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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博古、李德等人曾考虑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但是，他们对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始终处于犹豫踟蹰中。直到9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阵地沦陷之后，苏区进一步缩小，在苏区内打破敌军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他们才被迫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李德等人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10月6日，敌军占领石城后，博古、李德等人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表现了不应有的“仓猝的出动”。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陆续撤出阵地，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瑞金、兴国、宁都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实行战略转移。从此，开始了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继续西进，至25日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8日，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15日，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敌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并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截击；桂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黔军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但是，这些部队彼此之间却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合力。另外，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又属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泽东建议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变被动为主动。然而，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仍然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一味命令红军西进，放弃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11月15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继续西进。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地渡过湘江，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这时，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可以迅速渡过湘江，减轻红军的损失。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愿意抛弃那些“坛坛罐罐”，部队行动十分缓慢，足足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致使中央红军与强敌连续进行了5昼夜的浴血奋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江，但是红军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至此，中央红军连同沿途的减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红二十五军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是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部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决定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共2980余人。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19日进入桐柏山区，准备创建新苏区。但是，由于该地区靠近平汉铁路，回旋余地狭小，省委遂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伏牛山挺进，寻求建立新苏区。22日，红二十五军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于11月26日进至王店地区。是日，气温骤降，雨雪交加。红军先头部队抵达独树镇时，突遭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攻击，情况十分险恶。政治委员吴焕先迅速赶到先头团，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向敌军发起猛烈反击。在危急时刻，徐海东率领后梯队第二二三团迅速赶到，当即投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于28日进入伏牛山。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该地区不便于建立新苏区，遂决定继续西进，于9日翻越蟒岭，进至雒南（今洛南）庾家河（今属丹凤）。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做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并将鄂豫皖省委改称为鄂豫陕省委。
庾家河战斗后，至5月初，红二十五军经过艰苦奋战，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还成立了鄂陕边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拥有人口近50万人。
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鄂豫陕苏区的创建，令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不安，于是纠集30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共鄂豫陕省委制定的的“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与敌展开周旋，7月2日在袁家沟口设伏，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取得反“围剿”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7月12日，红二十五军前锋直抵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西安城内大为震动，深入鄂豫陕苏区之敌纷纷撤出。至此，敌人对鄂豫陕苏区的“围剿”计划宣告破产。这时，中共鄂豫陕省委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已经会师，并有继续北上动向。为此，鄂豫陕省委于7月15日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
根据省委的决定，红二十五军于7月16日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征途。15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令集、兴隆镇地区，转入休整。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由兴隆镇出发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突破封锁线。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泾川县城以西徒涉涔河时，突然暴发山洪，河水猛涨，敌第三十五师第二?八团突然袭来。在红二十五军处境极为不利的时刻，徐海东立即指挥第二二三团第一营、第二营投入战斗，从正面实行反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共150余人，与敌军展开激战。他一面指挥部队进行猛烈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顶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在他的带领下，将敌全部歼灭，但是，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指战员陷入无比悲痛之中。
四坡村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在隆德等地积极开展活动，9月7日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徐海东改任军长。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进，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后，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长驱近万里，途经河南、湖北、陕西、甘肃4省，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博古、李德等人曾考虑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但是，他们对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始终处于犹豫踟蹰中。直到9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阵地沦陷之后，苏区进一步缩小，在苏区内打破敌军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他们才被迫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李德等人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10月6日，敌军占领石城后，博古、李德等人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表现了不应有的“仓猝的出动”。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陆续撤出阵地，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瑞金、兴国、宁都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实行战略转移。从此，开始了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继续西进，至25日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8日，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15日，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通过敌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并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截击；桂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黔军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但是，这些部队彼此之间却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合力。另外，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又属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泽东建议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变被动为主动。然而，博古、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仍然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一味命令红军西进，放弃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11月15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继续西进。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地渡过湘江，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这时，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可以迅速渡过湘江，减轻红军的损失。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愿意抛弃那些“坛坛罐罐”，部队行动十分缓慢，足足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致使中央红军与强敌连续进行了5昼夜的浴血奋战，掩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江，但是红军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至此，中央红军连同沿途的减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红二十五军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是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部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决定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共2980余人。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19日进入桐柏山区，准备创建新苏区。但是，由于该地区靠近平汉铁路，回旋余地狭小，省委遂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伏牛山挺进，寻求建立新苏区。22日，红二十五军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东进，于11月26日进至王店地区。是日，气温骤降，雨雪交加。红军先头部队抵达独树镇时，突遭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攻击，情况十分险恶。政治委员吴焕先迅速赶到先头团，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向敌军发起猛烈反击。在危急时刻，徐海东率领后梯队第二二三团迅速赶到，当即投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于28日进入伏牛山。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该地区不便于建立新苏区，遂决定继续西进，于9日翻越蟒岭，进至雒南（今洛南）庾家河（今属丹凤）。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做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并将鄂豫皖省委改称为鄂豫陕省委。
庾家河战斗后，至5月初，红二十五军经过艰苦奋战，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余人，还成立了鄂陕边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拥有人口近50万人。
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鄂豫陕苏区的创建，令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不安，于是纠集30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共鄂豫陕省委制定的的“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与敌展开周旋，7月2日在袁家沟口设伏，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1000余支，取得反“围剿”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7月12日，红二十五军前锋直抵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西安城内大为震动，深入鄂豫陕苏区之敌纷纷撤出。至此，敌人对鄂豫陕苏区的“围剿”计划宣告破产。这时，中共鄂豫陕省委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已经会师，并有继续北上动向。为此，鄂豫陕省委于7月15日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
根据省委的决定，红二十五军于7月16日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征途。15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令集、兴隆镇地区，转入休整。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由兴隆镇出发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接着，翻越六盘山，突破封锁线。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泾川县城以西徒涉涔河时，突然暴发山洪，河水猛涨，敌第三十五师第二?八团突然袭来。在红二十五军处境极为不利的时刻，徐海东立即指挥第二二三团第一营、第二营投入战斗，从正面实行反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共150余人，与敌军展开激战。他一面指挥部队进行猛烈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顶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在他的带领下，将敌全部歼灭，但是，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指战员陷入无比悲痛之中。
四坡村战斗后，红二十五军在隆德等地积极开展活动，9月7日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徐海东改任军长。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进，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后，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长驱近万里，途经河南、湖北、陕西、甘肃4省，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