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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那最终大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特周刊》运作到一定的时候，报社另外一个同事领办的周刊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被迫停刊，所欠印刷费、人员工资等，给报社带来了一些震荡。这个时候，报社领导班子对《特周刊》的未来也发生了动摇。特别是，开始有了需求外力支持，想把有可能的资金危机转嫁出去的想法。
一开始，报社和豫东的一个企业相谈甚欢，企业满口答应《特周刊》以后的运作资金由他们资助。在此情况下，《特周刊》的办公室也搬到了那个企业租下的一栋办公楼。遗憾地是，夸下海口的企业还没有对《特周刊》进行完全的运作，就因为他们自己资金链的断裂而中断了和报社的合作，为此新买的办公设备等只好丢弃，《特周刊》又回到了报社办公。而此时，报社的领导层已经铁下心来想寻求对外合作。而我提出自己独立运营，却得不到支持。在我，也只好放弃了自己运作《特周刊》、把《特周刊》打造成一流媒体的梦想，去寻求另外的出口。
这时，恰逢兄弟青年报《浙江青年报》面向全国招聘副总编辑，我报名应征。在前面15个应聘者个个面试过后，后面还有15个候选人等待面试的情况下，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团省委和《浙江青年报》等领导组成的面试团队，在我进行面试后，突然停顿下来，通知后面等待面试的人员，下面的面试不再进行。
中午午饭过后，因为我购买了当晚回程的车票，浙江青年报办公室主任就把我从他们安排住的宾馆接到了她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她就出去安排晚上送我去火车站的车辆去了。等她回来，我向她道别，邀请她方便的时候到郑州去玩。她先是一愣，然后说，我们马上就成为同事了。我诧异。她说，已经决定聘用你了。这时，她带我去见当时的浙江青年报总编辑，和总编辑聊了一会天，总编辑好像试探地跟我说：如果聘用你担任编委兼大周刊主编，你看如何？
当时的《浙江青年报》办有一个叫《大周刊》的周刊，运作的情况不太明了。可能对方是看我运作过《特周刊》吧，也可能对方对我的能力还不十分了解，就先做了这么一个试探。面对试探，我心想，如此善变，那将来合作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于是，就退而求其次地做了回答：容我回去考虑一下再做答复吧。
当晚，我登上了返程的列车，回到原来的报社后，看着自己所带的部门的同志仍然坚持在工作的岗位上，实在不忍舍弃掉他们而自己去寻找出路，就婉言谢绝了《浙江青年报》的聘请。
而《浙江青年报》于我，则给了极大地宽容，在他们后来改名《青年时报》时，仍然再次聘请了我，开给我每月3700元的高薪。而当时我所在的媒体则给大家只发每月850元的薪金。但面对高薪，加上其他的原因，我到杭州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还是选择回到了原来的报社。
我为什么会这样优柔寡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深爱着我所在的媒体，我期待有一天，我所服务的媒体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傲立于省会媒体之林。
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这时，北京一家媒体向全国招聘《中国地产周刊》执行主编，尽管对我这个从事综合性媒体出身的人来说，地产是新的行业，但我决定前去试一下，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全国的招聘中崭露头角。
笔试、面试时间正好定在周六、周日，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时间。周六的笔试感觉尚可，周日上午参加面试，但是，一直到下午还没有给出答复，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想赶当天晚上的火车回郑州，就去问在现场的招聘报社的副社长。他告诉我，已经决定聘用你做《中国地产周刊》的执行主编了，晚上社长要宴请你们这些被聘用的人员。请回房间耐心等通知吧。
当时和我一起应聘执行主编职位的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一位同样有新闻高级职称的同志。在我看来，那家报社肯定会选择他而不会选择出身青年报的我。没有想到，最后他们的选择竟是我。
后来一次闲聊中，参加当时招聘考试的所在报社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说，笔试之后，社长拿着你的试卷大声赞美，爱不释手。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个职位非你莫属。
面对最后的决定，我必须选择当晚留下来，做好第二天回程的打算。而要第二天回程的话，势必影响周一我原来所在媒体的编前会。我便思忖着如何跟原来报社的社长、总编辑请假。
我是个不会说假话的人。当时怕用宾馆的电话和原来报社的领导联系，一旦电话回拨回来，就知道我到北京参加应聘考试了。就跑到大街上找了一个路边的公用电话，给新提拔的总编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趁周末到北京办事，没有买到当晚的火车票，只能坐第二天的火车回去，特请假一天。
那个时候，通讯还没有后来这么发达，发达到街头拾垃圾的人都人手一部手机。而街头插IC卡的电话，就是最方便的通讯工具了。
当晚的宴请热烈而友好。因为这次招聘，除了招执行主编、部门负责人外，那家媒体还招收了不少的编辑和驻地记者。我本想选择做驻地方记者站站长，这样，离家里近些，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也多些，便于开展工作。但是，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却要我留在北京，而且，第二天就必须上班开展工作。
看着新应聘报社社长那殷切期望的样子，我不得不实话实说，告诉社长我是瞒着原来单位出来应聘的，如果要来上班的话，必须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让我回去处理好原来报社的工作才能正式来上班。
社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对我重视有加，期望有加。凡是我外出办事，每每回到报社，门卫都会对我说，社长在他办公室等你。因为，那个社长怕我中途离开他。
或许命中注定我要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而这唯一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后来为了原来的报社，选择所应聘报社社长在深圳参加住交会的时机，偷偷离开了他。
在此，我应该给那个社长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因为，许多年来，犹如一块石头一样，那亏欠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没有办法把它卸下来。
有几次到北京开会或者出差，我都走到了当年报社的办公楼前，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再见那个社长一面。
当年和我一起曾经在那个报社工作过的同事对我说：社长回来后，听说你不辞而别，大病半年都没有上班。
我是个极重感情，同时对工作又认真负责的人。记得当时说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原来报社办理离职手续时，新应聘报社的一个副总编辑说，你都离开那里了，你还那么负责干嘛。
尽管我新应聘的报社的工作和我原来媒体的工作有很大区别，但我还是在最短时间内熟悉了工作，并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每次月评，我几乎都是第一的位次。同时，还对创收人员的有关策划出主意想办法，使一向没多大起色的某个人，一年创收额度飙升到一百多万元。
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寄希望我能对他负责的报社有更多的改变，但是，因为对原来报社的深厚感情，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
离开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雨，长安街上的积水已经漫过了膝盖。往北京西客站去所搭乘的第一辆出租车被雨水淹灭了火，而换乘第二辆出租到达北京西客站时，所要乘坐的那趟列车已经开出了站，火车上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车已经开了，看来老天是想留你在北京。
我没有选择留在北京。如今曾经在北京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无不对我选择离开感到惋惜。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命，我的命中注定是要把自己献身给了青年报刊事业。
（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书第22章。作者为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记者、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笔名青锋。）
《特周刊》运作到一定的时候，报社另外一个同事领办的周刊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被迫停刊，所欠印刷费、人员工资等，给报社带来了一些震荡。这个时候，报社领导班子对《特周刊》的未来也发生了动摇。特别是，开始有了需求外力支持，想把有可能的资金危机转嫁出去的想法。
一开始，报社和豫东的一个企业相谈甚欢，企业满口答应《特周刊》以后的运作资金由他们资助。在此情况下，《特周刊》的办公室也搬到了那个企业租下的一栋办公楼。遗憾地是，夸下海口的企业还没有对《特周刊》进行完全的运作，就因为他们自己资金链的断裂而中断了和报社的合作，为此新买的办公设备等只好丢弃，《特周刊》又回到了报社办公。而此时，报社的领导层已经铁下心来想寻求对外合作。而我提出自己独立运营，却得不到支持。在我，也只好放弃了自己运作《特周刊》、把《特周刊》打造成一流媒体的梦想，去寻求另外的出口。
这时，恰逢兄弟青年报《浙江青年报》面向全国招聘副总编辑，我报名应征。在前面15个应聘者个个面试过后，后面还有15个候选人等待面试的情况下，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团省委和《浙江青年报》等领导组成的面试团队，在我进行面试后，突然停顿下来，通知后面等待面试的人员，下面的面试不再进行。
中午午饭过后，因为我购买了当晚回程的车票，浙江青年报办公室主任就把我从他们安排住的宾馆接到了她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她就出去安排晚上送我去火车站的车辆去了。等她回来，我向她道别，邀请她方便的时候到郑州去玩。她先是一愣，然后说，我们马上就成为同事了。我诧异。她说，已经决定聘用你了。这时，她带我去见当时的浙江青年报总编辑，和总编辑聊了一会天，总编辑好像试探地跟我说：如果聘用你担任编委兼大周刊主编，你看如何？
当时的《浙江青年报》办有一个叫《大周刊》的周刊，运作的情况不太明了。可能对方是看我运作过《特周刊》吧，也可能对方对我的能力还不十分了解，就先做了这么一个试探。面对试探，我心想，如此善变，那将来合作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于是，就退而求其次地做了回答：容我回去考虑一下再做答复吧。
当晚，我登上了返程的列车，回到原来的报社后，看着自己所带的部门的同志仍然坚持在工作的岗位上，实在不忍舍弃掉他们而自己去寻找出路，就婉言谢绝了《浙江青年报》的聘请。
而《浙江青年报》于我，则给了极大地宽容，在他们后来改名《青年时报》时，仍然再次聘请了我，开给我每月3700元的高薪。而当时我所在的媒体则给大家只发每月850元的薪金。但面对高薪，加上其他的原因，我到杭州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还是选择回到了原来的报社。
我为什么会这样优柔寡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深爱着我所在的媒体，我期待有一天，我所服务的媒体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傲立于省会媒体之林。
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这时，北京一家媒体向全国招聘《中国地产周刊》执行主编，尽管对我这个从事综合性媒体出身的人来说，地产是新的行业，但我决定前去试一下，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全国的招聘中崭露头角。
笔试、面试时间正好定在周六、周日，这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时间。周六的笔试感觉尚可，周日上午参加面试，但是，一直到下午还没有给出答复，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想赶当天晚上的火车回郑州，就去问在现场的招聘报社的副社长。他告诉我，已经决定聘用你做《中国地产周刊》的执行主编了，晚上社长要宴请你们这些被聘用的人员。请回房间耐心等通知吧。
当时和我一起应聘执行主编职位的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一位同样有新闻高级职称的同志。在我看来，那家报社肯定会选择他而不会选择出身青年报的我。没有想到，最后他们的选择竟是我。
后来一次闲聊中，参加当时招聘考试的所在报社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说，笔试之后，社长拿着你的试卷大声赞美，爱不释手。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个职位非你莫属。
面对最后的决定，我必须选择当晚留下来，做好第二天回程的打算。而要第二天回程的话，势必影响周一我原来所在媒体的编前会。我便思忖着如何跟原来报社的社长、总编辑请假。
我是个不会说假话的人。当时怕用宾馆的电话和原来报社的领导联系，一旦电话回拨回来，就知道我到北京参加应聘考试了。就跑到大街上找了一个路边的公用电话，给新提拔的总编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趁周末到北京办事，没有买到当晚的火车票，只能坐第二天的火车回去，特请假一天。
那个时候，通讯还没有后来这么发达，发达到街头拾垃圾的人都人手一部手机。而街头插IC卡的电话，就是最方便的通讯工具了。
当晚的宴请热烈而友好。因为这次招聘，除了招执行主编、部门负责人外，那家媒体还招收了不少的编辑和驻地记者。我本想选择做驻地方记者站站长，这样，离家里近些，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也多些，便于开展工作。但是，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却要我留在北京，而且，第二天就必须上班开展工作。
看着新应聘报社社长那殷切期望的样子，我不得不实话实说，告诉社长我是瞒着原来单位出来应聘的，如果要来上班的话，必须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让我回去处理好原来报社的工作才能正式来上班。
社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对我重视有加，期望有加。凡是我外出办事，每每回到报社，门卫都会对我说，社长在他办公室等你。因为，那个社长怕我中途离开他。
或许命中注定我要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而这唯一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就是后来为了原来的报社，选择所应聘报社社长在深圳参加住交会的时机，偷偷离开了他。
在此，我应该给那个社长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因为，许多年来，犹如一块石头一样，那亏欠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没有办法把它卸下来。
有几次到北京开会或者出差，我都走到了当年报社的办公楼前，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再见那个社长一面。
当年和我一起曾经在那个报社工作过的同事对我说：社长回来后，听说你不辞而别，大病半年都没有上班。
我是个极重感情，同时对工作又认真负责的人。记得当时说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原来报社办理离职手续时，新应聘报社的一个副总编辑说，你都离开那里了，你还那么负责干嘛。
尽管我新应聘的报社的工作和我原来媒体的工作有很大区别，但我还是在最短时间内熟悉了工作，并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每次月评，我几乎都是第一的位次。同时，还对创收人员的有关策划出主意想办法，使一向没多大起色的某个人，一年创收额度飙升到一百多万元。
新应聘报社的社长寄希望我能对他负责的报社有更多的改变，但是，因为对原来报社的深厚感情，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
离开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雨，长安街上的积水已经漫过了膝盖。往北京西客站去所搭乘的第一辆出租车被雨水淹灭了火，而换乘第二辆出租到达北京西客站时，所要乘坐的那趟列车已经开出了站，火车上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车已经开了，看来老天是想留你在北京。
我没有选择留在北京。如今曾经在北京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无不对我选择离开感到惋惜。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命，我的命中注定是要把自己献身给了青年报刊事业。
（选自作者《白纸黑字》一书第22章。作者为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记者、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笔名青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