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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台湾女作家张晓风以散文集《地毯的另一端》蜇声文坛。当时诗人余光中在《我们需要几本书》一文里毫不讳言“至少有三个因素使早期的张晓风不能进入现代：中文系的教育，女作家的传统，五四新文学的余风。”①1981年，张晓风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出版，诗人惊喜的发现：张晓风早年兼具三个因素，如今却“竟能像跳栏选手一样，一一越过，且奔向坦坦的现代大道”②，凭借其“亦秀亦豪的健笔”（余光中语）终于位居台湾第三代散文名家之列。诗人痖弦亦盛赞她将“女性作家美学人格中的男性性征……发挥得淋漓尽致……”③以上我们得知，张晓风散文风格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一个在幸福婚姻里呢喃的女人走出闺阁，迈向更广阔的天地？其后期散文中较为突出的那股“勃然不灭的英伟之气”④又具体取自何方？
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芙曾于《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引用柯勒律治“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雌雄同体”的脑袋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1994年，国内女作家陈染在英国一些大学演讲时提出“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后来又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给予了详尽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之看做是对“雌雄同体”思想的进一步阐释，除了认同“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感情与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⑤她还另辟蹊径地指出“一个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⑥。可见，“超性别”不代表“无性别”，而只是基于性别视野之上却不自囿，能够越过性别的拘囿去看待人与物，以及最终面向“人”及宇宙的大关怀和大抱负。
事实上，散文集《愁乡石》的出版，标志着作家已经出走闺阁。“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步下红毯之后》）这之后，她的散文创作不仅有着一股超越女性单一性别视阙的“英伟之气”，更有一股将视野投向人类与宇宙，由小我出发而至大我的情怀和抱负。本文即从其散文书写中的三重身份：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一角度着手来进一步探究作家“超性别书写”的成因及表现，力图勾勒出一代散文大家的成长轨迹。
一、基督徒：博观与博爱的底色调
生于1941年， 8岁前生活在祖国大陆，祖籍江苏徐州，8岁时，张晓风在战乱中随母亲迁居台湾。作家曾于散文《初雪》中回忆童年是在“拥塞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海船里度过”，并且他们那一代人都像“菌类植物一般”“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也许正因为战乱、逃荒等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得青年时期的她极轻易地便接受了基督教。她在回答友人关于人生意义的提问中答到：“若是没有信仰，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意义了。”（《山路》）
事实上，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作家散文创作的底色调。坚定的信仰不仅开阔了作家眼界，也化为一道上帝般无所不至的人间关怀。一方面，使她能以低姿态贴近自然、亲近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她也能超越生活本身，探向生命本体，对“人”作超时空的永恒思考。
首先，宗教情怀扩展了作家的个人视野。正如余光中所言：“一般的所谓散文家，无论性别为何，笔下的题材常有日趋狭窄之病”，张晓风作为女作家，却能够“在题材上颇见扩展”⑦，这其中原因众多，但宗教信仰必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因素。以自然为例，在一般人眼中，自然仅仅是风景宜人却毫无感情的客体，但在作家眼中，成了沟通上帝与人类的媒介。起初，自然是與自己关系密切的庄严象征物。“父啊，你让我知道，你充满万有，让我知道，你在山中，你在风中，你在云中……”（《到山中去》）而后，作家与自然/造物融为一体。“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婉转的气流……”（《画晴》）最终，在相互交融中，人类也拥有了自然的永恒性。“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人可以在万年不变的山水中追溯和透视人类漫长的历史。她将局促在单一空间里的“人”拔高到时间长河里的“人类”之高度以获得超越单一时空的永恒属性。
即便是生活中极其琐碎的题材，她也极力运用超越生活本身的慧眼去发现，并有将之扩展至永恒的功力。酿酒，只是一件凡人的劳务，她却觉得这一行为不简单，乃是“参天地之化育”“缔造化之神功”（《酿酒的理由》）；韭菜合子，在她看来仿佛“宇宙包容着银河”（《饮啄篇》）；就连关掉电灯，家中闲坐，在她也是“仿佛胎儿犹在母体”（《我的幽光实验》）。她认为人类“灵魂深处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所以旅行是一种“放生”，而且将人类看作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放尔千山万水》）
其次，基督的博爱精神还令她自觉丢弃人类的飞扬跋扈，而以平等、谦卑的心态贴近和找寻“人”的本真状态。在大漠旅行：“我睡去……在一日疾驰，累得倒地即可睡去的时刻。我睡去，无异于一只羊，一匹马，一头骆驼，一株草。我睡去，没有角色，没有头衔，没有爱憎。只是某种简单的沙漠生物，一时尚未命名。”（《戈壁行脚》）这里，作家一方面脱离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大漠上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同类；另一方面，她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以平视姿态看待宇宙生物，并存有同在造物脚下、共沐上帝恩泽而不分彼此的脉脉温情。在《酿酒的理由》一文里，她觉得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缸酒，便是“古代的史官”“站在日日进行的情节前，等待记录一段历史的完成”。（《酿酒的理由》）同样，“人”在这里，既属于生活本身，又获得了生活之外的历史，至此，张晓风对“人”的诠释可谓淋漓尽致。
基督徒的身份于作家犹如拥有了一副上帝之眼，因而她能够拥有更宏阔的视野、饱览世间更广阔的风景。在此视野关照下，跨越闺阁之狭隘，性别之鸿沟，拥有一种“超性别”的视阙，也都成了意料之举。
二、中国人：从乡愁里溢出的慷慨悲歌
曾有人问张晓风散文创作主题，她回答：“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⑧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是她生命运行的底色调，那么“中国人”身份则是一湾之隔的张晓风毕生梦魂牵绕的心灵归所。散文集《愁乡石》（1977）的出版，预示着作家已从闺阁中出走。对于一块土地、分割两处的无奈现实，她开始从两岸同源、也是自己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化中，寻求和辨认精神上的中国版图。联系张晓风的散文创作实践，显而易见，乡愁文学，正是她取自古典而融于现代的一个突破口。 不同于梁实秋、林海音、琦君等一批在大陆生活过的作家笔下的乡愁散文，8岁迁台的张晓风对故乡的记忆十分淡薄，因而她只能从精神上对古老中国进行感性的描摹。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书写之处。更是她的乡愁书写能够在阴柔、绮丽之外，平添一丝悲壮色调的原因所在。
张晓风的乡愁书写拥有强烈的家国意识。8岁时，父亲将她和母亲送至江边，自己却因为“守土有责”承诺会“熬到最后五分钟”（《步下红毯之后》）。父亲的言传身教给幼年张晓风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家国的种子。这之后，她的家国情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对“中国”形象的维护上。“行年渐长，对一己的荣辱渐渐不以为意了，却像一条龙一样，有其颈项下不可批的逆鳞，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甚至于“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作家便会“一面谦卑的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一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所不惜”。（《矛盾篇》）这里，我们看到的俨然是一个近乎疯狂的爱国者形象，既正气凛然又英雄气十足。另一方面，她对“中国”的体认是在中国之外找寻与中国相关的一事一物。为此，她在马来西亚“俯饮麻六甲的郑和井”；她在纽约街头“看李鸿章手植的绿树”；她在韩国的庆州“看汉瓦当……”所有这些举动仅仅是为了赢回“故国的形象”，为的是将散落在全世界“像拼图一般”（《矛盾篇》）的中国聚拢起来，最终完成她对中国的版图构想。她也会在台湾本土的地名、菜名中寻得故国的痕迹。“云南的人和园，四川的吴抄手，广东的新陶芳，北平的正阳楼……”每当作家在品尝这些美食时，都觉得自己“咀嚼的不复是菜肴，而是流浪者在异地的悲歌”。（《我们的城》）
其次，对中国之爱不可避免地要具体到对中国文化之偏爱上。中国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张晓风幼年在台湾接受了较为正统的古典文学熏陶，大学毕业后又长期在高校教中国文学。这使得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学精髓，又比常人多肩负了一道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在《色识》《玉想》《地篇》等篇目中，她系统铺陈了中华文化关于颜色、玉器、地名等繁复并精致的描述。《色识》中，中国色彩可谓琳琅满目：祭红、牙白、甜白、娇黄、茶叶末、鹧鸪斑……；《地篇》中，她由《尔雅》中对”地“的概念引申到地毛、地血、地肺、地骨、地脂等概念并一一为其附上个人的感性注解。这一举动早已超越了国学爱好者的初衷，而是作为入世的知识分子肩负起弘扬国学的使命感、责任感，有意识的对中国文化进行普及化、大众化的宣传。尤其是在快节奏和功利化的当今社会，国学之美犹如一道被封存的宝藏，而作家自愿当起掘矿人。在《我有一个梦》中，面对音乐、英文等科目都有专门教室的现状，她不禁疑惑：为何不能建一间“国学讲坛”？她的梦想便是拥有一间专属于国文课目，一间“合乎美育原则，像中国旧式书斋的教室”。作家的古典情怀可想而知。在宗教的底色之外，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是张晓风自愿担起的文人使命，是士大夫力挽狂澜的当代诠释。
在对“中国人”身份的追溯过程中，作家选择了“乡愁文学”作为突破口，在她熟悉的古典文化领域，她不仅作为一名研究者，也作为一名弘扬者，将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加以传播。她的写作，既不缺少女性的敏感颖悟，又能超越女性的琐细和低吟。她从小我的个人乡愁情怀出发，却能超越小我，朝着极具社会使命感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靠拢。体内盛息着的信仰血液，连同中国儒家入世的胸襟，都决定了她的散文创作必定超越了女性低矮的天空，而在更高处展翅飞翔了。
三、述者：为天地作传的注释者
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是指只阐述前人著述，而不掺杂自己观点。张晓风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她说：“‘述而不作’，少年时代不明白孔子何以要作这种没有才气的选择，我却只希望作而不述。但岁月流转，我终于明白，述，就是去悲悯、去认同、去解释。”（《给我一个解释》）最终她认定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述”，因为她说“解释，这件事真令我入迷”，“山川和人世”是无言的，作为人却可以“用智慧、用言辞、用弦管、……用爱，一一对这个世界作其圆融的解释”。（《给我一个解释》）在张晓风笔下，“述”既是入世，是对“人”的关怀，也是对物的诗意阐释。
对于人，一方面，她记录当代已然消逝或者即将消逝的优质灵魂，作为人性的活化石。她笔下既有已故的文化界前輩：同事杜公（《半局》）、老校长洪陆东（《看松》）、作曲家史惟亮（《大音》）、老师俞大纲（《孤意与深情》）、戏剧导师李曼瑰（《她曾教过我》）等，又有与她并肩作战过的同伴：歌唱家姚立含（《我听到你唱了》）、导演黄以功（《找个更高大的对手》），更有奋斗自立的泰雅尔山胞温梅桂（《蜗牛女孩》）。她着墨最浓之处在于“人”。她称嘴巴刻薄却爱憎分明的杜公为“有瑕之玉”，因为“他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半局》）她认为“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死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人”之所以为作家所倚重，源于张晓风对五四时代“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追溯，是对生命本体价值意义的探索，更是对当代“人”之堕落的痛惜与反思。她理想中的“人”是兼具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的完美结合体。她笔下那些优质的灵魂已然变成当世为数不多的活化石。她曾与友人通话中痛心地指出：“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而且也“不能想象”（《大音》）。所以她“缅怀的不仅是逝者，而是属于逝者那一代的风范”。（《看松》）
另一方面，她以现代眼光透视历史，更以一支秀笔写活了历史人物。《梅妃》《许士林的独白》《大师·树林·鸟蛋》等篇章中，她以知性的笔触还原为历史遮蔽的个体心灵的独白，目睹天宝年由盛入衰的梅妃、新科状元，回乡祭塔怀母的许士林、在一片有鸟蛋的树林里沉思的爱因斯坦……这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如在耳瓣，他们从历史上单调的名字变成了真正血肉丰盈的“人”。
对于物，她一向不厌其微小琐碎，极力挖掘它们背后的深情与诗意。她从饺皮上的“手泽”感到了“万物的有情”（《种种有情》）。她甚至通过垃圾阵里若干张印有“广东潮艺国乐社”的绣帔，追溯起潮州音乐、潮州菜以及推想绣帔的主人面貌。《礼物》篇中，她细数了朋友相送或者自赠的各种礼物，这些礼物背后无一不满怀着送礼人的深情和深心。《衣履篇》中，她依次罗列了睡袍、油纸伞、花鸟门额、羊毛围巾等物件，这些看似平凡的衣物背后都深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咏物篇》中种类繁多的花树以及《林木篇》中，形态各异的树木科，经过作家的感性浸润，全都获得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美感。张晓风笔下的物，因为有了“人”的透视而不再是毫不关情的自然界客体。它们在散文家灵心诗性的浸润下，或者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牵连不断的情感纽带，或者成为“人”之诗情的客观承载物。张晓风之伟大处正在于，她将人之所及所触所闻的有限空间变成了一座万物有情、万物关情的无垠天地。
“述者”的追求和抱负令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散文大家。身为女性作家，一方面，她的散文作品时时散发着独属女性的温情、知性和细敏；另一方面，她的“述者”抱负令她既不满足于女性的低吟软语和相对狭仄的风景，又无兴趣陷于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混战之中。她从性别视角出发却不自囿，而是直抵对“人”之价值意义的更深处思考。“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三重身份，既呈递进之势又不断融合一体，既为作家的“超性别”书写提供契机，又进一步展现作家“超性别”书写的不俗成果。在当今这个价值失落、秩序颠倒、流行解构、热衷文字游戏的时代，她的散文作品因饱蘸基督之博爱，又深得中华美学之精髓，再加上她不拘一格的“述者”抱负，显示出了一个散文大家应有的风范。
注释：
①②④⑦余光中：《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参见张晓风：《你还没有爱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③痖弦：《散文的诗人——张晓风创作世界的四个向度》，参见张晓风：《色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⑤⑥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钟山》1994年第6期。
⑧[美]路易士·罗宾逊：《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学与宗教》，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7年版。
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芙曾于《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引用柯勒律治“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雌雄同体”的脑袋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1994年，国内女作家陈染在英国一些大学演讲时提出“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后来又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给予了详尽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之看做是对“雌雄同体”思想的进一步阐释，除了认同“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感情与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⑤她还另辟蹊径地指出“一个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⑥。可见，“超性别”不代表“无性别”，而只是基于性别视野之上却不自囿，能够越过性别的拘囿去看待人与物，以及最终面向“人”及宇宙的大关怀和大抱负。
事实上，散文集《愁乡石》的出版，标志着作家已经出走闺阁。“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步下红毯之后》）这之后，她的散文创作不仅有着一股超越女性单一性别视阙的“英伟之气”，更有一股将视野投向人类与宇宙，由小我出发而至大我的情怀和抱负。本文即从其散文书写中的三重身份：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一角度着手来进一步探究作家“超性别书写”的成因及表现，力图勾勒出一代散文大家的成长轨迹。
一、基督徒：博观与博爱的底色调
生于1941年， 8岁前生活在祖国大陆，祖籍江苏徐州，8岁时，张晓风在战乱中随母亲迁居台湾。作家曾于散文《初雪》中回忆童年是在“拥塞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海船里度过”，并且他们那一代人都像“菌类植物一般”“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也许正因为战乱、逃荒等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得青年时期的她极轻易地便接受了基督教。她在回答友人关于人生意义的提问中答到：“若是没有信仰，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意义了。”（《山路》）
事实上，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作家散文创作的底色调。坚定的信仰不仅开阔了作家眼界，也化为一道上帝般无所不至的人间关怀。一方面，使她能以低姿态贴近自然、亲近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她也能超越生活本身，探向生命本体，对“人”作超时空的永恒思考。
首先，宗教情怀扩展了作家的个人视野。正如余光中所言：“一般的所谓散文家，无论性别为何，笔下的题材常有日趋狭窄之病”，张晓风作为女作家，却能够“在题材上颇见扩展”⑦，这其中原因众多，但宗教信仰必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因素。以自然为例，在一般人眼中，自然仅仅是风景宜人却毫无感情的客体，但在作家眼中，成了沟通上帝与人类的媒介。起初，自然是與自己关系密切的庄严象征物。“父啊，你让我知道，你充满万有，让我知道，你在山中，你在风中，你在云中……”（《到山中去》）而后，作家与自然/造物融为一体。“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我走向田畦，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婉转的气流……”（《画晴》）最终，在相互交融中，人类也拥有了自然的永恒性。“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人可以在万年不变的山水中追溯和透视人类漫长的历史。她将局促在单一空间里的“人”拔高到时间长河里的“人类”之高度以获得超越单一时空的永恒属性。
即便是生活中极其琐碎的题材，她也极力运用超越生活本身的慧眼去发现，并有将之扩展至永恒的功力。酿酒，只是一件凡人的劳务，她却觉得这一行为不简单，乃是“参天地之化育”“缔造化之神功”（《酿酒的理由》）；韭菜合子，在她看来仿佛“宇宙包容着银河”（《饮啄篇》）；就连关掉电灯，家中闲坐，在她也是“仿佛胎儿犹在母体”（《我的幽光实验》）。她认为人类“灵魂深处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所以旅行是一种“放生”，而且将人类看作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放尔千山万水》）
其次，基督的博爱精神还令她自觉丢弃人类的飞扬跋扈，而以平等、谦卑的心态贴近和找寻“人”的本真状态。在大漠旅行：“我睡去……在一日疾驰，累得倒地即可睡去的时刻。我睡去，无异于一只羊，一匹马，一头骆驼，一株草。我睡去，没有角色，没有头衔，没有爱憎。只是某种简单的沙漠生物，一时尚未命名。”（《戈壁行脚》）这里，作家一方面脱离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大漠上所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同类；另一方面，她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以平视姿态看待宇宙生物，并存有同在造物脚下、共沐上帝恩泽而不分彼此的脉脉温情。在《酿酒的理由》一文里，她觉得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缸酒，便是“古代的史官”“站在日日进行的情节前，等待记录一段历史的完成”。（《酿酒的理由》）同样，“人”在这里，既属于生活本身，又获得了生活之外的历史，至此，张晓风对“人”的诠释可谓淋漓尽致。
基督徒的身份于作家犹如拥有了一副上帝之眼，因而她能够拥有更宏阔的视野、饱览世间更广阔的风景。在此视野关照下，跨越闺阁之狭隘，性别之鸿沟，拥有一种“超性别”的视阙，也都成了意料之举。
二、中国人：从乡愁里溢出的慷慨悲歌
曾有人问张晓风散文创作主题，她回答：“如果有人分析我，其实也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⑧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是她生命运行的底色调，那么“中国人”身份则是一湾之隔的张晓风毕生梦魂牵绕的心灵归所。散文集《愁乡石》（1977）的出版，预示着作家已从闺阁中出走。对于一块土地、分割两处的无奈现实，她开始从两岸同源、也是自己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化中，寻求和辨认精神上的中国版图。联系张晓风的散文创作实践，显而易见，乡愁文学，正是她取自古典而融于现代的一个突破口。 不同于梁实秋、林海音、琦君等一批在大陆生活过的作家笔下的乡愁散文，8岁迁台的张晓风对故乡的记忆十分淡薄，因而她只能从精神上对古老中国进行感性的描摹。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书写之处。更是她的乡愁书写能够在阴柔、绮丽之外，平添一丝悲壮色调的原因所在。
张晓风的乡愁书写拥有强烈的家国意识。8岁时，父亲将她和母亲送至江边，自己却因为“守土有责”承诺会“熬到最后五分钟”（《步下红毯之后》）。父亲的言传身教给幼年张晓风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家国的种子。这之后，她的家国情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对“中国”形象的维护上。“行年渐长，对一己的荣辱渐渐不以为意了，却像一条龙一样，有其颈项下不可批的逆鳞，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甚至于“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作家便会“一面谦卑的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一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所不惜”。（《矛盾篇》）这里，我们看到的俨然是一个近乎疯狂的爱国者形象，既正气凛然又英雄气十足。另一方面，她对“中国”的体认是在中国之外找寻与中国相关的一事一物。为此，她在马来西亚“俯饮麻六甲的郑和井”；她在纽约街头“看李鸿章手植的绿树”；她在韩国的庆州“看汉瓦当……”所有这些举动仅仅是为了赢回“故国的形象”，为的是将散落在全世界“像拼图一般”（《矛盾篇》）的中国聚拢起来，最终完成她对中国的版图构想。她也会在台湾本土的地名、菜名中寻得故国的痕迹。“云南的人和园，四川的吴抄手，广东的新陶芳，北平的正阳楼……”每当作家在品尝这些美食时，都觉得自己“咀嚼的不复是菜肴，而是流浪者在异地的悲歌”。（《我们的城》）
其次，对中国之爱不可避免地要具体到对中国文化之偏爱上。中国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张晓风幼年在台湾接受了较为正统的古典文学熏陶，大学毕业后又长期在高校教中国文学。这使得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学精髓，又比常人多肩负了一道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在《色识》《玉想》《地篇》等篇目中，她系统铺陈了中华文化关于颜色、玉器、地名等繁复并精致的描述。《色识》中，中国色彩可谓琳琅满目：祭红、牙白、甜白、娇黄、茶叶末、鹧鸪斑……；《地篇》中，她由《尔雅》中对”地“的概念引申到地毛、地血、地肺、地骨、地脂等概念并一一为其附上个人的感性注解。这一举动早已超越了国学爱好者的初衷，而是作为入世的知识分子肩负起弘扬国学的使命感、责任感，有意识的对中国文化进行普及化、大众化的宣传。尤其是在快节奏和功利化的当今社会，国学之美犹如一道被封存的宝藏，而作家自愿当起掘矿人。在《我有一个梦》中，面对音乐、英文等科目都有专门教室的现状，她不禁疑惑：为何不能建一间“国学讲坛”？她的梦想便是拥有一间专属于国文课目，一间“合乎美育原则，像中国旧式书斋的教室”。作家的古典情怀可想而知。在宗教的底色之外，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是张晓风自愿担起的文人使命，是士大夫力挽狂澜的当代诠释。
在对“中国人”身份的追溯过程中，作家选择了“乡愁文学”作为突破口，在她熟悉的古典文化领域，她不仅作为一名研究者，也作为一名弘扬者，将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加以传播。她的写作，既不缺少女性的敏感颖悟，又能超越女性的琐细和低吟。她从小我的个人乡愁情怀出发，却能超越小我，朝着极具社会使命感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靠拢。体内盛息着的信仰血液，连同中国儒家入世的胸襟，都决定了她的散文创作必定超越了女性低矮的天空，而在更高处展翅飞翔了。
三、述者：为天地作传的注释者
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是指只阐述前人著述，而不掺杂自己观点。张晓风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她说：“‘述而不作’，少年时代不明白孔子何以要作这种没有才气的选择，我却只希望作而不述。但岁月流转，我终于明白，述，就是去悲悯、去认同、去解释。”（《给我一个解释》）最终她认定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述”，因为她说“解释，这件事真令我入迷”，“山川和人世”是无言的，作为人却可以“用智慧、用言辞、用弦管、……用爱，一一对这个世界作其圆融的解释”。（《给我一个解释》）在张晓风笔下，“述”既是入世，是对“人”的关怀，也是对物的诗意阐释。
对于人，一方面，她记录当代已然消逝或者即将消逝的优质灵魂，作为人性的活化石。她笔下既有已故的文化界前輩：同事杜公（《半局》）、老校长洪陆东（《看松》）、作曲家史惟亮（《大音》）、老师俞大纲（《孤意与深情》）、戏剧导师李曼瑰（《她曾教过我》）等，又有与她并肩作战过的同伴：歌唱家姚立含（《我听到你唱了》）、导演黄以功（《找个更高大的对手》），更有奋斗自立的泰雅尔山胞温梅桂（《蜗牛女孩》）。她着墨最浓之处在于“人”。她称嘴巴刻薄却爱憎分明的杜公为“有瑕之玉”，因为“他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半局》）她认为“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死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人”之所以为作家所倚重，源于张晓风对五四时代“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追溯，是对生命本体价值意义的探索，更是对当代“人”之堕落的痛惜与反思。她理想中的“人”是兼具儒家之“仁”与基督之“爱”的完美结合体。她笔下那些优质的灵魂已然变成当世为数不多的活化石。她曾与友人通话中痛心地指出：“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而且也“不能想象”（《大音》）。所以她“缅怀的不仅是逝者，而是属于逝者那一代的风范”。（《看松》）
另一方面，她以现代眼光透视历史，更以一支秀笔写活了历史人物。《梅妃》《许士林的独白》《大师·树林·鸟蛋》等篇章中，她以知性的笔触还原为历史遮蔽的个体心灵的独白，目睹天宝年由盛入衰的梅妃、新科状元，回乡祭塔怀母的许士林、在一片有鸟蛋的树林里沉思的爱因斯坦……这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如在耳瓣，他们从历史上单调的名字变成了真正血肉丰盈的“人”。
对于物，她一向不厌其微小琐碎，极力挖掘它们背后的深情与诗意。她从饺皮上的“手泽”感到了“万物的有情”（《种种有情》）。她甚至通过垃圾阵里若干张印有“广东潮艺国乐社”的绣帔，追溯起潮州音乐、潮州菜以及推想绣帔的主人面貌。《礼物》篇中，她细数了朋友相送或者自赠的各种礼物，这些礼物背后无一不满怀着送礼人的深情和深心。《衣履篇》中，她依次罗列了睡袍、油纸伞、花鸟门额、羊毛围巾等物件，这些看似平凡的衣物背后都深藏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咏物篇》中种类繁多的花树以及《林木篇》中，形态各异的树木科，经过作家的感性浸润，全都获得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美感。张晓风笔下的物，因为有了“人”的透视而不再是毫不关情的自然界客体。它们在散文家灵心诗性的浸润下，或者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牵连不断的情感纽带，或者成为“人”之诗情的客观承载物。张晓风之伟大处正在于，她将人之所及所触所闻的有限空间变成了一座万物有情、万物关情的无垠天地。
“述者”的追求和抱负令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散文大家。身为女性作家，一方面，她的散文作品时时散发着独属女性的温情、知性和细敏；另一方面，她的“述者”抱负令她既不满足于女性的低吟软语和相对狭仄的风景，又无兴趣陷于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混战之中。她从性别视角出发却不自囿，而是直抵对“人”之价值意义的更深处思考。“基督徒”“中国人”“述者”这三重身份，既呈递进之势又不断融合一体，既为作家的“超性别”书写提供契机，又进一步展现作家“超性别”书写的不俗成果。在当今这个价值失落、秩序颠倒、流行解构、热衷文字游戏的时代，她的散文作品因饱蘸基督之博爱，又深得中华美学之精髓，再加上她不拘一格的“述者”抱负，显示出了一个散文大家应有的风范。
注释：
①②④⑦余光中：《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参见张晓风：《你还没有爱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③痖弦：《散文的诗人——张晓风创作世界的四个向度》，参见张晓风：《色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⑤⑥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钟山》1994年第6期。
⑧[美]路易士·罗宾逊：《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学与宗教》，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