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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日本的右翼势力与一些政要经常发表讲话，在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的同时，也否定日本强征慰安妇及其罪恶。本文仅以日军在南京一地实施慰安妇制度8年的血铸的事实，反驳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一些政要的荒谬言论。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40多天时间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无耻，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担心日军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削弱，下令在南京筹建慰安所。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划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与发展。在日军统治的8年(1937年12月13日到1945年9月9日)期间，南京由于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最典型的地方。近几年，笔者与一些中、日学者一道，查阅了有关的中、日、韩文档案、报刊资料，同时查访了多名熟悉有关史事的“老南京”，查证了多家慰安所原址的房屋，查获了慰安所的门牌、告示及浴缸、榻榻米、安全套等有关用物，甚至还找到曾在南京做过慰安妇的中国妇女、朝鲜妇女本人或其家属，获得了她们的口述回忆资料。我们确认，除占领初期的临时慰安所难以统计外，日军在南京较长期设立的慰安所有40多家。
日军攻占南京初期，
各部队奉命自行设立临时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是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因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本、朝鲜籍的大批慰安妇尚未到达南京，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遂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用种种方法，抓获大批中国妇女，然后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公开劫掠中国妇女。难民李克痕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到裤裆触摸一下。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做慰安妇。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某师团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的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MinnieVautfin)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士兵井上益男(1915年6月生)当时奉命“警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所。晚年他回忆说：“南京陷落后，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警备。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他们是开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着枪。也有的时候一天来五六辆。一辆大概装20个女孩子。被送回来的姑娘是很少的。”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J．H．D．Rabe)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日军还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做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10次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40次之多。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数目众多，但为时不长，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与日军调防后，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由中国的地痞流氓
与伪政权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招募”、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进行商业性的经营。
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特务机关的大西等人，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乔鸿年是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与戏霸，与黑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关系。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来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把搜寻重点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同日军，从12月18日到20日，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又带着日本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22日，由汉奸创设的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该家慰安所由日军部正式委派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设售票员3人(其中2人为日本人)，记账员4人，还有女佣、杂役等，连同慰安妇共200多人；经费开始由日军部供给，后以卖票所得支付，还有盈余，都归大西所有。傅厚岗慰安妇多选年轻美貌者，专为日军将校服务，规定每天下午l时到5时接客，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3元，通夜10元；铁管巷慰安妇为普通日军士兵与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2元，但不准过夜。
1937年12月22日，日军特务机关在召集南京红十字会会长陶锡三等人讨论建立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就向他们提出为日军建立慰安所的要求。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L．S．C．smythe)当时就听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招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
1938年4月12日，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文，称：“呈为分设人民慰安所，仰祈鉴核，准予备案事 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 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保护，是为德便。”王承典立即批示：“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这张“呈文”原件现在收藏在南京市档案馆中)很快，所谓“人民慰安所”就正式挂牌营业。据现居住在贡院街15号204室的李甫老人(1912年生)证实说：“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此处建筑现已被拆除。
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曾一度受到日军当局的欢迎。但日军当局毕竟对之存在种种疑虑与顾忌。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对华实施所谓“新政策”后，日本当局不得不收敛起一些极易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霸道行为。于是，这类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或停办，或出让给日侨娼业主经营。
日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
日侨娼业主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更多的则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慰安妇开始多是日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朝籍慰安妇，后来被掳掠来的中国妇女不断增加。这类慰安所逐步成为“主流”。南京的中国居民以慰安妇的国籍分别称这些慰安所“日本窑子”、“高丽窑子”、“中国窑子”。这类慰安所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一是南京城南部，从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由于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的“日人街”所在地，并且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娟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据当时在这里一家小饭店做学徒的高成明老人(1927年生)在2005年11月21日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南京科巷当学徒，做面行，卖面条馄饨……科巷那里全是窑子，那时叫慰安所，二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有七八家呢!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也有中国窑子。墙上有牌子的。中国窑子里全是中国姑娘，里头有照片，有编号的。你找一号，一号就来接你。没有中国人进去的，只有翻译能进去。”这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由日军军部主办，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该建筑现改为江苏饭店。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位于南京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40多间房间，除一间办公，其余都是慰安妇“接待营业”的场所。此处部分建筑现还存在，慰安所遗留的日式浴缸、榻榻米及一些家具也保存至今。
“青南楼慰安所”。又名“菊水楼慰安所”。位于文昌巷19号白菜园大院，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作证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此处建筑遗址现还存在。
“东云慰安所”，又名“东方旅馆”。位于利济巷2号，原是一位有钱人杨普庆在战前建造的高级住宅区“普庆新村”的一部分——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朝鲜妇女。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1908年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朝鲜慰安妇。此处建筑遗址现还存在。
“故乡楼慰安所”。位于利济巷18号。这里是“普庆新村”的主体部分，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8幢，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的儿子张传铭(1931年生)作证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此处建筑遗址现在还存在。
“吾妻楼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与“东云慰安所”隔街相望。家住附近的沈玲老太(1927年生)在2003年1月陪同笔者前往实地调查，指着“吾妻楼慰安所”旧址说，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幅招贴，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作广告宣传。现在房子都已拆除了。
城南部其他慰安所还有：“浪花楼慰安所”，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筑紫屋军食堂”，这是以“食堂”名义提供性服务的变相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洪武路18号；“朝日屋军食堂”，由原“筑紫屋军食堂”改名；“大华楼慰安所”(亦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3号，现已拆除，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太平洋保险公司”大楼。
二是城北部下关一带。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因而驻防日军较多。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主要有：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为一幢三层木质结构的楼房。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接受调查时说：“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人售票，四周墙上挂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1号到25号。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最多。”我们查获到一块写有该所管理条文的木牌，此处建筑刚刚拆除。
“铁路桥慰安所”。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是一座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一家旅馆工作的刘聚才老人作证说：“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条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30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这个慰安所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那些女的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但那个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这个慰安所只对日本军人开放。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现铁路桥改名为惠民桥，原慰安所的平房已不复存在。
“鹤见慰安所”。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
下关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日华会馆慰安所”、“圣安里A所慰安所”(日本慰安妇)、“圣安里B所慰安所”(中国慰安妇)、“东幸升楼慰安所”、“煤炭巷慰安所”等。“东幸升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德安里14号。“煤炭港慰安所”位于惠民桥升安里。“大垣馆军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
三是城中部地区。因为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 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据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老人(1918年生)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鼓楼饭店老屋在1990年前后拆除。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19号。据童恩华老人(1923年生)证实说：“1937年我14岁，家住在玄武门。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后岗11号；我经常去姨妈家玩，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日军占据房子开妓院。”
城中部地区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等地。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初，有朝鲜籍慰安妇4人。其他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
“汤山慰安所”。汤山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有温泉，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又是南京外围的重要据点。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据经友发老人(1924年生)、刘幸福老人(1925年生)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在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两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也办了两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
日本军方对南京慰安妇的“管理”与摧残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名目繁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兵传染性病，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当局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内容有：(1)卫生检查：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2)使用规定：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套工具等；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号牌制度”，在部队中特设“补给副官”，其主要使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3)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不许随便外出，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上交日军军方；慰安妇若怀孕，则杀子留母；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等。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根本不被当做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
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又找到了一位活着的中国籍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于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不识字。约在1940年她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5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当地老百姓称这家慰安所叫“大婊子院”，汤山还有一家“小婊子院”——另一家慰安所。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她被日本人搞坏了身体，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
朝鲜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在1939年8月她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拔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进，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南京下关一家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那家慰安所，他所叫出的慰安妇的号头正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最后双双自杀。
南京的慰安妇们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做“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1944年六七月间，云南的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俘虏了4个朝鲜籍慰安妇，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东云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腹部隆起，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取出死胎，战后被送回朝鲜，摘除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没有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在南京查证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东云慰安所旧址。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胁迫成千上万的多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任何人妄图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40多天时间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无耻，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担心日军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削弱，下令在南京筹建慰安所。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划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与发展。在日军统治的8年(1937年12月13日到1945年9月9日)期间，南京由于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日本妇女以及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最典型的地方。近几年，笔者与一些中、日学者一道，查阅了有关的中、日、韩文档案、报刊资料，同时查访了多名熟悉有关史事的“老南京”，查证了多家慰安所原址的房屋，查获了慰安所的门牌、告示及浴缸、榻榻米、安全套等有关用物，甚至还找到曾在南京做过慰安妇的中国妇女、朝鲜妇女本人或其家属，获得了她们的口述回忆资料。我们确认，除占领初期的临时慰安所难以统计外，日军在南京较长期设立的慰安所有40多家。
日军攻占南京初期，
各部队奉命自行设立临时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一条途径，是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因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本、朝鲜籍的大批慰安妇尚未到达南京，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遂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用种种方法，抓获大批中国妇女，然后随意选择一些场所，建起各种不挂牌子的临时慰安所。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公开劫掠中国妇女。难民李克痕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到裤裆触摸一下。
日军还公然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中国妇女做慰安妇。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某师团派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的难民所，公然向该所的负责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女教授魏特琳(MinnieVautfin)要求挑选100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慰安妇。魏特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士兵井上益男(1915年6月生)当时奉命“警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所。晚年他回忆说：“南京陷落后，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警备。女子大学是专门收容女子的避难所。那里经常有日本的军官过来说‘进去一会儿’，就进校舍带走女孩子了。我们虽是警备，但看到军官们带走女孩子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上司嘛。他们是开着卡车来的。白天不怎么来。一天大概来两三辆。每次来的包括军官有四五人，其中三人拿着枪。也有的时候一天来五六辆。一辆大概装20个女孩子。被送回来的姑娘是很少的。”其他的难民所也都发生了日军强行征召慰安妇的事件。
日军还通过“难民登记”挑选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J．H．D．Rabe)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日军还用诡言诱骗来许多中国妇女，声称让她们为日军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做女招待等工作，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中去做慰安妇。1937年12月30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市中心的锏银巷带走，送到南京城中的一家日军医院。日军诡称让她们为日军官兵洗衣服。但到晚上，她们就被胁迫进慰安所，遭日军官兵的轮奸。年龄较大的妇女一晚被轮奸10次到20次，较年轻、美貌的多被轮奸40次之多。
这种由日军各部队自行开设的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数目众多，但为时不长，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与日军调防后，逐步为其他形式的慰安所代替。
由中国的地痞流氓
与伪政权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南京本地的一些汉奸地痞流氓，“招募”、胁迫、诱骗中国妇女，设立慰安所，进行商业性的经营。
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后不久，日军特务机关的大西等人，就指令汉奸孙叔荣、王承典等人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王承典向大西推荐，由乔鸿年承办慰安所。乔鸿年是南京著名的流氓地痞与戏霸，与黑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密切的关系。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来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乔鸿年把搜寻重点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同日军，从12月18日到20日，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交大西过目同意。乔乃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又带着日本宪兵从一些国民政府大员公馆内拉来上好家具装饰。12月22日，由汉奸创设的第一家慰安所便正式挂牌开张了。该家慰安所由日军部正式委派大西为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设售票员3人(其中2人为日本人)，记账员4人，还有女佣、杂役等，连同慰安妇共200多人；经费开始由日军部供给，后以卖票所得支付，还有盈余，都归大西所有。傅厚岗慰安妇多选年轻美貌者，专为日军将校服务，规定每天下午l时到5时接客，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3元，通夜10元；铁管巷慰安妇为普通日军士兵与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接客收日军军票2元，但不准过夜。
1937年12月22日，日军特务机关在召集南京红十字会会长陶锡三等人讨论建立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时，就向他们提出为日军建立慰安所的要求。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L．S．C．smythe)当时就听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招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
1938年4月12日，已经开办与主持多家慰安所的乔鸿年奉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文，称：“呈为分设人民慰安所，仰祈鉴核，准予备案事 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 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保护，是为德便。”王承典立即批示：“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这张“呈文”原件现在收藏在南京市档案馆中)很快，所谓“人民慰安所”就正式挂牌营业。据现居住在贡院街15号204室的李甫老人(1912年生)证实说：“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此处建筑现已被拆除。
由中国流氓汉奸与伪政权开设的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曾一度受到日军当局的欢迎。但日军当局毕竟对之存在种种疑虑与顾忌。在南京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对华实施所谓“新政策”后，日本当局不得不收敛起一些极易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霸道行为。于是，这类慰安所在南京逐步减少，或停办，或出让给日侨娼业主经营。
日军部直接开办或委托
日侨娼业主设立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第三条途径，是由日本军部自行开办，更多的则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慰安妇开始多是日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朝籍慰安妇，后来被掳掠来的中国妇女不断增加。这类慰安所逐步成为“主流”。南京的中国居民以慰安妇的国籍分别称这些慰安所“日本窑子”、“高丽窑子”、“中国窑子”。这类慰安所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地区：
一是南京城南部，从夫子庙到大行宫一带。由于这一带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是日本当局划定的日本侨民聚集的“日人街”所在地，并且靠近日军的兵营与许多军事机关，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娟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多而集中。据当时在这里一家小饭店做学徒的高成明老人(1927年生)在2005年11月21日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南京科巷当学徒，做面行，卖面条馄饨……科巷那里全是窑子，那时叫慰安所，二条巷、四条巷、利济巷、文昌巷都有，有七八家呢!全是楼房。有日本窑子，也有中国窑子。墙上有牌子的。中国窑子里全是中国姑娘，里头有照片，有编号的。你找一号，一号就来接你。没有中国人进去的，只有翻译能进去。”这一带的慰安所较大的有：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繁华的太平南路，由日军军部主办，公开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实际上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别的慰安所。该建筑现改为江苏饭店。
“松下富贵楼慰安所”。位于南京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40多间房间，除一间办公，其余都是慰安妇“接待营业”的场所。此处部分建筑现还存在，慰安所遗留的日式浴缸、榻榻米及一些家具也保存至今。
“青南楼慰安所”。又名“菊水楼慰安所”。位于文昌巷19号白菜园大院，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作证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此处建筑遗址现还存在。
“东云慰安所”，又名“东方旅馆”。位于利济巷2号，原是一位有钱人杨普庆在战前建造的高级住宅区“普庆新村”的一部分——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是年轻的朝鲜妇女。据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1908年生)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朝鲜慰安妇。此处建筑遗址现还存在。
“故乡楼慰安所”。位于利济巷18号。这里是“普庆新村”的主体部分，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洋房8幢，里面都是日籍慰安妇。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的儿子张传铭(1931年生)作证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此处建筑遗址现在还存在。
“吾妻楼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寿星桥口，与“东云慰安所”隔街相望。家住附近的沈玲老太(1927年生)在2003年1月陪同笔者前往实地调查，指着“吾妻楼慰安所”旧址说，当时这家慰安所大门上方，高悬大幅招贴，上书“扬州姑娘”四个大字，以作广告宣传。现在房子都已拆除了。
城南部其他慰安所还有：“浪花楼慰安所”，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筑紫屋军食堂”，这是以“食堂”名义提供性服务的变相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洪武路18号；“朝日屋军食堂”，由原“筑紫屋军食堂”改名；“大华楼慰安所”(亦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3号，现已拆除，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太平洋保险公司”大楼。
二是城北部下关一带。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因而驻防日军较多。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主要有：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为一幢三层木质结构的楼房。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接受调查时说：“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人售票，四周墙上挂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1号到25号。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最多。”我们查获到一块写有该所管理条文的木牌，此处建筑刚刚拆除。
“铁路桥慰安所”。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是一座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一家旅馆工作的刘聚才老人作证说：“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条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30多个妇女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妇女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国衣服。这个慰安所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那些女的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但那个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这个慰安所只对日本军人开放。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现铁路桥改名为惠民桥，原慰安所的平房已不复存在。
“鹤见慰安所”。隶属驻南京的日本海军部队。
下关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日华会馆慰安所”、“圣安里A所慰安所”(日本慰安妇)、“圣安里B所慰安所”(中国慰安妇)、“东幸升楼慰安所”、“煤炭巷慰安所”等。“东幸升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德安里14号。“煤炭港慰安所”位于惠民桥升安里。“大垣馆军慰安所”位于下关大马路。
三是城中部地区。因为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 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之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
“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据黄泥岗44号老住户刘毅老人(1918年生)证实说：“我家对面有个二层楼的慰安所，叫‘鼓楼饭店’，里面都是日本女人。日本大军官来时，有人站岗；小军官来时，没有人站岗，一般晚上来的日本军人多。”鼓楼饭店老屋在1990年前后拆除。
“傅厚岗慰安所”。位于城中心鼓楼之北，中央路之左。现地址为高云岭19号。据童恩华老人(1923年生)证实说：“1937年我14岁，家住在玄武门。当时我就知道傅厚岗有日本人的妓院。因我姨妈家住傅后岗11号；我经常去姨妈家玩，看到廖家房子里有许多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廖家房主当时逃走了，日军占据房子开妓院。”
城中部地区一带其他慰安所还有“珠江饭店慰安所”，位于珠江路；“满月慰安所”，位于相府营；“菊花水馆慰安所”，位于城东北部湖北路楼子巷25号；“共乐馆慰安所”。位于城东桃源鸿3号；“皇军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瑞福里；“上军南部慰安所”，位于城西铁管巷(现四环路)四达里。
四是城外郊区与浦口、江浦等地。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主要有：
“昭和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7号，创办人久山卜，日本广岛县人。
“日支馆料理店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3号，创办人沟边几郎，朝鲜人。
“一二三楼慰安所”。位于浦口大马路10号，创办人济道。
“江浦慰安所”。江浦县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日军在江浦县城及其辖下的汤泉镇等地建有多处据点。在这些日军据点近旁，日军方都设有慰安所，但慰安所较简陋，慰安妇人数也只有数人，专供驻防日军“使用”。如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中，在1945年初，有朝鲜籍慰安妇4人。其他日军据点也都设有类似的慰安所。
“汤山慰安所”。汤山位于南京以东的远郊区，有温泉，是著名的风景区与疗养地，又是南京外围的重要据点。驻防许多日军。日军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几家慰安所。据经友发老人(1924年生)、刘幸福老人(1925年生)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说：“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在抗战发生后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他的房子占下来做生意……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日本兵在休息天有个玩的地方。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两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也办了两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
日本军方对南京慰安妇的“管理”与摧残
由于南京的慰安所数目众多，名目繁杂，秩序混乱，事故频发，也由于要预防各慰安所向日军官兵传染性病，保护与提高日军的战斗力，日军当局十分重视对南京各慰安所的管理，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内容有：(1)卫生检查：各慰安所的床铺、厕所等需定期清洁消毒；慰安所的慰安妇都要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有性病者需治疗或驱逐。(2)使用规定：日军各部队官兵去慰安所的时间分配、费用价格、一次使用时间及必须使用避孕套工具等；有的日军部队还规定了到慰安所的“号牌制度”，在部队中特设“补给副官”，其主要使命就是安排、分发官兵去慰安所的出入证和号牌。(3)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严格检查监督，不许随便外出，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所得收入上交日军军方；慰安妇若怀孕，则杀子留母；当危急时刻，日军要先杀死慰安妇，然后撤退等。
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她们根本不被当做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有的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被虐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活着的，苟延残喘，没了灵魂，形同僵尸。若患有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妇女，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一位南京民间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
2006年4月，我们在汤山又找到了一位活着的中国籍慰安妇老人——78岁的雷桂英。她告诉我们，她于1928年生于汤山一个农家，不识字。约在1940年她12岁时就遭到日军的5次强奸。后来，她被住汤山的一家日本人夫妇雇去做保姆。当她到这家日本夫妇家后，才发现是被骗去做慰安妇。这家日本夫妇就是汤山高台坡慰安所的老板。当地老百姓称这家慰安所叫“大婊子院”，汤山还有一家“小婊子院”——另一家慰安所。雷桂英在刺刀与皮鞭下，每天要“接待”四五个日本官兵。直到日本投降，她才跑了出来。她已没有一个亲人。17岁她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医生检查后说，她被日本人搞坏了身体，永远不能生育了。她只得领养了几个小孩。最近，她的养子几经考虑，终于动员她母亲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
朝鲜籍慰安妇的命运同样充满血泪。曾于1939年至1942年在南京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做过3年慰安妇的朝鲜姑娘朴永心，在1939年8月她17岁时，被日方当局以招“女看护”为名骗到南京，送进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开始她不从，被日籍老板关进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饥饿、吊打，最后被迫沦为慰安妇，受尽蹂躏与折磨。有一次她来月经，下身血流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个日军士兵。她不愿意，那日本士兵竟拔出身上的佩刀，向她的脖子上猛然捅去。她惨叫一声，鲜血飞进，跌倒在地。幸亏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急救，才逃过一死。
日本籍慰安妇的命运也十分悲惨。刘聚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南京下关一家慰安所的一个惨痛故事：有一个日本军人去那家慰安所，他所叫出的慰安妇的号头正好是自己离别多年的妻子。夫妻两人抱头恸哭，最后双双自杀。
南京的慰安妇们除了在南京的慰安所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摧残与折磨外，还有许多更不幸的慰安妇被日军当做“军需品”，秘密押往中国与海外的其他战场，供那里的日军部队蹂躏。1944年六七月间，云南的中国军队反攻怒江西岸，俘虏了4个朝鲜籍慰安妇，其中就有那个曾经在南京利济巷东云慰安所中生活过三年、后被送往滇西的朴永心。当时她已怀孕几个月，腹部隆起，在激烈的逃生路上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被中国军队送到医院抢救，取出死胎，战后被送回朝鲜，摘除子宫。她再也不能生育。她也没有结婚。她从孤儿院收养了1个小孩，在艰难中活到了80多岁，活到了21世纪。我们南京学者与日本学者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在平壤找到了这位饱经沧桑血泪的老人。我们还在云南找到了她被日军强迫拍下的裸体照片；在南京查证了她当年被蹂躏的利济巷东云慰安所旧址。2003年11月，我们将这位老人先后接到了南京与云南。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说：“我的人生太苦了，几本书也写不完。”
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它长期地、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胁迫成千上万的多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与性工具，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野蛮与暴虐。这是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铁的事实!任何人妄图否定日本侵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罪恶，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