、《万花溪絮语》(散文集)、《航天元勋王希季》(传记文学),编选《李元阳诗文选》,曾担任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李元阳集》总编校(兼《散文卷》校注)。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