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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时其实很不经意地就完成了
改革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
1981年我毕业时，马洪老师安排我去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中心由马老师负责筹建，当时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工经所，然后就去了河南。
我去河南工作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河南省委从北京请了一个经济改革研究演讲团去河南演讲，这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人临时组织的团由王岐山带队。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杰听了大家的演说以后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讲得好，但你们不要光讲，能不能来几个人带我们做吧。”于是，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我和朱嘉明去河南。那时河南的经贸委、外贸厅、中行和贸促会这几个与外贸相关的机构经合并后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让我去当主任。当时王岐山比较有经验，他说：“江南，你去那边还是做副主任吧。”这样，我就到河南干起了外贸，当了副主任。朱嘉明则去了省体改委，做了一个兼职的副主任。
那时中国的外贸也是计划经济，出口所得的外汇全都由外汇管理局收走了。当时外贸出口是亏损的，怎么办呢？国家补贴。国家计委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外汇补贴的计划，比方说，给经贸部下达的创汇指标是100亿美元，然后就会提供200亿人民币的外汇补贴。经贸部再把这部分补贴下发到各个省、各个公司。我去河南的第一个春季就碰上了广交会，我担任河南代表团的团长，带队前往广州。那一年广交会出口形势很好，才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外贸出口计划的一大半，但却将计划中的全年外贸补贴花光了。这样，外贸公司不敢再和国外公司签约了，因为一签就超额亏损。那一年的总团长是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把我找去，说：“外贸补贴用完了，可是广交会才开了一半，怎么完成全年指标呢？
在那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其中有安排外贸计划。会议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参加的都是各部委领导，而我只是局级干部，也被莫名其妙地通知来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是姚依林点的名。会议最后的计划安排产生了矛盾，国家计委安排的外汇创汇指标说不能减少，否则必保的进口就会出大问题。外经贸部说无法完成，除非国家能多给点外汇补贴。财政则回应说，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要追加补贴，财政拿不出来。就这样吵得一塌糊涂。最后，我壮着胆子站起来说：我想谈点意见，行吗？姚依林说：“你说吧，叫你来就是让你发表意见的。”我说：现在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外汇却又没有补贴，如果我们将汇率贬一下值，出口收汇就会兑换更多的人民币，出口就不会亏损了，不就不再需要由国家拿出专门的外汇补贴了吗？
可能我提出的办法大家都没有准备，所以，也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讨论下去。散会后，王品清找到我，征询我的意见。我还是提议调整汇率，但他不同意，因为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事关重大，不能调。我说那就一个办法了：超计划外汇自留，由市场自由调节。什么意思呢？当时，特别是深圳那边，已经有了外汇黑市，官方汇率大概是5块多，黑市上炒到了将近11元。如果允许超额完成计划的外汇进入黑市自由买卖，挣来的钱弥补亏空，完全可以调动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当时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因为外汇禁止自由买卖，所以，我干脆进一步提出将深圳的外汇黑市合法化，让它流通起来。
王品清有些为难，说：“这能行吗？”我说，行不行先给总理打个报告吧，这是唯一的办法。王品清马上给外经贸部做了电话报告，部里当天就报告国务院。第二天一大早，赵紫阳总理就回了电话表示同意，并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研究并通过了这个方案。
王品清向广交会各个交易团传达了国务院的意思，让大家赶紧与外商签约。但有的省不敢签，怕万一政策不能兑现，产生巨大亏空怎么办。我们团的人就问我：“黄主任，别的省不敢签，咱敢签吗？”我当时就表态，敢说更要敢做，敢比划更要敢出招。所以，我们河南代表团就抢先签了一圈。要知道，先签的价格低，划算啊！别人一看坐不住了，也都跟着签。结果，那一年河南外贸做得很好，一下子赚了好几千万。
当年，姚依林副总理找到我，让我找几个人起草一个外贸改革的方案。我开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然后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让名单中的人调到河南去，我们围绕着汇率、汇率调整、外贸企业经营权开放，起草了第一版《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时其实很不经意的就完成了。
宝钢的故事更偶然一些
宝钢建设初期，全国一片声讨，人大代表严厉质疑冶金部长。有人计算宝钢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被称为“败家子工程”。在各种压力下，国务院集中几百个专家、学者在上海宝刚开了一个论证会。论证会提出了几种方案，全都建议宝刚下马，即“壮士断臂”、“五马分尸”，宝钢能停的停，能退设备订货合同的退，不能退的进口设备转到其他钢厂。马洪老师是会议召集人，带着我和朱嘉明一起去参加这个论证会。与其他人的意见不同，我和朱嘉明坚决反对宝刚下马。
我们主要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认为，专家们对宝钢上下马的计算思路有问题。如果当时是论证宝钢项目是否立项，他们的计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当时宝钢大多数投资已经执行。“壮士断腕”意味着抛弃宝钢最宝贵的整体综合世界最先进钢铁基地的优越性，且下马还要花费大量的退货理赔，施工队伍转场，项目移地再建等费用。如果以前的投入认赔，把宝钢的收益与今后的继续投入加“五马分尸”可收回的收益之间比较的话，收益率怎么计算都不低。关键的思路差别在于我们论证的基础不是零，而是眼前的现实。因而我们指出，如果从前决策宝刚上马是“傻子”（当时质疑宝钢项目者语），那么，现在决策宝钢下马就是“疯子”。
第二，我们认为，专家计算的宝钢产值不正确。专家们计算的宝钢产值是按照国内钢材调拨价格来计算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宝钢得200年才能收回投资。可是，宝钢生产的钢材不是普通钢材，而是进口钢材的替代品。以进口价计算的话，项目回报率就不差。我们仔细整理了一下，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表交给马洪老师。但在全国专家都要求宝钢下马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改革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
1981年我毕业时，马洪老师安排我去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中心由马老师负责筹建，当时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工经所，然后就去了河南。
我去河南工作还有一段故事。有一次，河南省委从北京请了一个经济改革研究演讲团去河南演讲，这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人临时组织的团由王岐山带队。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杰听了大家的演说以后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讲得好，但你们不要光讲，能不能来几个人带我们做吧。”于是，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我和朱嘉明去河南。那时河南的经贸委、外贸厅、中行和贸促会这几个与外贸相关的机构经合并后建立了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让我去当主任。当时王岐山比较有经验，他说：“江南，你去那边还是做副主任吧。”这样，我就到河南干起了外贸，当了副主任。朱嘉明则去了省体改委，做了一个兼职的副主任。
那时中国的外贸也是计划经济，出口所得的外汇全都由外汇管理局收走了。当时外贸出口是亏损的，怎么办呢？国家补贴。国家计委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外汇补贴的计划，比方说，给经贸部下达的创汇指标是100亿美元，然后就会提供200亿人民币的外汇补贴。经贸部再把这部分补贴下发到各个省、各个公司。我去河南的第一个春季就碰上了广交会，我担任河南代表团的团长，带队前往广州。那一年广交会出口形势很好，才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外贸出口计划的一大半，但却将计划中的全年外贸补贴花光了。这样，外贸公司不敢再和国外公司签约了，因为一签就超额亏损。那一年的总团长是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我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把我找去，说：“外贸补贴用完了，可是广交会才开了一半，怎么完成全年指标呢？
在那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其中有安排外贸计划。会议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参加的都是各部委领导，而我只是局级干部，也被莫名其妙地通知来参加会议，后来才知道是姚依林点的名。会议最后的计划安排产生了矛盾，国家计委安排的外汇创汇指标说不能减少，否则必保的进口就会出大问题。外经贸部说无法完成，除非国家能多给点外汇补贴。财政则回应说，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要追加补贴，财政拿不出来。就这样吵得一塌糊涂。最后，我壮着胆子站起来说：我想谈点意见，行吗？姚依林说：“你说吧，叫你来就是让你发表意见的。”我说：现在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外汇却又没有补贴，如果我们将汇率贬一下值，出口收汇就会兑换更多的人民币，出口就不会亏损了，不就不再需要由国家拿出专门的外汇补贴了吗？
可能我提出的办法大家都没有准备，所以，也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讨论下去。散会后，王品清找到我，征询我的意见。我还是提议调整汇率，但他不同意，因为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事关重大，不能调。我说那就一个办法了：超计划外汇自留，由市场自由调节。什么意思呢？当时，特别是深圳那边，已经有了外汇黑市，官方汇率大概是5块多，黑市上炒到了将近11元。如果允许超额完成计划的外汇进入黑市自由买卖，挣来的钱弥补亏空，完全可以调动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当时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因为外汇禁止自由买卖，所以，我干脆进一步提出将深圳的外汇黑市合法化，让它流通起来。
王品清有些为难，说：“这能行吗？”我说，行不行先给总理打个报告吧，这是唯一的办法。王品清马上给外经贸部做了电话报告，部里当天就报告国务院。第二天一大早，赵紫阳总理就回了电话表示同意，并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研究并通过了这个方案。
王品清向广交会各个交易团传达了国务院的意思，让大家赶紧与外商签约。但有的省不敢签，怕万一政策不能兑现，产生巨大亏空怎么办。我们团的人就问我：“黄主任，别的省不敢签，咱敢签吗？”我当时就表态，敢说更要敢做，敢比划更要敢出招。所以，我们河南代表团就抢先签了一圈。要知道，先签的价格低，划算啊！别人一看坐不住了，也都跟着签。结果，那一年河南外贸做得很好，一下子赚了好几千万。
当年，姚依林副总理找到我，让我找几个人起草一个外贸改革的方案。我开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然后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让名单中的人调到河南去，我们围绕着汇率、汇率调整、外贸企业经营权开放，起草了第一版《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回想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严肃的事情，当时其实很不经意的就完成了。
宝钢的故事更偶然一些
宝钢建设初期，全国一片声讨，人大代表严厉质疑冶金部长。有人计算宝钢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被称为“败家子工程”。在各种压力下，国务院集中几百个专家、学者在上海宝刚开了一个论证会。论证会提出了几种方案，全都建议宝刚下马，即“壮士断臂”、“五马分尸”，宝钢能停的停，能退设备订货合同的退，不能退的进口设备转到其他钢厂。马洪老师是会议召集人，带着我和朱嘉明一起去参加这个论证会。与其他人的意见不同，我和朱嘉明坚决反对宝刚下马。
我们主要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认为，专家们对宝钢上下马的计算思路有问题。如果当时是论证宝钢项目是否立项，他们的计算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当时宝钢大多数投资已经执行。“壮士断腕”意味着抛弃宝钢最宝贵的整体综合世界最先进钢铁基地的优越性，且下马还要花费大量的退货理赔，施工队伍转场，项目移地再建等费用。如果以前的投入认赔，把宝钢的收益与今后的继续投入加“五马分尸”可收回的收益之间比较的话，收益率怎么计算都不低。关键的思路差别在于我们论证的基础不是零，而是眼前的现实。因而我们指出，如果从前决策宝刚上马是“傻子”（当时质疑宝钢项目者语），那么，现在决策宝钢下马就是“疯子”。
第二，我们认为，专家计算的宝钢产值不正确。专家们计算的宝钢产值是按照国内钢材调拨价格来计算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宝钢得200年才能收回投资。可是，宝钢生产的钢材不是普通钢材，而是进口钢材的替代品。以进口价计算的话，项目回报率就不差。我们仔细整理了一下，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表交给马洪老师。但在全国专家都要求宝钢下马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