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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文章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了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关键词英汉学习型词典回顾与反思设计特征视角
一、引言
词典功能是经过设计的词典文本效能的体现。在现代词典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学习型词典的研究中，设计特征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artmann & ames（1998：37）在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词典》）中就曾指出，词典文本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内容方面的特征（信息类别）和呈现方面的特征（信息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词典使用者的参考需求和技能”。事实上，这一论述明确了传统词典学研究中对两大设计特征的关注，即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然而，面对当下及未来词典编纂技术化与词典文本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现代词典研编也需与时俱进，应把“技术特征”也纳入设计特征研究的范畴。因此，设计特征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词典文本设计的内容特征、结构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的综合研究。
就学习型词典而言，其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其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史相对较为短暂，而且其发展“较多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影响，英汉学习词典也因其相对更易接受国外学习词典的先进编纂思想和需求量大等而成为国内学习词典发展历程中的佼佼者”（雍和明等 2010：40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二、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眸
英汉学习型词典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其一，学习型词典的客观社会需求。纵观英汉学习型词典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今日的发展历程，社会上的“英语热”几乎全程助推着英汉学习型词典在中国的编纂与出版。早期的“英语热”更多重在通过英语的研习进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与技术，以达救国之理想，正如吴敬恒于1934年给詹文浒主编的《英文文法作文两用辞典》所作的序言[1]中所言：“……如果要习科工，非习外国文不可。习外国文，本来不止是做外交官刚八度，就为了要习科工。那么我今注意读者，诸位靠了这部辞典，学精了英文，有好英文做了工具，赶快学精科工，救了我国，才不负詹先生等的美意……。”由此可见，彼时国人对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殷切需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再次席卷全社会，而此时的“英语热”则更多是出于对外交流。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不仅要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的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辅助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进行专业交流。其二，对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理念的借鉴。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牛津”“朗文”等优质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原版引进与双解出版引发了国内同类词典编纂与研究风气的改变，比如，语料库词典编纂的全新模式、语言学理论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以及学习型词典与外语教学结合的相关研究等（魏向清等 2010：37）。正是这种“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引发了我国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的热潮。
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发展之路相比，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到设计特征方面的创新，前者的实践重心在于面向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全球化”设计，而后者则在于服务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设计。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创新的历程就是设计特征不断“中国化”的进程。那么，何谓“中国化”？姚奔（1984：148—149）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所谓双语词典中国化……主要是指从我国学用外语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掌握丰富的外语和汉语资料，比较两种语言的特点，既吸取外语词典的优点，又总结我国编纂双语词典的经验，进行综合研究，在继承传统，借鉴外语词典的基础上，要求有所创新，编纂出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特色，表现出我国辞书编纂的学术水平的双语词典来。……双语词典编纂中国化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确定读者对象，总体设计，制定编写方针和细则到收词、体例、标音、释义、例证、建立语言资料库等，都值得探讨，都有继承、借鉴和革新的问题。
根据相关史料与研究（杨文秀 2003；雍和明等 2010：407—420；陆谷孙，王馥芳 2011：14—31；魏向清等 2011），我们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中国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时期（1911—1948）、低潮发展期（1949—1977）、起步发展期（1978—1987）、快速发展期（1988—2000）和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下文分述之。
1.萌芽时期（1911—1948）的初步思考
考察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文本，可以发现，面向用户需求的朴素设计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强调在内容特征的处理上要切合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需求。以内容表征手段的设计为例，杨锦森等在《袖珍英华双解字典》（中华书局，1917）的弁言中谈到该词典的“五善”时，说道：“……行数字数之支配，明若列眉。字有大小，墨色有重轻。省目力，便检查。其善二。此书注重读音，而不加以繁复之记号。凡字母之无音者，刊以斜体。凡字之不依切音常例者，辙附注其变音焉。学者检视，一目了然。其善三。……”可见，尽管此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内容表征手段相对简单，但编者设计理念中所体现出的用户取向已非常明确。再以信息内容的择取为例，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中华书局，1926）自序中做了如下阐述：“多数学生亦自知文字基础未固，而尤以缺乏学生适用之字典为苦。盖彼等所谓使用者，条件有三：字数适中，应有尽有，一也；指示正确之音，二也；解释简明，不蔓不晦，三也。国文如是，英文亦如是。”循此理念，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选词上“颇费踌躇”，“乃取桑戴克Thorndike常用万字表为选字标准，并就中国学生所需用者，略加损益而成此书”。可见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很早就已经关注到词典设计特征的“中国化”问题，体现出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全球英语学习者特殊群体的关注。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两段词典序言中找到进一步的印证：张世鎏在《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序言中谈及编纂初衷时，言道：“昔尝译释英文字典多种，率尔问世。各书虽自有其优点，意殊未惬。则以囿于原书范围，未能夷芟增益如所见。其间取材有不必即以举示我国学子者，往往兼收并蓄，缕析无遗。而急待引申讲解者，反付阙如。用者仅获睹字义之轮廓，而不能抉其精华。以甲国人习乙国文字，遗传陶冶，彼此不同。必以此点加以分析，方合需要。”葛传槼在《英文用法大字典》的自序中也明确指出：“它是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的一部惟一的英文用法字典。我说‘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是的，我是中国人，用这本字典的也都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不一定我）才能做出这本或者和这本相似的书，也只有中国人才用得着这类书。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大半是中国人所易于用错、误解，或忽略的。”客观而言，就设计特征研究的理论准备与实践基础而言，本时期的相关探究还非常薄弱，但散落于词典序言之中的相关论述以及朴素的文本设计实践却已然昭示着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张世鎏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29）、《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异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6）、《英文用法大字典》（葛传槼主编，竞文书局，1942）等。
2.低潮发展期（1949—1977）的基本缺失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的这段时期内，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理念未能得以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英汉学习型词典”（陆谷孙，王馥芳 2011：20）。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政治形势，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外交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使得本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几乎处于停滞的边缘（雍和明等 2010：415）。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中，受当时国内提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外语方面是俄语一枝独秀，国人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数极少。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既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也没有用户需求的有效驱动，错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本时期内，仅有少数学人勤勉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标用户定位也多为初中级学习者，词典规模多为中小型，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基本缺失。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英华大词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读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发行，1950）、《学生英汉辞典》（熊绪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简明英汉词典》（张其春、蔡文萦主编，商务印书馆，1972）、《新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英汉小词典》（陈羽纶、党凤德等编，商务印书馆，1977）等。
3.起步发展期（1978—1987）的理念复苏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外语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以及首次全国辞书规划（1975—1985）的制订与实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独立研编与引进出版开始有机结合，助推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事业的复苏。
在设计理念上，虽然第二代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尚未被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大幅吸纳，但“为中国学习者而编”的理念得以秉承并发展。以《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为例，当时英语界的名宿葛传槼、陆谷孙、林同济、杨岂深、伍蠡甫等俱在其列。“强大的阵容不仅是质量的保障，更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过来人’，其中名列首位的葛传槼教授是以自学成才享誉国内的大家，所以深知英语学习的甘苦。”（朱绩崧 2010：63）因此，《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的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寓教于释”的用户友好理念。以例证的处理为例：“（a）凡值得学习者留心之处，均用白斜体印出。（b）如需升级到句子乃至语篇层面，则置入简洁明了但切中要害的按语。如第773页make条make of短语义项①的例证及译文‘The bridge is made of steel.这座桥是用钢材造的。’后接按语‘[试比较：Steel is made from iron.钢是由铁炼成的。]’或者，干脆在同一词条下，以相似结构的例证，凸显细微的形态差别引起的语义变化。如第5页absent条义项I a. ①下的两则例证：e is ～ from Peking.他不在北京。/ e is ～in Peking.他外出了，暂时在北京。”（朱绩崧 2010：63—6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者在文本特征设计方面更加注重体现用户友好的编纂原则。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学生英语常用词词典》（刘正琰主编，商务印书馆，1981）、《新编学生实用英汉小词典》（丁申宽、梁国相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英汉小词典》（修订本）（陈羽纶等编，商务印书馆，1984）、《英华大词典》（修订第2版，郑易里、党凤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1984）、《新英汉词典》（增补本，《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当代英汉详解词典》（周纪廉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等。
4.快速发展期（1988—2000）的学习借鉴
本时期内，我国的社会发展大环境更加有利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与出版。具体而言，对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整体英语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1988—2000）的制订与实施，以及各类英语考试（如CET4/6、TEM4/8、PETS、IELTS、TOEFL、GMAT、GRE等）的开展与流行[2]等外部因素都促使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版数量激增。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实践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得益于辞书出版的对外交流，我们开始借鉴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一些最新理念与文本设计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一些独立思考：（1）在内容特征的设计上开始关注英语考试或教材的相关内容，甚至出版考试词典，如《英汉出国考试词典》（张荣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以及辅助自学某一教材的词典，如《新概念英语自学词典》（修订版）（唐义均著，外文出版社，1996）。（2）英汉学习型词典创新研编的技术特征探索开始起步。自1992年起，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开始合作共建服务于双语学习型语文辞书编纂的英汉语料库。研编人员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主流技术模式，创建了国内首个真正用于英语类双语词典编纂的“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英汉语言资料库”，并配套研发了计算机双语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为大型英汉学习型词典《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成功编纂提供了有利的创新技术支持，同时也代表着我国当代英语类学习型词典编纂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外研社词典编辑室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外研社实用英汉词典》（余士雄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学生实用英汉大词典》（刘锐诚、李仁发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英汉详注词典》（周国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新英汉词典》（世纪版，吴莹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英华大词典》（修订第3版，徐式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2000）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进入了有史以来的繁荣期，但由于相关设计特征研究不足，仅停留于对外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符合中国英语学习者需求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精品却很少，“新问世的一些词典，往往缺乏自己的特色和设计理念，缺乏市场竞争力”（田兵，陈国华 2009：2）。 5.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的自主创新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类辞书编纂总体上开始进入发展的“滞胀”期。究其原因，一方面，英汉词典总体出版数量过剩；另一方面，受中国英语学习者欢迎的英汉词典很少。这种尴尬局面引发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的思考，促使他们开始谋求自主创新，加强词典文本特征“中国化”的设计。比如：《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的独立研编耗费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和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部分教师十余年的精力才得以出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独立研编则耗费了以张柏然教授为主编的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六年的光阴，如果再算上前期花费在自建英汉语料库和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研发上的时间，这部大型英汉学习型语文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则前后历时12年；《新英汉词典》由第1版至第4版（修订本）的出版前后则历时近40年的时间（1975—2013），每次修订都是一次飞跃。这些英汉学习型词典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设计理念：由中国专家针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困难自主编纂。诚如吴建平等（2010：59）在分析《新英汉词典》的成功奥秘时所言：“《新英汉》（第四版）提出了‘为中国人量身定做（A Dictionary Made for China）’的口号……与国外引进的学习型词典进行错位竞争……。”毋庸置疑，这种“错位竞争”的研编策略应当成为英汉学习型词典未来最为重要的编纂理念之一。这其实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发展历程所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即“中国化”的文本设计理念。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新版，郭世英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中国小学生英语学习词典》（英汉双解）及系列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戴炜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新时代小学生英汉词典》和《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邱述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新英汉词典》（第4版，高永伟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4版修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时期内，除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在实践上的努力创新之外，有关设计特征研究的学理探索也在逐步兴起，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自萌芽时期以来，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不断强调“用户意识”，宣称“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而编纂”，但在编纂实践中的“自主创新意识”不足，以致英汉学习型词典难以真正满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英汉教学词典历时承继性不够，二是精品意识不强，三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田兵，陈国华 2009：2—3）反观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成功的经验，其实践的创新发展“……是与相关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英语教学与研究的进步，以及以语料库技术为主的语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的。同时，更是词典学理论研究、词典编纂技术、词典使用者调查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的结果”（田兵，陈国华 2009：41—42）。21世纪以来，已有多部学术专著关注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理念探索。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1）设计特征视角，涉及内容特征，如《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杨文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英汉双及物动词对比研究及其对双语词典学的启示》（马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徐海，科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曾东京，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中搭配的认知化呈现》（武继红，科学出版社，2011）等；技术特征，如《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李德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2）实证研究视角，如《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王仁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大学汉英学习词典模式构建》（何家宁，科学出版社，2008）、《词典使用与英语词汇学习——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使用双解词典之实证研究》（陈玉珍，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等；（3）对比研究视角，如《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于屏方、杜家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4）评介与借鉴视角，如《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于海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田兵、陈国华，科学出版社，2009）和《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徐海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等。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双语词典学界的理论研究对英语学习词典学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较多，大部分的著作花不少笔墨去评介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以及谈论其成功经验给双语学习型词典或汉语学习型词典研编带来的启示；对英语学习型词典学理论的反思较少，将相关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更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在引介阐释、评判批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论融合与创新：所谓“融合”，就是要注重与汉语词典学理论研究、汉语语言研究等相结合；所谓“创新”，就是要注重从中国用户视角出发的国别化研究，从英汉语言对比视角出发的差别化研究等理论拓展。
三、结语
英语学习型词典家族得以称雄世界的法宝在于它们始终以设计特征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引领其词典产品的设计实践。相比之下，我们的英汉学习型词典至今仍处于被英语学习型词典基本遮蔽的状态。要研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固然可以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得到借鉴和启发，但英汉学习型词典及其设计特征的特殊性还需依靠我们的独立研究。本文从设计特征视角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的历时性回顾与反思揭示了双语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愿本文能够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进而切实为完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体系和真正提升我国双语学习型词典产品的竞争力而共同努力。 附注
[1]本文所引用的词典序言，除特别注明外，均转引自潘小松辑录的《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一书。
[2]CET4/6自1986年末开始筹备，1987年正式实施。TEM4/8自1991年起由中国大陆教育部实行。PETS14级于1999年9月在部分省市首次开考，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考。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升温的出国留学热则带动了IELTS、TOEFL、GMAT、GRE等考试在中国大陆的流行。与英语考试热相随的是各类备考用的词汇手册、词典的“编纂热”。
参考文献
1.陆谷孙，王馥芳. 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以《英汉大词典》编纂为例.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潘小松辑录. 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3.田兵，陈国华. 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2008）发展概述. 中国出版，2010（9）.
5.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6.吴建平，陈玉珍，吴佳蕾. 稳中求变 与时俱进——《新英汉词典》（第四版）评介. 辞书研究，2010（5）.
7.杨文秀. 二十世纪英汉学习词典回眸. 外语研究，2003（3）.
8.姚 奔. 双语词典编纂中国化问题浅探. 辞书研究，1984（2）.
9.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 中国辞典3000年：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1999年.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10.朱绩崧. 《新英汉词典》之传统：“易”道三谈. 辞书研究，2010（5）.
11.artmann R R K，ames G. （eds.）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江苏210023）
（责任编辑李潇潇）
关键词英汉学习型词典回顾与反思设计特征视角
一、引言
词典功能是经过设计的词典文本效能的体现。在现代词典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学习型词典的研究中，设计特征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artmann & ames（1998：37）在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词典》）中就曾指出，词典文本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内容方面的特征（信息类别）和呈现方面的特征（信息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词典使用者的参考需求和技能”。事实上，这一论述明确了传统词典学研究中对两大设计特征的关注，即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然而，面对当下及未来词典编纂技术化与词典文本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现代词典研编也需与时俱进，应把“技术特征”也纳入设计特征研究的范畴。因此，设计特征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词典文本设计的内容特征、结构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的综合研究。
就学习型词典而言，其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其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史相对较为短暂，而且其发展“较多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影响，英汉学习词典也因其相对更易接受国外学习词典的先进编纂思想和需求量大等而成为国内学习词典发展历程中的佼佼者”（雍和明等 2010：40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二、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眸
英汉学习型词典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其一，学习型词典的客观社会需求。纵观英汉学习型词典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今日的发展历程，社会上的“英语热”几乎全程助推着英汉学习型词典在中国的编纂与出版。早期的“英语热”更多重在通过英语的研习进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与技术，以达救国之理想，正如吴敬恒于1934年给詹文浒主编的《英文文法作文两用辞典》所作的序言[1]中所言：“……如果要习科工，非习外国文不可。习外国文，本来不止是做外交官刚八度，就为了要习科工。那么我今注意读者，诸位靠了这部辞典，学精了英文，有好英文做了工具，赶快学精科工，救了我国，才不负詹先生等的美意……。”由此可见，彼时国人对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殷切需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再次席卷全社会，而此时的“英语热”则更多是出于对外交流。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不仅要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的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辅助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进行专业交流。其二，对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理念的借鉴。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牛津”“朗文”等优质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原版引进与双解出版引发了国内同类词典编纂与研究风气的改变，比如，语料库词典编纂的全新模式、语言学理论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以及学习型词典与外语教学结合的相关研究等（魏向清等 2010：37）。正是这种“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引发了我国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的热潮。
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发展之路相比，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到设计特征方面的创新，前者的实践重心在于面向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全球化”设计，而后者则在于服务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设计。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创新的历程就是设计特征不断“中国化”的进程。那么，何谓“中国化”？姚奔（1984：148—149）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所谓双语词典中国化……主要是指从我国学用外语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掌握丰富的外语和汉语资料，比较两种语言的特点，既吸取外语词典的优点，又总结我国编纂双语词典的经验，进行综合研究，在继承传统，借鉴外语词典的基础上，要求有所创新，编纂出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特色，表现出我国辞书编纂的学术水平的双语词典来。……双语词典编纂中国化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确定读者对象，总体设计，制定编写方针和细则到收词、体例、标音、释义、例证、建立语言资料库等，都值得探讨，都有继承、借鉴和革新的问题。
根据相关史料与研究（杨文秀 2003；雍和明等 2010：407—420；陆谷孙，王馥芳 2011：14—31；魏向清等 2011），我们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中国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时期（1911—1948）、低潮发展期（1949—1977）、起步发展期（1978—1987）、快速发展期（1988—2000）和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下文分述之。
1.萌芽时期（1911—1948）的初步思考
考察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文本，可以发现，面向用户需求的朴素设计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强调在内容特征的处理上要切合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需求。以内容表征手段的设计为例，杨锦森等在《袖珍英华双解字典》（中华书局，1917）的弁言中谈到该词典的“五善”时，说道：“……行数字数之支配，明若列眉。字有大小，墨色有重轻。省目力，便检查。其善二。此书注重读音，而不加以繁复之记号。凡字母之无音者，刊以斜体。凡字之不依切音常例者，辙附注其变音焉。学者检视，一目了然。其善三。……”可见，尽管此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内容表征手段相对简单，但编者设计理念中所体现出的用户取向已非常明确。再以信息内容的择取为例，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中华书局，1926）自序中做了如下阐述：“多数学生亦自知文字基础未固，而尤以缺乏学生适用之字典为苦。盖彼等所谓使用者，条件有三：字数适中，应有尽有，一也；指示正确之音，二也；解释简明，不蔓不晦，三也。国文如是，英文亦如是。”循此理念，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选词上“颇费踌躇”，“乃取桑戴克Thorndike常用万字表为选字标准，并就中国学生所需用者，略加损益而成此书”。可见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很早就已经关注到词典设计特征的“中国化”问题，体现出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全球英语学习者特殊群体的关注。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两段词典序言中找到进一步的印证：张世鎏在《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序言中谈及编纂初衷时，言道：“昔尝译释英文字典多种，率尔问世。各书虽自有其优点，意殊未惬。则以囿于原书范围，未能夷芟增益如所见。其间取材有不必即以举示我国学子者，往往兼收并蓄，缕析无遗。而急待引申讲解者，反付阙如。用者仅获睹字义之轮廓，而不能抉其精华。以甲国人习乙国文字，遗传陶冶，彼此不同。必以此点加以分析，方合需要。”葛传槼在《英文用法大字典》的自序中也明确指出：“它是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的一部惟一的英文用法字典。我说‘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是的，我是中国人，用这本字典的也都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不一定我）才能做出这本或者和这本相似的书，也只有中国人才用得着这类书。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大半是中国人所易于用错、误解，或忽略的。”客观而言，就设计特征研究的理论准备与实践基础而言，本时期的相关探究还非常薄弱，但散落于词典序言之中的相关论述以及朴素的文本设计实践却已然昭示着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张世鎏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29）、《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异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6）、《英文用法大字典》（葛传槼主编，竞文书局，1942）等。
2.低潮发展期（1949—1977）的基本缺失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的这段时期内，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理念未能得以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英汉学习型词典”（陆谷孙，王馥芳 2011：20）。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政治形势，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外交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使得本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几乎处于停滞的边缘（雍和明等 2010：415）。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中，受当时国内提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外语方面是俄语一枝独秀，国人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数极少。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既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也没有用户需求的有效驱动，错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本时期内，仅有少数学人勤勉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标用户定位也多为初中级学习者，词典规模多为中小型，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基本缺失。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英华大词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读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发行，1950）、《学生英汉辞典》（熊绪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简明英汉词典》（张其春、蔡文萦主编，商务印书馆，1972）、《新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英汉小词典》（陈羽纶、党凤德等编，商务印书馆，1977）等。
3.起步发展期（1978—1987）的理念复苏
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外语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以及首次全国辞书规划（1975—1985）的制订与实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独立研编与引进出版开始有机结合，助推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事业的复苏。
在设计理念上，虽然第二代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尚未被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大幅吸纳，但“为中国学习者而编”的理念得以秉承并发展。以《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为例，当时英语界的名宿葛传槼、陆谷孙、林同济、杨岂深、伍蠡甫等俱在其列。“强大的阵容不仅是质量的保障，更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过来人’，其中名列首位的葛传槼教授是以自学成才享誉国内的大家，所以深知英语学习的甘苦。”（朱绩崧 2010：63）因此，《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的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寓教于释”的用户友好理念。以例证的处理为例：“（a）凡值得学习者留心之处，均用白斜体印出。（b）如需升级到句子乃至语篇层面，则置入简洁明了但切中要害的按语。如第773页make条make of短语义项①的例证及译文‘The bridge is made of steel.这座桥是用钢材造的。’后接按语‘[试比较：Steel is made from iron.钢是由铁炼成的。]’或者，干脆在同一词条下，以相似结构的例证，凸显细微的形态差别引起的语义变化。如第5页absent条义项I a. ①下的两则例证：e is ～ from Peking.他不在北京。/ e is ～in Peking.他外出了，暂时在北京。”（朱绩崧 2010：63—6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者在文本特征设计方面更加注重体现用户友好的编纂原则。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学生英语常用词词典》（刘正琰主编，商务印书馆，1981）、《新编学生实用英汉小词典》（丁申宽、梁国相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英汉小词典》（修订本）（陈羽纶等编，商务印书馆，1984）、《英华大词典》（修订第2版，郑易里、党凤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1984）、《新英汉词典》（增补本，《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当代英汉详解词典》（周纪廉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等。
4.快速发展期（1988—2000）的学习借鉴
本时期内，我国的社会发展大环境更加有利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与出版。具体而言，对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整体英语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1988—2000）的制订与实施，以及各类英语考试（如CET4/6、TEM4/8、PETS、IELTS、TOEFL、GMAT、GRE等）的开展与流行[2]等外部因素都促使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版数量激增。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实践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得益于辞书出版的对外交流，我们开始借鉴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一些最新理念与文本设计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一些独立思考：（1）在内容特征的设计上开始关注英语考试或教材的相关内容，甚至出版考试词典，如《英汉出国考试词典》（张荣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以及辅助自学某一教材的词典，如《新概念英语自学词典》（修订版）（唐义均著，外文出版社，1996）。（2）英汉学习型词典创新研编的技术特征探索开始起步。自1992年起，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开始合作共建服务于双语学习型语文辞书编纂的英汉语料库。研编人员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主流技术模式，创建了国内首个真正用于英语类双语词典编纂的“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英汉语言资料库”，并配套研发了计算机双语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为大型英汉学习型词典《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成功编纂提供了有利的创新技术支持，同时也代表着我国当代英语类学习型词典编纂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外研社词典编辑室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外研社实用英汉词典》（余士雄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学生实用英汉大词典》（刘锐诚、李仁发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英汉详注词典》（周国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新英汉词典》（世纪版，吴莹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英华大词典》（修订第3版，徐式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2000）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进入了有史以来的繁荣期，但由于相关设计特征研究不足，仅停留于对外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符合中国英语学习者需求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精品却很少，“新问世的一些词典，往往缺乏自己的特色和设计理念，缺乏市场竞争力”（田兵，陈国华 2009：2）。 5.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的自主创新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类辞书编纂总体上开始进入发展的“滞胀”期。究其原因，一方面，英汉词典总体出版数量过剩；另一方面，受中国英语学习者欢迎的英汉词典很少。这种尴尬局面引发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的思考，促使他们开始谋求自主创新，加强词典文本特征“中国化”的设计。比如：《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的独立研编耗费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和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部分教师十余年的精力才得以出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独立研编则耗费了以张柏然教授为主编的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六年的光阴，如果再算上前期花费在自建英汉语料库和词典编纂系统（NULEXID）研发上的时间，这部大型英汉学习型语文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则前后历时12年；《新英汉词典》由第1版至第4版（修订本）的出版前后则历时近40年的时间（1975—2013），每次修订都是一次飞跃。这些英汉学习型词典的成功，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个设计理念：由中国专家针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实际困难自主编纂。诚如吴建平等（2010：59）在分析《新英汉词典》的成功奥秘时所言：“《新英汉》（第四版）提出了‘为中国人量身定做（A Dictionary Made for China）’的口号……与国外引进的学习型词典进行错位竞争……。”毋庸置疑，这种“错位竞争”的研编策略应当成为英汉学习型词典未来最为重要的编纂理念之一。这其实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发展历程所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即“中国化”的文本设计理念。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现代英汉词典》（新版，郭世英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中国小学生英语学习词典》（英汉双解）及系列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世纪英汉多功能词典》（戴炜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张柏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新时代小学生英汉词典》和《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邱述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新英汉词典》（第4版，高永伟等修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4版修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时期内，除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在实践上的努力创新之外，有关设计特征研究的学理探索也在逐步兴起，这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自萌芽时期以来，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不断强调“用户意识”，宣称“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而编纂”，但在编纂实践中的“自主创新意识”不足，以致英汉学习型词典难以真正满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英汉教学词典历时承继性不够，二是精品意识不强，三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田兵，陈国华 2009：2—3）反观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成功的经验，其实践的创新发展“……是与相关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英语教学与研究的进步，以及以语料库技术为主的语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的。同时，更是词典学理论研究、词典编纂技术、词典使用者调查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的结果”（田兵，陈国华 2009：41—42）。21世纪以来，已有多部学术专著关注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理念探索。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1）设计特征视角，涉及内容特征，如《英汉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研究》（杨文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英汉双及物动词对比研究及其对双语词典学的启示》（马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英语学习型词典典型词例的选取》（徐海，科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曾东京，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英汉学习词典中搭配的认知化呈现》（武继红，科学出版社，2011）等；技术特征，如《平行语料库与积极型汉英词典的研编》（李德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2）实证研究视角，如《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王仁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大学汉英学习词典模式构建》（何家宁，科学出版社，2008）、《词典使用与英语词汇学习——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使用双解词典之实证研究》（陈玉珍，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等；（3）对比研究视角，如《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于屏方、杜家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4）评介与借鉴视角，如《单语学习者词典批评》（于海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特征》（田兵、陈国华，科学出版社，2009）和《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徐海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等。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双语词典学界的理论研究对英语学习词典学理论的引介和应用较多，大部分的著作花不少笔墨去评介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以及谈论其成功经验给双语学习型词典或汉语学习型词典研编带来的启示；对英语学习型词典学理论的反思较少，将相关理论本土转化的努力更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在引介阐释、评判批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论融合与创新：所谓“融合”，就是要注重与汉语词典学理论研究、汉语语言研究等相结合；所谓“创新”，就是要注重从中国用户视角出发的国别化研究，从英汉语言对比视角出发的差别化研究等理论拓展。
三、结语
英语学习型词典家族得以称雄世界的法宝在于它们始终以设计特征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引领其词典产品的设计实践。相比之下，我们的英汉学习型词典至今仍处于被英语学习型词典基本遮蔽的状态。要研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固然可以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得到借鉴和启发，但英汉学习型词典及其设计特征的特殊性还需依靠我们的独立研究。本文从设计特征视角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的历时性回顾与反思揭示了双语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愿本文能够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进而切实为完善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体系和真正提升我国双语学习型词典产品的竞争力而共同努力。 附注
[1]本文所引用的词典序言，除特别注明外，均转引自潘小松辑录的《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一书。
[2]CET4/6自1986年末开始筹备，1987年正式实施。TEM4/8自1991年起由中国大陆教育部实行。PETS14级于1999年9月在部分省市首次开考，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考。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升温的出国留学热则带动了IELTS、TOEFL、GMAT、GRE等考试在中国大陆的流行。与英语考试热相随的是各类备考用的词汇手册、词典的“编纂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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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rtmann R R K，ames G. （eds.）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江苏210023）
（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