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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复会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团体，不仅在辛亥革命中为华东地区的光复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她的革命思想，特别是文化建设思想，也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光复会重视教育强国、强调传统文化、关注道德文明建设，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光复会 革命 文化建设
成立于1904年的光复会，活动基地以江浙一带为中心，主要成员也以江浙人为主。江浙一带，自古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此，光复会这个革命团体，不仅重视武装力量的作用，而且深谙文化建设对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长远意义，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事业不无裨益。
一、重视教育事业
光复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因为教育是文化传播最主要的途径。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都倡导教育救国，都有直接办学、从事教育的经历。
早在戊戌变法后，蔡元培先生就认识到发展教育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评价戊戌变法时，蔡元培先生就指出：“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拙。”[1]因此，蔡元培很早就开始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实践。他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随后又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在教育经历中，蔡元培注重传播民主与爱国思想，专注于启迪民智，进行革命教育。后来，蔡元培先生又加入了一个救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与后来成立的光复会渊源颇深，是光复会的源头之一。蔡元培先生因为自身这一系列从事教育救国的经历，与其他同仁一起创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的领袖。可见，光复会的诞生经历与领袖都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因此，重视教育，是光复会革命思想中的必然因素。
重教育的思想在其他光复会领袖的活动中非常突出。徐锡麟曾担任山阴县学堂校长，绍兴府学堂监督，在绍兴创办了热诚学校、越群公学，与秋瑾一起创办了明道女校，并与秋瑾一起致力于大通学堂的事业。特别是大通学堂的创办，对革命贡献巨大。大通学堂文武兼修，通过学习，学员具备较为先进的民主爱国思想，又具备军事才能。大通学堂逐渐成为光复会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徐锡麟与秋瑾通过这些教育活动，普及爱国救国思想，并以学生为骨干，组建了革命的队伍。光复会后期的领袖陶成章，从日本回国后在处州创办云和先志学堂，致力于新式教育，培养了浙南的一批革命干部。后又去安徽公学任教，宣扬爱国革命思想。
光复会众多领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民族、民主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体现了光复会渴望通过教育，倡导文化建设，培养革命力量，并从根本上积累国家富强的基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革命思想。
二、强调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是光复会革命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与光复会诞生的地理背景和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背景有莫大关系。
光复会诞生在江南一带。自南宋以来近千年时间，这里已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随着经济的发达，文化也日益昌盛。明清时期，江南读书参加科举之风盛行，江南一带多出状元和进士。绍兴等地由于读书人过多，科举名额有限，不少读书人只能另谋出路，从而创出绍兴师爷的名头，即是绍兴文化昌盛的反应。光复会正是诞生并立足于以绍兴为基地的江南。这是影响光复会强调传统文化力量的地理因素。
其次，光复会的众多领袖也是江南越地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拥有深厚国学造诣的才子。首任会长蔡元培是清光绪十八年进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作。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有400多万字著述，还曾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著名革命斗士秋瑾，是杰出的女诗人。一生留下了120多首诗，38首词，汇编于《秋瑾集》。秋瑾曾说道：“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之心也。”[2]光复会后期领袖陶成章幼年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15岁起便在家乡设馆授徒。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浙案纪略》、《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光复会的诸多领袖和骨干力量的深厚国学功底，是光复会重视传统文化的又一个因素。
因此，在光复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非常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首先表现在光复会的革命思想深受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本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清代浙东学派的影响。例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都受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影响，并结合时代特色，将黄宗羲的反满民主思想发展为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其次，光复会的骨干在革命实践中就孜孜不倦地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都有传统史学著作面世。秋瑾也有大量诗词留世。这些领导人自身的行为，正是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
三、关注道德建设
道德是中国文化极为强调的内容。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道德是中国社会维护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历史上国家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时期，道德也较为昌盛，反之，国家动荡，经济文化衰败之际，道德极易破碎。道德与中国社会存在相辅相成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国家动荡，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麻木不仁，社会道德败坏。有鉴于此，光复会的领袖极其重视道德建设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革命活动中，光复会非常注重自身革命队伍的道德情操，也注重在革命活动中向国民宣传民族精神，唤起民族自豪感，强化国民道德意识。如果缺乏道德提升，那么中兴祖国，重振国威，永葆民族的青春活力，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过是镜花水月，难以持久。
在道德建设上，光复会首先着眼于对人的改造。要求青年人打破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特别要求能够破除传统富贵利禄对人的诱惑，树立爱国爱民的崇高理想和信念。章太炎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敝巾葛拂，温袍麻鞋，上修教士，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阽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命请命”，“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敌汽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3]
其次，光复会在革命活动中，着眼于对人精神世界的道德提升，是为了最终实现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光复会渴望的理想社会，一个“三无”的世界：“（一）天下无贫人，（二）天下无病人，（三）天下无恶人。”[4]纵然这是一个停留在书本的理想世界。但是以此为指导理念，引导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对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光复会对道德建设的重视和关注，体现了光复会深刻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革命胜利，除了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外，深层次的“文化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
光复会出现于20世纪初，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已有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屈辱、奋斗中，先进的中国人积累了很多救国救民、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经验和思想，特别是意识到了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武装斗争和政权的更替，更是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文化和思想，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光复会诞生于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比较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仅积极从事武装斗争，而且投身教育事業，启迪民智，提倡道德建设，挖掘、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近代百年民主革命历史中的重要阶梯。此后，中国革命斗争日益深入，文化思想的革命成了中国革命的自觉，并逐渐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章太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关键词： 光复会 革命 文化建设
成立于1904年的光复会，活动基地以江浙一带为中心，主要成员也以江浙人为主。江浙一带，自古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此，光复会这个革命团体，不仅重视武装力量的作用，而且深谙文化建设对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长远意义，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事业不无裨益。
一、重视教育事业
光复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上。因为教育是文化传播最主要的途径。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都倡导教育救国，都有直接办学、从事教育的经历。
早在戊戌变法后，蔡元培先生就认识到发展教育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评价戊戌变法时，蔡元培先生就指出：“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拙。”[1]因此，蔡元培很早就开始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实践。他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随后又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在教育经历中，蔡元培注重传播民主与爱国思想，专注于启迪民智，进行革命教育。后来，蔡元培先生又加入了一个救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与后来成立的光复会渊源颇深，是光复会的源头之一。蔡元培先生因为自身这一系列从事教育救国的经历，与其他同仁一起创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的领袖。可见，光复会的诞生经历与领袖都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因此，重视教育，是光复会革命思想中的必然因素。
重教育的思想在其他光复会领袖的活动中非常突出。徐锡麟曾担任山阴县学堂校长，绍兴府学堂监督，在绍兴创办了热诚学校、越群公学，与秋瑾一起创办了明道女校，并与秋瑾一起致力于大通学堂的事业。特别是大通学堂的创办，对革命贡献巨大。大通学堂文武兼修，通过学习，学员具备较为先进的民主爱国思想，又具备军事才能。大通学堂逐渐成为光复会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徐锡麟与秋瑾通过这些教育活动，普及爱国救国思想，并以学生为骨干，组建了革命的队伍。光复会后期的领袖陶成章，从日本回国后在处州创办云和先志学堂，致力于新式教育，培养了浙南的一批革命干部。后又去安徽公学任教，宣扬爱国革命思想。
光复会众多领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民族、民主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体现了光复会渴望通过教育，倡导文化建设，培养革命力量，并从根本上积累国家富强的基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革命思想。
二、强调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是光复会革命事业的重要内容。这与光复会诞生的地理背景和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背景有莫大关系。
光复会诞生在江南一带。自南宋以来近千年时间，这里已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随着经济的发达，文化也日益昌盛。明清时期，江南读书参加科举之风盛行，江南一带多出状元和进士。绍兴等地由于读书人过多，科举名额有限，不少读书人只能另谋出路，从而创出绍兴师爷的名头，即是绍兴文化昌盛的反应。光复会正是诞生并立足于以绍兴为基地的江南。这是影响光复会强调传统文化力量的地理因素。
其次，光复会的众多领袖也是江南越地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拥有深厚国学造诣的才子。首任会长蔡元培是清光绪十八年进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作。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有400多万字著述，还曾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著名革命斗士秋瑾，是杰出的女诗人。一生留下了120多首诗，38首词，汇编于《秋瑾集》。秋瑾曾说道：“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之心也。”[2]光复会后期领袖陶成章幼年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15岁起便在家乡设馆授徒。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浙案纪略》、《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光复会的诸多领袖和骨干力量的深厚国学功底，是光复会重视传统文化的又一个因素。
因此，在光复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非常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首先表现在光复会的革命思想深受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本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清代浙东学派的影响。例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都受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影响，并结合时代特色，将黄宗羲的反满民主思想发展为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其次，光复会的骨干在革命实践中就孜孜不倦地从事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都有传统史学著作面世。秋瑾也有大量诗词留世。这些领导人自身的行为，正是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
三、关注道德建设
道德是中国文化极为强调的内容。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道德是中国社会维护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历史上国家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时期，道德也较为昌盛，反之，国家动荡，经济文化衰败之际，道德极易破碎。道德与中国社会存在相辅相成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国家动荡，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麻木不仁，社会道德败坏。有鉴于此，光复会的领袖极其重视道德建设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革命活动中，光复会非常注重自身革命队伍的道德情操，也注重在革命活动中向国民宣传民族精神，唤起民族自豪感，强化国民道德意识。如果缺乏道德提升，那么中兴祖国，重振国威，永葆民族的青春活力，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过是镜花水月，难以持久。
在道德建设上，光复会首先着眼于对人的改造。要求青年人打破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特别要求能够破除传统富贵利禄对人的诱惑，树立爱国爱民的崇高理想和信念。章太炎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敝巾葛拂，温袍麻鞋，上修教士，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阽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命请命”，“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敌汽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3]
其次，光复会在革命活动中，着眼于对人精神世界的道德提升，是为了最终实现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光复会渴望的理想社会，一个“三无”的世界：“（一）天下无贫人，（二）天下无病人，（三）天下无恶人。”[4]纵然这是一个停留在书本的理想世界。但是以此为指导理念，引导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对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光复会对道德建设的重视和关注，体现了光复会深刻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革命胜利，除了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外，深层次的“文化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
光复会出现于20世纪初，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已有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屈辱、奋斗中，先进的中国人积累了很多救国救民、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经验和思想，特别是意识到了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武装斗争和政权的更替，更是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文化和思想，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光复会诞生于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比较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仅积极从事武装斗争，而且投身教育事業，启迪民智，提倡道德建设，挖掘、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近代百年民主革命历史中的重要阶梯。此后，中国革命斗争日益深入，文化思想的革命成了中国革命的自觉，并逐渐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章太炎.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