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良渚申遗成功，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让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脉络愈发清晰，也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的后续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

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一些声音，称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
　　83年前，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和石器在古城遗址区域被发现，开启了良渚文化考古进程，也让这座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之间的“中华第一城”逐渐掀开神秘的面纱。
　　11条水坝组成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神秘绚烂的礼俗制度、令人赞叹的农业和手工业水平、规模庞大的城市系统，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国史前社会文明的图景。可以说，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世人对中华文明史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与会的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学术支撑，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了它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事实上，良渚古城遗址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它让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脉络愈发清晰。
　　大量出土的玉琮、玉璧、玉玦等文物，折射出先民的精神追求，以鸟、蝉、鱼等为原型的玉雕动物佩饰，彰显着古代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观念；二里头、殷墟等夏商时代遗址中，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成为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不断演进的实证，印证了中华文明逐渐积累、不曾中断的发展特点。良渚古城遗址不仅真实、完整地保留了人类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等特质的有力见证。
　　正因其深厚历史和独特价值，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保护发展新起点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是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广泛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需要更加关注。保护和管理好珍贵的世界遗产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一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都必须接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监督。
　　因此，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和人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快解决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法律体系不完备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妥善保护遗产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展示阐释水平和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的程度。
　　作为世界共同的遗产、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良渚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对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协调研究与展示的关系？如何找到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平衡？如何推动考古和保护相融合？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让遗产保护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在遗址保护上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可行路径。如河南安阳殷墟对宫殿宗庙、王陵遗址采取地下保护、地上复原标识的方式；甘肃敦煌莫高窟，利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展示手段构建虚拟洞窟。这些成功经验为公众架起通向中华文明的桥梁，为文化遺产注入丰富时代内涵。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中共杭州余杭区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