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我随“热辽南下工作团”第二大队第五小队来到江西南城县开展剿匪反霸工作。刚刚解放的南城县分为六个区，我被任命为第三区即株良区区长。株良区是六个区中面积最大的区，与南城南邻的黎川、南丰等县当时还没解放，我负责的该区里塔村（原伪乡政府所在地，现为里塔镇）与南丰相连，土匪活动最为频繁。因此，剿匪就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中之重。我刚到里塔时就遇到了一次险情。我带一名工作队员夜晚借宿一农家时，担任夜间执勤的一小战士打瞌睡，被几名前来暗杀“高区长”的土匪摸到了近前，幸亏当时我带来的一位区干部杨克先出来小解发现，我们才幸免于难。因此，里塔可说是当时南城剿匪的最前线了，路经南城的四野部队为此专门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协助我们剿匪。
　　
　　政策攻心
　　
　　在逃的伪区长胡长发，是流窜在当地土匪心目中的一面旗帜，活捉或控制住胡长发，是我上任后最关心的事情。在起初的数次剿匪行动中，胡长发都漏网了。一次，我得到胡秘密潜回家中的消息，便立即率领部队连夜扑向其家，但成惊弓之鸟的胡长发又在我们赶到前溜了。我便将胡的父亲、妻子带到区政府，向他们宣讲了我党对待投诚人员的政策，希望他们能识大局，规劝胡长发弃暗投明。为争取在短期内收到效果，我们将其妻“软禁”在区政府，而将其父放回去做胡长发的工作。果然，第二天，胡长发便在其父的陪同下携枪前来投诚。
　　我对前来投诚的胡长发的行动给予肯定，同时又严肃地向他指出，光你一人来投诚是不够的，你应该戴罪立功，动员你那些仍然在逃的部下也尽早弃暗投明。胡长发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又见我人民政府言而有信，他的家人安然无恙，表示愿配合人民政府收降其余土匪，将功折罪。在他的影响和劝说下，一些伪政府人员、土匪纷纷向人民政府投诚。但是盘踞在军峰山以梁傻子为首的一小股土匪仍在观望徘徊，并对前去劝降的胡长发提出了投诚的先决条件，要县公安局先释放他们的三个同伙。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同时立即开始部署武力进剿。这些土匪原本就是乌合之众，此时更是惊弓之鸟，同我们一接触便溃不成军，作鸟兽散。在我们的军事打击和政策攻心下，包括匪首梁傻子在内的土匪不得不乖乖地向我方投诚自首。
　　
　　依靠和发动群众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党一大政治优势，也是成功打开工作局面的重要法宝。我们刚到里塔时，因邻近的南丰、黎川等地尚未解放，大股土匪在三县交界处的活动相当猖獗，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蛊惑人心的宣传，使得当地老表对我们心存疑虑，对共产党了解并有好感的群众为数并不多。能不能使当地老表接近我们，相信我们，成为打开里塔工作局面的当务之急。
　　这时，随我一同进驻里塔的县自卫队二中队队长、原伪县自卫队起义人员李挺告诉我说，当地有一位叫张文斌的老人，曾在南昌、济南、热河等地做过法官，在当地威望很高，其子早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争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于是决定对他进行专程拜访。当时张文斌已60开外，虽然双目失明，但身体还很硬朗，说话声音宏亮。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得很是热情。他介绍说，他儿子叫张立芝，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八路军某团当参谋长，还在薄一波领导下工作过，现在不知下落，十分想念他。我赶紧告诉他，薄一波现在是中共华北局书记，你可以给薄一波写信询问儿子的下落。很快张文斌就收到了回音，得知他儿子现在在河南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没过多久，他儿子张立芝也回乡来探望了老父亲。张文斌老人对我们帮他找到了儿子很是感激，便积极为我们推荐积极分子，还不厌其烦地向当地老表做思想工作。由于他在当地威望高，发动群众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们便趁热打铁，因势利导，里塔的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追缴“快慢机”
　　
　　国民党军队溃败江西时，一些顽固的土匪头目、有影响的地头蛇趁机网罗地痞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占山为王。国民党也委以“反共救国军司令”、“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等头衔，利用其和我人民政府对抗。盘踞在南城、南丰和黎川三县交界处军峰山的“国民党豫章山区游击队第二大队”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大队长是曾任县伪参议员的恶霸地主危世龙，副大队长是先参加红军后投降国民党的范先仂，一、二中队长分别是曾任伪保长的恶霸地主张国 、曾和春。这支队伍人数多时曾达百余人，南丰、黎川相继解放后，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立即土崩瓦解，他们中的多数纷纷向我人民政府投降。我们仅从他们手中收缴的长枪就有70余支、手枪10余支、机枪一挺。但其主要头目仍在观望，不愿就范。
　　我分析这些头目此时已无和人民政府负隅顽抗的底气，只是有一些顾虑，于是就派李挺、吴桂槐前往土匪活动地去做说服工作。第二天我正在熙熙攘攘的当墟街上巡视，突然一身背斗笠，脚穿破草鞋，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在吴桂槐的带领下来到我面前，边鞠躬边说他身上有李挺给高区长的信。原来此人正是范先仂，他们将李挺扣作“人质”，而派范先仂来谈判。李挺给我的信大意是：他们愿意缴械投降，条件是他们中的一些外乡人希望政府提供回乡的路资，不愿走的请求政府在当地给予安置；他们还问投诚后要不要劳改。我对范先仂再次交代了人民政府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还写了信让范先仂带了回去。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豫章山区游击队第二大队”剩余土匪在其头目危世龙、范先仂和张国 、曾和春的带领下，携枪来到我指定的一小学集体投诚，但曾和春没有缴出手枪。后来李挺将四个匪首领到我的住地龙山寺，我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只要彻底交代、悔过自新，还是有出路的。说到这里，作贼心虚的曾和春抢先说有人举报他有一支“快慢机”，是想陷害他，坚决否认有枪。见他还抱有侥幸心理，我就故意走到屋外与前来协助我收降的县大队大队长刘胜华耳语几句。当我和刘刚回到屋内，曾和春“扑通”向我跪了下来，承认他藏有“快慢机”。原来，在我和刘大队长耳语时，他意识到“快慢机”再难以隐瞒，虽不情愿，也无奈地交出了“快慢机”手枪。至此，盘踞在南城、黎川、南丰周边的土匪基本肃清；剿匪的顺利进展，促进了当地的政权建设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