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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煤矿人眼里，书柜是有身份有文化的象征，也属于没什么大用处的奢侈品。既然是奢侈品，那就不可能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反正我在煤矿住的那些年里没有见过谁家摆着这么一件家具。碗柜呀、衣箱呀、后来的高低柜组合柜呀、大衣柜呀、平柜呀，这些家具我倒是常见。
我们家也没有书柜，但我们家有很多书。我母亲识字，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有些“小资”，自费订过几年《中国青年》。那时一份《中国青年》的订价可能得好几块钱。几块钱在平常人眼里是可以买几斤肉吃的，我母亲却订了一些没用的杂志。母亲当年在别人眼里一定是个古怪的女人，不串门子，不拉家常，却喜欢一个人在家看书。
我认的字多了以后，常悄悄打开衣箱偷找母亲的《中国青年》看。记得看过一个叫潘晓的作者写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发表以后，引起很多读者的来信讨论。还有贾平凹老师的一篇散文《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写他一边写小说一边烘孩子尿布的事。我还读过一篇路遥的小说，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这篇应该不是《中国青年》上面的，好像在一本别的杂志上。当时我当然不知道谁是路遥。十多年后，我在医院读完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后来买到了他的全集，才发现我五年级时就读过他的小说。我还看过母亲写的日记，写在我们用过的作业本上。
母亲的《中国青年》只订了几年，随着我们长大，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她就再也没有订过杂志，可她还是很喜欢看书。矿上家里有书的人家很少，为了讨好母亲，我便和周围的同学借，无论借来什么书母亲都如饥似渴地读。我记得那时借的最多的是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有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父亲也有书，他的书都是医书。我父亲在二十八岁那年自学了中医和针灸，后来还自学了西医。我父亲不吸烟，每次发了工资都要挤出一两块钱买书。那时的书便宜，只有几毛钱，有的甚至几分钱。我父亲给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上面写上“爱护图书”四个字。
父亲退休后开了自己的小诊所，从煤矿工人变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夫。大概是觉得自己有了身份，那一年我们家请木匠做了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是书架，不是书柜，放在写字桌上，三层，分为大格中格小格，还有玻璃门可以推拉。父亲把他攒下的宝贝都摆在里面。给病人看病时，遇到疑难杂症，他就从里面抽一本书出来，那样子十分神气。
和爱人结婚时，婆家到张家湾订做家具，问我要什么，我扭扭捏捏地说，想要一个书柜。他们似乎都吃了一惊，看着我，问：书柜？我说，是书柜。张家湾那种小地方的木匠大概从来没有做过书柜，先是说，和梳妆台一起做，一边做成书架的样子，一边镶上镜子。后来又说，样子太丑，不能这样搭配。公公告诉我，木匠师傅说了，书架不能做。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没有特别坚持。结婚时，我特意留下了爱人小时候写作业时的一张写字桌，还有和桌子配在一起的凳子。我平时喜欢写点儿东西，想不出对着梳妆台的大镜子怎么写字。
我有时会和爱人发发小脾气，揪揪他的“小辫子”。我说他们家当时是故意的，根本不想出做书柜的钱，才想出梳妆台搭配书架的怪主意。爱人为了堵我的嘴，说，下个月一发工资就买一个大书柜给我。其实只是说说而已，结过婚的女人特别小气，买房子时借的钱还没有还上，孩子的奶粉钱，还有家里急需添一套茶具，都是最紧要的。
后来家里发生重大变故，母亲卖掉了矿上的两处房子，要搬到局里住。我和爱人去帮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送了人，包括她像宝贝一样珍藏了多年的衣箱。母亲问我想要什么，我脱口而出，要父亲的书架。说过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大概对父亲的书架觊觎已久。
书架太大，中巴车不拉，最后爱人租了一辆三轮车才拉到我们的新家。父亲的书架是乳白色的，我家的书桌是枣红色的，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点儿也不搭，就像是一个公主和一个下人。可能爱人内心觉得愧对我，拉回书架的第二天就进城买了一桶高级油漆，把书桌和书架刷成紫檀色， 两件东西这么一打扮，一下子从乌鸦变成了凤凰。
书架有推拉的玻璃门，我把自己的书都摆在架子上，想看哪本书时推开玻璃门从里面抽一本，扫一眼自己印在玻璃前的影子，心里臭美。嗯！像个读书人。
有一年和爱人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我手里正好读着一本厚书，我生气地一扔，撞在书架的玻璃上，玻璃立即碎了，有几块玻璃飞到我的脚面上，血流如注。后来又配过玻璃门，不知为什么都失手打碎了。再后来便懒得配了，现在书架只有一扇玻璃门。
女儿渐渐长大了，不知不觉她的书也多起来，爱人给她做了一个简易书架，墙上钉几块木板。女儿喜欢藏在床底下看书，批评多次也不改，不由想起自己那时也是喜欢躲在挂着窗帘的小屋子里偷看母亲的书，大概是遗传吧。
再一次搬家后，我不得不把那个书架让给了女儿，她的书越来越多，再说，总是在床底下看书，对她的眼睛不好。
爱人把我的一些书装进蛇皮袋里，放在床下，上面落满尘土，而我也很少再打开它们。渐渐又买了不少新书，特别是学会了网上购书后，轻轻一点就是好几本，像不要钱白给似的。
擺在阳台上的书堆得一天比一天高，如果有一天挨着房顶，我该怎么办呢？
真到了那一天，那就为自己买一个书柜吧。要铝合金那种的，彻底地奢侈一回。
我们家也没有书柜，但我们家有很多书。我母亲识字，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有些“小资”，自费订过几年《中国青年》。那时一份《中国青年》的订价可能得好几块钱。几块钱在平常人眼里是可以买几斤肉吃的，我母亲却订了一些没用的杂志。母亲当年在别人眼里一定是个古怪的女人，不串门子，不拉家常，却喜欢一个人在家看书。
我认的字多了以后，常悄悄打开衣箱偷找母亲的《中国青年》看。记得看过一个叫潘晓的作者写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发表以后，引起很多读者的来信讨论。还有贾平凹老师的一篇散文《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写他一边写小说一边烘孩子尿布的事。我还读过一篇路遥的小说，写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这篇应该不是《中国青年》上面的，好像在一本别的杂志上。当时我当然不知道谁是路遥。十多年后，我在医院读完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后来买到了他的全集，才发现我五年级时就读过他的小说。我还看过母亲写的日记，写在我们用过的作业本上。
母亲的《中国青年》只订了几年，随着我们长大，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她就再也没有订过杂志，可她还是很喜欢看书。矿上家里有书的人家很少，为了讨好母亲，我便和周围的同学借，无论借来什么书母亲都如饥似渴地读。我记得那时借的最多的是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有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父亲也有书，他的书都是医书。我父亲在二十八岁那年自学了中医和针灸，后来还自学了西医。我父亲不吸烟，每次发了工资都要挤出一两块钱买书。那时的书便宜，只有几毛钱，有的甚至几分钱。我父亲给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上面写上“爱护图书”四个字。
父亲退休后开了自己的小诊所，从煤矿工人变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夫。大概是觉得自己有了身份，那一年我们家请木匠做了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是书架，不是书柜，放在写字桌上，三层，分为大格中格小格，还有玻璃门可以推拉。父亲把他攒下的宝贝都摆在里面。给病人看病时，遇到疑难杂症，他就从里面抽一本书出来，那样子十分神气。
和爱人结婚时，婆家到张家湾订做家具，问我要什么，我扭扭捏捏地说，想要一个书柜。他们似乎都吃了一惊，看着我，问：书柜？我说，是书柜。张家湾那种小地方的木匠大概从来没有做过书柜，先是说，和梳妆台一起做，一边做成书架的样子，一边镶上镜子。后来又说，样子太丑，不能这样搭配。公公告诉我，木匠师傅说了，书架不能做。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没有特别坚持。结婚时，我特意留下了爱人小时候写作业时的一张写字桌，还有和桌子配在一起的凳子。我平时喜欢写点儿东西，想不出对着梳妆台的大镜子怎么写字。
我有时会和爱人发发小脾气，揪揪他的“小辫子”。我说他们家当时是故意的，根本不想出做书柜的钱，才想出梳妆台搭配书架的怪主意。爱人为了堵我的嘴，说，下个月一发工资就买一个大书柜给我。其实只是说说而已，结过婚的女人特别小气，买房子时借的钱还没有还上，孩子的奶粉钱，还有家里急需添一套茶具，都是最紧要的。
后来家里发生重大变故，母亲卖掉了矿上的两处房子，要搬到局里住。我和爱人去帮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送了人，包括她像宝贝一样珍藏了多年的衣箱。母亲问我想要什么，我脱口而出，要父亲的书架。说过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大概对父亲的书架觊觎已久。
书架太大，中巴车不拉，最后爱人租了一辆三轮车才拉到我们的新家。父亲的书架是乳白色的，我家的书桌是枣红色的，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点儿也不搭，就像是一个公主和一个下人。可能爱人内心觉得愧对我，拉回书架的第二天就进城买了一桶高级油漆，把书桌和书架刷成紫檀色， 两件东西这么一打扮，一下子从乌鸦变成了凤凰。
书架有推拉的玻璃门，我把自己的书都摆在架子上，想看哪本书时推开玻璃门从里面抽一本，扫一眼自己印在玻璃前的影子，心里臭美。嗯！像个读书人。
有一年和爱人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我手里正好读着一本厚书，我生气地一扔，撞在书架的玻璃上，玻璃立即碎了，有几块玻璃飞到我的脚面上，血流如注。后来又配过玻璃门，不知为什么都失手打碎了。再后来便懒得配了，现在书架只有一扇玻璃门。
女儿渐渐长大了，不知不觉她的书也多起来，爱人给她做了一个简易书架，墙上钉几块木板。女儿喜欢藏在床底下看书，批评多次也不改，不由想起自己那时也是喜欢躲在挂着窗帘的小屋子里偷看母亲的书，大概是遗传吧。
再一次搬家后，我不得不把那个书架让给了女儿，她的书越来越多，再说，总是在床底下看书，对她的眼睛不好。
爱人把我的一些书装进蛇皮袋里，放在床下，上面落满尘土，而我也很少再打开它们。渐渐又买了不少新书，特别是学会了网上购书后，轻轻一点就是好几本，像不要钱白给似的。
擺在阳台上的书堆得一天比一天高，如果有一天挨着房顶，我该怎么办呢？
真到了那一天，那就为自己买一个书柜吧。要铝合金那种的，彻底地奢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