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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郑振铎于1947年至1948年间向国立中央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开据了清单和收条。通过书单，客观揭示了当时郑振铎主持影印《玄览堂丛书》 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情况，以及郑振铎先生为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
关键词 南京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 郑振铎 玄览堂丛书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4.019
Abstract Zheng Zhenduo borrowed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etween 1947 and 1948， and issued lists and receipts. The book list objectively reveal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Zheng Zhenduo presided over the photocopies of Xuanlantang Series and China History Reference Atlas， as well as Mr. Zheng’s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photocopied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reer.
Keywords Nanjing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Zheng Zhenduo. Xuanlantang Series. China History Reference Atlas.
近日，筆者在整理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档案时，发现了1947年至1948年间中央图书馆与郑振铎之间往来的书单（以下称为“郑振铎书单”）。书单共有四份，其中两份是当时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屈万里交付郑振铎影印图书的书单，另两份是郑振铎收借图书的单据。通过这几份新见的书单，客观揭示了当时郑振铎主持影印《玄览堂丛书》 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情况，为研究这两部古籍影印出版的过程提供了实物，同时也反映出国立中央图书馆对郑振铎影印古籍的全力支持，以及郑振铎先生为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
1 郑振铎与中央图书馆之渊源
郑振铎与中央图书馆结缘始于1940年，是年受教育部委托，与张元济等人在上海抢购古籍善本，使大量珍贵古籍免遭日寇劫掠。2012年10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 在南京图书馆举行，其前言写道“抗战时期，为避免国家重要文献流落异域，中央图书馆联络上海、香港等地的文人志士，利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交的部分建筑经费，冒险搜购沦陷区书肆私家旧籍。从1940年至1941年，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爱国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1]，并由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居中联络，在不到两年时间，舍身忘我地搜购旧籍不下十余万册，其中有4800多部48000多册的善本古籍。这些古籍一部分藏匿于上海，一部分运往重庆，一部分滞留香港，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部分落入日军之手，逾百箱古籍被运往东京，直到胜利后才得回归故土。这次冒险曲折的行动，是我国现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搜藏图书之举，而且是在战争动乱中为之，真可谓得之不易，守之艰辛”。
另据中央图书馆档案记载“……本馆于此时，乃奉教育部之命，并得中英庚款会之助，筹抢购之策。当时蒋馆长曾侨装易名，亲赴上海，秘密组织机构从事搜集之肇。始于廿九年春，迄卅一年秋，将近三年收购，于是嘉叶堂、密韵楼、群碧楼以及袁寒云、张菦圃等旧藏之精华，悉为本馆所有。其间访寻购置，固费周章，而上海沦陷以后保存尤为艰苦……”，并称之为“吾国图书聚散史上值得纪念之史迹”[2]。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侵华期间，江南藏书文物即便不是毁于战火，也会被日寇掠夺。正是郑振铎等人的努力，这批中华珍贵古籍才得以保全，也丰富了中央图书馆馆藏。
2 南京图书馆藏新见郑振铎书单述略
郑振铎书单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中央图书馆交付郑振铎图书的书单，包括“第一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图1）“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图2）。二是郑振铎收到中央图书馆书后的收条（图3）。三是郑振铎向中央图书馆借书的书目单（图4）。今将书单内容表格化可清晰其眉目，见表1和表2。
3 郑振铎书单与近代古籍影印之关系
书单中所谓“预备付印之书”即是将古籍影印出版，而郑振铎在1947年至1948年参与的影印工作只有《玄览堂丛书续集》[3]《玄览堂丛书三集》[4]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5]。《玄览堂丛书》 的编辑早在郑振铎于孤岛搜集古籍时已开始进行，1941年《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出版，共收图书33种，均为珍稀明代史料。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又计划编辑《玄览堂丛书续集》 《玄览堂丛书三集》，后由中央图书馆影印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编于1947年，其编辑目是为了纠正学界只重文字而不重图的偏颇。经与今出版之《玄览堂丛书续集》 《玄览堂丛书三集》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比较，笔者整理出了书单中入选的书目。
（1） 入选《玄览堂丛书续集》：《龙江船厂志》 《工部厂库须知》。
（2） 入选《玄览堂丛书三集》：《皇朝本纪》 《今史》 《抄本蹴踘谱》 《弘光刊本雪窦寺志》 《皇明职方地图》 《大明律附例》 《增定四夷馆馆则》 《旧编南九宫谱》 《嘉靖新例》。
（3） 入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大明一统志》《抄本华夷译语》。
综上可知，郑振铎在抗战之后的古籍影印得到了中央图书馆的大力支持。经抗战间的搜集，及战后对泽存书库及东亚同文书院图书的接收，中央图书馆藏书蔚为大观，为郑振铎古籍影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我们也可了解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编辑并不是独立的，它是与《玄览堂丛书》 同时进行的。在所收到的图书中，郑振铎按不同的需求将图书分别编辑在不同的书中，从而达到不同的出版目的和出版效果，这一点值得我们现代出版者学习。 4 郑振铎书单的价值
4.1 《玄览堂丛书》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面世的重要见证
虽然从表面上看，郑振铎书单只是薄薄的几页纸，上面只是较为简单的书目罗列，但是将这几份书单联系起来，大致能够拼接出二十世纪两部重要的图书——《玄览堂丛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编辑过程。这两部书都面世于国家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这样背景下，珍贵典籍幸得存世，中华文明传承殊为不易，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郑振铎等杰出文人的胸怀和毅力。因此，这一过程的重现，亦是中华文明传承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1） 中央图书馆对将出版的书单进行第一次筛选。“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中《昭代典则》 《国朝献征录》 均用笔删去，且下注“此书暂不带沪，屈万里记”，是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屈万里对于交付郑振铎的书进行过一次删选。
（2） 经选定的书籍由专人负责送至上海郑振铎处。“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于书单最后附记“以上各书于二月廿八日由童药山先生带交郑西谛先生”，同年三月三日郑振铎有日记云：“阴。晨，有客来。发《图谱》 第一辑说明。童药山来。钱鹤林来。”[6]可知童药山确是带书至上海交付郑振铎。
（3） 鄭振铎接收图书，签署接收单据。“1948年10月16日之收条”及“1948年10月20日之借条”同属于接收单据，来人将郑振铎的单据带回以作为借书凭证。
（4） 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前次所借图书带回。“第一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中的《龙江船厂志》《宋西事案》 书名上均有“还”字，且《宋西事案》下另附“二月二十七日由屈万里先生带回”，可知郑振铎使用完或不需要的图书均由工作人员赴沪时随即带回。
4.2 研究明代史料的重要书目
郑振铎书单中除了《宋西事案》 外均为明代史料，可见这些书单中的书目主要还是为了《玄览堂丛书》 服务，《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很可能只是一个“副产品”。1941年郑振铎在初次编《玄览堂书目》 的自序中说：“今世变方亟，三灾为烈，占书之散佚沦亡者多矣，及今不为传布，而尚以秘惜为藏，诚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经史古著，传本不鲜，尚非急务。独元明以来之著述，经清室禁焚删夷，什不存一，芟艾之余，罕秘独多，所谓一时怒而百世与之立言。每孤本单传，若明若昧，一旦沦失，便归澌灭。予究心明史，每愤文献不足征，有志搜访遗佚，而数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余种，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长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于世。”[8]可知《玄览堂丛书》 是以明代史料为中心的一套丛书，其价值王重民先生《读玄览堂丛书》及顾廷龙先生《玄览堂丛书提要》 所述甚明。
1949年郑振铎前往香港之时曾致信顾廷龙：“玄览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续印下去，则仅此四十册亦可成书，乞商之慰堂兄为荷。”而今出版之《玄览堂丛书》 只有三十册，可见郑振铎所选的书并未完全收入。今通过郑振铎书单我们可以发现，除了“1948年10月20日之借条”中的书多已收入《玄览堂丛书三集》，另外三份书单中的书有不少并未影印出版。所以通过这样一份书单，我们将来可以继续编纂《玄览堂丛书》 四集、五集等等，这对古籍影印出版及明史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
5 结语
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郑振铎书单”，纸页虽薄，犹重千斤。其既是一份真实的学术研究资料，体现着郑振铎对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事业所思所想所做，也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档案，见证着一代文人志士为中华文化之传承所作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EB/OL].（2012-10-19）[2017-09-10].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hdtg/njlib_ntzlxs/201210/t20121019_114228.htm.
国立中央图书馆珍本图书展览[A]//国立中央图书馆档案（1948）.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续集[M].影印本.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民国三十六年）.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三集[M].南京：南京图书馆，1955.
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郑振铎，陈福康.郑振铎日记全编[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册[M].扬州：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
关键词 南京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 郑振铎 玄览堂丛书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4.019
Abstract Zheng Zhenduo borrowed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etween 1947 and 1948， and issued lists and receipts. The book list objectively reveal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Zheng Zhenduo presided over the photocopies of Xuanlantang Series and China History Reference Atlas， as well as Mr. Zheng’s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photocopied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reer.
Keywords Nanjing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Zheng Zhenduo. Xuanlantang Series. China History Reference Atlas.
近日，筆者在整理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档案时，发现了1947年至1948年间中央图书馆与郑振铎之间往来的书单（以下称为“郑振铎书单”）。书单共有四份，其中两份是当时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屈万里交付郑振铎影印图书的书单，另两份是郑振铎收借图书的单据。通过这几份新见的书单，客观揭示了当时郑振铎主持影印《玄览堂丛书》 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情况，为研究这两部古籍影印出版的过程提供了实物，同时也反映出国立中央图书馆对郑振铎影印古籍的全力支持，以及郑振铎先生为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
1 郑振铎与中央图书馆之渊源
郑振铎与中央图书馆结缘始于1940年，是年受教育部委托，与张元济等人在上海抢购古籍善本，使大量珍贵古籍免遭日寇劫掠。2012年10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南京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 在南京图书馆举行，其前言写道“抗战时期，为避免国家重要文献流落异域，中央图书馆联络上海、香港等地的文人志士，利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交的部分建筑经费，冒险搜购沦陷区书肆私家旧籍。从1940年至1941年，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爱国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1]，并由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居中联络，在不到两年时间，舍身忘我地搜购旧籍不下十余万册，其中有4800多部48000多册的善本古籍。这些古籍一部分藏匿于上海，一部分运往重庆，一部分滞留香港，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部分落入日军之手，逾百箱古籍被运往东京，直到胜利后才得回归故土。这次冒险曲折的行动，是我国现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搜藏图书之举，而且是在战争动乱中为之，真可谓得之不易，守之艰辛”。
另据中央图书馆档案记载“……本馆于此时，乃奉教育部之命，并得中英庚款会之助，筹抢购之策。当时蒋馆长曾侨装易名，亲赴上海，秘密组织机构从事搜集之肇。始于廿九年春，迄卅一年秋，将近三年收购，于是嘉叶堂、密韵楼、群碧楼以及袁寒云、张菦圃等旧藏之精华，悉为本馆所有。其间访寻购置，固费周章，而上海沦陷以后保存尤为艰苦……”，并称之为“吾国图书聚散史上值得纪念之史迹”[2]。从中可以看出，在日本侵华期间，江南藏书文物即便不是毁于战火，也会被日寇掠夺。正是郑振铎等人的努力，这批中华珍贵古籍才得以保全，也丰富了中央图书馆馆藏。
2 南京图书馆藏新见郑振铎书单述略
郑振铎书单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中央图书馆交付郑振铎图书的书单，包括“第一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图1）“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图2）。二是郑振铎收到中央图书馆书后的收条（图3）。三是郑振铎向中央图书馆借书的书目单（图4）。今将书单内容表格化可清晰其眉目，见表1和表2。
3 郑振铎书单与近代古籍影印之关系
书单中所谓“预备付印之书”即是将古籍影印出版，而郑振铎在1947年至1948年参与的影印工作只有《玄览堂丛书续集》[3]《玄览堂丛书三集》[4]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5]。《玄览堂丛书》 的编辑早在郑振铎于孤岛搜集古籍时已开始进行，1941年《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出版，共收图书33种，均为珍稀明代史料。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又计划编辑《玄览堂丛书续集》 《玄览堂丛书三集》，后由中央图书馆影印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编于1947年，其编辑目是为了纠正学界只重文字而不重图的偏颇。经与今出版之《玄览堂丛书续集》 《玄览堂丛书三集》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比较，笔者整理出了书单中入选的书目。
（1） 入选《玄览堂丛书续集》：《龙江船厂志》 《工部厂库须知》。
（2） 入选《玄览堂丛书三集》：《皇朝本纪》 《今史》 《抄本蹴踘谱》 《弘光刊本雪窦寺志》 《皇明职方地图》 《大明律附例》 《增定四夷馆馆则》 《旧编南九宫谱》 《嘉靖新例》。
（3） 入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大明一统志》《抄本华夷译语》。
综上可知，郑振铎在抗战之后的古籍影印得到了中央图书馆的大力支持。经抗战间的搜集，及战后对泽存书库及东亚同文书院图书的接收，中央图书馆藏书蔚为大观，为郑振铎古籍影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我们也可了解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编辑并不是独立的，它是与《玄览堂丛书》 同时进行的。在所收到的图书中，郑振铎按不同的需求将图书分别编辑在不同的书中，从而达到不同的出版目的和出版效果，这一点值得我们现代出版者学习。 4 郑振铎书单的价值
4.1 《玄览堂丛书》 《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面世的重要见证
虽然从表面上看，郑振铎书单只是薄薄的几页纸，上面只是较为简单的书目罗列，但是将这几份书单联系起来，大致能够拼接出二十世纪两部重要的图书——《玄览堂丛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的编辑过程。这两部书都面世于国家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这样背景下，珍贵典籍幸得存世，中华文明传承殊为不易，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郑振铎等杰出文人的胸怀和毅力。因此，这一过程的重现，亦是中华文明传承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1） 中央图书馆对将出版的书单进行第一次筛选。“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中《昭代典则》 《国朝献征录》 均用笔删去，且下注“此书暂不带沪，屈万里记”，是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屈万里对于交付郑振铎的书进行过一次删选。
（2） 经选定的书籍由专人负责送至上海郑振铎处。“第二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于书单最后附记“以上各书于二月廿八日由童药山先生带交郑西谛先生”，同年三月三日郑振铎有日记云：“阴。晨，有客来。发《图谱》 第一辑说明。童药山来。钱鹤林来。”[6]可知童药山确是带书至上海交付郑振铎。
（3） 鄭振铎接收图书，签署接收单据。“1948年10月16日之收条”及“1948年10月20日之借条”同属于接收单据，来人将郑振铎的单据带回以作为借书凭证。
（4） 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前次所借图书带回。“第一次由京提交郑西谛先生预备付印之书”中的《龙江船厂志》《宋西事案》 书名上均有“还”字，且《宋西事案》下另附“二月二十七日由屈万里先生带回”，可知郑振铎使用完或不需要的图书均由工作人员赴沪时随即带回。
4.2 研究明代史料的重要书目
郑振铎书单中除了《宋西事案》 外均为明代史料，可见这些书单中的书目主要还是为了《玄览堂丛书》 服务，《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很可能只是一个“副产品”。1941年郑振铎在初次编《玄览堂书目》 的自序中说：“今世变方亟，三灾为烈，占书之散佚沦亡者多矣，及今不为传布，而尚以秘惜为藏，诚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经史古著，传本不鲜，尚非急务。独元明以来之著述，经清室禁焚删夷，什不存一，芟艾之余，罕秘独多，所谓一时怒而百世与之立言。每孤本单传，若明若昧，一旦沦失，便归澌灭。予究心明史，每愤文献不足征，有志搜访遗佚，而数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余种，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长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于世。”[8]可知《玄览堂丛书》 是以明代史料为中心的一套丛书，其价值王重民先生《读玄览堂丛书》及顾廷龙先生《玄览堂丛书提要》 所述甚明。
1949年郑振铎前往香港之时曾致信顾廷龙：“玄览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续印下去，则仅此四十册亦可成书，乞商之慰堂兄为荷。”而今出版之《玄览堂丛书》 只有三十册，可见郑振铎所选的书并未完全收入。今通过郑振铎书单我们可以发现，除了“1948年10月20日之借条”中的书多已收入《玄览堂丛书三集》，另外三份书单中的书有不少并未影印出版。所以通过这样一份书单，我们将来可以继续编纂《玄览堂丛书》 四集、五集等等，这对古籍影印出版及明史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
5 结语
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郑振铎书单”，纸页虽薄，犹重千斤。其既是一份真实的学术研究资料，体现着郑振铎对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事业所思所想所做，也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档案，见证着一代文人志士为中华文化之传承所作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EB/OL].（2012-10-19）[2017-09-10].http：//www.jslib.org.cn/pub/njlib/njlib_hdtg/njlib_ntzlxs/201210/t20121019_114228.htm.
国立中央图书馆珍本图书展览[A]//国立中央图书馆档案（1948）.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续集[M].影印本.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民国三十六年）.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三集[M].南京：南京图书馆，1955.
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郑振铎，陈福康.郑振铎日记全编[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册[M].扬州：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