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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国有企业，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乃是当代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法国的国有化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国有化高潮是在1936-1938年期间，人民阵线执政，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和法令，建立了法国铁路公司，控制了两家大的飞机制造厂，通过控股使施奈特军火工厂、蒙契吉军火工厂以及雷诺坦克工厂为国有控股企业。第二次国有化高潮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30多年时间，将一系列影响国家经济大局的企业收归为国有，并建立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银行、法兰西电力公司等国有企业。第三次国有化浪潮是80年代上半期开始的，这是密特朗执政时期。经过三次国有化高潮，国有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法国各重要经济部门，尤其是银行，国有银行存款占全国的90%。但是，法国国有经济的这种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欧洲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一般的比重在15%至20%，均集中分布于邮政、广播通讯、电力、铁路、航空、钢铁、银行、石油。像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国有企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国有企业，并且均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自己的国有企业。在新加坡与以色列，国企均占60%，赞比亚、加纳则更高，因此，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先由英国撒切尔夫人掀起的“非国有化”改革，不久即波及全球。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不仅是由于在某些特定领域国家资本天然具有私人资本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因为国有经济历来是各国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
资本主义国家创办国有企业为哪般
各资本主义国家创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均出于本国特种时期的特种需要，并非千篇一律。各国广泛的实践向我们表明，国有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其干预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动因不同，不同的国家动因也不同。
一是政权更替及干预与反干预手段交替使用的需要。因不同政党的执政交替，导致对国有企业这一工具的强化或弱化，这在西欧各国较为普遍。凡社会党或工党执政即倾向于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最直接的手段，于是实行国有化，而保守党则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们执政遂实行非国有化，这在英国最为突出。1945年7月，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英国大选获胜后，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社会主义”政策，国有化就是该项政策的最基本内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下台后，保守党的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相继执政时期，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抬头时期，干预政策遭到反对，于是实行了大规模的非国有化政策。在保守党执政的这20余年期间，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占上风。1973年工党再次执政，又操起国有化这项手段。但1979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上台，坚决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于是又实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非国有化运动。
二是保护本国生产的需要。法国为了同“入侵”的外国垄断企业开展有效的竞争，便使用了国有化手段。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在最短时间集中起尽可能大的资本同外国大企业抗衡。密特朗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如果这些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它们将迅速国际化，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对于国家小、私有资本力量薄弱的国家，由于国有企业可以动用全国力量抗衡外国资本，所以，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比重都较高。如以色列是一个二次大战后新建的小国，为了聚集力量，以适应经济需要，在非农领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国有化政策，国有企业占到60%。
三是公益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经济事业属于公共消费产品，这种公共消费不存在排他性，如公路、港口、机场、公园、邮政、通讯、自来水、城市下水道、广场等，它们投资的回收期长、利润低，且难以预测，在这些领域内，往往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指挥不那么灵验了，供求规律、价值规律不能通过价格信号给予正确反映。于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不参与活动，通过创办国有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调节经济的供给与价格。因此，出于这类动机而使用国有企业这种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欧洲各国最为普遍。
四是资源垄断需要。各国均以其主权占有一定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自然属国家所有，如石油、天然气、金、银、铜、铁的富矿及烟、盐业，再如森林、江河等等，谁利用它都能轻易地获得丰厚的回报。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总是在这些部门创办国有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并通过这些国有企业的生产与销售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
国企的世界经验告诉人们什么
当代世界各国均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且各具特色，虽然如此，却仍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可借鉴。
一是国有企业是一个在政治上中性的经济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工人在私人企业做工，或为外国老板出力，并不意味着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肯定比国有企业职工低。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一个中性的经济组织，其任务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创造利润，其招收职工的标准是勤恳能干、有技术。企业不会追问职员是什么党派，或爱国思想是否高。企业就是企业，企业非常忌讳将企业与政治搅在一起，否则必将引发出无数事端，无法专心于生产。
二是创办国有企业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各国采用国有企业这种政策工具有不同的动因。但不管出于哪种动因，都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的。当然，这种再分配不是将货币直接分配给公民，而是用于办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财富，并让企业盈利、国家获得税收。这种收入转移最重要的表现是将现有国有、私有、外资等企业，尤其是高效益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手中，并用以转移到新的国有企业。如果新创的国有企业的社会与企业效益均较佳，那么这种收入的转移是应予以肯定的。反之，若效益不佳以至于亏损，那么这种收入转移就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三是国有企业是一个政策性工具，不可没有，不可任意削弱。从同一时间的不同产业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里根“供给经济”时期或撒切尔的“货币经济”时期，也没有完全放弃国有企业这一政策性工具，撒切尔夫人还强化了北海油田这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富民强国、发展高新科技的政策性工具仍被各国普遍使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民间资本力量单薄，许多较大投资只能通过国家税收的手段创办，因而国有企业的比重往往较高。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要有一批真正有实力的、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为此，我们就应集中有限的财力资源、科研资源于一批大型国有企业，使他们能够在世界市场有足够竞争力。我们讲国有企业是一个政策性工具，不要忽视它，更不要取消它，而是一个如何加强它的问题。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国有企业，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乃是当代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法国的国有化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国有化高潮是在1936-1938年期间，人民阵线执政，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和法令，建立了法国铁路公司，控制了两家大的飞机制造厂，通过控股使施奈特军火工厂、蒙契吉军火工厂以及雷诺坦克工厂为国有控股企业。第二次国有化高潮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30多年时间，将一系列影响国家经济大局的企业收归为国有，并建立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银行、法兰西电力公司等国有企业。第三次国有化浪潮是80年代上半期开始的，这是密特朗执政时期。经过三次国有化高潮，国有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法国各重要经济部门，尤其是银行，国有银行存款占全国的90%。但是，法国国有经济的这种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欧洲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一般的比重在15%至20%，均集中分布于邮政、广播通讯、电力、铁路、航空、钢铁、银行、石油。像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国有企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国有企业，并且均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有自己的国有企业。在新加坡与以色列，国企均占60%，赞比亚、加纳则更高，因此，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先由英国撒切尔夫人掀起的“非国有化”改革，不久即波及全球。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不仅是由于在某些特定领域国家资本天然具有私人资本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因为国有经济历来是各国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
资本主义国家创办国有企业为哪般
各资本主义国家创办国有企业的目的，均出于本国特种时期的特种需要，并非千篇一律。各国广泛的实践向我们表明，国有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其干预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动因不同，不同的国家动因也不同。
一是政权更替及干预与反干预手段交替使用的需要。因不同政党的执政交替，导致对国有企业这一工具的强化或弱化，这在西欧各国较为普遍。凡社会党或工党执政即倾向于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最直接的手段，于是实行国有化，而保守党则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们执政遂实行非国有化，这在英国最为突出。1945年7月，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英国大选获胜后，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社会主义”政策，国有化就是该项政策的最基本内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下台后，保守党的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相继执政时期，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抬头时期，干预政策遭到反对，于是实行了大规模的非国有化政策。在保守党执政的这20余年期间，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占上风。1973年工党再次执政，又操起国有化这项手段。但1979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上台，坚决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于是又实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非国有化运动。
二是保护本国生产的需要。法国为了同“入侵”的外国垄断企业开展有效的竞争，便使用了国有化手段。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在最短时间集中起尽可能大的资本同外国大企业抗衡。密特朗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如果这些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它们将迅速国际化，国有化是保护法国生产的一种武器。”对于国家小、私有资本力量薄弱的国家，由于国有企业可以动用全国力量抗衡外国资本，所以，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比重都较高。如以色列是一个二次大战后新建的小国，为了聚集力量，以适应经济需要，在非农领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国有化政策，国有企业占到60%。
三是公益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经济事业属于公共消费产品，这种公共消费不存在排他性，如公路、港口、机场、公园、邮政、通讯、自来水、城市下水道、广场等，它们投资的回收期长、利润低，且难以预测，在这些领域内，往往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指挥不那么灵验了，供求规律、价值规律不能通过价格信号给予正确反映。于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不参与活动，通过创办国有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调节经济的供给与价格。因此，出于这类动机而使用国有企业这种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欧洲各国最为普遍。
四是资源垄断需要。各国均以其主权占有一定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自然属国家所有，如石油、天然气、金、银、铜、铁的富矿及烟、盐业，再如森林、江河等等，谁利用它都能轻易地获得丰厚的回报。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总是在这些部门创办国有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并通过这些国有企业的生产与销售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
国企的世界经验告诉人们什么
当代世界各国均有自己的国有企业，且各具特色，虽然如此，却仍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可借鉴。
一是国有企业是一个在政治上中性的经济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工人在私人企业做工，或为外国老板出力，并不意味着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肯定比国有企业职工低。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一个中性的经济组织，其任务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创造利润，其招收职工的标准是勤恳能干、有技术。企业不会追问职员是什么党派，或爱国思想是否高。企业就是企业，企业非常忌讳将企业与政治搅在一起，否则必将引发出无数事端，无法专心于生产。
二是创办国有企业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各国采用国有企业这种政策工具有不同的动因。但不管出于哪种动因，都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的。当然，这种再分配不是将货币直接分配给公民，而是用于办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财富，并让企业盈利、国家获得税收。这种收入转移最重要的表现是将现有国有、私有、外资等企业，尤其是高效益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手中，并用以转移到新的国有企业。如果新创的国有企业的社会与企业效益均较佳，那么这种收入的转移是应予以肯定的。反之，若效益不佳以至于亏损，那么这种收入转移就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三是国有企业是一个政策性工具，不可没有，不可任意削弱。从同一时间的不同产业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里根“供给经济”时期或撒切尔的“货币经济”时期，也没有完全放弃国有企业这一政策性工具，撒切尔夫人还强化了北海油田这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富民强国、发展高新科技的政策性工具仍被各国普遍使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民间资本力量单薄，许多较大投资只能通过国家税收的手段创办，因而国有企业的比重往往较高。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要有一批真正有实力的、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为此，我们就应集中有限的财力资源、科研资源于一批大型国有企业，使他们能够在世界市场有足够竞争力。我们讲国有企业是一个政策性工具，不要忽视它，更不要取消它，而是一个如何加强它的问题。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