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来清华的，1955年留校。到现在，我在清华待了60年。
　　刚进清华那会，清华还很小，路中间是詹天佑修的那条铁路，现在挪了位置。那时候刚解放，我19岁，一腔热血是对国家欣欣向荣的期待。刚进大学那会，班里组织了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去看圆明园，那是民族的耻辱；一件，是去爬八达岭长城，那是民族的骄傲。
　　清华的老师，早些时候都是清华自己培养的，在这里上七八年学，然后继续留校搞教学搞科研。说实话，我在清华读书的四年，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整天搞运动。但是，清华的精神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刚留校那会，钱伟长是我们系里的老师，我负责行政，每个月给他送工资。他就一直和我说，要掌握牢固理论，不要随随便便就动手。这些口传心教，一点点的影响我。
　　清华成立国学院，梁启超就提倡“著书立说”，我理解的是学问要研究扎实，成体系，这是清华早就有的传统。
　　这些年，我认为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精神：自强不息。
　　刚毕业那会，我到了机械系。我的领导就批评我搞科研太慢了，他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搞科研，你应该像电影里一样，在前面冲锋……”说完，接着把我拉到保密室去看美国一个侦察机，他们的轴承转得很快，是因为有一种特殊材料。让我去搞那个特殊材料。当时，什么条件也没有，硬是搞出来了。后来，让我搞离心机，就给我一张草图，也是什么也没有，我们十几个人，十个月就搞出来了。克服一切困难，搞科研。
　　但在专注科研的这条路上，因为历史原因，清华走了一些弯路。
　　50年代，学苏联。苏联的教育体系里，有两个特点。一个高校理工分家；一个是高校不搞科研只搞教学。我们心里都觉得这样不科学，私底下，心里都不赞成。能怎么办呢？那些年，清华的理科被分到了北大，清华的校长就开始大量的设置新专业。包括，工程力学，工程物理学，工程化学……等等。在各个理科学科前面加上了工程。这样，看上去是工科了，实际上还是理科的内容。那时候，清华还以教学的名义建立了科研实验室。看上去是搞教学，实际上还是搞科研。
　　从反右开始，到后来的“大跃进”，再到庐山会议，每次，清华都被抓走一批人，都是一些坚持科学精神的老师。我有好几个同学，都被抓了。当时，我也思想不通。但是又不能对着干。所以，我是白天搞科研，晚上写检查。那时候，我是双重人格，整个心态很别扭。“大跃进”那会，搞超声波和大炼钢铁，我都没参与，我觉得是违背科学的。我被批判为“骄傲自大，自己觉得比党还聪明”。 还给我扣了三个帽子。
　　清华的另外一个宝贵的精神，是行于先。
　　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是北大、清华两个高校老师一起住的，刚入住那会，没有通水，下水道也有问题，北大的老师就写报告，向上面反映情况，也写大字报到处贴。我进去入住的时候，一看，哪里不行，自己动手赶紧修，修完了接着装修，然后很快就入住了。清华的老师一般都是我这样的，自己动手干。
　　我现在搞的这个实验室，好几个亿的项目，没有花清华一分钱。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科研项目，写报告向国家申请经费，或者自己到企业做调查。学校也一般不会给我们提具体的要求。我甚至觉得，清华的校长很好当，各个老师都自己要求自己，有了想法，接着就行动了，没那么操心。路上遇见顾秉林，我们聊天，他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都是自己在要求自己。清华的老师就是这样。你看，在清华，大家讨论一个话题，接着两三天就有人去做出来了。动手能力强。
　　清华最宝贵的，并且对我影响最深的也就是这两个精神，这是好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中国周刊记者张友红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