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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方面可以制衡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有助于国人克服精神无根化与人生意义缺乏的后现代病，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塑造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保守主义与传统文化热潮
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是，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部分广州人发起了“保卫粤语”的运动，有媒体称之谓“一种情绪所引发的一场风波”，而这种情绪与文化保守主义有关。
近年来，我国兴起了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潮，人们将包括文物热、申遗热、考古热在内的传统文化热统称为国学热。国学热的兴起，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和成功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整体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从而导致国民的文化心理发生了明显改变。一是国民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对本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抱有自豪感；二是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得以增强，不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拒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有意识地学习和传播传统文化。同时，国学热体现了中华民族主动的文化自觉。国民的文化自信推进着民族文化自觉的发展，而民族文化自觉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前提。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它对古典文化和传统文化予以保护和推崇。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张之洞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次结合。清末民初以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20世纪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 20年代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杜亚泉、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30年代以陶希圣等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等；而已有三代学人薪火相传、延续了70余年的现代新儒家学派是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等人。
有学者将新儒家学派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新儒家学派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类思想宝库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的精神基础。新儒家学派怀着强烈的复兴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感，致力于传统儒学精神价值的发掘、重建和弘扬工作，力图恢复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精神和价值领域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和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家学派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当代世界，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和丰裕物质的同时，却深感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而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精神和价值层面的诸多问题。
在政治倾向上，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情感，传统文化热潮凸显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色，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全球化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全球文化版图增添了多样性色彩。在情感归属上，有人认为统摄文化保守主义心魄的是“美好的过去”，将其划归为复古思潮，这种简单的归类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它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是“中国形象”从批判、反思、呼吁到传播、深入、展示的过程。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五千年丰富和坚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根基，它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基本的价值取向。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平衡受西方自由主义绝对自我价值观影响的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克服因世俗化和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所带来的精神无根化与人生意义缺乏的后现代病。
后现代主义与传统观念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从学理上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并没有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模式和思想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学说流派和理论假说汇聚在一起，使得后现代主义本身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枝叶蔓延的文化图景。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具有强烈反叛性的思潮，主张对以往的文化予以解构，反对文化上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和超越性，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和世俗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标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大举侵入大众传媒和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引发了一场文化消费上的革命。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否认了以往文化的美学追求和叙事规则，模糊了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通过各种令人炫目的文化符号建构无中心、无主流思想的文化样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感官需要。
后现代主义及其解构意识不仅对知识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价值带来了理论层面上的冲击，而且对普通人尤其是“80后”青年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越来越偏爱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而网络的普及，则使得快餐文化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某种文化幻觉：以为对快餐文化的消费，就是满足了自身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快餐文化借电视、报刊、网络、音像制品等传播平台娱乐大众，逐渐演变成具有流行魅力的当代社会时尚，极大地冲击了文化应展现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的传统观念。从文化思潮的视角看，快餐文化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
以“摧毁”和“否定”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意在消解传统的文化消费模式，打破禁锢人们文化消费观念的理性枷锁，从理论上支持了躲避崇高、表象拼贴、游戏人生的快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代人不甘寂寞、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虽然后现代主义突破传统文化价值规定的叛逆性思维方式，不能真正揭示文化原本所内涵的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超越性的思想和精神，但是，在急剧变革的现代风险社会，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道德相对主义与“反三俗”
对于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当代中国人来说，面对世俗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加之价值观上的多元和混乱，容易不加辨析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对低俗文化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如何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视心性修养和道德养成的优良资源，避免世俗化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全面冲击，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此后有一系列的行动跟进，全国掀起一场“新道德运动”，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雅俗文化的辨析和争论。
所谓“三俗”，是“庸俗、低俗、媚俗”的简称。文化领域中的“三俗”现象是2010年的文化热点和焦点之一，在各种媒体上，大众的讨论不绝于耳。“三俗”现象的泛滥，从电视相亲节目的井喷式开播和不拘一格的节目形式中可见一斑。为提高收视率，一些电视相亲节目选择让嘉宾自由表达而不做任何限制的方式。以哲学的观点看，在文化“三俗”现象的背后，涌动着的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文化思潮。
道德相对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同样正当等等，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和主张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准则。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看作是“私事”，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干涉个人的价值选择。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造成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二是导致快乐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以及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三俗”现象所暴露出来的价值观上的混乱，其思想根源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在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取决于其对生活意义和人生目标的认知。但是，当个体独特的价值观“宣言”通过电视荧屏传播到千家万户、传达给人生价值观尚未形成的未成年人时，尤其是当大众对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体依然怀有“道德导师”的敬意时，媒体就必须履行其社会道德责任，坚守媒体应有的道德底线，而不能任由道德相对主义观念在媒体上肆意泛滥。
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方面可以制衡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有助于国人克服精神无根化与人生意义缺乏的后现代病，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塑造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如果文化保守主义只是囿于本民族文化，无视现代全球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它将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同时，需要警惕那些打着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利用国学热的契机，不分良莠和精华糟粕，只要有利可图就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做法，传统文化不能成为实用主义者手中的玩偶、谋利的工具。（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文化保守主义与传统文化热潮
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提案中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是，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部分广州人发起了“保卫粤语”的运动，有媒体称之谓“一种情绪所引发的一场风波”，而这种情绪与文化保守主义有关。
近年来，我国兴起了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潮，人们将包括文物热、申遗热、考古热在内的传统文化热统称为国学热。国学热的兴起，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和成功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整体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从而导致国民的文化心理发生了明显改变。一是国民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对本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抱有自豪感；二是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得以增强，不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拒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有意识地学习和传播传统文化。同时，国学热体现了中华民族主动的文化自觉。国民的文化自信推进着民族文化自觉的发展，而民族文化自觉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前提。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它对古典文化和传统文化予以保护和推崇。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张之洞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次结合。清末民初以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20世纪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 20年代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杜亚泉、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30年代以陶希圣等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等；而已有三代学人薪火相传、延续了70余年的现代新儒家学派是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等人。
有学者将新儒家学派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新儒家学派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类思想宝库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的精神基础。新儒家学派怀着强烈的复兴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感，致力于传统儒学精神价值的发掘、重建和弘扬工作，力图恢复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精神和价值领域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和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新儒家学派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当代世界，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和丰裕物质的同时，却深感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而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精神和价值层面的诸多问题。
在政治倾向上，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情感，传统文化热潮凸显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色，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全球化时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全球文化版图增添了多样性色彩。在情感归属上，有人认为统摄文化保守主义心魄的是“美好的过去”，将其划归为复古思潮，这种简单的归类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它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是“中国形象”从批判、反思、呼吁到传播、深入、展示的过程。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五千年丰富和坚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根基，它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基本的价值取向。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平衡受西方自由主义绝对自我价值观影响的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克服因世俗化和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所带来的精神无根化与人生意义缺乏的后现代病。
后现代主义与传统观念的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从学理上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并没有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模式和思想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学说流派和理论假说汇聚在一起，使得后现代主义本身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枝叶蔓延的文化图景。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具有强烈反叛性的思潮，主张对以往的文化予以解构，反对文化上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和超越性，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和世俗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标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大举侵入大众传媒和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引发了一场文化消费上的革命。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否认了以往文化的美学追求和叙事规则，模糊了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通过各种令人炫目的文化符号建构无中心、无主流思想的文化样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感官需要。
后现代主义及其解构意识不仅对知识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价值带来了理论层面上的冲击，而且对普通人尤其是“80后”青年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越来越偏爱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而网络的普及，则使得快餐文化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某种文化幻觉：以为对快餐文化的消费，就是满足了自身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快餐文化借电视、报刊、网络、音像制品等传播平台娱乐大众，逐渐演变成具有流行魅力的当代社会时尚，极大地冲击了文化应展现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的传统观念。从文化思潮的视角看，快餐文化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
以“摧毁”和“否定”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意在消解传统的文化消费模式，打破禁锢人们文化消费观念的理性枷锁，从理论上支持了躲避崇高、表象拼贴、游戏人生的快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代人不甘寂寞、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虽然后现代主义突破传统文化价值规定的叛逆性思维方式，不能真正揭示文化原本所内涵的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超越性的思想和精神，但是，在急剧变革的现代风险社会，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道德相对主义与“反三俗”
对于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当代中国人来说，面对世俗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加之价值观上的多元和混乱，容易不加辨析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对低俗文化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如何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视心性修养和道德养成的优良资源，避免世俗化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全面冲击，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此后有一系列的行动跟进，全国掀起一场“新道德运动”，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雅俗文化的辨析和争论。
所谓“三俗”，是“庸俗、低俗、媚俗”的简称。文化领域中的“三俗”现象是2010年的文化热点和焦点之一，在各种媒体上，大众的讨论不绝于耳。“三俗”现象的泛滥，从电视相亲节目的井喷式开播和不拘一格的节目形式中可见一斑。为提高收视率，一些电视相亲节目选择让嘉宾自由表达而不做任何限制的方式。以哲学的观点看，在文化“三俗”现象的背后，涌动着的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文化思潮。
道德相对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潮。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同样正当等等，因此，人们可以各自信奉和主张不同的道德价值，遵循不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没有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准则。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看作是“私事”，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干涉个人的价值选择。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一是造成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二是导致快乐主义、利己主义道德观以及实用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
“三俗”现象所暴露出来的价值观上的混乱，其思想根源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在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取决于其对生活意义和人生目标的认知。但是，当个体独特的价值观“宣言”通过电视荧屏传播到千家万户、传达给人生价值观尚未形成的未成年人时，尤其是当大众对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体依然怀有“道德导师”的敬意时，媒体就必须履行其社会道德责任，坚守媒体应有的道德底线，而不能任由道德相对主义观念在媒体上肆意泛滥。
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方面可以制衡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有助于国人克服精神无根化与人生意义缺乏的后现代病，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塑造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如果文化保守主义只是囿于本民族文化，无视现代全球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它将会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同时，需要警惕那些打着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利用国学热的契机，不分良莠和精华糟粕，只要有利可图就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做法，传统文化不能成为实用主义者手中的玩偶、谋利的工具。（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