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权力—知识—主体”是米歇尔·福柯权力理论与空间理论的逻辑链条。本文借助福柯的这一理论，研究《巴黎圣母院》中具有“全景敞视”空间特点的权力关系，通过分析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的特点，巴黎城区的布局阐发对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的思考。另外，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被看者”的自我规训。两部分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旨都在于研究《巴黎圣母院》的中权力关系引发的思考，并对其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
关键词：福柯；空间；权力；自我；《巴黎圣母院》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8-01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19世纪作家雨果的代表作。雨果既是一位伟大文学家，又是一位建筑爱好者。本文立足于福柯的权力与空间理论，来解读《巴黎圣母院》。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权力和空间理论探讨吉普赛人在巴黎人的文化空间中受到的权力的监控。一方面，种族歧视通过空间里的权力运作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小说中空间策略的运用能帮助读者理解以空间为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吉普赛人自我规训中主。
一、全景敞视中的“巴黎人凝视”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强调权力的空间化，认为权力充斥着空间，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物理性的空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监视空间中的个体，将其打造成一个新的主体。这种权力机制的完美体现是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它的透明化结构融合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设计理念。
换而言之，“圆形监狱“和“全景敞视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开阔的空间，能够一览无余将监控对象置于监视之中。建筑的构造便于一目了然，目光汇聚到一个中心，轻松实现观察。
在文本中，爱斯梅拉达作为目光的集聚点，巴黎人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她，并产生不同的印象。作为“被看”的爱斯梅拉达，在“全景敞视”中自然走入权力的关系中弱势的一方。爱斯梅拉达是弱势民族吉普赛人的代表，巴黎人是强势民族的一方，彰显社会权力对个体的监控和再造，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空间里，爱斯梅拉达成为强势文化监控的对象。在《巴黎圣母院》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自我”与“他者”的观察视角可以窥见作家潜意识中对吉普赛民族的排斥与歧视，从而表现巴黎人强势文化的优越感。特别是在《巴黎圣母院》最后第一十章第一节的“小鞋”中揭露爱斯梅拉达的身世之谜，通过母女各自保留的绣鞋，女修士和爱斯梅拉达相认，让这颗“中世纪的珍珠”不落入他人囊中。作者揭露美丽善良，自由纯洁的爱斯梅拉达的身份：她是修女丢失的女儿，是被吉普赛人偷去的女孩，并不是纯正的吉普赛人，给美丽的女郎赋予这样一个身世的结尾，也凸显了对吉普赛民族的一丝歧视，说明作者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民族的认可，带有对本土文化优越感的回归。
作者“天使化”爱斯梅拉达的形象并不是为了美化吉普赛民族，而是为了达到针砭时弊的现实目的：将爱斯梅拉达的率真勇敢与虚伪残忍的教会、昏庸腐败的封建王朝、卑鄙无耻的上流社会作对比，将矛盾的集合点统一到受排挤、受歧视的外来民族吉普赛人身上。另外，以吉普赛人的形象为主角，将其形象塑造的更加放肆出格，潜藏着对吉普赛民族底层地位与无法反抗命运的暗示。
二、权力关系中的自我规训
在福柯指出“圆形监狱”不仅实施监控，而且使监狱里每一个人逐渐自觉地接受改造，并自我规训，并将外在的压制转化成被监视者内在的精神负担，从而使外在的权力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灵，并操控其潜意识的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勒菲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所以，空间理所当然成为被监控者自我规训的手段。
爱斯梅拉达对弗比斯狂热的爱，不乏希望从异族人获得肯定与保护的目的，她希望通过与法国人弗比斯恋爱寻求在法国人中的认可，获得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爱斯梅拉达时刻处于“被看”的权力关系中，遭到陷害后没有安全感，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开始将法国人对吉普赛人外在的压制转化成内在的精神负担，从而实现“自我规训”。
“自我规训”表现在对吉普赛信仰的放弃。爱斯梅拉达在与法比约会时，沉浸在幸福中的她说出“领我加入您的宗教吧”，“我们这些埃及女子就只需要这个，只需要空气和爱情”。在爱斯梅拉达认为，抛弃自我的信仰，加入爱人的宗教，是吉普赛女郎为所爱的人能做出的最大的承诺，那是她为了与爱人结婚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对于吉普赛人来说，共同的信仰相当于认同，爱斯梅拉达抛却自我的信仰而为了他人改变，是她在自卑的情况下讨好法比的最终砝码。这些言语与行为侧面反映出爱斯梅拉达对吉普赛弱势文化的抛弃心理，企图通过靠近法国人的强势文化，完成“自我规训”，摆脱“他者”身份。
“自我规训”表现在对自身弱者身份的自卑感。当爱斯梅拉达说出“呵呸，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句话时，她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脸色苍白、悲哀地低下头，流露出自卑的神情。实际上，爱斯梅拉达与弗比斯完全不属于同一阶级，一个是法国巴黎的骑士，一个是吉普赛的流浪舞女。在 19 世纪的法国，等级观念是禁锢人们自由选择的重要束缚，更不用说异族通婚。可以看出，爱斯梅拉达对爱情关系的理解和态度甚至存在有卑微的倾向，她的内心缺乏自我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和种族平等观念。
三、总结
“权力—知识—主体”是米歇尔·福柯权力理论与空间理论的逻辑链条。其一，本文借助福柯的这一理论，研究《巴黎圣母院》中具有“全景敞视”空间特点的权力关系，通过分析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的特点，巴黎城区的布局阐发对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的思考。其二，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被看者”（在本文也称为“他者”）的自我规训。两部分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旨都在于研究《巴黎圣母院》的权力关系和种族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
参考文献：
[1]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静，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库贝洛：《流浪的历史》[M].曹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304 页。
[4]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7]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9 页.
[8]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颜旭慧（1993-），女，汉族，湖南株洲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福柯；空间；权力；自我；《巴黎圣母院》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08-01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19世纪作家雨果的代表作。雨果既是一位伟大文学家，又是一位建筑爱好者。本文立足于福柯的权力与空间理论，来解读《巴黎圣母院》。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权力和空间理论探讨吉普赛人在巴黎人的文化空间中受到的权力的监控。一方面，种族歧视通过空间里的权力运作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小说中空间策略的运用能帮助读者理解以空间为基础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吉普赛人自我规训中主。
一、全景敞视中的“巴黎人凝视”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强调权力的空间化，认为权力充斥着空间，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物理性的空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监视空间中的个体，将其打造成一个新的主体。这种权力机制的完美体现是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它的透明化结构融合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设计理念。
换而言之，“圆形监狱“和“全景敞视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开阔的空间，能够一览无余将监控对象置于监视之中。建筑的构造便于一目了然，目光汇聚到一个中心，轻松实现观察。
在文本中，爱斯梅拉达作为目光的集聚点，巴黎人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她，并产生不同的印象。作为“被看”的爱斯梅拉达，在“全景敞视”中自然走入权力的关系中弱势的一方。爱斯梅拉达是弱势民族吉普赛人的代表，巴黎人是强势民族的一方，彰显社会权力对个体的监控和再造，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空间里，爱斯梅拉达成为强势文化监控的对象。在《巴黎圣母院》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自我”与“他者”的观察视角可以窥见作家潜意识中对吉普赛民族的排斥与歧视，从而表现巴黎人强势文化的优越感。特别是在《巴黎圣母院》最后第一十章第一节的“小鞋”中揭露爱斯梅拉达的身世之谜，通过母女各自保留的绣鞋，女修士和爱斯梅拉达相认，让这颗“中世纪的珍珠”不落入他人囊中。作者揭露美丽善良，自由纯洁的爱斯梅拉达的身份：她是修女丢失的女儿，是被吉普赛人偷去的女孩，并不是纯正的吉普赛人，给美丽的女郎赋予这样一个身世的结尾，也凸显了对吉普赛民族的一丝歧视，说明作者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民族的认可，带有对本土文化优越感的回归。
作者“天使化”爱斯梅拉达的形象并不是为了美化吉普赛民族，而是为了达到针砭时弊的现实目的：将爱斯梅拉达的率真勇敢与虚伪残忍的教会、昏庸腐败的封建王朝、卑鄙无耻的上流社会作对比，将矛盾的集合点统一到受排挤、受歧视的外来民族吉普赛人身上。另外，以吉普赛人的形象为主角，将其形象塑造的更加放肆出格，潜藏着对吉普赛民族底层地位与无法反抗命运的暗示。
二、权力关系中的自我规训
在福柯指出“圆形监狱”不仅实施监控，而且使监狱里每一个人逐渐自觉地接受改造，并自我规训，并将外在的压制转化成被监视者内在的精神负担，从而使外在的权力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灵，并操控其潜意识的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勒菲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所以，空间理所当然成为被监控者自我规训的手段。
爱斯梅拉达对弗比斯狂热的爱，不乏希望从异族人获得肯定与保护的目的，她希望通过与法国人弗比斯恋爱寻求在法国人中的认可，获得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爱斯梅拉达时刻处于“被看”的权力关系中，遭到陷害后没有安全感，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开始将法国人对吉普赛人外在的压制转化成内在的精神负担，从而实现“自我规训”。
“自我规训”表现在对吉普赛信仰的放弃。爱斯梅拉达在与法比约会时，沉浸在幸福中的她说出“领我加入您的宗教吧”，“我们这些埃及女子就只需要这个，只需要空气和爱情”。在爱斯梅拉达认为，抛弃自我的信仰，加入爱人的宗教，是吉普赛女郎为所爱的人能做出的最大的承诺，那是她为了与爱人结婚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对于吉普赛人来说，共同的信仰相当于认同，爱斯梅拉达抛却自我的信仰而为了他人改变，是她在自卑的情况下讨好法比的最终砝码。这些言语与行为侧面反映出爱斯梅拉达对吉普赛弱势文化的抛弃心理，企图通过靠近法国人的强势文化，完成“自我规训”，摆脱“他者”身份。
“自我规训”表现在对自身弱者身份的自卑感。当爱斯梅拉达说出“呵呸，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句话时，她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脸色苍白、悲哀地低下头，流露出自卑的神情。实际上，爱斯梅拉达与弗比斯完全不属于同一阶级，一个是法国巴黎的骑士，一个是吉普赛的流浪舞女。在 19 世纪的法国，等级观念是禁锢人们自由选择的重要束缚，更不用说异族通婚。可以看出，爱斯梅拉达对爱情关系的理解和态度甚至存在有卑微的倾向，她的内心缺乏自我意识，男女平等意识和种族平等观念。
三、总结
“权力—知识—主体”是米歇尔·福柯权力理论与空间理论的逻辑链条。其一，本文借助福柯的这一理论，研究《巴黎圣母院》中具有“全景敞视”空间特点的权力关系，通过分析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的特点，巴黎城区的布局阐发对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的思考。其二，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被看者”（在本文也称为“他者”）的自我规训。两部分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主旨都在于研究《巴黎圣母院》的权力关系和种族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
参考文献：
[1]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静，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库贝洛：《流浪的历史》[M].曹丹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304 页。
[4]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7]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9 页.
[8]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颜旭慧（1993-），女，汉族，湖南株洲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