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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浙江大学招生特权，省内其他高校就不敢吭声了。”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表示，“教育公平改革要勇于向既得利益群体开刀。”
在中国，教育被称为铁道部之后“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长期以来，“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普遍，各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盛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诟病。
浙江在整治高校招生特权、高考体育加分、中小学择校乱收费、异地高考等教育系统“顽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据悉，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曾肯定说：“经验典型，易操作，可推广。”
在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刘希平等主要亲历者首次披露浙江教育一些重大改革决策的内幕。
取消浙大“点招”特权
在国内教育界，“点招”被誉为普通高等学校尤其是名牌大学一块权力寻租的特殊领地，专属于有权有势人群的子女或教育圈内人士。普通老百姓及其子女知之甚少，也无法得到任何实惠。
从浙江省丽水市市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之初，就有好心的同志对刘希平说：“高考期间你要换一个手机号码，人也躲起来。”因为社会上对浙江大学等高校“点招”的需求大，方方面面找的人多，群众意见也很大。
用浙江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专员办公室主任陈金方的话说，高考“点招”就是高校额外追加的招生计划，不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同时，高校教职工子女只要上了高考一批次、二批次分数线，不一定达到本高校录取线就给予降分录取。
对于这些教育界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些高校几乎到了公开要价的地步。据教育内部知情者向记者介绍，一批次分数线600分左右，一些985、211高校的最低录取线在650分至660分以上。因此有的高校教职工表示，降低五、六十分录取其子女进入名校就读，比奖励100万现金、分配一套房子更令人激动。
“这方面，浙江大学数量比较多，包括学校与附属医院照顾录取的子女一年有几十人。”陈金方说。另一名知情者则向记者披露：“浙江大学能这样做，省内其他高校也照做；高校教职工子女能优惠录取，一些大学之外的人也参照享受。”
针对这个问题，浙江大学教职工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但是，听到省里要打破这项特权并先拿浙江大学开刀时，谁也不相信。就连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同志都私下说：“我们等着厅长写条子来。”
刘希平表示，2007年，省教育厅顶着各方压力，坚决取消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高校“点招”特权：省内所有招生计划一律通过高校招生计划管理系统平台编制和执行，对省内高校一律不留机动指标，对省外院校招生计划一律从教育部计划管理系统流转，绝不受理任何网外招生计划。“至今，省教育考试院也没有等到厅长写的条子。”刘希平说。
高校“点招”特权的破除让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蒋胜祥发现，权势家长还有一条“曲线救国”的路径，高考分数不高的学生，通过转学方式进入好大学的现象越来越多，该省随即在国家大学生转学条件上增设了一道门槛。
也就是说，要转入浙江省内高校就读的学生，其录取时的高考分数应当达到拟转入学校当年相同生源地学生的同批次投档分数，只能从好大学往下转，不能从录取分数低的大学向上转。全省大学生转学人数从2006年的354人降到了2013年的106人。
力削高考加分项目
进入2009年后，浙江高考体育加分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项目，几乎变成了地方权势家庭子女的“高考加分俱乐部”。
一组统计数据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浙江省高考体育加分共438人，“三模三电”有198人；2009年全省高考体育加20分者1003人，“三模三电”达到7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到省外参加比赛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再回浙江申请高考加分者，社会反响十分恶劣。
据刘希平透露，媒体2009年、2010年连续对浙江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监督报道给了省教育厅极大的压力，同时也是促使浙江省及全国整治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主要动力。
高考体育加分乱到什么程度，连这名厅长都说：“看到加分名单以后十分害怕。”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假或注水严重；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考现象严重；三是个别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更多靠运用器材等运动的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
“两、三个热心的人随意组合几个省的比赛就是全国大赛，然后就是什么人要加多少分。”省教育部门不认同这种“山寨”赛事，却遭到了省体育部门的指责：“省教育厅严重违法，没有权力剥夺二级以上运动员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
与此同时，一些培训中介机构的人出钱，组织考生家长上访要求省教育厅答复与解决。刘希平透露，“上访的学生家长就住在省教育厅对面的饭店，我们上班，他们也‘上班’。”时任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的吴永良则回忆：“被上访者围在里面，不准出来吃饭。”
“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鱼目混珠，根本搞不清楚。”从2009年开始，浙江对符合体育加分政策的考生进行省级统一测试认定；从2011年起，把包括体育加分、学科竞赛、思想品德等在内的所有奖励类项目高考加分分值均由20分降为10分，高考体育加分项目由32项限定为田径、篮球、足球、武术等8项，并明确到2014年“三模三电”不再实行高考加分。
在2011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等五部门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中，除田径等8个项目之外，各省可酌情增加两个加分项目。对这项自行权力，浙江省体育部门说“规定可以用的，为什么不用”，省教育部门的意见是：“不用”。
通过这些措施，浙江大大减少了高考体育加分的寻租空间，把加分赛事由1000多项减至30项，一大批“东郭先生”被剔除出高考加分队伍，全省高考加分人数从2009年的1003人降到2013年的182人。 治理择校乱收费
随着媒体2011年对“瑞安市择校乱收费问题”的严厉批评。浙江省教育厅调查发现：真正有权有势的人择校未必交钱，或者交很少的钱，按价码真金白银交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一所学校择校率超过50%，还算择校吗？根本不是择校，而是变着法子把一些教育的支出负担转移给百姓。”所以，治理择校乱收费不像取消高校“点招”和高考体育加分那样只要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把关即可，这涉及到地方财政的“钱袋子”问题。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同省教育厅是业务指导关系，地方党委、政府根本不怕教育厅。但是，应该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政策与要求，放到阳光下让全社会监督，让想择校的人不敢择校。”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介绍，浙江治理择校乱收费不是教育部门单打独斗。
据陈金方透露，在文件正式出台前，浙江省教育厅联合省纠风办、财政厅、物价局把24个择校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教育局局长请到杭州开座谈会，明确要求从2011年12月31日起严禁中小学入学与收费挂钩，违者将先处理人再处理事。
大多数人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人也担心做不到。其中，一位老同志对厅长说，“小孙子读书有困难。”得到的答复是，“浙江早就解决有书读的问题，小孙子读书没有困难，但是择校肯定不行。”
实施“零择校”与禁止人民教育基金会捐赠和入学挂钩，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质疑，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任泽民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省教育厅，省纠风办副主任说，谁要是违规就查处谁。”刘希平向记者透露。
其实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地方领导认识很早。绍兴市市长俞志宏在担任海宁市委书记期间，以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推行“零择校”。一个外地交流到海宁市任职的干部，想把孩子安排在户籍之外的学校就读，市教育局十分为难。俞志宏找那位同志谈话：“这是市委常委会做出的决定。”
公办中小学不准择校，民办学校则趁机组织考试争抢优质生源。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规范管理，民办学校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抵制：自主确定招生范围与方式是其法定权利，教育部门没有权力干涉。
浙江省教育厅请示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两者之间怎么把握，未得到明确答复。他们又去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方表示：发现有问题，但是现在法律没有修改，没有明确的答复。
在进退两难之际，省教育行政部门只好请民办学校开座谈会，并约定民办学校自主招生与方式必须有边界，民办学校的行为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发展素质教育的目标；从而实现70%摇号、30%面谈的招生模式。
“治理择校乱收费肯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老百姓舒服了。”据统计，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79个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行“零择校”，其余11个择校生比例降到5%以下。
异地高考不搞过渡期
2013年，全国11个省报名参加异地高考的学生共4390多人，其中在浙江省参加高考的有984名考生，占全国随迁子女考生总数的22.4%。
对于浙江当年制定政策当年放开异地高考，有一种意见说“太匆忙了”；连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都表示“来不及做准备”；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最好像其他省市一样搞一个两至三年的过渡期。刘希平表示，“浙江异地高考政策坚决不搞过渡期。”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孙恒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统计数据：2013年在浙江参加异地高考的984人中，实际录取650人。其中，一批次上线33人，录取31人。最高分理科717分，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文科最高分636分，被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二批次上线143人，录取122人；三批次上线153人，录取124人；高职单考单招335人，自主招生及单独录取小类别招生38人。
对于浙江异地高考不设过渡期，有关省市回应说“浙江人口少，压力小”。浙江省教育厅表示，统计事实并非如此。在浙江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130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75.6%。
同时，在全国外来人口外省籍读书人数统计中，浙江省总量也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外来人口子女占全部学生的比例，浙江达到25%左右排在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
“其实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浙江老百姓开放、包容，平静地接受了异地高考这个新生事物。”刘希平说，“既没有人到省教育厅上访，又没有人写信表示抗议。”
在中国，教育被称为铁道部之后“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长期以来，“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普遍，各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盛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诟病。
浙江在整治高校招生特权、高考体育加分、中小学择校乱收费、异地高考等教育系统“顽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据悉，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曾肯定说：“经验典型，易操作，可推广。”
在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背景下，刘希平等主要亲历者首次披露浙江教育一些重大改革决策的内幕。
取消浙大“点招”特权
在国内教育界，“点招”被誉为普通高等学校尤其是名牌大学一块权力寻租的特殊领地，专属于有权有势人群的子女或教育圈内人士。普通老百姓及其子女知之甚少，也无法得到任何实惠。
从浙江省丽水市市长调任省教育厅厅长之初，就有好心的同志对刘希平说：“高考期间你要换一个手机号码，人也躲起来。”因为社会上对浙江大学等高校“点招”的需求大，方方面面找的人多，群众意见也很大。
用浙江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专员办公室主任陈金方的话说，高考“点招”就是高校额外追加的招生计划，不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同时，高校教职工子女只要上了高考一批次、二批次分数线，不一定达到本高校录取线就给予降分录取。
对于这些教育界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些高校几乎到了公开要价的地步。据教育内部知情者向记者介绍，一批次分数线600分左右，一些985、211高校的最低录取线在650分至660分以上。因此有的高校教职工表示，降低五、六十分录取其子女进入名校就读，比奖励100万现金、分配一套房子更令人激动。
“这方面，浙江大学数量比较多，包括学校与附属医院照顾录取的子女一年有几十人。”陈金方说。另一名知情者则向记者披露：“浙江大学能这样做，省内其他高校也照做；高校教职工子女能优惠录取，一些大学之外的人也参照享受。”
针对这个问题，浙江大学教职工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但是，听到省里要打破这项特权并先拿浙江大学开刀时，谁也不相信。就连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同志都私下说：“我们等着厅长写条子来。”
刘希平表示，2007年，省教育厅顶着各方压力，坚决取消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高校“点招”特权：省内所有招生计划一律通过高校招生计划管理系统平台编制和执行，对省内高校一律不留机动指标，对省外院校招生计划一律从教育部计划管理系统流转，绝不受理任何网外招生计划。“至今，省教育考试院也没有等到厅长写的条子。”刘希平说。
高校“点招”特权的破除让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蒋胜祥发现，权势家长还有一条“曲线救国”的路径，高考分数不高的学生，通过转学方式进入好大学的现象越来越多，该省随即在国家大学生转学条件上增设了一道门槛。
也就是说，要转入浙江省内高校就读的学生，其录取时的高考分数应当达到拟转入学校当年相同生源地学生的同批次投档分数，只能从好大学往下转，不能从录取分数低的大学向上转。全省大学生转学人数从2006年的354人降到了2013年的106人。
力削高考加分项目
进入2009年后，浙江高考体育加分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项目，几乎变成了地方权势家庭子女的“高考加分俱乐部”。
一组统计数据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浙江省高考体育加分共438人，“三模三电”有198人；2009年全省高考体育加20分者1003人，“三模三电”达到7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到省外参加比赛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再回浙江申请高考加分者，社会反响十分恶劣。
据刘希平透露，媒体2009年、2010年连续对浙江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监督报道给了省教育厅极大的压力，同时也是促使浙江省及全国整治高考体育加分乱象的主要动力。
高考体育加分乱到什么程度，连这名厅长都说：“看到加分名单以后十分害怕。”一是运动员等级证书造假或注水严重；二是比赛或测试组织不规范，替赛、替考现象严重；三是个别与体能、运动技能关系不大、更多靠运用器材等运动的赛事组织管理及评奖问题多。
“两、三个热心的人随意组合几个省的比赛就是全国大赛，然后就是什么人要加多少分。”省教育部门不认同这种“山寨”赛事，却遭到了省体育部门的指责：“省教育厅严重违法，没有权力剥夺二级以上运动员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
与此同时，一些培训中介机构的人出钱，组织考生家长上访要求省教育厅答复与解决。刘希平透露，“上访的学生家长就住在省教育厅对面的饭店，我们上班，他们也‘上班’。”时任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的吴永良则回忆：“被上访者围在里面，不准出来吃饭。”
“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鱼目混珠，根本搞不清楚。”从2009年开始，浙江对符合体育加分政策的考生进行省级统一测试认定；从2011年起，把包括体育加分、学科竞赛、思想品德等在内的所有奖励类项目高考加分分值均由20分降为10分，高考体育加分项目由32项限定为田径、篮球、足球、武术等8项，并明确到2014年“三模三电”不再实行高考加分。
在2011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等五部门规范和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中，除田径等8个项目之外，各省可酌情增加两个加分项目。对这项自行权力，浙江省体育部门说“规定可以用的，为什么不用”，省教育部门的意见是：“不用”。
通过这些措施，浙江大大减少了高考体育加分的寻租空间，把加分赛事由1000多项减至30项，一大批“东郭先生”被剔除出高考加分队伍，全省高考加分人数从2009年的1003人降到2013年的182人。 治理择校乱收费
随着媒体2011年对“瑞安市择校乱收费问题”的严厉批评。浙江省教育厅调查发现：真正有权有势的人择校未必交钱，或者交很少的钱，按价码真金白银交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一所学校择校率超过50%，还算择校吗？根本不是择校，而是变着法子把一些教育的支出负担转移给百姓。”所以，治理择校乱收费不像取消高校“点招”和高考体育加分那样只要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把关即可，这涉及到地方财政的“钱袋子”问题。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同省教育厅是业务指导关系，地方党委、政府根本不怕教育厅。但是，应该把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政策与要求，放到阳光下让全社会监督，让想择校的人不敢择校。”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介绍，浙江治理择校乱收费不是教育部门单打独斗。
据陈金方透露，在文件正式出台前，浙江省教育厅联合省纠风办、财政厅、物价局把24个择校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教育局局长请到杭州开座谈会，明确要求从2011年12月31日起严禁中小学入学与收费挂钩，违者将先处理人再处理事。
大多数人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人也担心做不到。其中，一位老同志对厅长说，“小孙子读书有困难。”得到的答复是，“浙江早就解决有书读的问题，小孙子读书没有困难，但是择校肯定不行。”
实施“零择校”与禁止人民教育基金会捐赠和入学挂钩，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质疑，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任泽民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省教育厅，省纠风办副主任说，谁要是违规就查处谁。”刘希平向记者透露。
其实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地方领导认识很早。绍兴市市长俞志宏在担任海宁市委书记期间，以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推行“零择校”。一个外地交流到海宁市任职的干部，想把孩子安排在户籍之外的学校就读，市教育局十分为难。俞志宏找那位同志谈话：“这是市委常委会做出的决定。”
公办中小学不准择校，民办学校则趁机组织考试争抢优质生源。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规范管理，民办学校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抵制：自主确定招生范围与方式是其法定权利，教育部门没有权力干涉。
浙江省教育厅请示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两者之间怎么把握，未得到明确答复。他们又去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方表示：发现有问题，但是现在法律没有修改，没有明确的答复。
在进退两难之际，省教育行政部门只好请民办学校开座谈会，并约定民办学校自主招生与方式必须有边界，民办学校的行为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发展素质教育的目标；从而实现70%摇号、30%面谈的招生模式。
“治理择校乱收费肯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老百姓舒服了。”据统计，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79个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行“零择校”，其余11个择校生比例降到5%以下。
异地高考不搞过渡期
2013年，全国11个省报名参加异地高考的学生共4390多人，其中在浙江省参加高考的有984名考生，占全国随迁子女考生总数的22.4%。
对于浙江当年制定政策当年放开异地高考，有一种意见说“太匆忙了”；连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都表示“来不及做准备”；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最好像其他省市一样搞一个两至三年的过渡期。刘希平表示，“浙江异地高考政策坚决不搞过渡期。”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孙恒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统计数据：2013年在浙江参加异地高考的984人中，实际录取650人。其中，一批次上线33人，录取31人。最高分理科717分，被上海财经大学录取。文科最高分636分，被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二批次上线143人，录取122人；三批次上线153人，录取124人；高职单考单招335人，自主招生及单独录取小类别招生38人。
对于浙江异地高考不设过渡期，有关省市回应说“浙江人口少，压力小”。浙江省教育厅表示，统计事实并非如此。在浙江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130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75.6%。
同时，在全国外来人口外省籍读书人数统计中，浙江省总量也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外来人口子女占全部学生的比例，浙江达到25%左右排在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
“其实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浙江老百姓开放、包容，平静地接受了异地高考这个新生事物。”刘希平说，“既没有人到省教育厅上访，又没有人写信表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