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家是因为“湖广填四川”才来到重庆的。他卷起袖子，指着手臂皮肤上一根隐隐约约的细纹说：“当年我们的祖先被绑着强迫离开家乡，所以手臂才留下来这些绳索的印子。”我仔细看看自己的手臂，真的有这么一道细纹。后来，我也曾经对我的孩子说过这个，他们的手臂上也有这样一道隐隐约約的线。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祖先真的是来自湖北吗？他们为什么会被迫离乡背井？在千里之外的老家，还有我们袁氏一族的亲人吗？

初读家谱

　　1994年，侄子袁修本、袁修俊来到成都，我们聊到了老家开县，聊到了那些熟悉的山水与乡亲，渐渐也聊到了家谱的事。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多年前在我离家求学时父亲曾留给我一本残破不全的家谱，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又带到了成都。
　　此时找出来，翻看检视，第一次觉得，或许我多年思考的问题，可以在这本家谱里找到答案。
　　我手里这本残破不全的《袁氏家谱》，由我的伯父袁学锒在1909年续编，并复抄于1934年。我花了一段时间来仔细阅读这本家谱，越读越觉得有意思。
　　这本家谱为木刻刊印纸本，封面刻印有“汝南郡乾隆子壬重印《袁氏家谱》”字样，扉页抄录有《袁氏族谱旧序》，开篇写道：“国有玉牒，家有谱藏，萃涣之时，义大矣哉。前人重其事于既往，后人篆其绪于将来，虽百世同心可也。”在续修家谱的序言中，大伯袁学锒记载了他所了解到的袁氏家族的来历，以及历代续修家谱的经过。
　　我们这一支袁氏家族的根源，在湖北荆卅『石首县。清雍正五年（1727年），洪水成灾，祖辈袁琼、徐氏夫妇不得已背井离乡，从石首县来到四川北道顺庆府广安卅从义乡白马场居住，生育抚养了4个儿子。至乾隆二年（1737年），袁琼病故，徐氏带着4个儿子迁来川东夔府开县浦里老三甲窝蓬沟，佃业居住，辛勤耕耘，家道渐渐兴隆，终于在开县安居下来。1789年，石首县袁氏族祖袁士龙、袁凤仪送来一套共六卷《袁氏家谱》，由万县万家坝袁作森保存。1834年，袁作森又将入川第一代祖宗袁琼以后的全族人口进行续编，整理为毛边纸手抄本，装订于后。1909年，袁学锒在开县红花园石坝堂兄袁学正（庚子科举京监太学生）家中取得《袁氏家谱》六册，抄录始祖一脉宗派目录、上十六世祖、下二十四代孙的支派谱系，列罗齐全，增补修订，并嘱族人抄写多本，“代代相传，以致永远，不忘根本”。
　　我手中这本家谱，应该就是当时族人所抄之一。由此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家并不是因为湖广填四川才来到开县的，而当我每每读到大伯所写“本族中不读诗书、不懂礼仪者，不知家谱有何益处，以为无非是添注个名字罢了，可是世人都称呼我们袁家为‘仕宦根基，书香传家’，难道我们自己还不尽力吗”，我都觉得，修订家谱、传承家训，作为袁氏后人，我们同样责无旁贷。
　　侄子袁修俊当时是我们家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毕业于四川大学，他也一力主张修谱。因为我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有一点古文底子，经过商议，决定由我与袁修俊牵头，重修《袁氏家谱》，同时也厘清袁氏家族在四川的发展。从那个时候起，我努力开始学习与家谱相关的历史，并投身到袁氏族谱的续写与修订中来。
　　由于我保存的《袁氏家谱》残缺不齐，侄子袁修万将他保存的那本家谱寄给了我。我随即开始整理和翻译其中的《序言》《家训》等，并广泛搜集袁氏起源的资料，研究家谱的现代编制方法。但凡完成一点文字，我都会将它们发给袁修俊等人，征求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2001年6月，我和袁修俊专程回到红花园石坝袁修全家，看到了他们保存的原始版本的六卷《袁氏家谱》，到此我总算是把能找到的《袁氏家谱》收齐了。
　　《袁氏家谱》经过七次编修，所载内容，从1297年出生的一世祖袁方开始，记录了前后700年、子孙20余代，数以万计的族人生卒年月和杰出人士的事迹。其中的手抄本，堪称书法墨宝，是极有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也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
　　据1468年首次编撰的《袁氏家谱》记载，袁氏一世祖为袁方（1297-1359），应为河南汝宁府汝阳县袁宏（公元328年生，东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著有《竹林名士传》《后汉记》三十卷）后人，考取举人后赴江西吉水县任知县，病逝任上。其长子袁志达（1332-1423）中举后回河南，途遇兵乱受阻，滞留于湖北省石首县，袁氏家族遂在此安居，繁衍生息。五世祖袁恺为明朝庚午（1450年）科举人，官至河南监察御史、云南巡抚，《袁氏家谱》正是由他主持首次编撰。他还亲自撰写《家训》，并撰列出前十六代世派：方志寿思、恒宗爵汝、垂世懋鼎、玉尚系作。此后，十三世伯祖袁士龙于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主持续修家谱，撰写《新刻袁氏重修家谱叙》，并拟定后二十四世派：大学正修为本、道在先致其知、善士心怀盛德、行之家国时宜。子子孙孙都按这个世派来取名。在今天看来，这二十四字也极其优美，而我的名字正是按正字辈来取的，我应当是石首袁氏第十九代孙。

修订家谱

　　在这次拜访中我了解到，近年多次有袁氏后人寻根溯源找到这里来查谱、抄谱，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家谱的重要性，这也提醒了我们，要加快重修家谱的脚步。
　　2002年12月，我和侄子袁修俊、侄孙袁为成，代表袁氏祖孙三代，对续谱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步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商议，确定了具体的方案，并撰写了《修谱倡议书》，发给本族知名人士，建议成立筹备组，进行家族人口情况调查，得到本族人士积极响应。 　　因为2003年春天开始的“非典”事件，修谱一事暂停一段时间后于2004年再次启动，《简谱》《序言》和《家训》的整理和翻译基本告一段落。
　　2005年春，我们以筹备组名义印制了1000份3种“袁氏普查表”，发送回袁氏家族所在的区县各地，对袁氏后人的现状进行调查。
　　2005年8月5日，由族内人士慷慨捐资，首届袁氏家族（开县系）代表大会在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岳溪镇胡家龙泉山庄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在30余位族人倡议下，成立了自1934年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的第八次修谱组委会，加强对续谱工作的领导、监督和保障。具体的修谱工作由我主持，当年在成都完成了初稿。
　　2006年7月5日，经过第一届第二次族代会的讨论，初稿得以通过，将原有的七卷家谱刊印本复印之后印刷了50本，并附上了家谱第八卷修订本。
　　这次续谱与前六次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将原谱的文言《序言》《家训》等翻译成白话文编在本卷之首;二是分为简谱和详谱两个部分，特别是入川前的各代祖宗，只保留直系，而删除旁系，一目了然;三是采用横书、简体、表格式谱系，并按家庭、同辈相近排列，便于查询和阅读。
　　袁氏家族内部也因为这次修谱，增加了凝聚力。2010年6月19日，在第一届第四次族代会上，就有云阳袁氏宗亲200多人前来合谱。2011年11月，我和妻子杜星凤也带着修订版《袁氏家谱》前往湖北省石首县，找到了袁氏宗祠所在地，受到了族人的热情接待，并成功与袁氏总谱合谱。
　　2011年11月，经家族成员协商，董姓支系今后新生婴儿，恢复姓袁。开县支系、云阳支系、董姓支系合为一个开县支系;字派合并为一个系列。扶日堂荆州石首系《袁氏族谱》新谱编委会决定，新增延续字派：瑞雪振朝纲，文明孝义慈。
　　此后，第二届第一次族代会决定，对第八卷第1版增补相关内容，印制《袁氏家谱》第八卷第2版100本。
　　到此，从最初酝酿到最终成书并完善内容，这本《袁氏家谱》的修订前后经历了17年。这个过程说起来就是几个时间节点，但对我个人来说，前前后后花费了极多心血，而我也从中收获良多。

家谱家风

　　作为袁氏家族开县支系第19代孙，我为能参与到家谱的修订与保护工作中来，感到非常自豪。在我看来，一本家谱，真實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是规范族人行为的准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在明成化四年（1468年）先祖袁恺首编的《袁氏家谱》中，专门列有《袁氏家训》一篇，其中的家规包括，凡为父母者，儿子到了7岁，选择优良教师严加教育，女儿到了7岁，选择贤惠褓姆精心抚养，对子女不可娇生惯养;子孙务必勤读诗书，努力农务;对兄弟朋友要谦和，对父母长辈要孝顺;不可态度骄横、生活奢侈、性情懒惰、羞辱祖先等。《家训》中对族人的行为细节也有详细规定，例如举办长辈丧事时，子孙须着孝服，不得贪食酒肉，并停止娱乐活动;子孙切戒嫖赌，饮酒应有节制，不可酗酒。这些朴实的家训流传至今，是一个家族门第家风的体现，也与当下提倡的中华传统美德不谋而合。
　　对我而言，修订家谱的初衷只是想弄清楚我从哪里来;在修订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我所阅读到的那些话、那些名字，是血浓于水的家族渊源，是融于生命中的遗传密码，它们指引着我不断寻找家族的根，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有家才有国，有家训家风才有家国情怀，正是一个个普通如袁氏家族的繁衍生息，最终汇成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血脉，并且还将永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