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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所推举出的劳模,都代表着该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健康向上的力量。
劳模,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在共和国的光辉历史上,各条战线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劳动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他们是推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发展的代表。
“五一”节的精髓
提起劳模,不得不提起“五一”国际劳动节。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可见,“五一”劳动节的精髓在于劳动者通过斗争,用顽强、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1920年,我国诞生了第一个“五一”节,1949年,“五一”被定为法定劳动节。1999年9月,国务院改革出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从此,一年一度的“五一黄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费热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新亮点,假日经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话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五一”劳动节承载了另一个历史使命,一批批劳模在“五一”劳动节诞生,给人们带来了砥砺和力量。
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时传祥、王进喜,到倪志福、郝建秀,从李素丽、徐虎、王选、袁隆平,到李斌、许振超、王建军、李银环、于凯等,我国劳模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折射中国60年社会巨变,体现中国主流社会劳动价值观念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老黄牛”式的埋头苦干是该阶段劳模的典型特征;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首次进入劳模行列,但“老黄牛”的本色不变,只是被知识化了;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知识型成为主流,参选人员变得丰富多彩,一线智能型职工、知识分子、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私营业主等尽在其中。
尽管每一时代的劳模群体也都呈现出多元的组合,以体现对不同劳动价值的肯定,但总的趋势,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正在从“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加巧干”,向知识型,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向转变。
这样的变化,与新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并逐步向世界开放的转变过程完全合拍。每一个时代所推举出的劳模,都代表着该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健康向上的力量。
劳模形象变迁
“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这支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曾激励过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争戴大红花。这种热潮向世人表明:劳动最伟大、劳模最光荣,劳动模范应成为人们心中最耀眼的明星。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向秀丽、郭凤莲、王崇伦等等,带动了整个一代人,他们的精神激励鼓舞和影响了一个时代。
这一时期,工人、农民作为劳模的主体,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都是那个群体中富有创新精神、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如果只是用“出大力、肯吃苦”来概括他们,其实是缺乏公允的。如“铁人”王进喜与他的钻井队已创下了月钻5009米的全国最高纪录;田桂英是中国首批女火车司机,她带领的女子包车组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创下了安全行驶3万多公里、节煤51.76吨的纪录;傅海泉,每年都要改进数十项生产技术。到1997年,他完成的技术革新达到了1000项;桂育鹏专长于金属切削刀具和工具的研究开发,有10项刀具技术获国家专利,曾获北京市和全国发明展览会金、银、铜4块奖牌。
1978年,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追认为全国劳模,这意味着社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肯定,意味着一个尊重知识分子时代的来临。
这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的开端,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形形色色的碰撞,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缔造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年代,也给人们留下更多困惑和矛盾。
2005年,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当选劳模,被看作是对体制外人员的一种认同。不过,在2005年评选的劳模(包括全国先进工作者,级别等同全国劳动模范)行列中,也出现了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以及一些私营企业主的身影。早先也有农民企业家(其实许多是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主)当选劳模,但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曲线当选”的。而在2005年,有30多名私营企业主首次入选劳模,其中包括曾经的大陆首富刘永好。
不管如何变迁,劳模有一个特质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是作出特殊贡献的人。
老劳模,您的生活还好吗?
劳模,作为民族精英、国家脊梁、社会中坚和人民的楷模,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党和人民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有不少退休或破产企业的老劳模们生活遇到困难,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劳模在晚年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
退休工资难糊口。根据调查,许多离退休或离岗的劳模中,一半以上是在工资改革前离退休的,年平均工资只在3000元左右,其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就医吃药难报销。目前已经退休的劳模,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企业单位退休的劳模,不但退休金低,而且医保金也不高,甚至不交医保金,年高体弱多病的老劳模就医吃药也靠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下岗劳模难就业。武汉市总工会成立“下岗劳模再就业服务专柜”仅一个月,来此申报登记的下岗劳模竟高达41人。拖欠工资难拿钱。主要是破产企业、特困企业的劳模工资被拖欠,甚至工资没着落。
造成老劳模目前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又有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础还很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政策模糊;二是该保未保;三是工资偏低;四是因病致贫。可以说,现在健在的老劳模们,都是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苦干的“老黄牛”,他们年轻力壮时付出多,身体透支多,年老了疾病也多起来了,许多没享受医保的劳模,只好拿自己每月三二百块“养命钱”再来救命;五是难以启齿。老劳模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组织培养教育,绝大多数人都具有较高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遇到困难从不向组织伸手,不会轻易向上开口,更不会发牢骚,有难处尽量自己克服。
当前,切实解决好劳模的生活困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早日送到劳模的心窝里尤为迫切。
劳模,是一个时代的标杆。
在共和国的光辉历史上,各条战线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劳动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他们是推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发展的代表。
“五一”节的精髓
提起劳模,不得不提起“五一”国际劳动节。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16816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可见,“五一”劳动节的精髓在于劳动者通过斗争,用顽强、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1920年,我国诞生了第一个“五一”节,1949年,“五一”被定为法定劳动节。1999年9月,国务院改革出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从此,一年一度的“五一黄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费热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新亮点,假日经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话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五一”劳动节承载了另一个历史使命,一批批劳模在“五一”劳动节诞生,给人们带来了砥砺和力量。
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时传祥、王进喜,到倪志福、郝建秀,从李素丽、徐虎、王选、袁隆平,到李斌、许振超、王建军、李银环、于凯等,我国劳模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折射中国60年社会巨变,体现中国主流社会劳动价值观念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老黄牛”式的埋头苦干是该阶段劳模的典型特征;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分子首次进入劳模行列,但“老黄牛”的本色不变,只是被知识化了;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知识型成为主流,参选人员变得丰富多彩,一线智能型职工、知识分子、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私营业主等尽在其中。
尽管每一时代的劳模群体也都呈现出多元的组合,以体现对不同劳动价值的肯定,但总的趋势,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正在从“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加巧干”,向知识型,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向转变。
这样的变化,与新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并逐步向世界开放的转变过程完全合拍。每一个时代所推举出的劳模,都代表着该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和健康向上的力量。
劳模形象变迁
“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这支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曾激励过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争戴大红花。这种热潮向世人表明:劳动最伟大、劳模最光荣,劳动模范应成为人们心中最耀眼的明星。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李瑞环、倪志福、郝建秀、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向秀丽、郭凤莲、王崇伦等等,带动了整个一代人,他们的精神激励鼓舞和影响了一个时代。
这一时期,工人、农民作为劳模的主体,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都是那个群体中富有创新精神、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如果只是用“出大力、肯吃苦”来概括他们,其实是缺乏公允的。如“铁人”王进喜与他的钻井队已创下了月钻5009米的全国最高纪录;田桂英是中国首批女火车司机,她带领的女子包车组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创下了安全行驶3万多公里、节煤51.76吨的纪录;傅海泉,每年都要改进数十项生产技术。到1997年,他完成的技术革新达到了1000项;桂育鹏专长于金属切削刀具和工具的研究开发,有10项刀具技术获国家专利,曾获北京市和全国发明展览会金、银、铜4块奖牌。
1978年,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追认为全国劳模,这意味着社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肯定,意味着一个尊重知识分子时代的来临。
这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的开端,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形形色色的碰撞,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缔造了一个流光溢彩的年代,也给人们留下更多困惑和矛盾。
2005年,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当选劳模,被看作是对体制外人员的一种认同。不过,在2005年评选的劳模(包括全国先进工作者,级别等同全国劳动模范)行列中,也出现了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以及一些私营企业主的身影。早先也有农民企业家(其实许多是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主)当选劳模,但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曲线当选”的。而在2005年,有30多名私营企业主首次入选劳模,其中包括曾经的大陆首富刘永好。
不管如何变迁,劳模有一个特质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是作出特殊贡献的人。
老劳模,您的生活还好吗?
劳模,作为民族精英、国家脊梁、社会中坚和人民的楷模,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党和人民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有不少退休或破产企业的老劳模们生活遇到困难,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劳模在晚年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
退休工资难糊口。根据调查,许多离退休或离岗的劳模中,一半以上是在工资改革前离退休的,年平均工资只在3000元左右,其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就医吃药难报销。目前已经退休的劳模,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企业单位退休的劳模,不但退休金低,而且医保金也不高,甚至不交医保金,年高体弱多病的老劳模就医吃药也靠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下岗劳模难就业。武汉市总工会成立“下岗劳模再就业服务专柜”仅一个月,来此申报登记的下岗劳模竟高达41人。拖欠工资难拿钱。主要是破产企业、特困企业的劳模工资被拖欠,甚至工资没着落。
造成老劳模目前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又有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础还很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政策模糊;二是该保未保;三是工资偏低;四是因病致贫。可以说,现在健在的老劳模们,都是上个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苦干的“老黄牛”,他们年轻力壮时付出多,身体透支多,年老了疾病也多起来了,许多没享受医保的劳模,只好拿自己每月三二百块“养命钱”再来救命;五是难以启齿。老劳模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组织培养教育,绝大多数人都具有较高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遇到困难从不向组织伸手,不会轻易向上开口,更不会发牢骚,有难处尽量自己克服。
当前,切实解决好劳模的生活困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早日送到劳模的心窝里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