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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金的《沉落》与靳以的《残阳》，都是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加以讽刺的小说，充分反映了作家的民粹思想与批判意识。不过，在《沉落》中，巴金在对主人公批判的同时，流露出一种隐在的悲悯。《残阳》中的教授，则完全被靳以描画成漫画式的小丑。其中隐现着两位作者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巴金 靳以 《沉落》 《残阳》 知识分子 人性
巴金的《沉落》（初载1934年11月1日《文学》第3卷第5号）与靳以的《残阳》（初载1935年6月16日《文学季刊》第2卷第2期），是两篇对学院派知识分子进行强烈讽刺的小说。二者不但发表时间临近，而且题目还都被选作同名短篇小说集的名称。{1}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对这两篇小说的重视。巴金与靳以都是强调现实批判的作家，不过通过对两篇小说的细读，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的不同取向及对未来创作的潜在影响。
一
1934年—1935年，对于靳以的文学路程来讲，是格外重要的时段。正是这两年在北平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编辑大家的地位。同时，他与巴金在共同编辑这份刊物的同时，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沉落》与《残阳》，也正是这一时期，巴金、靳以分别撰写的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巴金为小说集《沉落》写了序，其中提道：“我毫不迟疑地给我的第六个短篇集起了这个名字。”接下来还做了这样的解释：
《沉落》也是以对于“勿抗恶”的攻击开始的。第一篇题作《沉落》的小说就充分地表示了我的态度。……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
让那一切的阴影都沉落到深渊里去罢！我们要生存，要活下去，为了这生存，我们要踏过一切腐朽了的死尸和将腐朽的活尸走向光明的世界去。
巴金经常为自己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却走上创作的道路而感到悔恨。所以，他经常提到自己在创作中不讲技巧，而只是重视作品的现实性与感染力，这在上述表白中显露无遗。这段话，还鲜明地体现出影响现代文学甚巨的进化论的影响。在对比的框架中，“新”必然取代“旧”，是现代文学的恒久母题。
《沉落》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教授。此人读古书，酷爱明人小品。显然，这是影射当时创办《论语》《人间世》这样登载小品文的刊物的林语堂的。林氏“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学观，与巴金、靳以强调艺术应该为现实人生服务的观念背道而驰。不过，教授的外貌描写——“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又活脱脱是京派文学领袖周作人的缩影。教授还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学习，这里又有胡适的影踪。文中还有他在学校做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讲演及其夫人陪同外国著名文学家游览古迹的情节，又分明指涉徐志摩、林徽因等留学过美英的西化精英知识分子。综合以上细节以及全文对“勿抗恶”的强烈质疑与针砭，可以明显看到，巴金的批判焦点，是一切宣扬闭户读书、不问国事、提倡容忍的学院派乃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靳以《残阳》的主人公相对较为单纯，即是类似徐志摩那样青睐英美文化的教授。他曾在国外留学，对雪莱等浪漫诗人极为崇拜，宣扬诗歌是天才的产物，不是凡人可以读懂的。此人甚至连语言都透着诗人般的口气，比如如此夸耀伦敦的天气好于国内：“朦胧的雾，是多么富于诗意啊，像在美丽的梦中，像穿过蒙着泪眼所看到的景物……”当然，在靳以其后的大量小说中，对于包括巴金所批判的周作人、胡适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亦有强烈批判。所以，对于学院派高级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二人当时共同的创作取向。
两篇小说的批判态度，其来有自。众所周知，巴金长期以来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金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亦颇深。{2}靳以的文学道路，正如其自传名称“从个人到众人”，也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结。{3}民粹主义对于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阶级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而对知识分子则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后者只是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之辈，甚至在道德上都是有污点的。这在《沉落》《残阳》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巴金、靳以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的龃龉，从二人开始合编《文学季刊》时，就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靳以对当时北平文坛的现状相当不满——“北平总是沉沉的，人都像是睡着了似的。”（1935年2月1日致英子函）“住在北方的文人，如北方这个地方一样，就是那么死沉沉的，没有什么显然的动静。”（1935年3月5日致英子函）对京派文人的实际领袖周作人，也表达了这样的态度：“知堂先生虽相熟，但平时不大见面，我也不愿去看他。”（1935年9月27日致英子函）初涉文坛即承担起《文学季刊》这种大型刊物的主要编务，靳以却少见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反而常有一种失落感。以上话语中，是明显隐含着对于相对追求艺术独立性的京派文人之批评的。巴金同样如此，这也成为《文学季刊》编辑群体内部矛盾的导火索。“巴金对那些满嘴洋名词、夸夸其谈的学者总有几分敬而远之，甚至是不屑。而且他的态度往往也比较激进。这种冲突的发展也暴露了少壮派的巴金、靳以与元老派郑振铎之间的思想分歧。”{4}巴金对包括京派文人在内的整个学院派知识分子都有不满，他与李健吾就《爱情的三部曲》、与朱光潜就“眼泪文学”、与王了一就翻译问题都发生过争论。靳以虽然一般不直接参与，但他与巴金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盟友。他们同学院派和京派文人的冲突，也是作家之间不同心理机制碰撞的反应：二人战斗的、为人生的、以平民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显然与纯正、典雅，略带几分贵族气的后者水火不容。
所以，巴金和靳以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对学院派知识分子采取强烈的讽刺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
虽然《沉落》与《残阳》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主题极为相似，但是也有不同之处。而这不同的地方，应该格外引起注意，这或许也暗示着两位老朋友未来创作的不同取向。
关键词：巴金 靳以 《沉落》 《残阳》 知识分子 人性
巴金的《沉落》（初载1934年11月1日《文学》第3卷第5号）与靳以的《残阳》（初载1935年6月16日《文学季刊》第2卷第2期），是两篇对学院派知识分子进行强烈讽刺的小说。二者不但发表时间临近，而且题目还都被选作同名短篇小说集的名称。{1}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对这两篇小说的重视。巴金与靳以都是强调现实批判的作家，不过通过对两篇小说的细读，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的不同取向及对未来创作的潜在影响。
一
1934年—1935年，对于靳以的文学路程来讲，是格外重要的时段。正是这两年在北平编辑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编辑大家的地位。同时，他与巴金在共同编辑这份刊物的同时，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沉落》与《残阳》，也正是这一时期，巴金、靳以分别撰写的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巴金为小说集《沉落》写了序，其中提道：“我毫不迟疑地给我的第六个短篇集起了这个名字。”接下来还做了这样的解释：
《沉落》也是以对于“勿抗恶”的攻击开始的。第一篇题作《沉落》的小说就充分地表示了我的态度。……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
让那一切的阴影都沉落到深渊里去罢！我们要生存，要活下去，为了这生存，我们要踏过一切腐朽了的死尸和将腐朽的活尸走向光明的世界去。
巴金经常为自己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却走上创作的道路而感到悔恨。所以，他经常提到自己在创作中不讲技巧，而只是重视作品的现实性与感染力，这在上述表白中显露无遗。这段话，还鲜明地体现出影响现代文学甚巨的进化论的影响。在对比的框架中，“新”必然取代“旧”，是现代文学的恒久母题。
《沉落》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教授。此人读古书，酷爱明人小品。显然，这是影射当时创办《论语》《人间世》这样登载小品文的刊物的林语堂的。林氏“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学观，与巴金、靳以强调艺术应该为现实人生服务的观念背道而驰。不过，教授的外貌描写——“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又活脱脱是京派文学领袖周作人的缩影。教授还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学习，这里又有胡适的影踪。文中还有他在学校做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讲演及其夫人陪同外国著名文学家游览古迹的情节，又分明指涉徐志摩、林徽因等留学过美英的西化精英知识分子。综合以上细节以及全文对“勿抗恶”的强烈质疑与针砭，可以明显看到，巴金的批判焦点，是一切宣扬闭户读书、不问国事、提倡容忍的学院派乃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靳以《残阳》的主人公相对较为单纯，即是类似徐志摩那样青睐英美文化的教授。他曾在国外留学，对雪莱等浪漫诗人极为崇拜，宣扬诗歌是天才的产物，不是凡人可以读懂的。此人甚至连语言都透着诗人般的口气，比如如此夸耀伦敦的天气好于国内：“朦胧的雾，是多么富于诗意啊，像在美丽的梦中，像穿过蒙着泪眼所看到的景物……”当然，在靳以其后的大量小说中，对于包括巴金所批判的周作人、胡适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亦有强烈批判。所以，对于学院派高级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二人当时共同的创作取向。
两篇小说的批判态度，其来有自。众所周知，巴金长期以来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金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亦颇深。{2}靳以的文学道路，正如其自传名称“从个人到众人”，也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结。{3}民粹主义对于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底层阶级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而对知识分子则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后者只是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之辈，甚至在道德上都是有污点的。这在《沉落》《残阳》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巴金、靳以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的龃龉，从二人开始合编《文学季刊》时，就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靳以对当时北平文坛的现状相当不满——“北平总是沉沉的，人都像是睡着了似的。”（1935年2月1日致英子函）“住在北方的文人，如北方这个地方一样，就是那么死沉沉的，没有什么显然的动静。”（1935年3月5日致英子函）对京派文人的实际领袖周作人，也表达了这样的态度：“知堂先生虽相熟，但平时不大见面，我也不愿去看他。”（1935年9月27日致英子函）初涉文坛即承担起《文学季刊》这种大型刊物的主要编务，靳以却少见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反而常有一种失落感。以上话语中，是明显隐含着对于相对追求艺术独立性的京派文人之批评的。巴金同样如此，这也成为《文学季刊》编辑群体内部矛盾的导火索。“巴金对那些满嘴洋名词、夸夸其谈的学者总有几分敬而远之，甚至是不屑。而且他的态度往往也比较激进。这种冲突的发展也暴露了少壮派的巴金、靳以与元老派郑振铎之间的思想分歧。”{4}巴金对包括京派文人在内的整个学院派知识分子都有不满，他与李健吾就《爱情的三部曲》、与朱光潜就“眼泪文学”、与王了一就翻译问题都发生过争论。靳以虽然一般不直接参与，但他与巴金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盟友。他们同学院派和京派文人的冲突，也是作家之间不同心理机制碰撞的反应：二人战斗的、为人生的、以平民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显然与纯正、典雅，略带几分贵族气的后者水火不容。
所以，巴金和靳以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对学院派知识分子采取强烈的讽刺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
虽然《沉落》与《残阳》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主题极为相似，但是也有不同之处。而这不同的地方，应该格外引起注意，这或许也暗示着两位老朋友未来创作的不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