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绝不是为了玩弄文字技巧。这是郑智化多年以前一首叫做《单身逃亡》的歌曲中的一句词，用来形容我的一些感受，我想，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在电脑里放进一张我哥们儿李延亮的《火星滑雪场》的CD，一边敲键盘一边心想，操，丫真他妈是一天才。下午王泽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从美国回来了，你已经腰缠万贯了，可得请我吃饭啊。哈，腰缠万贯了，有意思。不小心泄露了OICQ号码，一下子进来那么多《中外少年》的老读者，我跟他们说，别好奇了，你们觉得怎么怎么样的王磊也就不过如此。他们还是不死心，"如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唉！--我知道你们的期望，我也希望我能做得更好，想一想既然实在没法一遍遍地解释，干脆就告诉这本杂志的读者们所关心的一些我的个人问题，看来，还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和白描的手法来写这篇文字，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其实，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并不是受打口文化（如果打口也算是"文化"的话）影响很深的人。颜峻在《北京新声》那本书里好像写了什么"献给打口的一代"，也许他想成为兰州、北京乃至中国的打口领袖，我想这应该没我什么事儿。还有邱大立，有个头衔叫什么"广州卡口教父"，好像在他眼里，不怎么听打口的我算不上什么乐评人，所以他才在《南方都市报》和《通俗歌曲》上不止一次揶揄我。这些我全都不在乎，让他们玩儿他们的吧，我既没认为自己是什么知名乐评人，也没认为我跟打口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没工夫在这些问题上跟别人争来争去。
　　我不得不停下来仔细想想，这几年来，到底有什么线索自始至终贯穿了我并不完整的青春？我所能够想出来的，一是我暗恋了好几年的那个女孩和纯真年代，一是卡夫卡、萨特和存在主义，一是八十年代经典华语老歌和摇滚乐，这其中，不包括打口。1996年我混进大学，在那所鸡零狗碎管得极严的师范大学里，我在一种几近绝望的死气沉沉的悲哀心境下，度过了大一的一个学期。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决定努力活着，去吸收各种历史系里的教授和身边的同学认为是异端、另类的玩意儿，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收集打口CD和打口带。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所购买的第一批打口CD里，包括LindaRonstadt、KennyRogers、Poison、NeilYoung、EricClapton等歌手和乐队的唱片，为了听这些唱片，当时作为班长的我，还专门逃课回家，因为家里有CD机。当时除去从我们大学的地摊上，我还从我家附近的广播学院的地摊上买过打口，而打口圣地五道口、海淀图书城什么的，我虽然去过，但遗憾的是并没淘到什么"尖儿货"，而再加上我不太喜欢一张CD被打掉几首歌，所以也就没怎么在淘打口上太下功夫。所以说老实话，打口的东西我收集得不多，而能数出的最好的"尖儿货"，也就是TheBeatles著名的双红、双蓝精选，据后来认识的拥有上千张打口CD的央视的一哥们儿说，在北京能有双红和双蓝的打口的主儿，都是特牛×的。我不禁哑然，其实在我的上千张CD里，打口的也许只有不到10张，这是实情。也因此我才会说，其实打口文化对我并没有什么太打的影响。
　　大学念到一半，也许是由于稿子写得很多，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也许是由于我对没有被打掉歌曲和切去一角封套的正版唱片的偏好，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大量购买正版CD，打口就更是日渐远离了我的生活。
　　后来我喜欢的那个女孩从日本回国，我们有过一些长谈的机会，她十分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偏执的单相思和另类的思想，你没有正常的青春。--其实，我真的不在乎，我留长发的时候被人认为是愤青，我在外企做白领的时候被人认为是小资，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外企做白领的时候，恰恰正是留着长发。所以我说，不用去管别人怎么看，重要的是活出你自己，你的成长期里有打口，那打口就影响了你的成长；你的青春期里什么都没有，你就没有什么鸟感觉，管他的呢。
　　文/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