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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第三种人"如何应对革命和左联的文艺政策,以此为基础,再剖析左翼应对"第三种人"时表现出来的诸多面相。同一场论战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鲁迅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如何处置往昔的追随者;冯雪峰则努力调和师、友、党、我的矛盾;茅盾在意的是《文学》与《现代》的竞争。论战彰显了有关各方在以左翼为中心的文坛上的身份、地位和功能;"边缘人"特有的文化气质,亦在论战中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