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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欢：赵老师，很高兴采访您。您在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不菲的成绩。您对自己有何评价？
赵炎秋：谢谢。很高兴能与你有这样一个交谈的机会。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学者，从事学术工作三十多年，虽然也出版了十来部书，但真正拿得出手的不过三四部，发表了近两百篇文章，自己比较满意的也不过四五十篇。想想鲁迅、胡适、梁启超等人，常常不免汗颜。
王欢欢：我知道，你们这一辈的学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求学的历程都比较曲折，能否谈谈您的学习经历？
赵炎秋：这说来话长。我一直说，我是自学成才——当然，严格地说，也没有成才，只是用了这么个通行的表达方式而已。
小的时候，父亲对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考上大学。然而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却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父亲的失落和负疚可想而知。然而他并不甘心。他常常告诉我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而他是医生，我母亲是小学教师，虽然都不是大知识分子，然而也可勉强挤进书香门第。他怎么也不愿意赵家的一脉书香就这样在我们这一代中止。于是，他要我的两个同样失学在家的初中毕业的哥哥教我中学的课程。于是，我知道了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知道了ABCD。但是，没有动力的学习从来不能持久，不久，教的和学的都感到了厌倦。全天的学习渐渐减为半天，又减为两个小时，最后终于销声匿迹。
不过，求知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需要趣味的刺激。一套1965年买的《十万个为什么》成为我的至爱，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更是我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文化革命期间清查封、资、修的黑货，我父母所在单位的图书室被砸烂，一大批图书流入民间，其中有些流到了我的手里。《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汾水长流》《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微山湖上》《创业史》《苦菜花》《红旗插在大鹏岛》……还有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文选》，等等，伴我度过了失学后到下放前那段半打零工半做顽童的飘零岁月，也伴我度过了1968年到1975年的农业劳作，和1975年到1978年的工厂生涯。
看得多了，自然想到了写。从1973年开始，在读的同时，我也依样画葫芦地搞起创作来。一篇篇稚嫩的作品寄出去，又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來。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上街买了一些文学和汉语知识方面的书自学，知道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知道了的、地、得的区别。现在想来，正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和坚持，我才在失学后的12年时间，没有从一个高小毕业生退化为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并为1978年的参加高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在父亲工作的厂里做农村合同工。这种身份的人现在叫农民工或民工，本来就地位低下，加上我的家庭出身和小学毕业的水平，就更加被人瞧不起。可是这样的人竟然要考大学，大家的惊奇甚至愤慨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一位姓陶的“老工人”曾当着我的面问我：“小赵，听说你要考大学？”一脸鄙夷的神情。“想试试。”我谨慎地回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能考上大学，我把我的陶字倒着写！”然而使他大跌眼镜的是，我竟然考上了。这样的事1983年又重现过一次。当时我在考研究生，语文组的同事以“字”取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老师，我看你还是安心在我们学校教语文算了，看你写的那笔字，大学的教授就不会录你。”然而我又使大家跌了一次眼镜。1992年，我所效力的湖南师范大学发起人才工程建设，支持在职教师考博。我所在的中文系也向学校拟了一个推荐名单。我为人低调，名单上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但我也想考博，于是找到当时的系主任。主任很委婉地告诉我，拟定这个名单的原则一是根据系里的需要，一是根据个人的实力。言下之意，是我暂时还不具备考博的实力。然而我再一次使有些人跌了眼镜。现在想来，我的三次考试的确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也正是这种执着，使我赢得了成功。
然而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我的底子是差的。记得才到大学时，同寝室的同学有的拿出《康熙字典》看，有的拿出《古文观止》读。那本《古文观止》是繁体竖排的，《康熙字典》已没有封面，装订也已松散，靠装订线将各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拿起上面的部分，字典就像手风琴一样，拉得好长，显示了其主人的家学渊源。我却什么都拿不出，只能以勤补拙。我从小劳动，身体是好的，我就利用这点本钱，实施自己的赶超计划。大学一二年级，别人午睡，我则坐在自习桌前看书写字。当时的英语我们学的是北外的教材，两个学年，教完基础部分的一至四册。大多数同学只学到第四册就中止了，而我则自学完五到八册。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入大学时连ABCD都认不全了的“英盲”，到1983年考上陕西师大世界文学的研究生，而且英语还得了比较高的分数，满打满算只花了五年的时间——后来我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访学或做合作研究，一点英语底子也是在大学时期打下的。到大学教书之后，按理可以清闲一点了，但在40岁之前，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活动，新闻联播一过，就埋头书案。45岁之后，自己放松了一些要求，晚饭后要散散步，也不拒绝一些休闲的活动，但心中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两天不看书写字，其他的事情做得再多，也总觉得没做什么事情。我妻子常说我是天生的“劳苦命”。我也知道这不大好，但多年形成的习惯，要改只怕也很难了。
王欢欢：真的是自学成才，十分佩服您。我知道，您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您自己觉得您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赵炎秋：谈不上成就，自己比较满意的吧。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一年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周骏章教授。周先生是中央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解放前曾做过湖南大学的总务长，1950年代初被调到陕西师大，支持西北的建设，自然，其中也略带对他解放前那段历史的惩罚意味。周先生很重视教学，一贯主张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因此在做硕士论文选题时，他建议我研究狄更斯。因为狄更斯是外国文学教学中不可能绕过的一个大家，而且我又只懂英语。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对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影响》。同名论文曾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地研究了11年的狄更斯，共发表15篇论文，并于199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1996年出版了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这是我的第三本书，也是第一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这本书以当时比较流行的系统论为主要研究方法，将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三个方面对狄更斯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被人认为是建国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狄更斯研究专著。在这之后，2005年前后，我又写了《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对于历史的道德叩问──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研究之二》《狄更斯与晚清中国四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研究之三》等三篇论文，分别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完全中断狄更斯研究，因此2008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我参加社科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欧美日经典作家系列”的研究工作，承担子项目“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我和我的两个博士经过四年的努力，将专著《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和译文集《狄更斯批评集》拿了出来。这两本书于2014年出版，其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质量较高，是我第四本比较满意的书。后来，我们又申请了教育部社科课题“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现在课题已经完成，最终成果是三卷本丛书《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共70万字。我写了其中的第三卷《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今年年底可以出版。如果出版，是我第11本书也是第五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 我1986年硕士毕业之后到湖南师大中文系工作，教授外国文学。但我总感到自己不是外语专业出身，有点先天不足。因此，在1993年逐渐兴起的考博大潮中，我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童庆炳先生的弟子，研究重心也逐渐转到了文艺理论。在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准备研究文学形象。童先生觉得这个选题不大新潮，但认为有研究价值。因此，尽管也有老师认为这个选题不好做，我还是选了这个题目：《语言与形象——对形象理论的再探讨》。但这篇论文还只写了15万字，就因为童先生要去新加坡进行合作研究，而提前于1995年12月答辩了。答辩之后，我回到湖南师大教书，并不断对博士论文进行加工完善，陆续写了14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最后于2004年以“形象诗学”为书名将其出版。这是我的第六本书，也是第二本我比较满意的书。专著共32万字，分为八章，从文学的形象本质（上、下）、文学形象及其形成、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文学形象的构成、文学形象的评价标准、文学形象的意义、文学形象的创造与接受等七个方面，对文学形象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分析。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写过小说，知道小说形式的重要。1996年，在博士论文告一段落之后，我开始学习、研究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先后写了《叙事情境中的人称、视角、表述及三者关系》《<红楼梦>中的复调》《再论叙事速度中的慢叙——兼论热奈特的慢叙观》《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断片式缀段体结构──以<海上花列传>为例》《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影子作者》等论文，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西方学者在叙事学原理的研究方面已经十分深入系统，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取得大的进展并不容易。而中国的叙事文学与叙事理论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大有作为。而且，中国学者也不应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要与西方学者对话，构建中国的叙事理论，就必须挖掘自己的叙事资源。本着这样的想法，我逐渐将研究重点移到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叙事思想上来，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陆续发表了27篇相关论文，并于2010年主编出版了三卷本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我写了其中的第三卷《明清近代叙事思想》。《明清近代叙事思想》是我的第九本书，也是第三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全书共43万字，分为“明清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金圣叹和李渔的叙事思想”“近代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和林纾的叙事思想”等四章，和附录“明清近代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明清和近代叙事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形象诗学》一书实际上已经牵涉到图像的问题，因为形象本身必然要包括视觉形象，在撰写《形象诗学》一书的时候，我也涉及到一些与图像有关的理论。因此，在本世纪初视觉文化与图象理论在国内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后，我也参与了其中。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并不是一个新潮的学者。我先后写了《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研究》《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在理解世界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等六篇文章，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并于201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现正在展开研究，并已写出《语言和文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三探》《叙事中的文字与图像：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四探》等五篇论文。我的希望是围绕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写出十篇左右的文章，然后再在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写出一本25万字左右的专著，名字就叫《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希望这能成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第六本书。
在写《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的时候，我对他的道德观以及他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与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由此意识到伦理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但我真正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8年第10期《湖南文学》上的《后现代伦理审美化倾向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这篇文章后经过大改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为名发表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5 期上）。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再谈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再读《拉摩的侄儿》并以之为例》《构建历史与道德的二元张力》《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恶”的思想》《道德与人伦──论伦理中的强制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道德与历史领域的善与恶及其对文学的启示》《伦理视野下的西方文学人物类型研究》等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伦理与历史的关系。我总觉得，伦理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然而它们又经常纠结在一起，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正确表现和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是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然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作家和评论家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希望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第七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
王欢欢：除此之外，您还有哪些研究成果？
赵炎秋：我在西方文学、西方文论、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影视文学和中国文学等方面也作了一些研究，得到了一些肯定性的评价。此外，我还翻译出版了《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马丁·朱述尔维特》《狄更斯批评文集》（选编，三译者之一）等五部译著，主编了一些教材。
王欢欢：您从事学术研究30年，准确地说是33年，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与我們分享？
赵炎秋：经验倒是有一些，但谈不上成功。
我觉得，做学问首先要有兴趣。这里的兴趣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对做学问有兴趣，一层是指对自己做的学问感兴趣。前贤说过，兴趣是成功之母。做学问是件苦差使，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学问就更苦，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对做学问还是有兴趣的，但我的兴趣容易转移。这有好的方面，涉猎面比较广；也有不好的方面，容易流于浅薄。要避免后者，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对研究对象不要浅尝辄止。既然投入了时间与精力，就要得出结果。不要象某年高考作文中的那个挖井人，每个井才挖了一半，就觉得这下面没有水，又掮着锄头去挖另一口新井。而水就在他已挖的井的井底不远的地方静静地流淌。我们不能学这位挖井人。在每一个自己的确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都应挖一口深井，让它流出水来。否则，就只能成为杂家，而不是专家。其次，研究兴趣的转移要符合自己已有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结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更多地需要天才，学术研究则需要积累。要进入一个研究对象并且得出一定的成果，必须要有一定的前期积累、一定的相关知识。这种前期积累和相关知识必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不是短时间能够获得的。贸然地选择一个自己没有基础的研究领域，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对兴趣也应进行选择，与自己专业基础与知识结构不合的研究对象，即使感兴趣也不要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至多客串一下，不要陷进去。第三，兴趣的转移最好有序地进行。兴趣比较“虚”，有较强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但学术研究却是比较“实”的，需要一个材料一个材料的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如果我们在做一项研究的时候，自己已有的研究能够提供一定的基础与支撑，我们的研究取得成果相对就要容易一些。因此，在我们的研究兴趣转移之后，依据新的兴趣选择的研究对象时最好能与自己原来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联系，让兴趣的转移有序地进行。特别是在我们同时产生了一个以上的研究兴趣时，更应如此。
就研究过程而言，我的习惯做法是先接触原始材料，再看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一个作家，我一般先看他的作品，再看相关的传记、论文、专著。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自己的思想过早地被别人的思想框住。学术研究的关键是要创新，这样才能在宏伟的学术大厦上添上一点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片碎瓦。过早地阅读别人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无形地被别人的思路和结论框住，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但是做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就会像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个“发明雨伞”的人，用几根棍子支起一块布，勉强可以挡住雨水，就自以为发明了遮雨的东西，不知大街上人们早已用上了雨伞。如果先看原始资料，有了自己的感受、印象和思想之后再去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已有的研究成果，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取舍。别人说过了的我就少说甚至不说，别人没有说过或者说得不清楚或者过于简略的我就多说、重点地说。自然，这样做也可能会有些风险，那就是你信心满满地以为发现了一片宝藏，看了已有的成果，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堆旧货，不得不放弃；或者只有少数几块瑰宝，原准备写专著的材料到头来只能写一篇论文。要避免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搜索，但不细读，先看原始资料，有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之后，再看搜索到的资料。这样既不会做无用功，也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这种折中的办法比较好，特别是对年轻学者。
由于觉得只要认真阅读原始资料，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别人没有探讨过的发现，因此我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很苛刻，不一定非要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选择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对象和领域虽然容易创新，但世界就这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而且越是重要、越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研究的人就越多，相关的成果也就越多。与其研究一些偏远、无人问津、不重要的对象，不如在一些虽有人研究但是重要的选题上多下些功夫。应该说，因为时空、个人的经验与感受等的不同，不管什么对象，只要认真研究，总能得出自己的东西。鲁迅曾经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一幅讽刺画上，一个老学究正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研究曹雪芹的辫子，曹雪芹回过头来问他：“你数我的头发干什么？”我想做学问也应是这样，眼睛虽然有很多人在画，我们还是要画；头发虽然无人在数，我们也无需去数。当然，这并不意味不要去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关键是要保证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不要为新去求新。
我总觉得，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人文学者，要在学术领域做出一定的成绩，思想的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自由的思想是取得创造性成果的前提。自由思想的前提是自由的心态。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过于在乎一些世俗的东西如荣誉、地位、金钱、职称等，也不能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自己给自己划定一些思考的界限。这样，你的心态就不自由了，心态不自由，思想也必然会不自由。说得神秘一点，思想的自由甚至与身体的自由都有关系。德国作家席勒年少时被迫进入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符腾堡军事学院接受军事教育，这养成了他对自由的强烈热爱与追求。但这段经历仍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酷爱沉思、喜欢哲学、不大热衷与人交往，身上处处可以看到八年的规训对他的心灵和性格的影响。人的身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但却不是分离的。你一般不能指望一位女士在客厅是一位优雅的女王，客人一走就马上能利落地换上厨装烧出一桌好菜。你也不能期望一个芭蕾舞演员不跳舞时能够打起赤脚去挖菜园。精神的自由需要身体自由的辅佐。因此，学者应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应受过于严格的约束，无能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王欢欢：谢谢，受益匪浅。您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赵炎秋：今后？今后也无非是读书写作。对我来说，读书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是有益处的，它使我的生活有了一种寄托，因而也就不会感到空虚。另外，不间断地学习，日积月累，也总会产生一点微不足道的成果。我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写出十本左右自己比较满意的专著。这个愿望看起来似乎有点奢侈，因为我现在包括未出版的还只有六本自己比较满意的书。不过现在的我与1983年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我已有很大的不同，我已有了较多的积累，未來的学术规划也已形成，只要一步步落实，两三年写一本，再过十几年，十本的计划还是有可能完成的。狄更斯生前曾说他希望自己在工作时离开这个世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人生是充实的、也是幸福的。自然，狄更斯享年只有58岁，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则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学者都能活到80岁以上。
赵炎秋：谢谢。很高兴能与你有这样一个交谈的机会。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学者，从事学术工作三十多年，虽然也出版了十来部书，但真正拿得出手的不过三四部，发表了近两百篇文章，自己比较满意的也不过四五十篇。想想鲁迅、胡适、梁启超等人，常常不免汗颜。
王欢欢：我知道，你们这一辈的学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求学的历程都比较曲折，能否谈谈您的学习经历？
赵炎秋：这说来话长。我一直说，我是自学成才——当然，严格地说，也没有成才，只是用了这么个通行的表达方式而已。
小的时候，父亲对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考上大学。然而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却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父亲的失落和负疚可想而知。然而他并不甘心。他常常告诉我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而他是医生，我母亲是小学教师，虽然都不是大知识分子，然而也可勉强挤进书香门第。他怎么也不愿意赵家的一脉书香就这样在我们这一代中止。于是，他要我的两个同样失学在家的初中毕业的哥哥教我中学的课程。于是，我知道了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知道了ABCD。但是，没有动力的学习从来不能持久，不久，教的和学的都感到了厌倦。全天的学习渐渐减为半天，又减为两个小时，最后终于销声匿迹。
不过，求知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需要趣味的刺激。一套1965年买的《十万个为什么》成为我的至爱，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更是我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文化革命期间清查封、资、修的黑货，我父母所在单位的图书室被砸烂，一大批图书流入民间，其中有些流到了我的手里。《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汾水长流》《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微山湖上》《创业史》《苦菜花》《红旗插在大鹏岛》……还有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文选》，等等，伴我度过了失学后到下放前那段半打零工半做顽童的飘零岁月，也伴我度过了1968年到1975年的农业劳作，和1975年到1978年的工厂生涯。
看得多了，自然想到了写。从1973年开始，在读的同时，我也依样画葫芦地搞起创作来。一篇篇稚嫩的作品寄出去，又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來。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上街买了一些文学和汉语知识方面的书自学，知道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知道了的、地、得的区别。现在想来，正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和坚持，我才在失学后的12年时间，没有从一个高小毕业生退化为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并为1978年的参加高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在父亲工作的厂里做农村合同工。这种身份的人现在叫农民工或民工，本来就地位低下，加上我的家庭出身和小学毕业的水平，就更加被人瞧不起。可是这样的人竟然要考大学，大家的惊奇甚至愤慨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一位姓陶的“老工人”曾当着我的面问我：“小赵，听说你要考大学？”一脸鄙夷的神情。“想试试。”我谨慎地回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能考上大学，我把我的陶字倒着写！”然而使他大跌眼镜的是，我竟然考上了。这样的事1983年又重现过一次。当时我在考研究生，语文组的同事以“字”取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老师，我看你还是安心在我们学校教语文算了，看你写的那笔字，大学的教授就不会录你。”然而我又使大家跌了一次眼镜。1992年，我所效力的湖南师范大学发起人才工程建设，支持在职教师考博。我所在的中文系也向学校拟了一个推荐名单。我为人低调，名单上自然没有我的名字。但我也想考博，于是找到当时的系主任。主任很委婉地告诉我，拟定这个名单的原则一是根据系里的需要，一是根据个人的实力。言下之意，是我暂时还不具备考博的实力。然而我再一次使有些人跌了眼镜。现在想来，我的三次考试的确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也正是这种执着，使我赢得了成功。
然而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我的底子是差的。记得才到大学时，同寝室的同学有的拿出《康熙字典》看，有的拿出《古文观止》读。那本《古文观止》是繁体竖排的，《康熙字典》已没有封面，装订也已松散，靠装订线将各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拿起上面的部分，字典就像手风琴一样，拉得好长，显示了其主人的家学渊源。我却什么都拿不出，只能以勤补拙。我从小劳动，身体是好的，我就利用这点本钱，实施自己的赶超计划。大学一二年级，别人午睡，我则坐在自习桌前看书写字。当时的英语我们学的是北外的教材，两个学年，教完基础部分的一至四册。大多数同学只学到第四册就中止了，而我则自学完五到八册。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入大学时连ABCD都认不全了的“英盲”，到1983年考上陕西师大世界文学的研究生，而且英语还得了比较高的分数，满打满算只花了五年的时间——后来我到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访学或做合作研究，一点英语底子也是在大学时期打下的。到大学教书之后，按理可以清闲一点了，但在40岁之前，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活动，新闻联播一过，就埋头书案。45岁之后，自己放松了一些要求，晚饭后要散散步，也不拒绝一些休闲的活动，但心中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两天不看书写字，其他的事情做得再多，也总觉得没做什么事情。我妻子常说我是天生的“劳苦命”。我也知道这不大好，但多年形成的习惯，要改只怕也很难了。
王欢欢：真的是自学成才，十分佩服您。我知道，您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您自己觉得您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赵炎秋：谈不上成就，自己比较满意的吧。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一年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周骏章教授。周先生是中央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解放前曾做过湖南大学的总务长，1950年代初被调到陕西师大，支持西北的建设，自然，其中也略带对他解放前那段历史的惩罚意味。周先生很重视教学，一贯主张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因此在做硕士论文选题时，他建议我研究狄更斯。因为狄更斯是外国文学教学中不可能绕过的一个大家，而且我又只懂英语。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对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影响》。同名论文曾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地研究了11年的狄更斯，共发表15篇论文，并于199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1996年出版了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这是我的第三本书，也是第一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这本书以当时比较流行的系统论为主要研究方法，将狄更斯的15部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三个方面对狄更斯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被人认为是建国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狄更斯研究专著。在这之后，2005年前后，我又写了《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对于历史的道德叩问──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研究之二》《狄更斯与晚清中国四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研究之三》等三篇论文，分别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完全中断狄更斯研究，因此2008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我参加社科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欧美日经典作家系列”的研究工作，承担子项目“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我和我的两个博士经过四年的努力，将专著《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和译文集《狄更斯批评集》拿了出来。这两本书于2014年出版，其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质量较高，是我第四本比较满意的书。后来，我们又申请了教育部社科课题“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现在课题已经完成，最终成果是三卷本丛书《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共70万字。我写了其中的第三卷《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今年年底可以出版。如果出版，是我第11本书也是第五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 我1986年硕士毕业之后到湖南师大中文系工作，教授外国文学。但我总感到自己不是外语专业出身，有点先天不足。因此，在1993年逐渐兴起的考博大潮中，我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童庆炳先生的弟子，研究重心也逐渐转到了文艺理论。在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准备研究文学形象。童先生觉得这个选题不大新潮，但认为有研究价值。因此，尽管也有老师认为这个选题不好做，我还是选了这个题目：《语言与形象——对形象理论的再探讨》。但这篇论文还只写了15万字，就因为童先生要去新加坡进行合作研究，而提前于1995年12月答辩了。答辩之后，我回到湖南师大教书，并不断对博士论文进行加工完善，陆续写了14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最后于2004年以“形象诗学”为书名将其出版。这是我的第六本书，也是第二本我比较满意的书。专著共32万字，分为八章，从文学的形象本质（上、下）、文学形象及其形成、文学语言与文学形象、文学形象的构成、文学形象的评价标准、文学形象的意义、文学形象的创造与接受等七个方面，对文学形象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分析。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的时候，我接触到了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经写过小说，知道小说形式的重要。1996年，在博士论文告一段落之后，我开始学习、研究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先后写了《叙事情境中的人称、视角、表述及三者关系》《<红楼梦>中的复调》《再论叙事速度中的慢叙——兼论热奈特的慢叙观》《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断片式缀段体结构──以<海上花列传>为例》《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影子作者》等论文，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西方学者在叙事学原理的研究方面已经十分深入系统，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取得大的进展并不容易。而中国的叙事文学与叙事理论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大有作为。而且，中国学者也不应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要与西方学者对话，构建中国的叙事理论，就必须挖掘自己的叙事资源。本着这样的想法，我逐渐将研究重点移到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叙事思想上来，于200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陆续发表了27篇相关论文，并于2010年主编出版了三卷本丛书《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我写了其中的第三卷《明清近代叙事思想》。《明清近代叙事思想》是我的第九本书，也是第三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全书共43万字，分为“明清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金圣叹和李渔的叙事思想”“近代叙事文学与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和林纾的叙事思想”等四章，和附录“明清近代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明清和近代叙事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形象诗学》一书实际上已经牵涉到图像的问题，因为形象本身必然要包括视觉形象，在撰写《形象诗学》一书的时候，我也涉及到一些与图像有关的理论。因此，在本世纪初视觉文化与图象理论在国内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后，我也参与了其中。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并不是一个新潮的学者。我先后写了《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研究》《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在理解世界与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等六篇文章，分别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并于201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现正在展开研究，并已写出《语言和文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三探》《叙事中的文字与图像：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四探》等五篇论文。我的希望是围绕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写出十篇左右的文章，然后再在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写出一本25万字左右的专著，名字就叫《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希望这能成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第六本书。
在写《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的时候，我对他的道德观以及他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与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由此意识到伦理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但我真正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8年第10期《湖南文学》上的《后现代伦理审美化倾向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这篇文章后经过大改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为名发表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5 期上）。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再谈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再读《拉摩的侄儿》并以之为例》《构建历史与道德的二元张力》《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恶”的思想》《道德与人伦──论伦理中的强制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道德与历史领域的善与恶及其对文学的启示》《伦理视野下的西方文学人物类型研究》等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上。在这些文章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伦理与历史的关系。我总觉得，伦理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然而它们又经常纠结在一起，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正确表现和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是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然而对于这一点，很多作家和评论家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希望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第七本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书。
王欢欢：除此之外，您还有哪些研究成果？
赵炎秋：我在西方文学、西方文论、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影视文学和中国文学等方面也作了一些研究，得到了一些肯定性的评价。此外，我还翻译出版了《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马丁·朱述尔维特》《狄更斯批评文集》（选编，三译者之一）等五部译著，主编了一些教材。
王欢欢：您从事学术研究30年，准确地说是33年，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与我們分享？
赵炎秋：经验倒是有一些，但谈不上成功。
我觉得，做学问首先要有兴趣。这里的兴趣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对做学问有兴趣，一层是指对自己做的学问感兴趣。前贤说过，兴趣是成功之母。做学问是件苦差使，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学问就更苦，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对做学问还是有兴趣的，但我的兴趣容易转移。这有好的方面，涉猎面比较广；也有不好的方面，容易流于浅薄。要避免后者，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对研究对象不要浅尝辄止。既然投入了时间与精力，就要得出结果。不要象某年高考作文中的那个挖井人，每个井才挖了一半，就觉得这下面没有水，又掮着锄头去挖另一口新井。而水就在他已挖的井的井底不远的地方静静地流淌。我们不能学这位挖井人。在每一个自己的确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都应挖一口深井，让它流出水来。否则，就只能成为杂家，而不是专家。其次，研究兴趣的转移要符合自己已有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结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更多地需要天才，学术研究则需要积累。要进入一个研究对象并且得出一定的成果，必须要有一定的前期积累、一定的相关知识。这种前期积累和相关知识必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不是短时间能够获得的。贸然地选择一个自己没有基础的研究领域，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对兴趣也应进行选择，与自己专业基础与知识结构不合的研究对象，即使感兴趣也不要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至多客串一下，不要陷进去。第三，兴趣的转移最好有序地进行。兴趣比较“虚”，有较强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但学术研究却是比较“实”的，需要一个材料一个材料的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如果我们在做一项研究的时候，自己已有的研究能够提供一定的基础与支撑，我们的研究取得成果相对就要容易一些。因此，在我们的研究兴趣转移之后，依据新的兴趣选择的研究对象时最好能与自己原来的研究对象有一定的联系，让兴趣的转移有序地进行。特别是在我们同时产生了一个以上的研究兴趣时，更应如此。
就研究过程而言，我的习惯做法是先接触原始材料，再看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一个作家，我一般先看他的作品，再看相关的传记、论文、专著。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自己的思想过早地被别人的思想框住。学术研究的关键是要创新，这样才能在宏伟的学术大厦上添上一点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片碎瓦。过早地阅读别人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无形地被别人的思路和结论框住，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但是做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就会像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个“发明雨伞”的人，用几根棍子支起一块布，勉强可以挡住雨水，就自以为发明了遮雨的东西，不知大街上人们早已用上了雨伞。如果先看原始资料，有了自己的感受、印象和思想之后再去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已有的研究成果，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取舍。别人说过了的我就少说甚至不说，别人没有说过或者说得不清楚或者过于简略的我就多说、重点地说。自然，这样做也可能会有些风险，那就是你信心满满地以为发现了一片宝藏，看了已有的成果，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堆旧货，不得不放弃；或者只有少数几块瑰宝，原准备写专著的材料到头来只能写一篇论文。要避免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搜索，但不细读，先看原始资料，有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之后，再看搜索到的资料。这样既不会做无用功，也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这种折中的办法比较好，特别是对年轻学者。
由于觉得只要认真阅读原始资料，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别人没有探讨过的发现，因此我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很苛刻，不一定非要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选择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对象和领域虽然容易创新，但世界就这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而且越是重要、越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研究的人就越多，相关的成果也就越多。与其研究一些偏远、无人问津、不重要的对象，不如在一些虽有人研究但是重要的选题上多下些功夫。应该说，因为时空、个人的经验与感受等的不同，不管什么对象，只要认真研究，总能得出自己的东西。鲁迅曾经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一幅讽刺画上，一个老学究正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研究曹雪芹的辫子，曹雪芹回过头来问他：“你数我的头发干什么？”我想做学问也应是这样，眼睛虽然有很多人在画，我们还是要画；头发虽然无人在数，我们也无需去数。当然，这并不意味不要去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关键是要保证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不要为新去求新。
我总觉得，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人文学者，要在学术领域做出一定的成绩，思想的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自由的思想是取得创造性成果的前提。自由思想的前提是自由的心态。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过于在乎一些世俗的东西如荣誉、地位、金钱、职称等，也不能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自己给自己划定一些思考的界限。这样，你的心态就不自由了，心态不自由，思想也必然会不自由。说得神秘一点，思想的自由甚至与身体的自由都有关系。德国作家席勒年少时被迫进入被人称为“奴隶养成所”符腾堡军事学院接受军事教育，这养成了他对自由的强烈热爱与追求。但这段经历仍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酷爱沉思、喜欢哲学、不大热衷与人交往，身上处处可以看到八年的规训对他的心灵和性格的影响。人的身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但却不是分离的。你一般不能指望一位女士在客厅是一位优雅的女王，客人一走就马上能利落地换上厨装烧出一桌好菜。你也不能期望一个芭蕾舞演员不跳舞时能够打起赤脚去挖菜园。精神的自由需要身体自由的辅佐。因此，学者应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应受过于严格的约束，无能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王欢欢：谢谢，受益匪浅。您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赵炎秋：今后？今后也无非是读书写作。对我来说，读书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是有益处的，它使我的生活有了一种寄托，因而也就不会感到空虚。另外，不间断地学习，日积月累，也总会产生一点微不足道的成果。我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写出十本左右自己比较满意的专著。这个愿望看起来似乎有点奢侈，因为我现在包括未出版的还只有六本自己比较满意的书。不过现在的我与1983年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我已有很大的不同，我已有了较多的积累，未來的学术规划也已形成，只要一步步落实，两三年写一本，再过十几年，十本的计划还是有可能完成的。狄更斯生前曾说他希望自己在工作时离开这个世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愿望。这样的人生是充实的、也是幸福的。自然，狄更斯享年只有58岁，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则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学者都能活到80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