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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喜欢挑战的学术狂人
因为对物理兴趣浓厚，上大学时王贻芳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这也属于冷门专业，但王贻芳甘之若饴，科科优秀。毕业那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高能物理在中国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即使有机会出国深造，未来能在这个领域深入者也凤毛麟角，而彼时已有许多优厚的工作机会静候王贻芳，但他却果断地悉数放弃：“我喜欢，我就要去尝试，哪怕失败也在所不惜。”最终，成绩优异的王贻芳顺利拜师丁肇中门下。
王贻芳在导师丁肇中的指导下度过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十一年。十一年里，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瑞士日内瓦，从单纯的中国留学生变身为全球杰出青年学者，在欧洲核子中心L3实验组，王贻芳创造了多项纪录：一年时间内发表了三篇论文;以“唯一的一名学生”身份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被实验组内部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但十一年后，王贻芳却选择了离开，转投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尚在设计阶段只有二十人的小项目组。欧洲核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其进行的L3实验，拥有十四个国家、三十多所科研机构的四百多名科学家，很多人都是知名科学家。弃大而投小，风险自不用言，连导师丁肇中也让他再慎重考虑考虑。但王贻芳很坚决：“在一个大型项目里，年轻人起到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有限的。而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小项目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可以参与更多，以弥补我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其他领域的欠缺。”
就这样，王贻芳辞别导师丁肇中，来到斯坦福大学，并成为项目里的核心技术人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家庭也很美满，女儿与儿子相继出生，他们还在硅谷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在外人看来，王贻芳过上了很幸福安定的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安定的生活王贻芳只过了六年。随后，中科院高能所向王贻芳抛出了橄榄枝，邀请其回国发展。王贻芳没做太多犹豫就点头同意。很多朋友得知后，都劝他慎重考虑：“像你这样不会搞关系的人，出国多年，在国内也没有根基，回国是混不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全家回国，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中科院也无法给予保证。
但王贻芳还是选择了回国。“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还是想做一点事情，而国内有这个机会。”在不遗余力地与妻子做说服工作整整一年后，王贻芳终获“许可”，携妻带子回国，开始着力推动和组织国内的空白研究“中微子研究项目”。
一个钟情固执的工作超人
回国后，因为条件不允许，“中微子研究项目”暂时无法实施，王贻芳只好曲线救国，先行负责北京谱仪实验室，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王贻芳最大的成就不是将该项目做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而是培养了大量高能物理人才——在组建国际合作组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王贻芳有意把一些任务交给国内高校承担。此举一出，立刻引来了诸多非议，因为所有任务靠中科院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就能完成，自己可以做的项目却让给“外人”瓜分，这不是置部门利益于不顾么？但王贻芳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己见：“中国的高能物理要进步，就不能仅仅在高能所内发展。可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高校的物理系严重萎缩，甚至慢慢变成了材料系，作为‘国家队’，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有志人才走进来。”于是，先后有24所国内高校参与到项目中，为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培养和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潜力。
真正让王贻芳在业界名声大噪的，还是大亚湾中微子探测项目。国际上先后有七个国家提出了测量中微子的实验方案，王贻芳抓住这一机遇，原创性地提出在大亚湾附近的山体内建造中微子探测器的方案。为了便于项目顺利推进，王贻芳在进行立项申请时就将之定为“国际合作”，这个名头为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也让王贻芳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难题是实验主导权的问题——如果采用美国团队的方案，国际合作是来了，可中方的实验主导权便归零;倘若坚持中方的方案，美国人则可能另寻伙伴。
当项目组的其他人员还在纠结时，王贻芳直接掷地有声地摆明立场：“他们的方案存在问题，我不能答应！国家花这么多钱，却把方案让给美国，让他们得到成果，不可能！我不希望仅仅是为别人提供条件，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实验！”
王贻芳的坚持让他经受了两年多的煎熬，中美两方再度就项目方案问题进行谈判。五个小时的拉锯战，单刀赴会的王贻芳舌战数十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丝毫不予让步。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双方连手都没握就各自离去，精心准备的晚宴也随即取消。
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王贻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一批批国内和美国华裔科学家拉了进来，集体智慧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团队最终选择了妥协。项目正式启动的那一刻，王贻芳很骄傲地说：“他们最终愿意参与进来，是因为我在科学上站得住脚，他们在科学上说不过我！”
三年立项、三年建设、两年安装，八年之后，留给王贻芳在寻找中微子赛跑中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此时日本、美国、法国、韩国都已跑在了前面。为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物理结果，王贻芳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最终凭借实验成果斩获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个，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最重要的钥匙，所以成果发布后，媒体直接将其与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但王贻芳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想太多，实验需要一步步来。”
一个低调呆萌的科学家
在学术及科研上，王贻芳固执而傲骄，可私下里他却是个坦诚到呆萌的人。回国十余年后，王贻芳发现，国内很多科研机构只是把科学当作谋生的饭碗，缺少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这本已是大家心知肚明见怪不怪的事，但王贻芳却相当看不惯。他洋洋洒洒八千多字，写了一篇《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几点看法》发表，直接批评国内科学界的各种急功近利，一时间反响激烈，热议纷纷。
面对国内科研体制的局限性，王贻芳不仅毫无顾忌地建言献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王贻芳被任命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后，他就明确界定自己权力的边界，将学术评审的决定权交给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凡是能不参加的会议一概不参加。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推动大学院校参加高能物理实验，将一些项目拨出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而高能所一直资助的少数民族中学的学生，他则直接定期将他们接到北京和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2015年11月9日，王贻芳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小组获得“2016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将中国人的名字首次刻在了这项科学界“豪华版诺贝尔奖”上。作为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王贻芳出席了颁奖典礼。红毯直播、定制礼服、高额奖金，在距离好莱坞五百公里的加州圣何塞，52岁的王贻芳体会了一把当名人的感觉。回国后媒体问他有何感受，他老实作答：“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就是主办方希望办成奥斯卡颁奖礼，能让全社会像追星一样追捧科学家。当天气氛比较热闹，请来了据说最有名的明星在台上唱歌，不过我一个也不认识。”
见王贻芳如此实诚，记者们也来了兴致，打趣他：“走了红毯，会不会也有名人的烦恼？”王贻芳再度呆萌：“我既没有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也不会把烦恼公之于众。名人嘛，自然要保持点神秘。”
如今的王贻芳，同时肩挑大亚湾、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及物理高能所行政任务，无论是肩负重担，还是回应外界带来的压力，他都是轻描淡写。然而提起人才问题，王贻芳就显得很着急：“高能物理的人才储备远远不够。院所招收名额有限，年轻人对于高能物理也有偏见，觉得这个领域很难出成果，或是习惯在小型实验里单打独斗。”
显然这才是当下王贻芳真正烦恼的事。大的局面他左右不了，所以他将自己的女儿拉下了水——2015年9月，18岁的女儿走进了大学，专业就是物理学。
因为对物理兴趣浓厚，上大学时王贻芳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这也属于冷门专业，但王贻芳甘之若饴，科科优秀。毕业那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高能物理在中国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即使有机会出国深造，未来能在这个领域深入者也凤毛麟角，而彼时已有许多优厚的工作机会静候王贻芳，但他却果断地悉数放弃：“我喜欢，我就要去尝试，哪怕失败也在所不惜。”最终，成绩优异的王贻芳顺利拜师丁肇中门下。
王贻芳在导师丁肇中的指导下度过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十一年。十一年里，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瑞士日内瓦，从单纯的中国留学生变身为全球杰出青年学者，在欧洲核子中心L3实验组，王贻芳创造了多项纪录：一年时间内发表了三篇论文;以“唯一的一名学生”身份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被实验组内部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但十一年后，王贻芳却选择了离开，转投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尚在设计阶段只有二十人的小项目组。欧洲核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其进行的L3实验，拥有十四个国家、三十多所科研机构的四百多名科学家，很多人都是知名科学家。弃大而投小，风险自不用言，连导师丁肇中也让他再慎重考虑考虑。但王贻芳很坚决：“在一个大型项目里，年轻人起到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有限的。而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小项目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可以参与更多，以弥补我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其他领域的欠缺。”
就这样，王贻芳辞别导师丁肇中，来到斯坦福大学，并成为项目里的核心技术人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家庭也很美满，女儿与儿子相继出生，他们还在硅谷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在外人看来，王贻芳过上了很幸福安定的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安定的生活王贻芳只过了六年。随后，中科院高能所向王贻芳抛出了橄榄枝，邀请其回国发展。王贻芳没做太多犹豫就点头同意。很多朋友得知后，都劝他慎重考虑：“像你这样不会搞关系的人，出国多年，在国内也没有根基，回国是混不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全家回国，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中科院也无法给予保证。
但王贻芳还是选择了回国。“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还是想做一点事情，而国内有这个机会。”在不遗余力地与妻子做说服工作整整一年后，王贻芳终获“许可”，携妻带子回国，开始着力推动和组织国内的空白研究“中微子研究项目”。
一个钟情固执的工作超人
回国后，因为条件不允许，“中微子研究项目”暂时无法实施，王贻芳只好曲线救国，先行负责北京谱仪实验室，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王贻芳最大的成就不是将该项目做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而是培养了大量高能物理人才——在组建国际合作组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王贻芳有意把一些任务交给国内高校承担。此举一出，立刻引来了诸多非议，因为所有任务靠中科院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就能完成，自己可以做的项目却让给“外人”瓜分，这不是置部门利益于不顾么？但王贻芳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己见：“中国的高能物理要进步，就不能仅仅在高能所内发展。可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高校的物理系严重萎缩，甚至慢慢变成了材料系，作为‘国家队’，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有志人才走进来。”于是，先后有24所国内高校参与到项目中，为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培养和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潜力。
真正让王贻芳在业界名声大噪的，还是大亚湾中微子探测项目。国际上先后有七个国家提出了测量中微子的实验方案，王贻芳抓住这一机遇，原创性地提出在大亚湾附近的山体内建造中微子探测器的方案。为了便于项目顺利推进，王贻芳在进行立项申请时就将之定为“国际合作”，这个名头为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也让王贻芳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难题是实验主导权的问题——如果采用美国团队的方案，国际合作是来了，可中方的实验主导权便归零;倘若坚持中方的方案，美国人则可能另寻伙伴。
当项目组的其他人员还在纠结时，王贻芳直接掷地有声地摆明立场：“他们的方案存在问题，我不能答应！国家花这么多钱，却把方案让给美国，让他们得到成果，不可能！我不希望仅仅是为别人提供条件，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实验！”
王贻芳的坚持让他经受了两年多的煎熬，中美两方再度就项目方案问题进行谈判。五个小时的拉锯战，单刀赴会的王贻芳舌战数十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丝毫不予让步。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双方连手都没握就各自离去，精心准备的晚宴也随即取消。
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王贻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一批批国内和美国华裔科学家拉了进来，集体智慧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团队最终选择了妥协。项目正式启动的那一刻，王贻芳很骄傲地说：“他们最终愿意参与进来，是因为我在科学上站得住脚，他们在科学上说不过我！”
三年立项、三年建设、两年安装，八年之后，留给王贻芳在寻找中微子赛跑中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此时日本、美国、法国、韩国都已跑在了前面。为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物理结果，王贻芳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最终凭借实验成果斩获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个，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最重要的钥匙，所以成果发布后，媒体直接将其与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但王贻芳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想太多，实验需要一步步来。”
一个低调呆萌的科学家
在学术及科研上，王贻芳固执而傲骄，可私下里他却是个坦诚到呆萌的人。回国十余年后，王贻芳发现，国内很多科研机构只是把科学当作谋生的饭碗，缺少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这本已是大家心知肚明见怪不怪的事，但王贻芳却相当看不惯。他洋洋洒洒八千多字，写了一篇《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几点看法》发表，直接批评国内科学界的各种急功近利，一时间反响激烈，热议纷纷。
面对国内科研体制的局限性，王贻芳不仅毫无顾忌地建言献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王贻芳被任命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后，他就明确界定自己权力的边界，将学术评审的决定权交给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凡是能不参加的会议一概不参加。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推动大学院校参加高能物理实验，将一些项目拨出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而高能所一直资助的少数民族中学的学生，他则直接定期将他们接到北京和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2015年11月9日，王贻芳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小组获得“2016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将中国人的名字首次刻在了这项科学界“豪华版诺贝尔奖”上。作为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王贻芳出席了颁奖典礼。红毯直播、定制礼服、高额奖金，在距离好莱坞五百公里的加州圣何塞，52岁的王贻芳体会了一把当名人的感觉。回国后媒体问他有何感受，他老实作答：“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就是主办方希望办成奥斯卡颁奖礼，能让全社会像追星一样追捧科学家。当天气氛比较热闹，请来了据说最有名的明星在台上唱歌，不过我一个也不认识。”
见王贻芳如此实诚，记者们也来了兴致，打趣他：“走了红毯，会不会也有名人的烦恼？”王贻芳再度呆萌：“我既没有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也不会把烦恼公之于众。名人嘛，自然要保持点神秘。”
如今的王贻芳，同时肩挑大亚湾、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及物理高能所行政任务，无论是肩负重担，还是回应外界带来的压力，他都是轻描淡写。然而提起人才问题，王贻芳就显得很着急：“高能物理的人才储备远远不够。院所招收名额有限，年轻人对于高能物理也有偏见，觉得这个领域很难出成果，或是习惯在小型实验里单打独斗。”
显然这才是当下王贻芳真正烦恼的事。大的局面他左右不了，所以他将自己的女儿拉下了水——2015年9月，18岁的女儿走进了大学，专业就是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