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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牛津英语词典》编纂为例，回顾了20世纪英语词典学的发展，凸显了其第一版在创立编纂范式、编纂原则、经典特征中的奠基性贡献。20世纪英语词典编纂，主要是沿着“线性”路径发展的，即词典设计特征在不断丰富、完善和精准化。发展动因，一是语言学研究的突飞猛进，如《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语音描写对国际音标的采纳、语义描写对“世界英语”的涵盖；二是语言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世纪之交的英语词典学革命： 词典编纂更加表现为国际化和本土存在的有机结合；用户需求催生词典编纂数据收集、分析、提取、存储、呈现、检索等的技术革新；互联网时代语言信息剧增导致例证“采样”、筛选方式的变革；信息网络技术平台也为词典服务用户需求开发出全新途径和模式。《牛津英语词典》第三版的编纂正在经历这样的一场革命。
关键词《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范式设计特征网络信息技术范式革命
100多年前，1900年6月22日，时任《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主编的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来到牛津谢尔多尼安剧院，做每年一次的罗曼讲座（Romanes Lecture），题目是“英语词典学的演进”演讲标题是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1900）， 重刊于《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1993年第2期。辛普森和默里的演讲，标题仅一词之差： revolution和evolution，且两词也只有一字母“r”之差，然而它们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似乎是在暗示： 《牛津英语词典》第3版与第1版相比，形式上只有细微的变化，但在内容实质上却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到他这次讲座之时，《牛津英语词典》的印行，从字母A开始，已经过了16年，才印到字母J。
讲座中，默里回顾了英语词典学的演进历程。他先介绍了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词表，然后详细阐述了17世纪早期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的问世，接下来逐一评介了贝利（Bailey）、约翰生（Johnson）、韦伯斯特（Webster）编纂的词典，最后介绍了他本人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
对词典学界而言，当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牛津英语词典》稳居英语词汇历史记录的头把交椅；在德国，《格林词典》（Grimms Dictionary）的编纂正在稳步推进；荷兰语大词典的编纂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半个世纪中一直在一卷接一卷地出版；李特雷[2]（Littre）的《法语大词典》已然编纂完毕；各国学术界还有众多其他语种的大型辞书要么正在编纂，要么已经付梓。
默里在讲座中专注于英语词典学，认为在他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中，词典学中历史方法的应用已然达到巅峰。在讲座的结尾处，他审慎而又苦心孤诣地论及已取得的成就：
原创性的工作、对语言事实的耐心归纳、对证据的仔细核验，这些都是极缓慢的过程，一部具备上述特质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仅靠“剪刀加浆糊”来完成的，也不可能以像誊抄员那样的速度向前推进。现代语言词典中所有扛鼎之作的编纂都很迟缓漫长；但就《新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初期的曾用名。而言，虽然在项目启动时间和归纳法的应用上落后于其他词典，但其编纂工作现已几乎过半，其进展速度领先于其他任何一部大型词典。然而无论速度快慢，必须明确的一点是： 此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构建的词典结构还会增添、延续和扩展，但我们相信，这部词典所蕴含的巨量语言事实将会永存，构成未来所有工作的坚实基础。没有谁能够预测后人会有什么需求和理念；但是就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而言，不容易设想英语词典学还能增添什么新的特色（下划线为作者所加即Simpson在引用时所加。）。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坚信，这部牛津词典完完全全是采用本世纪的科学方法编纂的，它标志着英国词典学现已达到其发展的顶峰。[3]
毫无疑问，这里带有一点沾沾自喜的味道。在默里看来，英语词典学的进步在那时已抵达顶峰，几成公认事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实践。用他的话来讲，“不容易设想英语词典学还能增添什么新的特色”，亦即《牛津英语词典》对词典学规范的不懈追求，业已功德圆满。
那么，英语词典已经具备的那些特色是什么？为什么堪称无以复加？从默里演讲算起，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是否开辟了新的途径，让词典学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默里当时提到的诸多词典学特征，都可上溯至特伦奇（R. C. Trench）。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曾做研究分析——“论我们英语词典存在的某些缺陷”[4]——向英国语文学会汇报。该分析论文正是相关系列论文之一，这些论文是促成《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原始推动力。到了1900年，默里脑中肯定已经形成了词典学的一些经典特征。一部严肃的学术词典应该具备：
几乎涵盖该语言的全部词汇；
详尽的文献证据，能够指证有文字记载的每一个用法，包括每一词、每一义的最早出处；
通过层级义项结构，能够厘清每一词的语义历时发展；
就当时所知，从最早的文献算起，广泛选取例证，足以展示每一词的词源发展；
词义的阐释，须做到明晰、典雅、透彻；
从原始文本或二手文本选取例证，须广泛，足以充当词汇用法之证据；
句法和语法描写体系，须内容详备，可以描写词语的现代用法和历史用法；
语音转写体系，须足以标示标准发音和非标准发音；
词典中词汇数据的编排布局，须清晰、易懂。
当然，上述词典特色“名录”尚不完全，默里所认可的词典学“亮点”特色一定还有遗漏。默里心中的那些必备特色，与特伦奇的看法存在差异： 特伦奇偏向于完全排除科学术语，默里实际上却已经收录了不少科学术语；特伦奇的权威性均出自“优秀作家”，默里的例证来源却更加广泛，连新闻报纸也能跻身其中（针对是否考虑囊括新闻报纸这一题材，默里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代表曾发生争执，至少在最初的数年间分歧一直存在）。 在默里演讲百年之后，我们是该探究一下： 从那时以来词典学的发展，是否只是沿着一条线性路径在发展，在简单地前行，抑或在21世纪初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发展冲量，正大步跃进一个崭新的词汇世界，抑或（跃进尚未开始）随着新世纪的开启，这种大跃进将会逐渐映入我们眼帘。
19世纪晚期，是词典学的繁盛期。不仅世界各地有许多大型的词典项目正在进行中，同时公众也在急切地期盼部头更小一些的案头词典或家用词典的出现。梅里亚姆（G. & C. Merriam）、钱伯斯，及其他一些出版社业已认识到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教育和自学的需求，同时一些词典项目迅速付诸实施以填补这一看上去像是永无尽头的需求。《世纪词典》（Century Dictionary全名《世纪词典与百科全书》（The Century Dictionary and Cyclopedia），是最大的英语百科全书之一。第一版由纽约的世纪公司在1889年到1891年出版。该词典的前身是《帝国英语词典》（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再往前是诺亚韦伯斯特编纂的《美语词典》（1841）。）已经编纂完成，并且《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第一版（以及系列派生词典）也将很快面世，它们将会出现在许多学校的书桌上或家家户户的书架上。
然而历史词典学家们却眼望别处。1919年4月4日，这是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牛津英语词典》主编之一柯雷吉（W. A. Craigie）向英国语文学会递交了一份文件，呼吁规划编纂多部新词典，以弥补《牛津英语词典》之不足[5]。这份文件递交的数年之前，默里已经辞世（1915年）。他俩生前曾一度争执频起。我们很想知道，假如默里尚健在，他老人家对柯雷吉提出的种种规划目标会作何反应。新词典规划中的一个目标就涉及他们争执未果的《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用材的“分家产”问题（“分家产”是柯雷吉的原话）。
时至1925年，《牛津英语词典》接近完工，柯雷吉也移居美国，就职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这期间，他一直在同牛津大学出版社交涉，希望能将研究资料（包含《牛津英语词典》编纂所收集的部分书证卡片）让渡给美方，并作为出版社“美语词典规划”初期编纂的基础材料主体。
牛津方面当然也乐观其成（只要转运费用由接受方来承担）。毫无疑问，假如没有柯雷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秉正务实的作风，就不可能开辟出英语词汇产品研发的一条新途径。
基于柯雷吉的协商谈判，数十万张书证卡片得以从牛津的文档中分选出来并运抵美国。这些书证卡片主要涵盖三个领域。1926年11月29日，柯雷吉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及：
那些我提出从牛津全部文档材料中抽取并带走的材料，确切地讲，包括：
1. 中世纪英语
2. 苏格兰语（所有时期）
3. 美国英语
因此，确保了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的完整无缺，以及1500年之后的英国英语也完整无缺。[6]
柯雷吉似乎也很期待规划编写一部古英语词典，但是，1927年他又十分伤感地提及：
盎格鲁撒克逊词典。鉴于目前尚无人提议编写这样一部新词典，故而最自然、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仍将这一材料完整地保留在牛津。[7]
英语历史词典学的重心发生偏移，其工作中心正随着柯雷吉一起搬迁到了美国。他争分夺秒地指导《美国英语词典》（四卷本）（1938—1944）的编纂准备工作，同时也在尽心竭力为启动《中世纪英语词典》（Middle English Dictionary）和《古苏格兰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Older Scottish Tongue）两个项目开展基础工作。这两个词典项目开启了更加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 拓展收集例证材料的范围，以便编辑能够对选定的时期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达到《牛津英语词典》也无法企及的程度。柯雷吉迁至芝加哥之后不久，另一项提议提上日程，结果是涵盖早期现代英语的所有书证卡片也被从牛津运到了美国，并将作为规划编纂早期现代英语词典的基础。这部词典的历史命运记载于贝利教授的文章“《早期现代英语词典（1475—1700）的编纂进程》”[8]中。尽管这个早期现代英语词典项目一直没有推进到出版问世，但正是通过该项目，才实现了从早期现代英语的各种语料来源额外收集到大量的书证材料。同时，也正是通过贝利教授及其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同事们的大力帮助，这些材料才得以完好保存，并回归牛津。目前，这些材料正被广泛运用于《牛津英语词典》的修订工作。
在牛津，事情也在发生变化。195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任命伯奇菲尔德（Bob Burchfield）为新的单卷本《牛津英语词典补编》的主编（最终出版时为四卷本，从1972年到1986年出齐）。伯奇菲尔德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专家，曾作为罗兹（Rhodes）学者在牛津做研究，其指导教师正是奥尼恩斯（C. T. Onions），《牛津英语词典》原版主编之一。这样一来，就在词典编纂人员更替中维系了一条生命线——从词典的第一版，到增补版，再到后续的版本。尽管伯奇菲尔德及其同人的编纂文本（主要是处理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语）表面看上去跟第一版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词典学成就却是引人注目的： 词典的覆盖范围已经涵盖了今天我们指称的“世界英语”即“World Englishes”，系指世界范围内英语所演进和发展出的各种地域变体，除了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两大变体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东南亚英语等。也有学者用“世界英语”来特指在加勒比地区、西非、东非，以及亚洲地区新出现的一些英语变体，如尼日利亚英语、肯尼亚英语、中国香港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新加坡英语、菲律宾英语等。，词典的阅读项目所涉及文本的语域（register）也更加广泛，他本人制定的研究和文献书目新标准已产生积极影响，也使词典学规范进一步标准化和明晰化。 过去百年中，在历史词典及其他词典的编纂方面，人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今天的词典编纂工作，与默里当年相比，自然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毋庸置疑，今天编纂人员在分析单词时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其数量有了巨幅增加，而且历史词典所提供的文献例证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中世纪英语词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佳例子——其纸质版的每一页（以及后来的在线文本亦如此）都针对词语的用法提供更早、更充足的文献证据。
从《中世纪英语词典》举例亦非难事。如pint pot，指容量为一品脱的杯子或类似的容器，尤指由锡镴制成、用于盛装啤酒的容器。《牛津英语词典》中记录该词的最早例证是1622年。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义项是指称人——指卖啤酒的，其例证可以追溯至1563年。密歇根早期现代英语材料，现存放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该词“杯子”义项的一个更早的例证，年份是1519年。不仅如此，《中世纪英语词典》阅读项目的一位“专职读者”，在浏览1957年出版的《调查一览表之杂项—档案室—存于公务档案局》（Calendar of Inquisitions MiscellaneousChancery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个卷宗时，注意到提及金属制成的该种容器（pyntpottes为pint pot的异体词。），从而将该词首现文献提前至1383年。再举一个相同的例子： outhouse，用于指称“一座房子的地下辅助建筑或地面附属建筑，如仓房、车棚等”时，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给出的例证是1533年，但是在《中世纪英语词典》中，又阅读检查出好几个中世纪的书证，最早为1350年前后。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诸如此类的新发现数以千计，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英语词汇的认知和描写。在未来，随着更多新的词汇事实被发现和揭示，人们对英语词汇的认知和描写还将发生更多的改变。
或许有人会感到意外，诸如此类的发现并不仅仅是源自挖掘出了更多的文本，或通过阅读项目而寻找到了新的词汇证据，有时也是因为在重新审核某些以往的文本时发现了一些“新的”词汇证据——它们曾一度被“无视”。
如Monday night一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收录的最早例证，取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一部》该剧的创作最迟不晚于1597年。。重新审核《帕斯顿信札》（Paston Letters）（1971： 476），我们发现约翰·帕斯顿早在1474年就曾写道：
He promised me to be wyth yow on Monday nyghte ore ellys on Towesday tymely.（他向我允诺，星期一晚上陪你，否则星期二尽早见你。）
与此类似，office door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最早例证是1715年，后来在基德（Kyd）的《西班牙悲剧》（Act 3， sig.F3）中又发现新例证，年代是1592年：
Wel， thou art euen the meriest peece of mans flesh that ere gronde at my office doore.译者曾就此句请教John Simpson，他的解读如下：“Well， you are certainly the most cheerful person that ever knocked continuously and insistently at my office door [i.e. in order to gain an audience].”（“哟，你当然是最能给人以快乐的，你曾不懈地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前，叩打门扉不停歇[，只为了再多赢得一看客]。”）
我本人也多次碰到如下情况： 《牛津英语词典》阅读项目的同一位成员，在重读某一文本时，十分尴尬地发现自己竟然读出了与第一次迥异的结果。我想，对待此种“奇事”，默里本人也不会感到“新奇”。词典阅读项目的批评者们却从未深切理解： 阅读项目的成员也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他们面对相同的词汇刺激并不能确保每一次的反应都一模一样。默里和他的同事，仅仅依靠那些阅读志愿者，竟然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简直就是奇迹。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当初手头还没有《牛津英语词典》，不像今天的我们，可以利用它瞬间印证自己发现的例证是否确凿可靠，是否典型可用。
当然，文献触及范围的改变，其中有许多是源自出版界和学术界自身的成长与兴趣改变。默里本人对词典阅读项目文献来源的挑选，也绝不像某些后世批评者所认为的那么有局限性。20世纪晚期，对非典型文献（抑或是一种新典型）的兴趣重燃，也使得词典学家开始关注某些新文本。女性主义文本、美籍非裔创作，以及其他一些新发现文献，已经为学者们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持续关注和研究描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社会”文件，诸如私人日志、日记，（皇家）衣服保管库、剧院和教会执事的品目列表，遗嘱，以及库存清单等。缩微胶片和电子传真图像的出版，以及馆际互借的通行，使得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域性报纸和其他从前不易获得的文本，能够更多、更方便地为用户利用。另外，还有方方面面也需要重新细致阅览，以便发掘出它们的词典学价值。
现如今，我们也不可低估互联网的重要性。起初，互联网上出现的文本（通常是学者私下发表的）似乎主要来自公认的文学典范类型。但是，最近我们正目睹一些非常有趣的新发展——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文本（和口语资源）作为一个成分组成数据包，更加方便词典学家和其他学者搜索目标信息。词典学家并不是冲着这些文本来的，不是要寻找文本提供者所预期他们会搜寻的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常规搜索途径并不像词典学家所预期的那么用户友善。词典学家越来越擅长发现新奇的搜索途径，并检测这些应用软件的运行极限。
但结果却是令人惊喜的。早些年，LexisNexis和Westlaw表现突出，能够提供最佳结果，但是现如今，此类资源数目日增，都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文本和令人满意的搜索软件。有些还能提供文本的电子传真副本，更加有助于学术研究。其中最受词典学家欢迎的网站是LexisNexis（仍居榜首）、查德威克·希利（chadwyckHealey）的“文学在线”（Literature Online）、“铸就美国”（Making of America）两个网站、“易访档案”（Accessible Archives）、JSTOR、“中世纪英语手册”（Middle English Compendium）、多伦多的“古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old English），以及许多其他网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还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此外，还有许多文本可以利用光盘获取，不过这些光盘资源的检索通常会更加费时。时间，对于词典学家而言，总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比如下列两例，就是在JSTOR上找到的更早用例。第一个是形容词Newtonian，《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最早用例是1713年，牛顿辞世的14年前。然而，JSTOR显示该词更早的用例是1675年，出现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10，p.491）：
A Reply to a Letter formerly printed by way of Answer to another of the said Mr. Linus， which relates to the Newtonian Theory of Light and Colours.（《信件答复函》，此前曾以《对李纳斯先生的回复》印刷保留，其内容涉及《牛顿光色理论》。）
第二例是reemployment，其用例出自《统计学会志》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22， p.493），较《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最早用例提早34年：
The fact...shews us of how many unfortunates the reclamation by reemployment， in nursing or household work， is particularly in the hands of the Ladies of England.（该事实显示，其中涉及很多的不幸者，在护理或家政行业中恢复的“再就业”，是具体掌握在“英格兰妇女组织”手里的。）
有时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这些文本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属于新文本，它们通常（但并不总是）能够查检到已有的纸质文本，早就已经收藏在图书馆里了。同时，使用在线文本也是有风险的。但如果仅就挖掘数据而言，它们是对传统词典阅读项目的有益补充（但并不能完全替代之）。
参照默里在1900年提出的词典编纂特征，今天的词典学家可资利用的数据更多：
针对原始及二手文本，广泛采集例证，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印刷记载中为每一用法寻找更具体详细的文献证据；
对每一单词的语义历时演变做出阐释说明。
我们的主要历史词典的另外一些特征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词典的编纂政策大都是在20世纪早期建立起来的，亦即《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编完后不久。词典学家对变革做出的反应如何？是像语音学家转写语音一样迅速，还是像语言学家描写语法规律和句法范式那样有条不紊？
历史词典，由于处理的是某种语言在早前阶段的状况，因而语音表征并非必然是其主要问题。词典学的一个典型政策： 当今不再使用的单词一般不再转写其发音。但是，也有学者坚持，一部词典如若有了历史发音，肯定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特色（尤其是带有言语合成功能的词典），但是，这将会涉及许多实际的和学术方面的问题。对于通用词汇，许多词典都乐于使用宽泛的国际音标或个体化的字母语音对应体系。假如《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开编之前国际音标体系已经设计出炉，那么默里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采纳之。事实上，国际音标的问世晚了好几年，后来一直等到1989年推出第二版，才被最终采纳。美国特别不喜欢在通用词典中使用国际音标，那就让我们怀揣兴趣，拭目以待——在21世纪，学者们能否达成一致，共同研发出一个理想的、普适的发音转写体系。
整个20世纪，语言学这门学科，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语言学研究进展的每次实际发生，假如期待词典编纂能事前对之加以预见，那是非常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学习词典中使用语法和句法代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进展，但是，在语法和句法分析领域最显著的进步，也许更应归功于计算机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早期词典学家最先获益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计算机生成的文本光标检索（concordance）。但是最近，词典编纂已广泛使用一些应用软件，分析大规模收集的巨量文本。有些词典几乎是完全基于语料库分析的结果（当语料库内部出现语料断层时，通常还要辅以更主观的信息判断），当然，这些语料分析的结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如今，没有哪位词典学家敢放言： 自己编纂的词典跟语料库毫无瓜葛。一部词典，到底是完全依赖语料库实际抽取词汇信息，抑或是仅拿语料库来充充门面，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跟语料库相关的软件，只有应用于现代文本时才是高效和多产的。文本越古老，问题就越多，主要是涉及的拼写变体更多，语法构式也更复杂。这一领域，还将有巨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同时，软件分析语料库所得到的结果，也并不像历史词典学家所期盼的那么管用。
再次以单词pint为例。该词（的单数形式）在不列颠国家语料库（BNC）中出现超千次。如前所述，词典学和语言研究从计算语言学常规分析获益匪浅，因为可以“猎获”对词汇研究极其重要的搭配形式。核检数据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比较，找出那些搭配，它们的实际出现频度显著高出按随机分布计算出的预期频度。这样，值得进一步做深入词汇分析的那些搭配，就可以被词典学家和语言学家锁定。对BNC中pint的出现频率所做的此种计算分析显示，pint pot， pint glass， another pint， pint mug，以及second pint等表达式，至少在英国英语中，具有词汇学研究上的显著意义。该计算分析还显示，与pint搭配（双词搭配，不分前后），亦即文本中某词与pint实际共现频率要远远高出两词各自出现频率所计算出的预计频率，主要有以下这些词： beer， half， milk， water， cream， bitter， Guinness和lager。如果仔细研究某些关键词，诸如cult， religion， church和belief，我们就可以拼凑出一幅关于20世纪90年代生活的有趣图画不列颠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简称BNC），1991年至1994年建设完成。语料库收录的是英国英语，全部语料均是建库时收集的，反映的是当时的语言状况。。如果能够将此种计算分析，运行到代表每个十年或百年——或任何的时间间隔——的文本，我们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切实看到随时间而改变着的人生态度画面。 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资源可资利用，我们当然已经可能沿着这些方向取得某些成果。例如，对比两个从《牛津英语词典》中提取的词目词表。这些词目词，它们的例证中至少有一个是带religion一词的： 前表的例证年代为17世纪30年代，后表为17世纪90年代。即使是根据这样的零碎证据，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绘制以“宗教”为主题，反映两个不同时期的生活态度画卷。
1630s： abortivate， admirable， American， argue， balk， beatificate， catholic， cheater， circumcision， civility， coldly， communion， concurring， confession， disadvantage， ethnical， familist， fellow， friarly， heretic， inflamer， irreligious， jeer， knotty， latitude， law， matriculate， overzealous， pantheon， Parsee， pedagogue， plain， politic， polypragmatic， pope， querist， recant， reduce， regiment， respective， ritual， scruple， slough， sophistry， state， structure， succumb， synagogue， tenure， tribuneship， valiant， veil， vindict， winner， zany， zeal.
1690s： avowedness， catechetical， cockandbull， complier， devoto， disparage， dodge， dogmatize， dragon， duelling， embargo， essentialness， evidence， exasperated， exercise， extemporary， fairy， gullery， hierarchical， inequality， insolency， knowable， languishing， latitudinarian， martyr， minister， mongrel， morality， nunnery， outdate， plaguy， plash， poppet， practise， presumer， Rantism， reconcilable， religionist， remiss， satire， sectary， selfinterest， senselessness， silence， slut， smuttiness， state， thou， unbiased， undermine， unequal， unthoughtful， waive， wrack.
总之，本人对1900年以来总体形势的解读是，词汇实践方面的发展，多数情形下是沿着线性路径行进的，也就是说，越多（通常）意味着越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默里的思考都是正确的——他所提炼制定的词典学政策和原则体系，构成其后一个时期内词典编纂工作的基础。某些词典能够做到很好地适应新的词典学方法，但是其他一些更大型的词典项目则不然，它们为了确保合理进度的实际需要，就无法做到像所希望的那样，去更多关注词汇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我同时还认为，词典学的“艺术”——词典学家在脑子里所做的数据分析和释义厘定——从本质上讲，从默里时代至今，一直没有改变，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尽管从1900年到现在，词典学中的连续性远远超过间断性，我们仍坚持认为： 2001年的词典学，确实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此前三十年里的那些创新，尤其是还牵扯到互联网，意味着我们正直面一场悄然而至的词典学革命，这将对未来的数十年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学术词典在当今的作用是什么？在默里的时代，一部词典的作用就是对一种语言进行分类： 将此种语言的词语汇集于一处，对这些词语进行综合描写并提供文献例证，指明词语与其词根之间的联系，以及“制造出”——套用默里的原话——“每个词语的传记”[9]。一部词典，在编纂完成之后，它实际上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部基础性的参考工具书，为阐明词汇中的问题和文本中的问题而服务。
如果说在20世纪早期，词典学的重心偏向了美国，那么到了今天，这一重心又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它绝不是移回英国或移到别处，而是在世界各地落地扎根。词典，不论其体量大小，如若不是作为国际合作项目，就不可能进入筹划准备阶段，或者至少应该带有某些国际联系，即便这些词典仅仅是处理某一种语言变体在某单一领域内的使用。就此而言，词典学在许多方面是在步“生活”之后尘。词典也像生活一样，既是一种国际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本地存在，二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是现代词典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互联网，词典编辑就可以很方便地同相关的学界专家顾问保持联系，专家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就所咨询问题（在某些情形下）迅速给出权威解答。在默里的年代，尽管在他牛津住处外特地安装了邮筒，方便他跟国内外的专家进行广泛的通讯联系，但是有时仍需几周才能等到回复的咨询函，比如发往澳洲或中国的信函。今天，词典编辑可以实时查阅欧洲之外某国当地电脑中储存的文本。既然在互联网环境下词典越来越方便其用户检索利用，并且也能够全球同步在线出版发行，“用户视角”对于词典学而言，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在下一个世纪，词典学会如何发展？我想词典学家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但是，词典的检索利用却在经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推手正是用户的需求。以下是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用户反馈已然十分迅捷，且经常是不妥协的；
词典学家参考的原始材料，词典用户也能即时检索利用，这给词典学家额外增压——在发布前必须确保筛选过的数据准确无误；
用户期待在自己的屏幕上能够实现网站切换，并不太在意数据的来源或出处；
用户越来越期待能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操控数据；这些资料可能关乎电子游戏、建筑设计，或照片——无论涉及何种主题，用户不满足于仅仅是阅读，而是期待从数据中获取更多信息。
当出版商第一次发行光盘版词典时，他们骄傲地声称： 与使用纸质词典不同，用户不再受限于只能靠词目词来检索。但是随着技术的完善，用户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今天的词典，仅仅给出词语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是远远不够的。词典变成了众多“网络门户”中的“一户”，通过此门户可以“走到镜子里”“走到镜子里”，对应的英语原文是through a looking glass。这正是英国作家Lewis Carroll 的小说书名——《走到镜子里》（1871）。该书是《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的姊妹篇。在书中，爱丽丝正是通过走入镜子，才来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 ，步入新世界——这里的住户全都是一些超级链接和共享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开始看到词典正在肩负起这份责任，起初只是试探尝试，偶尔也带有较之强大应用软件更有气魄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大型词典项目都已经先后实现了完全计算机化，它们现在有条件也有机会使自己顺应这一新的环境变化。举个例子，我们在《中世纪英语词典》身上就看到了这一切的发生——项目启动时沿着传统的编辑和出版生产线，慢慢地转变成计算机处理加工数据，项目完成时又重生为《中世纪英语手册》（Middle English Compendium）。这种转变，从文本到词典，再返回文本，然后继续，再到带文献目录的数据库，图片、声音、图像分析，诸如此类，对于尚未拥有此手册者而言，他们将能很快目睹此种转变的到来。
这些伟大的词典项目，尽管从传统意义上讲是相互隔绝的，但是词典中仍旧有许多地方（与其他文献）存在文本关联。《牛津英语词典》就是一个首选例子，因为它既在词典内部内容上具备自我参引（单词各自有定义阐释、相互间有参引照应，还有别的单词来充当其例证），又在词典外向上具备延伸查寻： 词源，用户靠它可以一跃而进入弗里西语研究院（Frisian Academy）编纂的词典，或《法语宝典》（Tre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或《德语词典》（Deutsches Worterbuch）；引例，应该可以链接到英语或外语的文献或文献目录，由此用户将能进一步检索到其出处的整个文本——它的不同版本，可能是印刷版，抑或是手稿的电子扫描件；发音，可以通过音频软件进行处理，并且有的还可以进行发音地域差异的过滤处理。《牛津英语词典》和其他一些词典，还对引证进行了文献日期标注： 对17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的人而言，各有哪些词汇是他们各自可资利用的？哪些词汇在这些时间间隔里被淘汰出局了（或进入了词汇的竞技场）？为什么？这些词汇变化，对于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同时期与之相平行的其他结构或表达式，却没有逐渐消退或进化出来？这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与之相关的时代，其建筑设计、宗教思想、技术，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就此而言，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词典学家还在一成不变地使用由过去传承下来的编辑技巧，但是呈交给他们处理的数据却是海量的。在过去，所有的数据都在那儿，只不过是锁定在书中，故此唯一可行的现实办法就是采样。现如今，如果数据摆在你面前，你能不使用吗？如果时间允许，当然要使用。但是，今天的词典学家正越来越惯常于如下看法： 今天可供处理的数据，不论其数量大小，过了一年之后其数量必然要翻番，如果是十年之后，恐怕就要增加一百倍，或者更多。故此，最直接的答案仍然是采样。
此外，大量的机读数据，必须依赖计算机技术来处理。这些技术的好坏与技术设计者的素质密切相关。然而，技术研发设计人员对这些词典学问题，不可能完全了解，更不可能予以彻底解决。于是，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有机会去设计出新的软件方便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冒更大的风险，一些看上去很可靠的程序，特别是在处理更久远的历史文本时，它们对语言规律的掩盖往往会大于对语言规律的揭示。
所以，我本人仍坚持认为：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与15世纪后期新的印刷技术刚刚引入时的情形十分相像。我们自己内部需要协作，同其他学术和技术专家需要协作，同词典使用者照样需要协作。协作，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这里再次引用柯雷吉的话，时间是1926年：
上周末在费城参加学术会议时，我遇到了韦氏词典的现任主编（T. A. Knott）。他从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现代材料对《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他最近改变了这种看法。我以前也曾就此撰写专文，明确指出： 弗尼瓦尔博士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 （18250204—19100702），英国语文学家，《牛津英语词典》的两位发起人之一。和威尔逊先生曾经完成的数量庞大的剪报工作，也与此本质上相同。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是很值得做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在双方达成满意条款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将此转让给梅里亚姆出版社。[10]
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知道这个特定的风险合资项目是否成功了。但是，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这样一个词典学的世界： 《中世纪英语手册》及类似词典项目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它的雏形，在这个世界里，词典数据将会是进入全新学术世界的某几个关键点之一；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不再单单关注一个个的单词，而是关注单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告知我们词汇所由产生的社会的许多状况。我本人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拓展研究，获得新认知，不仅了解更多“单词的自传”，还要认知这些单词的基因里所携带的那些更久远的历史故事。 附注
[1]最初于2001年5月8日在第13届北美词典学会（双）年会上宣读。年会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举办。[后发表在《词典》，2002（23）： 1—22]。会议在安娜堡分校举办是为了庆祝由该校Robert Lewis教授及其同事编纂的《中世纪英语词典》（1952—2001）完成出版。本论文宣读时的原始版本，结论部分是大量对Lewis教授及其词典同人（在世及过世）的赞誉之辞，是从世界范围内历史词典和其他词典项目之视角来展开评述的。
[2]见《词典学： 关键概念》第30章关于“默里的同时代学者”（作者Osselton）。——编者加。
[3]默里的《英语词典学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一文，作为《词典学： 关键概念》一书的第二章刊发。——编者加。
[4]R.C. Trench的论文“论我们英语词典存在的某些缺陷”（On Some Deficiencies in Our English Dictionaries，London 1857），重印为《词典学： 关键概念》的第9章。——编者加。
[5]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1919年4月4日提交语文学会的数项新词典规划”（New Dictionary Schemes presented to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4th April， 1919），载于《语文学会议事录： 1925—1930》，1931： 6—9。
[6]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未发表的书信（致R. W. Chapman）.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6/145.i。
[7]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美语词典规划.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7/3/2.i。
[8]贝利（R. W. Beiley）.“早期现代英语词典（1475—1700）的编纂进程”（Progress toward a Dictionary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1475—1700）.载于《历史词典学第二次圆桌会议》（2nd RTC on Historical Lexicography），1980： 199—226。
[9]詹姆斯·默里（James A. H. Murray）.“英语词典学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牛津： Clarendon出版社，1900： 47。
[10]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1926年11月29日致R. W. Chapman的书信.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6/145.i。
关键词《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范式设计特征网络信息技术范式革命
100多年前，1900年6月22日，时任《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主编的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来到牛津谢尔多尼安剧院，做每年一次的罗曼讲座（Romanes Lecture），题目是“英语词典学的演进”演讲标题是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1900）， 重刊于《国际词典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1993年第2期。辛普森和默里的演讲，标题仅一词之差： revolution和evolution，且两词也只有一字母“r”之差，然而它们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似乎是在暗示： 《牛津英语词典》第3版与第1版相比，形式上只有细微的变化，但在内容实质上却有着革命性的变化。。到他这次讲座之时，《牛津英语词典》的印行，从字母A开始，已经过了16年，才印到字母J。
讲座中，默里回顾了英语词典学的演进历程。他先介绍了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词表，然后详细阐述了17世纪早期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的问世，接下来逐一评介了贝利（Bailey）、约翰生（Johnson）、韦伯斯特（Webster）编纂的词典，最后介绍了他本人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
对词典学界而言，当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牛津英语词典》稳居英语词汇历史记录的头把交椅；在德国，《格林词典》（Grimms Dictionary）的编纂正在稳步推进；荷兰语大词典的编纂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半个世纪中一直在一卷接一卷地出版；李特雷[2]（Littre）的《法语大词典》已然编纂完毕；各国学术界还有众多其他语种的大型辞书要么正在编纂，要么已经付梓。
默里在讲座中专注于英语词典学，认为在他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中，词典学中历史方法的应用已然达到巅峰。在讲座的结尾处，他审慎而又苦心孤诣地论及已取得的成就：
原创性的工作、对语言事实的耐心归纳、对证据的仔细核验，这些都是极缓慢的过程，一部具备上述特质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仅靠“剪刀加浆糊”来完成的，也不可能以像誊抄员那样的速度向前推进。现代语言词典中所有扛鼎之作的编纂都很迟缓漫长；但就《新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初期的曾用名。而言，虽然在项目启动时间和归纳法的应用上落后于其他词典，但其编纂工作现已几乎过半，其进展速度领先于其他任何一部大型词典。然而无论速度快慢，必须明确的一点是： 此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构建的词典结构还会增添、延续和扩展，但我们相信，这部词典所蕴含的巨量语言事实将会永存，构成未来所有工作的坚实基础。没有谁能够预测后人会有什么需求和理念；但是就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而言，不容易设想英语词典学还能增添什么新的特色（下划线为作者所加即Simpson在引用时所加。）。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坚信，这部牛津词典完完全全是采用本世纪的科学方法编纂的，它标志着英国词典学现已达到其发展的顶峰。[3]
毫无疑问，这里带有一点沾沾自喜的味道。在默里看来，英语词典学的进步在那时已抵达顶峰，几成公认事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实践。用他的话来讲，“不容易设想英语词典学还能增添什么新的特色”，亦即《牛津英语词典》对词典学规范的不懈追求，业已功德圆满。
那么，英语词典已经具备的那些特色是什么？为什么堪称无以复加？从默里演讲算起，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是否开辟了新的途径，让词典学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默里当时提到的诸多词典学特征，都可上溯至特伦奇（R. C. Trench）。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曾做研究分析——“论我们英语词典存在的某些缺陷”[4]——向英国语文学会汇报。该分析论文正是相关系列论文之一，这些论文是促成《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原始推动力。到了1900年，默里脑中肯定已经形成了词典学的一些经典特征。一部严肃的学术词典应该具备：
几乎涵盖该语言的全部词汇；
详尽的文献证据，能够指证有文字记载的每一个用法，包括每一词、每一义的最早出处；
通过层级义项结构，能够厘清每一词的语义历时发展；
就当时所知，从最早的文献算起，广泛选取例证，足以展示每一词的词源发展；
词义的阐释，须做到明晰、典雅、透彻；
从原始文本或二手文本选取例证，须广泛，足以充当词汇用法之证据；
句法和语法描写体系，须内容详备，可以描写词语的现代用法和历史用法；
语音转写体系，须足以标示标准发音和非标准发音；
词典中词汇数据的编排布局，须清晰、易懂。
当然，上述词典特色“名录”尚不完全，默里所认可的词典学“亮点”特色一定还有遗漏。默里心中的那些必备特色，与特伦奇的看法存在差异： 特伦奇偏向于完全排除科学术语，默里实际上却已经收录了不少科学术语；特伦奇的权威性均出自“优秀作家”，默里的例证来源却更加广泛，连新闻报纸也能跻身其中（针对是否考虑囊括新闻报纸这一题材，默里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代表曾发生争执，至少在最初的数年间分歧一直存在）。 在默里演讲百年之后，我们是该探究一下： 从那时以来词典学的发展，是否只是沿着一条线性路径在发展，在简单地前行，抑或在21世纪初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发展冲量，正大步跃进一个崭新的词汇世界，抑或（跃进尚未开始）随着新世纪的开启，这种大跃进将会逐渐映入我们眼帘。
19世纪晚期，是词典学的繁盛期。不仅世界各地有许多大型的词典项目正在进行中，同时公众也在急切地期盼部头更小一些的案头词典或家用词典的出现。梅里亚姆（G. & C. Merriam）、钱伯斯，及其他一些出版社业已认识到一个新的市场需求——教育和自学的需求，同时一些词典项目迅速付诸实施以填补这一看上去像是永无尽头的需求。《世纪词典》（Century Dictionary全名《世纪词典与百科全书》（The Century Dictionary and Cyclopedia），是最大的英语百科全书之一。第一版由纽约的世纪公司在1889年到1891年出版。该词典的前身是《帝国英语词典》（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再往前是诺亚韦伯斯特编纂的《美语词典》（1841）。）已经编纂完成，并且《简明牛津英语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第一版（以及系列派生词典）也将很快面世，它们将会出现在许多学校的书桌上或家家户户的书架上。
然而历史词典学家们却眼望别处。1919年4月4日，这是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牛津英语词典》主编之一柯雷吉（W. A. Craigie）向英国语文学会递交了一份文件，呼吁规划编纂多部新词典，以弥补《牛津英语词典》之不足[5]。这份文件递交的数年之前，默里已经辞世（1915年）。他俩生前曾一度争执频起。我们很想知道，假如默里尚健在，他老人家对柯雷吉提出的种种规划目标会作何反应。新词典规划中的一个目标就涉及他们争执未果的《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用材的“分家产”问题（“分家产”是柯雷吉的原话）。
时至1925年，《牛津英语词典》接近完工，柯雷吉也移居美国，就职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这期间，他一直在同牛津大学出版社交涉，希望能将研究资料（包含《牛津英语词典》编纂所收集的部分书证卡片）让渡给美方，并作为出版社“美语词典规划”初期编纂的基础材料主体。
牛津方面当然也乐观其成（只要转运费用由接受方来承担）。毫无疑问，假如没有柯雷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秉正务实的作风，就不可能开辟出英语词汇产品研发的一条新途径。
基于柯雷吉的协商谈判，数十万张书证卡片得以从牛津的文档中分选出来并运抵美国。这些书证卡片主要涵盖三个领域。1926年11月29日，柯雷吉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及：
那些我提出从牛津全部文档材料中抽取并带走的材料，确切地讲，包括：
1. 中世纪英语
2. 苏格兰语（所有时期）
3. 美国英语
因此，确保了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的完整无缺，以及1500年之后的英国英语也完整无缺。[6]
柯雷吉似乎也很期待规划编写一部古英语词典，但是，1927年他又十分伤感地提及：
盎格鲁撒克逊词典。鉴于目前尚无人提议编写这样一部新词典，故而最自然、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仍将这一材料完整地保留在牛津。[7]
英语历史词典学的重心发生偏移，其工作中心正随着柯雷吉一起搬迁到了美国。他争分夺秒地指导《美国英语词典》（四卷本）（1938—1944）的编纂准备工作，同时也在尽心竭力为启动《中世纪英语词典》（Middle English Dictionary）和《古苏格兰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Older Scottish Tongue）两个项目开展基础工作。这两个词典项目开启了更加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 拓展收集例证材料的范围，以便编辑能够对选定的时期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达到《牛津英语词典》也无法企及的程度。柯雷吉迁至芝加哥之后不久，另一项提议提上日程，结果是涵盖早期现代英语的所有书证卡片也被从牛津运到了美国，并将作为规划编纂早期现代英语词典的基础。这部词典的历史命运记载于贝利教授的文章“《早期现代英语词典（1475—1700）的编纂进程》”[8]中。尽管这个早期现代英语词典项目一直没有推进到出版问世，但正是通过该项目，才实现了从早期现代英语的各种语料来源额外收集到大量的书证材料。同时，也正是通过贝利教授及其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同事们的大力帮助，这些材料才得以完好保存，并回归牛津。目前，这些材料正被广泛运用于《牛津英语词典》的修订工作。
在牛津，事情也在发生变化。195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任命伯奇菲尔德（Bob Burchfield）为新的单卷本《牛津英语词典补编》的主编（最终出版时为四卷本，从1972年到1986年出齐）。伯奇菲尔德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专家，曾作为罗兹（Rhodes）学者在牛津做研究，其指导教师正是奥尼恩斯（C. T. Onions），《牛津英语词典》原版主编之一。这样一来，就在词典编纂人员更替中维系了一条生命线——从词典的第一版，到增补版，再到后续的版本。尽管伯奇菲尔德及其同人的编纂文本（主要是处理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语）表面看上去跟第一版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词典学成就却是引人注目的： 词典的覆盖范围已经涵盖了今天我们指称的“世界英语”即“World Englishes”，系指世界范围内英语所演进和发展出的各种地域变体，除了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两大变体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东南亚英语等。也有学者用“世界英语”来特指在加勒比地区、西非、东非，以及亚洲地区新出现的一些英语变体，如尼日利亚英语、肯尼亚英语、中国香港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新加坡英语、菲律宾英语等。，词典的阅读项目所涉及文本的语域（register）也更加广泛，他本人制定的研究和文献书目新标准已产生积极影响，也使词典学规范进一步标准化和明晰化。 过去百年中，在历史词典及其他词典的编纂方面，人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今天的词典编纂工作，与默里当年相比，自然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毋庸置疑，今天编纂人员在分析单词时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其数量有了巨幅增加，而且历史词典所提供的文献例证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中世纪英语词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佳例子——其纸质版的每一页（以及后来的在线文本亦如此）都针对词语的用法提供更早、更充足的文献证据。
从《中世纪英语词典》举例亦非难事。如pint pot，指容量为一品脱的杯子或类似的容器，尤指由锡镴制成、用于盛装啤酒的容器。《牛津英语词典》中记录该词的最早例证是1622年。此外，还有一个相关的义项是指称人——指卖啤酒的，其例证可以追溯至1563年。密歇根早期现代英语材料，现存放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该词“杯子”义项的一个更早的例证，年份是1519年。不仅如此，《中世纪英语词典》阅读项目的一位“专职读者”，在浏览1957年出版的《调查一览表之杂项—档案室—存于公务档案局》（Calendar of Inquisitions MiscellaneousChancery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个卷宗时，注意到提及金属制成的该种容器（pyntpottes为pint pot的异体词。），从而将该词首现文献提前至1383年。再举一个相同的例子： outhouse，用于指称“一座房子的地下辅助建筑或地面附属建筑，如仓房、车棚等”时，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给出的例证是1533年，但是在《中世纪英语词典》中，又阅读检查出好几个中世纪的书证，最早为1350年前后。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诸如此类的新发现数以千计，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英语词汇的认知和描写。在未来，随着更多新的词汇事实被发现和揭示，人们对英语词汇的认知和描写还将发生更多的改变。
或许有人会感到意外，诸如此类的发现并不仅仅是源自挖掘出了更多的文本，或通过阅读项目而寻找到了新的词汇证据，有时也是因为在重新审核某些以往的文本时发现了一些“新的”词汇证据——它们曾一度被“无视”。
如Monday night一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收录的最早例证，取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一部》该剧的创作最迟不晚于1597年。。重新审核《帕斯顿信札》（Paston Letters）（1971： 476），我们发现约翰·帕斯顿早在1474年就曾写道：
He promised me to be wyth yow on Monday nyghte ore ellys on Towesday tymely.（他向我允诺，星期一晚上陪你，否则星期二尽早见你。）
与此类似，office door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最早例证是1715年，后来在基德（Kyd）的《西班牙悲剧》（Act 3， sig.F3）中又发现新例证，年代是1592年：
Wel， thou art euen the meriest peece of mans flesh that ere gronde at my office doore.译者曾就此句请教John Simpson，他的解读如下：“Well， you are certainly the most cheerful person that ever knocked continuously and insistently at my office door [i.e. in order to gain an audience].”（“哟，你当然是最能给人以快乐的，你曾不懈地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前，叩打门扉不停歇[，只为了再多赢得一看客]。”）
我本人也多次碰到如下情况： 《牛津英语词典》阅读项目的同一位成员，在重读某一文本时，十分尴尬地发现自己竟然读出了与第一次迥异的结果。我想，对待此种“奇事”，默里本人也不会感到“新奇”。词典阅读项目的批评者们却从未深切理解： 阅读项目的成员也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他们面对相同的词汇刺激并不能确保每一次的反应都一模一样。默里和他的同事，仅仅依靠那些阅读志愿者，竟然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简直就是奇迹。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当初手头还没有《牛津英语词典》，不像今天的我们，可以利用它瞬间印证自己发现的例证是否确凿可靠，是否典型可用。
当然，文献触及范围的改变，其中有许多是源自出版界和学术界自身的成长与兴趣改变。默里本人对词典阅读项目文献来源的挑选，也绝不像某些后世批评者所认为的那么有局限性。20世纪晚期，对非典型文献（抑或是一种新典型）的兴趣重燃，也使得词典学家开始关注某些新文本。女性主义文本、美籍非裔创作，以及其他一些新发现文献，已经为学者们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持续关注和研究描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社会”文件，诸如私人日志、日记，（皇家）衣服保管库、剧院和教会执事的品目列表，遗嘱，以及库存清单等。缩微胶片和电子传真图像的出版，以及馆际互借的通行，使得历史遗留下来的地域性报纸和其他从前不易获得的文本，能够更多、更方便地为用户利用。另外，还有方方面面也需要重新细致阅览，以便发掘出它们的词典学价值。
现如今，我们也不可低估互联网的重要性。起初，互联网上出现的文本（通常是学者私下发表的）似乎主要来自公认的文学典范类型。但是，最近我们正目睹一些非常有趣的新发展——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文本（和口语资源）作为一个成分组成数据包，更加方便词典学家和其他学者搜索目标信息。词典学家并不是冲着这些文本来的，不是要寻找文本提供者所预期他们会搜寻的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常规搜索途径并不像词典学家所预期的那么用户友善。词典学家越来越擅长发现新奇的搜索途径，并检测这些应用软件的运行极限。
但结果却是令人惊喜的。早些年，LexisNexis和Westlaw表现突出，能够提供最佳结果，但是现如今，此类资源数目日增，都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文本和令人满意的搜索软件。有些还能提供文本的电子传真副本，更加有助于学术研究。其中最受词典学家欢迎的网站是LexisNexis（仍居榜首）、查德威克·希利（chadwyckHealey）的“文学在线”（Literature Online）、“铸就美国”（Making of America）两个网站、“易访档案”（Accessible Archives）、JSTOR、“中世纪英语手册”（Middle English Compendium）、多伦多的“古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old English），以及许多其他网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还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此外，还有许多文本可以利用光盘获取，不过这些光盘资源的检索通常会更加费时。时间，对于词典学家而言，总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比如下列两例，就是在JSTOR上找到的更早用例。第一个是形容词Newtonian，《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最早用例是1713年，牛顿辞世的14年前。然而，JSTOR显示该词更早的用例是1675年，出现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10，p.491）：
A Reply to a Letter formerly printed by way of Answer to another of the said Mr. Linus， which relates to the Newtonian Theory of Light and Colours.（《信件答复函》，此前曾以《对李纳斯先生的回复》印刷保留，其内容涉及《牛顿光色理论》。）
第二例是reemployment，其用例出自《统计学会志》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22， p.493），较《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最早用例提早34年：
The fact...shews us of how many unfortunates the reclamation by reemployment， in nursing or household work， is particularly in the hands of the Ladies of England.（该事实显示，其中涉及很多的不幸者，在护理或家政行业中恢复的“再就业”，是具体掌握在“英格兰妇女组织”手里的。）
有时我们也必须提醒自己，这些文本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属于新文本，它们通常（但并不总是）能够查检到已有的纸质文本，早就已经收藏在图书馆里了。同时，使用在线文本也是有风险的。但如果仅就挖掘数据而言，它们是对传统词典阅读项目的有益补充（但并不能完全替代之）。
参照默里在1900年提出的词典编纂特征，今天的词典学家可资利用的数据更多：
针对原始及二手文本，广泛采集例证，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印刷记载中为每一用法寻找更具体详细的文献证据；
对每一单词的语义历时演变做出阐释说明。
我们的主要历史词典的另外一些特征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词典的编纂政策大都是在20世纪早期建立起来的，亦即《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编完后不久。词典学家对变革做出的反应如何？是像语音学家转写语音一样迅速，还是像语言学家描写语法规律和句法范式那样有条不紊？
历史词典，由于处理的是某种语言在早前阶段的状况，因而语音表征并非必然是其主要问题。词典学的一个典型政策： 当今不再使用的单词一般不再转写其发音。但是，也有学者坚持，一部词典如若有了历史发音，肯定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特色（尤其是带有言语合成功能的词典），但是，这将会涉及许多实际的和学术方面的问题。对于通用词汇，许多词典都乐于使用宽泛的国际音标或个体化的字母语音对应体系。假如《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开编之前国际音标体系已经设计出炉，那么默里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采纳之。事实上，国际音标的问世晚了好几年，后来一直等到1989年推出第二版，才被最终采纳。美国特别不喜欢在通用词典中使用国际音标，那就让我们怀揣兴趣，拭目以待——在21世纪，学者们能否达成一致，共同研发出一个理想的、普适的发音转写体系。
整个20世纪，语言学这门学科，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变化。语言学研究进展的每次实际发生，假如期待词典编纂能事前对之加以预见，那是非常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学习词典中使用语法和句法代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进展，但是，在语法和句法分析领域最显著的进步，也许更应归功于计算机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早期词典学家最先获益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计算机生成的文本光标检索（concordance）。但是最近，词典编纂已广泛使用一些应用软件，分析大规模收集的巨量文本。有些词典几乎是完全基于语料库分析的结果（当语料库内部出现语料断层时，通常还要辅以更主观的信息判断），当然，这些语料分析的结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如今，没有哪位词典学家敢放言： 自己编纂的词典跟语料库毫无瓜葛。一部词典，到底是完全依赖语料库实际抽取词汇信息，抑或是仅拿语料库来充充门面，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跟语料库相关的软件，只有应用于现代文本时才是高效和多产的。文本越古老，问题就越多，主要是涉及的拼写变体更多，语法构式也更复杂。这一领域，还将有巨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同时，软件分析语料库所得到的结果，也并不像历史词典学家所期盼的那么管用。
再次以单词pint为例。该词（的单数形式）在不列颠国家语料库（BNC）中出现超千次。如前所述，词典学和语言研究从计算语言学常规分析获益匪浅，因为可以“猎获”对词汇研究极其重要的搭配形式。核检数据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比较，找出那些搭配，它们的实际出现频度显著高出按随机分布计算出的预期频度。这样，值得进一步做深入词汇分析的那些搭配，就可以被词典学家和语言学家锁定。对BNC中pint的出现频率所做的此种计算分析显示，pint pot， pint glass， another pint， pint mug，以及second pint等表达式，至少在英国英语中，具有词汇学研究上的显著意义。该计算分析还显示，与pint搭配（双词搭配，不分前后），亦即文本中某词与pint实际共现频率要远远高出两词各自出现频率所计算出的预计频率，主要有以下这些词： beer， half， milk， water， cream， bitter， Guinness和lager。如果仔细研究某些关键词，诸如cult， religion， church和belief，我们就可以拼凑出一幅关于20世纪90年代生活的有趣图画不列颠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简称BNC），1991年至1994年建设完成。语料库收录的是英国英语，全部语料均是建库时收集的，反映的是当时的语言状况。。如果能够将此种计算分析，运行到代表每个十年或百年——或任何的时间间隔——的文本，我们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切实看到随时间而改变着的人生态度画面。 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资源可资利用，我们当然已经可能沿着这些方向取得某些成果。例如，对比两个从《牛津英语词典》中提取的词目词表。这些词目词，它们的例证中至少有一个是带religion一词的： 前表的例证年代为17世纪30年代，后表为17世纪90年代。即使是根据这样的零碎证据，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绘制以“宗教”为主题，反映两个不同时期的生活态度画卷。
1630s： abortivate， admirable， American， argue， balk， beatificate， catholic， cheater， circumcision， civility， coldly， communion， concurring， confession， disadvantage， ethnical， familist， fellow， friarly， heretic， inflamer， irreligious， jeer， knotty， latitude， law， matriculate， overzealous， pantheon， Parsee， pedagogue， plain， politic， polypragmatic， pope， querist， recant， reduce， regiment， respective， ritual， scruple， slough， sophistry， state， structure， succumb， synagogue， tenure， tribuneship， valiant， veil， vindict， winner， zany， zeal.
1690s： avowedness， catechetical， cockandbull， complier， devoto， disparage， dodge， dogmatize， dragon， duelling， embargo， essentialness， evidence， exasperated， exercise， extemporary， fairy， gullery， hierarchical， inequality， insolency， knowable， languishing， latitudinarian， martyr， minister， mongrel， morality， nunnery， outdate， plaguy， plash， poppet， practise， presumer， Rantism， reconcilable， religionist， remiss， satire， sectary， selfinterest， senselessness， silence， slut， smuttiness， state， thou， unbiased， undermine， unequal， unthoughtful， waive， wrack.
总之，本人对1900年以来总体形势的解读是，词汇实践方面的发展，多数情形下是沿着线性路径行进的，也就是说，越多（通常）意味着越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默里的思考都是正确的——他所提炼制定的词典学政策和原则体系，构成其后一个时期内词典编纂工作的基础。某些词典能够做到很好地适应新的词典学方法，但是其他一些更大型的词典项目则不然，它们为了确保合理进度的实际需要，就无法做到像所希望的那样，去更多关注词汇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我同时还认为，词典学的“艺术”——词典学家在脑子里所做的数据分析和释义厘定——从本质上讲，从默里时代至今，一直没有改变，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尽管从1900年到现在，词典学中的连续性远远超过间断性，我们仍坚持认为： 2001年的词典学，确实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此前三十年里的那些创新，尤其是还牵扯到互联网，意味着我们正直面一场悄然而至的词典学革命，这将对未来的数十年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学术词典在当今的作用是什么？在默里的时代，一部词典的作用就是对一种语言进行分类： 将此种语言的词语汇集于一处，对这些词语进行综合描写并提供文献例证，指明词语与其词根之间的联系，以及“制造出”——套用默里的原话——“每个词语的传记”[9]。一部词典，在编纂完成之后，它实际上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部基础性的参考工具书，为阐明词汇中的问题和文本中的问题而服务。
如果说在20世纪早期，词典学的重心偏向了美国，那么到了今天，这一重心又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它绝不是移回英国或移到别处，而是在世界各地落地扎根。词典，不论其体量大小，如若不是作为国际合作项目，就不可能进入筹划准备阶段，或者至少应该带有某些国际联系，即便这些词典仅仅是处理某一种语言变体在某单一领域内的使用。就此而言，词典学在许多方面是在步“生活”之后尘。词典也像生活一样，既是一种国际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本地存在，二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是现代词典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互联网，词典编辑就可以很方便地同相关的学界专家顾问保持联系，专家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就所咨询问题（在某些情形下）迅速给出权威解答。在默里的年代，尽管在他牛津住处外特地安装了邮筒，方便他跟国内外的专家进行广泛的通讯联系，但是有时仍需几周才能等到回复的咨询函，比如发往澳洲或中国的信函。今天，词典编辑可以实时查阅欧洲之外某国当地电脑中储存的文本。既然在互联网环境下词典越来越方便其用户检索利用，并且也能够全球同步在线出版发行，“用户视角”对于词典学而言，其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在下一个世纪，词典学会如何发展？我想词典学家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但是，词典的检索利用却在经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推手正是用户的需求。以下是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用户反馈已然十分迅捷，且经常是不妥协的；
词典学家参考的原始材料，词典用户也能即时检索利用，这给词典学家额外增压——在发布前必须确保筛选过的数据准确无误；
用户期待在自己的屏幕上能够实现网站切换，并不太在意数据的来源或出处；
用户越来越期待能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操控数据；这些资料可能关乎电子游戏、建筑设计，或照片——无论涉及何种主题，用户不满足于仅仅是阅读，而是期待从数据中获取更多信息。
当出版商第一次发行光盘版词典时，他们骄傲地声称： 与使用纸质词典不同，用户不再受限于只能靠词目词来检索。但是随着技术的完善，用户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今天的词典，仅仅给出词语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是远远不够的。词典变成了众多“网络门户”中的“一户”，通过此门户可以“走到镜子里”“走到镜子里”，对应的英语原文是through a looking glass。这正是英国作家Lewis Carroll 的小说书名——《走到镜子里》（1871）。该书是《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的姊妹篇。在书中，爱丽丝正是通过走入镜子，才来到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 ，步入新世界——这里的住户全都是一些超级链接和共享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开始看到词典正在肩负起这份责任，起初只是试探尝试，偶尔也带有较之强大应用软件更有气魄的远见卓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大型词典项目都已经先后实现了完全计算机化，它们现在有条件也有机会使自己顺应这一新的环境变化。举个例子，我们在《中世纪英语词典》身上就看到了这一切的发生——项目启动时沿着传统的编辑和出版生产线，慢慢地转变成计算机处理加工数据，项目完成时又重生为《中世纪英语手册》（Middle English Compendium）。这种转变，从文本到词典，再返回文本，然后继续，再到带文献目录的数据库，图片、声音、图像分析，诸如此类，对于尚未拥有此手册者而言，他们将能很快目睹此种转变的到来。
这些伟大的词典项目，尽管从传统意义上讲是相互隔绝的，但是词典中仍旧有许多地方（与其他文献）存在文本关联。《牛津英语词典》就是一个首选例子，因为它既在词典内部内容上具备自我参引（单词各自有定义阐释、相互间有参引照应，还有别的单词来充当其例证），又在词典外向上具备延伸查寻： 词源，用户靠它可以一跃而进入弗里西语研究院（Frisian Academy）编纂的词典，或《法语宝典》（Tre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或《德语词典》（Deutsches Worterbuch）；引例，应该可以链接到英语或外语的文献或文献目录，由此用户将能进一步检索到其出处的整个文本——它的不同版本，可能是印刷版，抑或是手稿的电子扫描件；发音，可以通过音频软件进行处理，并且有的还可以进行发音地域差异的过滤处理。《牛津英语词典》和其他一些词典，还对引证进行了文献日期标注： 对17世纪至19世纪60年代的人而言，各有哪些词汇是他们各自可资利用的？哪些词汇在这些时间间隔里被淘汰出局了（或进入了词汇的竞技场）？为什么？这些词汇变化，对于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同时期与之相平行的其他结构或表达式，却没有逐渐消退或进化出来？这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与之相关的时代，其建筑设计、宗教思想、技术，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就此而言，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词典学家还在一成不变地使用由过去传承下来的编辑技巧，但是呈交给他们处理的数据却是海量的。在过去，所有的数据都在那儿，只不过是锁定在书中，故此唯一可行的现实办法就是采样。现如今，如果数据摆在你面前，你能不使用吗？如果时间允许，当然要使用。但是，今天的词典学家正越来越惯常于如下看法： 今天可供处理的数据，不论其数量大小，过了一年之后其数量必然要翻番，如果是十年之后，恐怕就要增加一百倍，或者更多。故此，最直接的答案仍然是采样。
此外，大量的机读数据，必须依赖计算机技术来处理。这些技术的好坏与技术设计者的素质密切相关。然而，技术研发设计人员对这些词典学问题，不可能完全了解，更不可能予以彻底解决。于是，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有机会去设计出新的软件方便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冒更大的风险，一些看上去很可靠的程序，特别是在处理更久远的历史文本时，它们对语言规律的掩盖往往会大于对语言规律的揭示。
所以，我本人仍坚持认为：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与15世纪后期新的印刷技术刚刚引入时的情形十分相像。我们自己内部需要协作，同其他学术和技术专家需要协作，同词典使用者照样需要协作。协作，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这里再次引用柯雷吉的话，时间是1926年：
上周末在费城参加学术会议时，我遇到了韦氏词典的现任主编（T. A. Knott）。他从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现代材料对《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他最近改变了这种看法。我以前也曾就此撰写专文，明确指出： 弗尼瓦尔博士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 （18250204—19100702），英国语文学家，《牛津英语词典》的两位发起人之一。和威尔逊先生曾经完成的数量庞大的剪报工作，也与此本质上相同。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是很值得做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在双方达成满意条款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将此转让给梅里亚姆出版社。[10]
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知道这个特定的风险合资项目是否成功了。但是，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这样一个词典学的世界： 《中世纪英语手册》及类似词典项目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它的雏形，在这个世界里，词典数据将会是进入全新学术世界的某几个关键点之一；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不再单单关注一个个的单词，而是关注单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告知我们词汇所由产生的社会的许多状况。我本人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拓展研究，获得新认知，不仅了解更多“单词的自传”，还要认知这些单词的基因里所携带的那些更久远的历史故事。 附注
[1]最初于2001年5月8日在第13届北美词典学会（双）年会上宣读。年会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举办。[后发表在《词典》，2002（23）： 1—22]。会议在安娜堡分校举办是为了庆祝由该校Robert Lewis教授及其同事编纂的《中世纪英语词典》（1952—2001）完成出版。本论文宣读时的原始版本，结论部分是大量对Lewis教授及其词典同人（在世及过世）的赞誉之辞，是从世界范围内历史词典和其他词典项目之视角来展开评述的。
[2]见《词典学： 关键概念》第30章关于“默里的同时代学者”（作者Osselton）。——编者加。
[3]默里的《英语词典学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一文，作为《词典学： 关键概念》一书的第二章刊发。——编者加。
[4]R.C. Trench的论文“论我们英语词典存在的某些缺陷”（On Some Deficiencies in Our English Dictionaries，London 1857），重印为《词典学： 关键概念》的第9章。——编者加。
[5]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1919年4月4日提交语文学会的数项新词典规划”（New Dictionary Schemes presented to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4th April， 1919），载于《语文学会议事录： 1925—1930》，1931： 6—9。
[6]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未发表的书信（致R. W. Chapman）.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6/145.i。
[7]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美语词典规划.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7/3/2.i。
[8]贝利（R. W. Beiley）.“早期现代英语词典（1475—1700）的编纂进程”（Progress toward a Dictionary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1475—1700）.载于《历史词典学第二次圆桌会议》（2nd RTC on Historical Lexicography），1980： 199—226。
[9]詹姆斯·默里（James A. H. Murray）.“英语词典学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Lexicography）.牛津： Clarendon出版社，1900： 47。
[10]威廉·柯雷吉（W. A. Craigie）.1926年11月29日致R. W. Chapman的书信.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归档号： PP/1926/14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