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不到一百天，律师张红霞接到了一份“特别”的调解：一名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的中考生，告了他的父亲。
　　案情并不复杂。原告的父母早在2016年离婚，由母亲抚养，但父亲只支付了2018年6月前的抚养费。如今面临中考，生活和学习的各项费用都将大幅增加，因而请求支付拖欠的抚养费17300元。
　　“虽说分数不代表全部，可在人生第一大考面前，衡量案件的核心就是不给即将中考的孩子造成心理负担……”身为人母，张红霞很快打开当事人的心扉。经调解，父亲同意按时支付抚养费，并分期归还拖欠的14700元抚养费。
　　“身为律师，我用专业知识进行调解、解决问题时，更是考虑到了角度，尽量用最合适的方法去处理纠纷。”张红霞说。
　　张红霞就职于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她口中“律师调解”始于2017年，是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之后，又一独立的调解模式。明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党委副书记李军律师告诉记者，当前，律师调解分为多种形式：“诉调对接”（律师在法院参与调解）是最常见的一种;其次还有“公调对接”（律师在派出所、社区参与调解）、“律所调解”（律师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等参与的调解），以及公共法律援助中心（站）的律师调解，这种情况在基层较多见。
　　“律师调解”试点启动两年多以来，在获得一定实践经验的同时，运行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更快，更专业：重大群体案件在两月内结案

　　免租一个月，损失40亿。疫情期间，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免租善举获得一阵好评，一些地方的免租政策也相继出台，协助企业渡过难关。今年3月，中山市某镇某建材城40余家租户在请求免租时，双方却纠纷不断。
　　“根据地方文件要求，出租人免除的租金，我已经按租户应交租的比例，全部予以免除。”该建材城的第一承租人说，自己还在该基础上额外免除了3万元租金，“可以说仁至义尽”。
　　可租户当中却有不同的声音：承租人从出租人处承租了物业，提高租金后再转租给他们，尽管免除了出租人的租金，提高的部分仍十分高昂，“遇到疫情仍不让利，令人气愤”。
　　基于此，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唐丽斌律师参与了此次公益性质的律所调解。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唐丽斌理清争议焦点，解答了租户的疑惑：“减免租金是针对承租国有物业的承租人，但对于市场运营主体的出租人，该政策文件仅是鼓励。”同时也对承租人提出合理建议：“建议第一承租人从疫情期间造成各方损失的比例，考虑减免的方案是否有调整的空间。”
　　两次调解会议后，承租人作出了进一步退让，各方顺利达成调解。
　　“律师参与调解，可以发挥专业优势、诉讼职业技能，通过识别争议焦点，以讲法释理的方式重点突破，引导双方理清各方权利义务责任、分析维权途径及成本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双方快速、和谐解决纠纷。”唐丽斌说。
　　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胡朝阳对此深有体会。作为试点法院之一，2017年10月，德阳市旌阳区法院成立了四川省首个律师驻法院调解工作室，胡朝阳是这里的一名常驻调解员。

　　“我的感受是，律师调解可使结案的时间更短，更有利于克服双方当事人间的一些障碍。”胡朝阳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他处理过一起涉及款项500万元的纠纷，通过线上联系三方当事人，5天内便顺利达成调解。根据调解协议，被告公司须在2020年5月31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70余万元。“一般的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审理、判决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加之疫情原因，估计需时更长，而律师调解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成功调解一起案件。”
　　记者采访多名律师后发现，律师调解的高效，在疫情期间体现得更为明显。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的特邀调解员郑克坚律师，近日参与了一起“云调解”，他利用在线视频功能联系双方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帮助原告讨回了6年未还的30万元欠款。“在线律师调解+在线司法确认，当事人无需舟车劳顿，就能案结事了。”
　　“由懂法的律师来调解，能够在面对纠纷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说服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让步。”胡朝阳说。
　　2019年4月，广东省东莞市某资源回收公司因经营困难，拖欠了562名农民工工资。一时间，大批农民工不断聚集，一场重大群体事件一触即发。当地暖心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依照相关规定，接受了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
　　承办律师连续多日逐一短信、电话沟通解释，经过半个月的积极引导，超过95%的农民工接受了调解。最后，承办律师监督公司按时发放了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约480万元。
　　一个562人的重大群体案件，在2个月内被高效调解结案。

挑战与希望：如何让律师调解更有效顺畅？

　　截至4月22日，旌阳区法院调解与速裁中心共接受案件3542件，调解成功率28%。如何提高调解成功率，仍然是摆在当前律师调解的一大考验。
　　“对于一般争议不大的案子，以老法官的姿态，讲讲人生道理，调解调解压一压，还是能达成不错的效果。但有的调解纯粹是拖延时间，当事人并不是真正满意，事后甚至有些反悔。”记者采访一名律师表示，调解成功与否，除了案件本身，也与律师的态度、单位的作为有关。“相关制度不够明朗，有些律师事务所也成立了调解办公室，但真正发挥作用不明显。”
　　旌阳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何采玲认为，前期调撤率偏低，与调解的流程制度有关。“ 以前什么案子都接，有的案子内容复杂、矛盾尖锐，本就不适合调解，案件委派上对调解员的擅长领域也没有针对性，现在方方面面都有了更规范的调整。”
　　4月22日，李军处理了一起成都肖家河派出所移交的“公调对接”调解。因公司股权转让问题，两个外甥用拳头“招呼”了他们的亲舅舅、舅妈。了解案情后，李军在调解室釋法说理，历经6小时成功化解了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当前，调解的案件类型大部分是民事、行政方面的，如婚姻、工伤、交通事故、劳动争议、拆迁、医疗纠纷等，也有一部分治安纠纷，刑事案件一般不在调解范围。”李军说。
　　此外，群众对律师调解的接受度不够，一些当事人脾气暴躁，油盐不进，甚至出尔反尔，也是律师调解面临的难题。胡朝阳感慨道，这十分考验调解律师的耐心与专业素养，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就能做好的。
　　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参与调解，需要克服多方困难，付出和收入却不成正比。“调解的价值追求与律师天然的商业逐利性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当前，律所律师参与调解一般是免费或象征性收费，法院入驻律师的收入也仅是来自内部的微薄补贴，“调解不能‘有情饮水饱’。有些调解律师在办公室坐班一个月，还不如外接一个案子赚得多。”
　　调解经验丰富的律师邹梦涵认为，对于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律师调解应当采取不同的机制，通过必要的宣传来改善大众对律师调解的认知，增强大众的认可。同时，加强事后审查机制，建立惩戒与信用体系等考核制度，降低各种违规操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