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9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带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革命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一天津一青岛一济南一西安一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月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人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地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她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的。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人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莱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也叫老爷子“给你一点、给你一点”而分掉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只好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亨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一点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前不久，“打磨”了九年之久的电影《邓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有一回，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一下，以免老爷子挂念。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带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革命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一天津一青岛一济南一西安一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月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人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地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她的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的。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人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莱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也叫老爷子“给你一点、给你一点”而分掉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只好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亨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一点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前不久，“打磨”了九年之久的电影《邓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有一回，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一下，以免老爷子挂念。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