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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华政委……”想当年，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们记住了交城；多少年后，因为华国锋陵墓的修建，交城再一次被人们瞩目。
人说山西好风光，省会太原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破旧。沿街看到雾蒙蒙的街道，人们大都穿着暗色系的衣服，两边的建筑像是蒙上了一层灰，油腻腻的挥之不去。
相比之下，交城要显得轻盈明怏许多。街道宽阔、平整，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不像太原那般拥挤，错落有致的楼房都有崭新的外立面，大小店铺和各色招牌也尽量以整体划一的姿态示人，甚至连那些青砖瓦屋的老房子，也都在沿街的一侧刷上了淡淡的白漆。
“交城还挺清爽的!”我在第一时间把类似的观感告诉当地人。他们听后大多笑得诡异而尴尬。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最近整个吕梁市正在大搞“三项整治”，作为下属小县的交城，无论是街道装饰、环境卫生，还是交通秩序，都得随时接受上级领导的不定期抽查。所以说，不是这里比太原好多少，而是我刚好赶上了交城最干净的时候。
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第二天，交城就刮起了大风。只见漫天尘土打着旋儿狂舞，飞腾而起的纸片、塑料袋儿和烟蒂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样，横冲直撞地袭击你的脸和脖颈。晚上回到宾馆，我脱下衣裤一抖，地上落了细细一层尘土。
一
不是交城人不讲卫生，实在是因为这里太缺水了。
在县城十公里外的洪相乡广兴村，沿街的墙上隔几步贴一张号召大家集资灌溉的告示。上面写的大致内容是，一年一度的引水灌溉季节又到了，因为上游水库需要先收8-10万元才肯放水，村委会将从公共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但不足的部分尚需村民们按每亩地40元的标准补齐。
村民们告诉我，因为天旱，这几年差不多每到这个季节，村委会都会组织一次类似的灌溉活动。但是，种田本身就不怎么赚钱，如果连浇水都需要付水费，一年下来基本上等于白干，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甚至还会往里面倒贴，所以当地村民都宁愿让地荒着，也不太愿意花钱买水灌溉。
的确，交城农田抛荒、半抛荒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了。我在县城近郊和远郊的几个村子分别转了转，除了几户种植大棚蔬菜和果树、松苗的几户，大部分农民家里的田都荒着。
交城县位于吕梁山脉与太原盆地的交汇处，西北有吕梁山，东南面有太岳山和太行山，暖湿气流不容易在此交汇，所以降雨量偏少，而且每年的降水很不均匀。在当地，老百姓有“十年九旱”的说法，偶遇暴雨之年，这里会引发山洪，形成涝灾。
地方学者对此做过相关统计。一份介绍当地重要河流文峪河的公开资料显示，从明朝成化十六年(1480)到1995年，交城及周边区域共有106个旱灾年，其中78年为“大旱”或“特大旱”，而大致重合的明弘治四年(1491年)至1977年时段，该区域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频率是34次。
这些，都让交城主管水利的父母官们如芒在背。
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里，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执政交城的现山西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于近仁写到，“1986年、1987年，县里组织财力、物力在城北边山的磁窑河水库和瓦窑河水库下游打了若干深水井，组成一个供水井群，专供城镇用水，使全城居民吃上了自来水。但由于地下水源不足，边山供水井群的水量取决于两个边山水库的蓄水状况。水库水量过少时，井水量会骤然下降，并影响城镇供水。而每年汛期到来以后，两个病险水库到底是蓄水还是放水，又会成一个举棋难定的问题。蓄水吧，山洪到来会有冲决库堤的危险，下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受到直接威胁；放水吧，遇到大旱，城镇供水便成为大问题。”
但对于生活在当下，并未经历过太多水灾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如何抗旱、用水，才是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头等大事。
眼看今年玉米的播种季节就要来了，牛大妈有点犹豫。她是广兴村一名普通村妇，家里有良田3亩，这几年一直种植玉米，收成好时，可以收获上千斤，足够家里十几只羊吃的了。但若是不浇水，收成就难免要打一些折扣，这样，连羊的口粮也要从外面购买了。
“你说，这样的天气，会不会下一场大雨呢?”我到访的那天是个大阴天，乌云密布，牛大妈一脸期待。
二
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交城山》，背后也有跌宕曲折的水故事。
大约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端午节，黑压压的两伙人聚集到文水县峪口村，这是一个与交城县交界处的村子，距离广兴村不远。在墙壁斑驳的河神庙前，两伙人焚起高香，支起油锅，一场惨烈的竞技游戏即将展开。
第一个出场的是司仪，当着众人的面，他往滚烫的油锅里投进十枚铜钱，然后他现场做出两个纸阄儿。让紧接着上台的19岁的交城青年张秋发和文水县的另一名壮汉分别抓取。两个县的村民为各自的代表充当起拉拉队，同时过来助阵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县长。因为即将决定的，不是个人的输赢，而是两个县可以浇水的天数。
秋发抓到的阄儿是“后”，所以，他和后援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抓到“先”的文水壮汉把手伸进油锅，眼疾手快地捞铜钱出来。一枚、两枚、三枚……壮汉在规定时间内，足足捞出了七枚铜钱!交城人当时就震惊了。颇为无奈的秋发强打起精神，咬紧牙关也伸手去捞，把个手臂烫成了“玉米棒”，才终于把剩下的三枚铜钱全部捞上来。
最后，司仪宣布：在未来三年的用水季节，文水县可以每月浇水七天，交城每月浇水三天。双方百姓互相监督，都不能逾期。
以上这些情节，见于影视文学剧本《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作者陈有唐是一位交城籍退休医生，今年有70多岁了。这次来交城，我特地到他家拜访，老人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的耳朵已经有些聋了，聊起天来有些费劲，但兴致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中途，他甚至还专门央老伴骑车出门，把一位80多岁的抗战老兵梁昭乃请过来，一起跟我聊。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和各项建设，曾于上世纪70年代联合创作过舞台剧剧本《甘泉渠》，但中间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未能排演。90年代退休回家后，医生陈有唐又重新打磨剧本，删繁就简，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最终完成了目前在网上可以读到的样子。
翻阅这两部剧本的手稿，我为两位老人的匠心所打动——他们不是硬邦邦地直接讲历史、讲流传在交城的民间传说，而是巧妙地将民歌《交城山》唱词的几次演变巧妙地融合到了故事里，因而看起来饶有兴味。
比方说，在上面这则“油锅捞钱”故事里，他们安排一个名唤“秀儿”的姑娘出场，她是捞钱勇士张秋发的青梅竹马，因为替自己的乡亲父老鸣不平，又担心秋发哥性命的安危，爱好唱歌的她脱口唱出了这样的句子：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
只有莜面烤酪酪，还有那山药蛋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 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
陈有唐向我解释，这则后来流传颇广的山西民歌，最早的来源其实是《割莜麦》，它原本只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劳作时的号子，后来因为其曲调简单、易记，在旋律上也比较灵活、自由，当地人就拿它来填上自己喜欢的句子，用以抒发不同的情感，咏唱当时的生活。
具体到秀儿唱的这首，里面释放的其实是交城人积攒了好多年的凄怨情绪——不管是现实中牛大妈一家仰仗的上游水库，还是剧本里秋发拼死力争的灌溉用水，其源头都是文峪河，这是一条发端于交城西北部山区的大水，但在流淌过程中，却因为山涧的阻隔，不能为交城百姓所用，直接流到了文水县的地界，以至于世世代代交城人用这条河里的水，都得从文水县境内引出水源，中间难免要看人家的脸色。
三
中间形势一度好转，是下面两件事：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主抓红区革命和生产的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华国锋考虑到此前一年冬天当地没有下雪，决定带领大家疏浚战争中损毁的河道，重修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的甘泉渠。交城人无不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部队却掌管着交城、文水等地的实际政权，他们担心八路军借疏浚水渠之名暗修战壕，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搞破坏。也因为如此，当地的老百姓越发站在了共产党这边。最终，水渠修好时，当地百姓唱出了《交城山》的新版本——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碧水青山那个景色美。
交城的大山里出了个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
打鬼子除汉奸，减租减息兴水利，
哎咳哎咳闹腾得热火朝天。
解放以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文峪河上修建水库，加固沟渠，又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公路，交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另一套歌词又诞生了——
如今的交城山交城的水
浇了那个交城它浇文水
交城的大山里有的是好茶饭
大米白面玉茭子，还有那山药蛋
汽车那个上来，马车那个下
如今咱们坐的都是那好车马
至此，一切好像要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了。可现实并非如此。
1976年2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中共交城县委向当时的吕梁地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力陈现有沟渠无法满足本县边山地带灌溉需求的现实，申请在自己县境内修建第二座文峪河水库，并修建新的沟渠。彼时，华国锋已成为代总理，其故乡的工程申请自然是一路绿灯。
1977年1月，山西省委特意把昔阳县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堂调到交城来，此人曾经以“先洽坡后治窝”思想发展农业，是那个年代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用意显然是让他来带领交城人尽陕完成水利工程。
逢山打洞，遇沟架桥，交城人民很快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浩大工程里。也就是在这一期间，医生陈有唐和由部队转业成电力系统干部的梁昭乃萌生了创作舞台剧《甘泉渠》的想法，他们还找来一位当时在县晋剧团工作的编导帮忙，不久之后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但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影响随之而来。陈有唐等人编写的剧本《甘泉渠》很快被认为是在宣传个人崇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而那个由陈有堂带领的水利工程，短命得更早。1979年6月，它就莫名其妙地被列为缓建工程而停工了。
四
聊起华国锋，交城人没有不说他好的。包括陈有唐和梁昭乃在内，他们给我讲了华的一堆好事。
华生在交城，长在交城，那里有他儿时的师长和朋友。据说，当地有个名叫李彬的九旬老人，曾经与华国锋是同学，早年华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李彬曾经写信给他，拜托他跟地方上的领导打个招呼，给自己高中毕业的儿子安排个工作。照理说，这对华国锋来说，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最后李彬等来的，却是华亲自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言辞恳切地请求他宽宥。华在信里说，自己身为革命领袖和人民公仆，尤其应该以身作则，理应为了全国人民，而不是自己家那点私利。为此，李彬既感动，又汗颜。后来，他时常拿出这封信来，给周围的人看。陈有唐说，他就亲眼看过这封信，“情真意切，字也写得很工整。”
按照山西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华国锋自1949年赴外任职以后，回家乡的次数总共只有三次。山西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于近仁在他的散文《非常记忆》里，记录了华1991年春天回交城时的一个小细节：那是他第二次回家，刚好碰到的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华老体恤民情，不仅给一行随从专门开了节约用水的会，他自己和夫人也率先垂范，在交城整整一个星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于近仁目睹此情，开始觉得内疚，后来是深深的感动。
华国锋当年住过的房子现在还在，是那种上百年的老屋了，产权并不属于苏家(华国锋本名苏铸，其子女和家人仍遵循原来的姓氏)，据说是以前在县城的学校读书，父母带他租的房子，而且中间还搬过一次家。如今，这两处老房都还在，早已归还了原来的房东，里面现在住的，都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华的哥嫂均已去世，两个侄子还生活在交城，一个曾担任过交城县统战部部长，目前已经退居二线，另一个则承包了县城里的一家医药企业，从来不问政事。
“或许正因为这些，交城人对华老才没有半点怨言，尽管他曾经身居高位，却没能给这里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说这话的是一名31岁的本地青年，他在县城边上的成村工业区开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事业算是刚刚起步。
在交城，除了深山里的煤矿和水泥厂，平川地区的机械加工产业也是当地经济的一大经济支柱。以前面提到的广兴村为例，像牛大妈那样的普通农民，之所以一年只种一季玉米，仍然能维持温饱水平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有大量类似的小工厂。
这一天，31岁的小老板开着他的小车带我到成村工业园参观，那是一个占地不足百亩的小型园区，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全部都是私营企业。我们随便走进一家机械类的加工厂，红砖砌起的围墙里面，屈指可数的几间高屋就是他们的厂房了。由于刚早上七点，工人们都还没有上工，那些生产用的模具和报废的生产件凌乱地躺在地板上，显得颇有些狼藉。小老板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这里的工厂其实有点像传统的手工作坊，跟那些大型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完全不在一个能量级上。相应地，他们生产的产品，一般也都是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又或者是精细件的粗加工阶段。
即便如此，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里，云集着这么多象征城市工业文明的机械加工厂，还是让人感觉诧异。小老板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又笑了笑，“其实，说华老没给交城带来好处，也不完全对。七八十年代时，有一批机械加工类‘三线’企业落户交城，很难说跟华老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很可惜，后来一搞军转民，很多厂子都倒掉了，现在我们这儿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一家上规模的企业。”他说。
五
从某种程度上看，现在的交城的确还 有些封闭。设在县城5公里外的交城火车站，自今年1月9日起才开始通车，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公交车可以直通县城，只有一辆中途经过这里的小公交为多拉活儿，每到有火车到站时，过来捎几个乘客。
县城显得格外小，沿着环路一路步行，从南环走到北环，也不过是20分钟左右的路程，所以，县城里面没有公交车。开往郊区农村的公交分为两种：一种是近郊平川区的短途公交，每半小时发一趟，相对正规一些；另一种是跑远郊深山区的长途公交，每隔50分钟发一趟，可能是路远的缘故(单从运营里程上看，县城到西北部山区比到太原还要远)，售票员们显得特别急躁，经常用呵斥的语气喊乘客上下车。
大约在年初的时候，交城第一次有了正规的出租公司，所以现在大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出租车，起步价4块，之后每公里加价1块2，看上去挺正规，可就是没有发票。出租司机们总是很抱歉地跟我说，“我们是新公司，票都还没发下来呢!”
人们的思想也相对陈旧。31岁的小老板跟我诉苦，他说，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很不容易：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在工厂里当学徒，成年后辗转好几家大一点的厂子，努力学整套的机械加工技术，等到铸造、焊接、车铣、制图等全都学会了，也还是不能独立办厂。除了资金，人际关系是最大的制约。土地、用电、用工许可、工商执照审批等一大堆手续，没有后台和背景支持，几乎是没有可能办下来的。好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是村官，而且亲戚家也有一个濒临倒闭的机械加工厂，所以他干脆承包过来做，慢慢闯出路来了，再独立出来自己做。
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小老板说，山西人喝酒厉害，为了疏通关系或追讨欠款，他曾经喝伤过肠胃，后来治好了，也没有办法，遇到必须喝酒的场合，还得照样硬着头皮喝。
尽管如此，他还是庆幸自己熬出来了。现在，他有老婆，有孩子，有车子，还有一个固定资产五六十万的厂子，日子过得算是不赖。在交城，大量同样年纪的年轻人还在拼死拼活地在工厂里干活儿呢。这里几乎所有的机械加工厂都采用计件制，工人们为了多赚钱，总是加班加点地干，完全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当地的贫富分化显得越发明显。参观完工业园区后，小老板又带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儿，仅仅从各家各户的房子上看，生活条件就很不相同：有的人家盖起了三层小楼，用厚厚的水泥包裹着，像坚固的炮楼；有的还住在祖辈传下的百年老屋里，墙壁依然是土坯的。
和千千万万知名或不知名的地方小城一样，交城也在竭尽全力地努力发展经济。出现在各种政府公文和街头公共广告里的，多半是“招商引资”、“开放搞活”“建设宜居名城”等一类的词汇。
甚至连华国锋陵墓的安置，也被无形中赋予了旅游开发的色彩。
2008年8月，87岁的华国锋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静静走完一生，按照其生前的遗愿，家人决定把他的骨灰带回交城。据说，早在选择安放地址之前，华的家人就一再声明，“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但后来实际出来的效果却令人瞠目：大理石的步道、365级台阶、占地约2000平米的纪念广场，无论怎么说，都显得隆重而恢宏。也因为如此，此举遭到了国内多家媒体的点名批评，吓得交城县政府赶紧辟谣，说那不是“华陵”，而是“吕梁英雄纪念广场”，而且总投入也不像报道中所说那样，多达百亿元，陵墓、广场在加上同时建的晋绥革命纪念馆三项工程，总的造价将不会超过3000万元。他们甚至还紧急封闭了那里的参观权，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概不得放行入内。
似乎只有交城本地人才懂得里面的良苦用心。一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送我一本内部刊物，上面有署名“交城县发展改革局”的一份分析报告，里面明确无误地写有“以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建设为契机，激活交城旅游业”等字样。
不过，这位公务员后来一脸严肃地反问我，“交城作为一个革命老区，落后东南沿海那么多，想要借势发展一下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
人说山西好风光，省会太原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破旧。沿街看到雾蒙蒙的街道，人们大都穿着暗色系的衣服，两边的建筑像是蒙上了一层灰，油腻腻的挥之不去。
相比之下，交城要显得轻盈明怏许多。街道宽阔、平整，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不像太原那般拥挤，错落有致的楼房都有崭新的外立面，大小店铺和各色招牌也尽量以整体划一的姿态示人，甚至连那些青砖瓦屋的老房子，也都在沿街的一侧刷上了淡淡的白漆。
“交城还挺清爽的!”我在第一时间把类似的观感告诉当地人。他们听后大多笑得诡异而尴尬。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最近整个吕梁市正在大搞“三项整治”，作为下属小县的交城，无论是街道装饰、环境卫生，还是交通秩序，都得随时接受上级领导的不定期抽查。所以说，不是这里比太原好多少，而是我刚好赶上了交城最干净的时候。
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第二天，交城就刮起了大风。只见漫天尘土打着旋儿狂舞，飞腾而起的纸片、塑料袋儿和烟蒂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样，横冲直撞地袭击你的脸和脖颈。晚上回到宾馆，我脱下衣裤一抖，地上落了细细一层尘土。
一
不是交城人不讲卫生，实在是因为这里太缺水了。
在县城十公里外的洪相乡广兴村，沿街的墙上隔几步贴一张号召大家集资灌溉的告示。上面写的大致内容是，一年一度的引水灌溉季节又到了，因为上游水库需要先收8-10万元才肯放水，村委会将从公共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但不足的部分尚需村民们按每亩地40元的标准补齐。
村民们告诉我，因为天旱，这几年差不多每到这个季节，村委会都会组织一次类似的灌溉活动。但是，种田本身就不怎么赚钱，如果连浇水都需要付水费，一年下来基本上等于白干，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甚至还会往里面倒贴，所以当地村民都宁愿让地荒着，也不太愿意花钱买水灌溉。
的确，交城农田抛荒、半抛荒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了。我在县城近郊和远郊的几个村子分别转了转，除了几户种植大棚蔬菜和果树、松苗的几户，大部分农民家里的田都荒着。
交城县位于吕梁山脉与太原盆地的交汇处，西北有吕梁山，东南面有太岳山和太行山，暖湿气流不容易在此交汇，所以降雨量偏少，而且每年的降水很不均匀。在当地，老百姓有“十年九旱”的说法，偶遇暴雨之年，这里会引发山洪，形成涝灾。
地方学者对此做过相关统计。一份介绍当地重要河流文峪河的公开资料显示，从明朝成化十六年(1480)到1995年，交城及周边区域共有106个旱灾年，其中78年为“大旱”或“特大旱”，而大致重合的明弘治四年(1491年)至1977年时段，该区域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频率是34次。
这些，都让交城主管水利的父母官们如芒在背。
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里，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执政交城的现山西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于近仁写到，“1986年、1987年，县里组织财力、物力在城北边山的磁窑河水库和瓦窑河水库下游打了若干深水井，组成一个供水井群，专供城镇用水，使全城居民吃上了自来水。但由于地下水源不足，边山供水井群的水量取决于两个边山水库的蓄水状况。水库水量过少时，井水量会骤然下降，并影响城镇供水。而每年汛期到来以后，两个病险水库到底是蓄水还是放水，又会成一个举棋难定的问题。蓄水吧，山洪到来会有冲决库堤的危险，下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受到直接威胁；放水吧，遇到大旱，城镇供水便成为大问题。”
但对于生活在当下，并未经历过太多水灾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如何抗旱、用水，才是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头等大事。
眼看今年玉米的播种季节就要来了，牛大妈有点犹豫。她是广兴村一名普通村妇，家里有良田3亩，这几年一直种植玉米，收成好时，可以收获上千斤，足够家里十几只羊吃的了。但若是不浇水，收成就难免要打一些折扣，这样，连羊的口粮也要从外面购买了。
“你说，这样的天气，会不会下一场大雨呢?”我到访的那天是个大阴天，乌云密布，牛大妈一脸期待。
二
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交城山》，背后也有跌宕曲折的水故事。
大约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端午节，黑压压的两伙人聚集到文水县峪口村，这是一个与交城县交界处的村子，距离广兴村不远。在墙壁斑驳的河神庙前，两伙人焚起高香，支起油锅，一场惨烈的竞技游戏即将展开。
第一个出场的是司仪，当着众人的面，他往滚烫的油锅里投进十枚铜钱，然后他现场做出两个纸阄儿。让紧接着上台的19岁的交城青年张秋发和文水县的另一名壮汉分别抓取。两个县的村民为各自的代表充当起拉拉队，同时过来助阵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县长。因为即将决定的，不是个人的输赢，而是两个县可以浇水的天数。
秋发抓到的阄儿是“后”，所以，他和后援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抓到“先”的文水壮汉把手伸进油锅，眼疾手快地捞铜钱出来。一枚、两枚、三枚……壮汉在规定时间内，足足捞出了七枚铜钱!交城人当时就震惊了。颇为无奈的秋发强打起精神，咬紧牙关也伸手去捞，把个手臂烫成了“玉米棒”，才终于把剩下的三枚铜钱全部捞上来。
最后，司仪宣布：在未来三年的用水季节，文水县可以每月浇水七天，交城每月浇水三天。双方百姓互相监督，都不能逾期。
以上这些情节，见于影视文学剧本《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作者陈有唐是一位交城籍退休医生，今年有70多岁了。这次来交城，我特地到他家拜访，老人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的耳朵已经有些聋了，聊起天来有些费劲，但兴致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中途，他甚至还专门央老伴骑车出门，把一位80多岁的抗战老兵梁昭乃请过来，一起跟我聊。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和各项建设，曾于上世纪70年代联合创作过舞台剧剧本《甘泉渠》，但中间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未能排演。90年代退休回家后，医生陈有唐又重新打磨剧本，删繁就简，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最终完成了目前在网上可以读到的样子。
翻阅这两部剧本的手稿，我为两位老人的匠心所打动——他们不是硬邦邦地直接讲历史、讲流传在交城的民间传说，而是巧妙地将民歌《交城山》唱词的几次演变巧妙地融合到了故事里，因而看起来饶有兴味。
比方说，在上面这则“油锅捞钱”故事里，他们安排一个名唤“秀儿”的姑娘出场，她是捞钱勇士张秋发的青梅竹马，因为替自己的乡亲父老鸣不平，又担心秋发哥性命的安危，爱好唱歌的她脱口唱出了这样的句子：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
只有莜面烤酪酪，还有那山药蛋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 一辈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
陈有唐向我解释，这则后来流传颇广的山西民歌，最早的来源其实是《割莜麦》，它原本只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劳作时的号子，后来因为其曲调简单、易记，在旋律上也比较灵活、自由，当地人就拿它来填上自己喜欢的句子，用以抒发不同的情感，咏唱当时的生活。
具体到秀儿唱的这首，里面释放的其实是交城人积攒了好多年的凄怨情绪——不管是现实中牛大妈一家仰仗的上游水库，还是剧本里秋发拼死力争的灌溉用水，其源头都是文峪河，这是一条发端于交城西北部山区的大水，但在流淌过程中，却因为山涧的阻隔，不能为交城百姓所用，直接流到了文水县的地界，以至于世世代代交城人用这条河里的水，都得从文水县境内引出水源，中间难免要看人家的脸色。
三
中间形势一度好转，是下面两件事：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主抓红区革命和生产的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华国锋考虑到此前一年冬天当地没有下雪，决定带领大家疏浚战争中损毁的河道，重修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的甘泉渠。交城人无不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部队却掌管着交城、文水等地的实际政权，他们担心八路军借疏浚水渠之名暗修战壕，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搞破坏。也因为如此，当地的老百姓越发站在了共产党这边。最终，水渠修好时，当地百姓唱出了《交城山》的新版本——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碧水青山那个景色美。
交城的大山里出了个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
打鬼子除汉奸，减租减息兴水利，
哎咳哎咳闹腾得热火朝天。
解放以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在文峪河上修建水库，加固沟渠，又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公路，交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另一套歌词又诞生了——
如今的交城山交城的水
浇了那个交城它浇文水
交城的大山里有的是好茶饭
大米白面玉茭子，还有那山药蛋
汽车那个上来，马车那个下
如今咱们坐的都是那好车马
至此，一切好像要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了。可现实并非如此。
1976年2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中共交城县委向当时的吕梁地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力陈现有沟渠无法满足本县边山地带灌溉需求的现实，申请在自己县境内修建第二座文峪河水库，并修建新的沟渠。彼时，华国锋已成为代总理，其故乡的工程申请自然是一路绿灯。
1977年1月，山西省委特意把昔阳县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堂调到交城来，此人曾经以“先洽坡后治窝”思想发展农业，是那个年代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用意显然是让他来带领交城人尽陕完成水利工程。
逢山打洞，遇沟架桥，交城人民很快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浩大工程里。也就是在这一期间，医生陈有唐和由部队转业成电力系统干部的梁昭乃萌生了创作舞台剧《甘泉渠》的想法，他们还找来一位当时在县晋剧团工作的编导帮忙，不久之后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但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影响随之而来。陈有唐等人编写的剧本《甘泉渠》很快被认为是在宣传个人崇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而那个由陈有堂带领的水利工程，短命得更早。1979年6月，它就莫名其妙地被列为缓建工程而停工了。
四
聊起华国锋，交城人没有不说他好的。包括陈有唐和梁昭乃在内，他们给我讲了华的一堆好事。
华生在交城，长在交城，那里有他儿时的师长和朋友。据说，当地有个名叫李彬的九旬老人，曾经与华国锋是同学，早年华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李彬曾经写信给他，拜托他跟地方上的领导打个招呼，给自己高中毕业的儿子安排个工作。照理说，这对华国锋来说，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最后李彬等来的，却是华亲自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言辞恳切地请求他宽宥。华在信里说，自己身为革命领袖和人民公仆，尤其应该以身作则，理应为了全国人民，而不是自己家那点私利。为此，李彬既感动，又汗颜。后来，他时常拿出这封信来，给周围的人看。陈有唐说，他就亲眼看过这封信，“情真意切，字也写得很工整。”
按照山西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华国锋自1949年赴外任职以后，回家乡的次数总共只有三次。山西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于近仁在他的散文《非常记忆》里，记录了华1991年春天回交城时的一个小细节：那是他第二次回家，刚好碰到的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华老体恤民情，不仅给一行随从专门开了节约用水的会，他自己和夫人也率先垂范，在交城整整一个星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于近仁目睹此情，开始觉得内疚，后来是深深的感动。
华国锋当年住过的房子现在还在，是那种上百年的老屋了，产权并不属于苏家(华国锋本名苏铸，其子女和家人仍遵循原来的姓氏)，据说是以前在县城的学校读书，父母带他租的房子，而且中间还搬过一次家。如今，这两处老房都还在，早已归还了原来的房东，里面现在住的，都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华的哥嫂均已去世，两个侄子还生活在交城，一个曾担任过交城县统战部部长，目前已经退居二线，另一个则承包了县城里的一家医药企业，从来不问政事。
“或许正因为这些，交城人对华老才没有半点怨言，尽管他曾经身居高位，却没能给这里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说这话的是一名31岁的本地青年，他在县城边上的成村工业区开了一家小型机械加工厂，事业算是刚刚起步。
在交城，除了深山里的煤矿和水泥厂，平川地区的机械加工产业也是当地经济的一大经济支柱。以前面提到的广兴村为例，像牛大妈那样的普通农民，之所以一年只种一季玉米，仍然能维持温饱水平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有大量类似的小工厂。
这一天，31岁的小老板开着他的小车带我到成村工业园参观，那是一个占地不足百亩的小型园区，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全部都是私营企业。我们随便走进一家机械类的加工厂，红砖砌起的围墙里面，屈指可数的几间高屋就是他们的厂房了。由于刚早上七点，工人们都还没有上工，那些生产用的模具和报废的生产件凌乱地躺在地板上，显得颇有些狼藉。小老板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这里的工厂其实有点像传统的手工作坊，跟那些大型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完全不在一个能量级上。相应地，他们生产的产品，一般也都是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又或者是精细件的粗加工阶段。
即便如此，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村里，云集着这么多象征城市工业文明的机械加工厂，还是让人感觉诧异。小老板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又笑了笑，“其实，说华老没给交城带来好处，也不完全对。七八十年代时，有一批机械加工类‘三线’企业落户交城，很难说跟华老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很可惜，后来一搞军转民，很多厂子都倒掉了，现在我们这儿都是小打小闹，没有一家上规模的企业。”他说。
五
从某种程度上看，现在的交城的确还 有些封闭。设在县城5公里外的交城火车站，自今年1月9日起才开始通车，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公交车可以直通县城，只有一辆中途经过这里的小公交为多拉活儿，每到有火车到站时，过来捎几个乘客。
县城显得格外小，沿着环路一路步行，从南环走到北环，也不过是20分钟左右的路程，所以，县城里面没有公交车。开往郊区农村的公交分为两种：一种是近郊平川区的短途公交，每半小时发一趟，相对正规一些；另一种是跑远郊深山区的长途公交，每隔50分钟发一趟，可能是路远的缘故(单从运营里程上看，县城到西北部山区比到太原还要远)，售票员们显得特别急躁，经常用呵斥的语气喊乘客上下车。
大约在年初的时候，交城第一次有了正规的出租公司，所以现在大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出租车，起步价4块，之后每公里加价1块2，看上去挺正规，可就是没有发票。出租司机们总是很抱歉地跟我说，“我们是新公司，票都还没发下来呢!”
人们的思想也相对陈旧。31岁的小老板跟我诉苦，他说，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很不容易：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在工厂里当学徒，成年后辗转好几家大一点的厂子，努力学整套的机械加工技术，等到铸造、焊接、车铣、制图等全都学会了，也还是不能独立办厂。除了资金，人际关系是最大的制约。土地、用电、用工许可、工商执照审批等一大堆手续，没有后台和背景支持，几乎是没有可能办下来的。好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是村官，而且亲戚家也有一个濒临倒闭的机械加工厂，所以他干脆承包过来做，慢慢闯出路来了，再独立出来自己做。
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是必不可少的。小老板说，山西人喝酒厉害，为了疏通关系或追讨欠款，他曾经喝伤过肠胃，后来治好了，也没有办法，遇到必须喝酒的场合，还得照样硬着头皮喝。
尽管如此，他还是庆幸自己熬出来了。现在，他有老婆，有孩子，有车子，还有一个固定资产五六十万的厂子，日子过得算是不赖。在交城，大量同样年纪的年轻人还在拼死拼活地在工厂里干活儿呢。这里几乎所有的机械加工厂都采用计件制，工人们为了多赚钱，总是加班加点地干，完全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当地的贫富分化显得越发明显。参观完工业园区后，小老板又带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儿，仅仅从各家各户的房子上看，生活条件就很不相同：有的人家盖起了三层小楼，用厚厚的水泥包裹着，像坚固的炮楼；有的还住在祖辈传下的百年老屋里，墙壁依然是土坯的。
和千千万万知名或不知名的地方小城一样，交城也在竭尽全力地努力发展经济。出现在各种政府公文和街头公共广告里的，多半是“招商引资”、“开放搞活”“建设宜居名城”等一类的词汇。
甚至连华国锋陵墓的安置，也被无形中赋予了旅游开发的色彩。
2008年8月，87岁的华国锋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静静走完一生，按照其生前的遗愿，家人决定把他的骨灰带回交城。据说，早在选择安放地址之前，华的家人就一再声明，“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但后来实际出来的效果却令人瞠目：大理石的步道、365级台阶、占地约2000平米的纪念广场，无论怎么说，都显得隆重而恢宏。也因为如此，此举遭到了国内多家媒体的点名批评，吓得交城县政府赶紧辟谣，说那不是“华陵”，而是“吕梁英雄纪念广场”，而且总投入也不像报道中所说那样，多达百亿元，陵墓、广场在加上同时建的晋绥革命纪念馆三项工程，总的造价将不会超过3000万元。他们甚至还紧急封闭了那里的参观权，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概不得放行入内。
似乎只有交城本地人才懂得里面的良苦用心。一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送我一本内部刊物，上面有署名“交城县发展改革局”的一份分析报告，里面明确无误地写有“以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建设为契机，激活交城旅游业”等字样。
不过，这位公务员后来一脸严肃地反问我，“交城作为一个革命老区，落后东南沿海那么多，想要借势发展一下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