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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乐队目的却是解散
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连我爸妈都很惊讶。因为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忙着开饭店,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他们也没太操心我,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差。初中的时候我是全班的前三名,到了高中也稳定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是学生,或者说职业就是学生,所以成绩好是唯一敬业的表现,更何况在现在的应试教育下,想要考试成绩好,还是有很多窍门的。我可不是教你诈,只是想告诉你,只有让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意义上成绩很好的“好学生”,老师和家长才会给你空间,让你去触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我弹琴唱歌这件事情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如果硬要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展示自己。那时候学校很少组织什么文艺活动,我空有一身好武艺,但是同学们都看不到,搞得我很没成就感。
于是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在集安市举办一场演唱会!
我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肯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办演唱会涉及租赁场地和灯光音响、设计海报和门票、宣传推广以及维护现场秩序等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搞定,甚至就连演出需要的电声乐器我都没有。所以,我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
我把这个想法首先告诉了一位学姐,她叫钱环宇,那一年我高一,她高二。钱环宇听了我的想法很兴奋,她愿意帮我,不过前提是她要参与演出。她决定去少年宫学架子鼓,因为只有架子鼓是可以短时间内速成的乐器,而且顺其自然地,我们可以在演出时从少年宫借一套架子鼓出来,这样还解决了一件乐器的问题。她说,自己马上就上高三了,再也没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妨就组一个乐队,演唱会结束以后就解散,也算给高中生涯留些念想。
哪有任何一支乐队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散呢?有,就是我和钱环宇的这支。我们俩给乐队起名叫“见证乐队”,也给那场演唱会起了个名字,叫“告别的见证”。
经过七拼八凑,人和乐器都齐了,我们开始排练,就在钱环宇学架子鼓的教室里,每个周末都练。大家都没有组乐队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进度非常缓慢,但是随着每个人对乐器的熟悉,乐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几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合奏十几首歌曲了,大部分都是BEYOND的,我是主唱。
演出场地是学校附近一个新开业的录像厅,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台下的观众抻着脖子看我,就好像我妈唱评剧的时候那样。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很幸福,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很想流泪。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我的父母,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她那天格外漂亮;还有借给我吉他的评剧团叔叔,肩上扛着他的孩子,眼里分明也有泪光。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一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人们还不肯离去。我们的同学、朋友、不认识的人,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我们乐队给伴奏,一片狂欢,我甚至都忘了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
那场演出除去成本,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几个乐手在附近下了顿馆子,我第一次喝了酒,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那时候没有录像,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里面有我们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我们的排练单、我们演出时候的照片,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纸条,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很不成熟,但是无与伦比。
进入“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
我经常在《大鹏嘚吧嘚》里开玩笑,说自己毕业于“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当然,“皇家”两个字是我硬加上去的,你也可以试试,满足虚荣还挺管用的。
2000年,我高考失败了。成绩一直不错的我竟然只考了414分,连本科线都没过。我爸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又不忍心责怪我,就跑出去喝闷酒。414分是通过电话语音查询到的分数,我并没有特别难过,而是气愤:就算发挥得再不好,也不至于这么差吧!于是我决定花10块钱去家楼下的网吧再查一次。果然,网上的成绩单上写的是474分,原来电话里的那个女的,1和7没说清楚。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的伟大。
尽管474分也远远低于我平时的测试水平,但好歹过了本科线。有了414分的打击在前,这也算是高分了。我从网吧开始狂奔,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那一幕就好像是文艺电影的桥段,昏黄的路灯下一个少年在拼命奔跑,周围的一切迅速从我身边掠过,我经常做梦回到那个时刻。我告诉我爸妈新的结果,喝得半醉的他们,直接换成喜酒的节奏继续喝。
最后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的成绩进入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管理系,学校是我妈帮我选的,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很喜欢文艺,但是专职从事这一行不太现实,所以早在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了理科,我一直都很听妈妈的话。我们全家虽然对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都不了解,但是这学校的名字很大气,应该不错。管理系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听上去比其他什么路桥系、环艺系、水电系、土木系尊贵得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为了忘记那次失败的高考,重新出发,我上大学之前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我原来一直叫董大鹏,是我爷爷给起的,很亲切,但是我觉得太大众了。我很喜欢男孩儿的名字里有“文”或者“杰”这样的字眼,所以差点儿改名叫董文杰。后来想想,我身边的人叫我大鹏已经叫习惯了,还是不宜改太多,就改叫董成鹏。可惜我到了吉林建筑工程学院之后,周围的人还是愿意叫我大鹏,一直到现在。
地下摇滚音乐圈的小清新
新生入学那天,我爸送我到学校。这里的一切都很“亲切”,两栋教学楼,几间破宿舍,和我就读的集安一中差不多大,感觉根本就没换地方嘛。我和我爸还找了半个小时的象牙塔,这学校半小时都能逛两圈了,可是根本就没找到,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其他人。不是说大学里面都有象牙塔的吗?后来才知道,象牙塔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最开始的几天,我见过我们寝室好几个人半夜偷偷哭,是想家了。我就从来没哭过,因为我爸妈经常晚上不在家,都习惯了,倒是这种集体生活让我很兴奋。我经常做一个恶作剧,半夜随便拨通一个女生寝室的电话,模仿教官的声音,命令她们起床出去跑圈,然后我们在楼上一边看一边起哄。直到某天的下午,教官从新生里选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作为代表,主持迎新生晚会。我终于不再打恶作剧电话了,因为我对那位女生产生了好感。
选主持人时,教官对男生有两个要求,一是有主持经验,二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我都没有。我硬着头皮踮着脚就去应征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踢正步太累,能逃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模仿教官的声音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首诗,竟然顺利通过面试。主持人大鹏的处女首秀献给了“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迎新生晚会”,我和那位女主持人表现得都很好,后来学校的广播站邀请我们加盟。我当时特别潇洒地答复站长:“让女主持人去你们那儿当主持吧,因为我正在追求她,如果我们成了男女朋友,会影响广播站工作。我不想当主持人,我是歌手。”
在这里,我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平台。学校会时不时地举办一些演出,可是台下坐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差点儿因此而退出歌坛。转机出现在大一下半学期,我和对面寝室的另外一位男生范海组建了一支乐队,叫“天空乐队”,我是吉他手兼主唱,范海是键盘手兼其他。在确定全学校都找不到一个人会打架子鼓之后,我女朋友被我逼着去学了几个月打鼓。
天空乐队成立以后,我们进入长春所谓的地下摇滚音乐圈,是为数不多的不唱脏话的小清新乐队,所以很容易被记住。我们开始频繁地在各个大学演出,也唱酒吧、商场开业和婚礼。我们唱歌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梦想。什么时候能从50块钱唱一场变成100块钱,就是那时候的梦想。
我把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当成大学的首要任务,总觉得这样才算是给青春的交代,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就好。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基础上,我大学时每次期末都可以拿到全系的二等或三等奖学金,有一次还拿了一等奖学金。我觉得应试其实挺简单的,应试就是应付,如果连应付都不会,还怎么认真呢?
哦,对了,我在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位迎新生晚会的女主持人。她曾经为了帮我组乐队去学架子鼓,挨了很多骂。作为回报,后来我把她娶了。
(连载完)
摘自《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
大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定价:39.80元
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连我爸妈都很惊讶。因为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忙着开饭店,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他们也没太操心我,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差。初中的时候我是全班的前三名,到了高中也稳定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是学生,或者说职业就是学生,所以成绩好是唯一敬业的表现,更何况在现在的应试教育下,想要考试成绩好,还是有很多窍门的。我可不是教你诈,只是想告诉你,只有让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意义上成绩很好的“好学生”,老师和家长才会给你空间,让你去触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我弹琴唱歌这件事情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如果硬要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展示自己。那时候学校很少组织什么文艺活动,我空有一身好武艺,但是同学们都看不到,搞得我很没成就感。
于是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在集安市举办一场演唱会!
我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肯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办演唱会涉及租赁场地和灯光音响、设计海报和门票、宣传推广以及维护现场秩序等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搞定,甚至就连演出需要的电声乐器我都没有。所以,我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
我把这个想法首先告诉了一位学姐,她叫钱环宇,那一年我高一,她高二。钱环宇听了我的想法很兴奋,她愿意帮我,不过前提是她要参与演出。她决定去少年宫学架子鼓,因为只有架子鼓是可以短时间内速成的乐器,而且顺其自然地,我们可以在演出时从少年宫借一套架子鼓出来,这样还解决了一件乐器的问题。她说,自己马上就上高三了,再也没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了,所以我们不妨就组一个乐队,演唱会结束以后就解散,也算给高中生涯留些念想。
哪有任何一支乐队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散呢?有,就是我和钱环宇的这支。我们俩给乐队起名叫“见证乐队”,也给那场演唱会起了个名字,叫“告别的见证”。
经过七拼八凑,人和乐器都齐了,我们开始排练,就在钱环宇学架子鼓的教室里,每个周末都练。大家都没有组乐队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进度非常缓慢,但是随着每个人对乐器的熟悉,乐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几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合奏十几首歌曲了,大部分都是BEYOND的,我是主唱。
演出场地是学校附近一个新开业的录像厅,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出了自己的理想,台下的观众抻着脖子看我,就好像我妈唱评剧的时候那样。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很幸福,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很想流泪。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我的父母,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她那天格外漂亮;还有借给我吉他的评剧团叔叔,肩上扛着他的孩子,眼里分明也有泪光。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一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人们还不肯离去。我们的同学、朋友、不认识的人,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我们乐队给伴奏,一片狂欢,我甚至都忘了那场“告别的见证”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
那场演出除去成本,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几个乐手在附近下了顿馆子,我第一次喝了酒,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那时候没有录像,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里面有我们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我们的排练单、我们演出时候的照片,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纸条,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很不成熟,但是无与伦比。
进入“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
我经常在《大鹏嘚吧嘚》里开玩笑,说自己毕业于“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当然,“皇家”两个字是我硬加上去的,你也可以试试,满足虚荣还挺管用的。
2000年,我高考失败了。成绩一直不错的我竟然只考了414分,连本科线都没过。我爸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又不忍心责怪我,就跑出去喝闷酒。414分是通过电话语音查询到的分数,我并没有特别难过,而是气愤:就算发挥得再不好,也不至于这么差吧!于是我决定花10块钱去家楼下的网吧再查一次。果然,网上的成绩单上写的是474分,原来电话里的那个女的,1和7没说清楚。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互联网的伟大。
尽管474分也远远低于我平时的测试水平,但好歹过了本科线。有了414分的打击在前,这也算是高分了。我从网吧开始狂奔,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那一幕就好像是文艺电影的桥段,昏黄的路灯下一个少年在拼命奔跑,周围的一切迅速从我身边掠过,我经常做梦回到那个时刻。我告诉我爸妈新的结果,喝得半醉的他们,直接换成喜酒的节奏继续喝。
最后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的成绩进入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管理系,学校是我妈帮我选的,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很喜欢文艺,但是专职从事这一行不太现实,所以早在文理分科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了理科,我一直都很听妈妈的话。我们全家虽然对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都不了解,但是这学校的名字很大气,应该不错。管理系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听上去比其他什么路桥系、环艺系、水电系、土木系尊贵得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为了忘记那次失败的高考,重新出发,我上大学之前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我原来一直叫董大鹏,是我爷爷给起的,很亲切,但是我觉得太大众了。我很喜欢男孩儿的名字里有“文”或者“杰”这样的字眼,所以差点儿改名叫董文杰。后来想想,我身边的人叫我大鹏已经叫习惯了,还是不宜改太多,就改叫董成鹏。可惜我到了吉林建筑工程学院之后,周围的人还是愿意叫我大鹏,一直到现在。
地下摇滚音乐圈的小清新
新生入学那天,我爸送我到学校。这里的一切都很“亲切”,两栋教学楼,几间破宿舍,和我就读的集安一中差不多大,感觉根本就没换地方嘛。我和我爸还找了半个小时的象牙塔,这学校半小时都能逛两圈了,可是根本就没找到,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其他人。不是说大学里面都有象牙塔的吗?后来才知道,象牙塔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最开始的几天,我见过我们寝室好几个人半夜偷偷哭,是想家了。我就从来没哭过,因为我爸妈经常晚上不在家,都习惯了,倒是这种集体生活让我很兴奋。我经常做一个恶作剧,半夜随便拨通一个女生寝室的电话,模仿教官的声音,命令她们起床出去跑圈,然后我们在楼上一边看一边起哄。直到某天的下午,教官从新生里选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作为代表,主持迎新生晚会。我终于不再打恶作剧电话了,因为我对那位女生产生了好感。
选主持人时,教官对男生有两个要求,一是有主持经验,二是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我都没有。我硬着头皮踮着脚就去应征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踢正步太累,能逃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模仿教官的声音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首诗,竟然顺利通过面试。主持人大鹏的处女首秀献给了“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迎新生晚会”,我和那位女主持人表现得都很好,后来学校的广播站邀请我们加盟。我当时特别潇洒地答复站长:“让女主持人去你们那儿当主持吧,因为我正在追求她,如果我们成了男女朋友,会影响广播站工作。我不想当主持人,我是歌手。”
在这里,我终于有了梦寐以求的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平台。学校会时不时地举办一些演出,可是台下坐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差点儿因此而退出歌坛。转机出现在大一下半学期,我和对面寝室的另外一位男生范海组建了一支乐队,叫“天空乐队”,我是吉他手兼主唱,范海是键盘手兼其他。在确定全学校都找不到一个人会打架子鼓之后,我女朋友被我逼着去学了几个月打鼓。
天空乐队成立以后,我们进入长春所谓的地下摇滚音乐圈,是为数不多的不唱脏话的小清新乐队,所以很容易被记住。我们开始频繁地在各个大学演出,也唱酒吧、商场开业和婚礼。我们唱歌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梦想。什么时候能从50块钱唱一场变成100块钱,就是那时候的梦想。
我把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当成大学的首要任务,总觉得这样才算是给青春的交代,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就好。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基础上,我大学时每次期末都可以拿到全系的二等或三等奖学金,有一次还拿了一等奖学金。我觉得应试其实挺简单的,应试就是应付,如果连应付都不会,还怎么认真呢?
哦,对了,我在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位迎新生晚会的女主持人。她曾经为了帮我组乐队去学架子鼓,挨了很多骂。作为回报,后来我把她娶了。
(连载完)
摘自《在难搞的日子笑出声来》
大鹏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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