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来，南京接连出现一些博士、高校老师跳楼事件。不久前，笔者所在高校的一名老师就选择了跳楼轻生。实话说，除了轻生者身份牵连到自己所在的高校之外，实在没有激起大家内心太多的波痕。或许每天非正常死亡的新闻滚滚袭来，早已让我们麻木。
　　然而，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把轻生者对教学环境的愤怒、情爱的追求当成看不穿的“俗事”来鄙夷。甚至逝者的一些同事把自身定位成“忘世、忘情”的隐士，认为逝者的极端行为仅仅是对“俗世”太过在意而已。还用《红楼梦》来解读逝者的裸体，其实也逃不出俗之又俗的老套思维。甚至有的人提议，我们即使要死，也要轰轰烈烈地去当回“谭嗣同”，学习为家为国的往圣先烈。
　　细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些人在鄙视所谓的情爱俗事的同时，却把自己的生存价值全部都交予了国家。于是就让我们疑问，这些所谓的“忘世、忘情”，躲在书斋的知识分子们，真的是因为自己心灵境界的高远，还是现实的权力没有给他们招安的机会？所以，我并没有看出这些“道学者”们有多少的超然意识，相反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因為郁郁不得志，没有机会靠近权力核心，而刻意地去做个闲云野鹤式的“逍遥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伦理观，烛照和指引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心中那个隐隐的春秋梦，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之下，人的境况区别绝对不是“穷”与“达”的二元分立。相反，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个奔跑在从“穷”到“达”的路上的孩子。或许，有的人因为他的爸爸是“李刚”，有的人因为目标明确，勤奋努力，会很快上升到“达”的境界。但更多的人，在岁月的磨砺之下，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庸常的世界：风吹雨打之后，任凭我们的人生慢慢“三俗”下去。
　　避免轻生者的悲剧重演，我们不仅不能把自己简单超度，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存价值定位成一种国家主义式的权力献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漫长过渡带上面，应该有着更为广阔的公共参与空间，一旦我们把人生的价值交织于复杂的世俗交往之中，让个体的命运嵌入进“形而下”的社会之内，我们的视野与心胸或许才能更加开阔。
　　但这些也通通不是我们选择告别生命的理由。原因很简单，恰恰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责任的世俗世界之中。轻生者，你或许完成了自身精神上的解脱，但绝对地辜负了一份最真挚、也是最“世俗”的亲情之爱。无论身边的这位逝者有多少理由去拒绝生命权，但他留下孤独的父母绝对是个大大的错误。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更该把自己融入于烟火气息浓厚的公共世俗之中，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把口号喊得当当响，更不要刻意地去选择逍遥避世。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努力地把手头事情做好，照顾好自己，善待好亲人；如果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用围观的力量渐进地改变不义规则；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请把你情绪尽量地传播；而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把你身上的责任系牢。
　　世间再无轻生者，而我们，依然要在这个世界里，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