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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7日，北京时间12点17分，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宣告，奥巴马获胜连任已成定局。奥巴马随即在个人twitter上宣布竞选获胜，并晒出了他与妻子相拥而庆的照片。巨浪虽退，余波难消。在越来越强烈的娱乐效果之外，美国大选的一些内容也真的十分值得寻味。一个候选人，怎样才能被选民看中，或者说，怎样才能不被选民淘汰出局，从而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一场以貌似狂欢的形式进行的政治动员背后，反映着美国怎样的社会现实？本期“封面话题”，仅提供一种视角。
“林肯先生，你是选民吗？”
这是美国颇有人气的恐怖片《吸血鬼猎人亚伯拉罕·林肯》中的一个场景。年轻的林肯刚刚在杂货店谋得一职，参议员道格拉斯便进来拉选票了，随后他开始询问林肯对于该州禁止奴隶交易的法案持何种态度。一旁的托德小姐立刻阻止了道格拉斯，她覺得这种老生常谈的讨论十分无聊。在这个对话场景中，竞选者——道格拉斯、选民——林肯，以及此时此刻还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甲”——托德小姐，恰好构成了美国大选的基本架构。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废奴”总统、南北战争中维护美国统一的英雄，在这部影片成了专门消灭吸血鬼的“吸血鬼猎人”，他通过选举而当上美国总统，这样他就能更有力地保护那些受到吸血鬼伤害的国民。林肯废除奴隶制严重损害了南方吸血鬼奴隶主的利益，恼羞成怒的吸血鬼挑起了与人类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由此打响。
看来，选举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平常的事情，哪怕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以人类与吸血鬼作战为主题的恐怖片，都会再炒150年前林肯选举的冷饭，而且居然大获观众的青睐。而托德小姐（后来成为林肯的妻子）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度之低，又与她家庭教育程度之高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专家估算，2012年美国大选的投票人数可能仅占美国总人口的57%。在“五月花”号漂洋过海400年后的今天，新教徒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早已深入北美大陆的骨髓，然而如此低的投票率，或者说如此低的政治参与程度，是不是又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所怀疑呢？现实的世界早已远离伟大的林肯总统时代，如今在美国大选的谜底揭晓之际，还请随我们以几个角度来审视美国大选，了解一下美国选民的实况，或者换句话说，总统是怎么当上的。
孩子，你为什么受够了我
2012年8月13日，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地区的艾奥瓦州。奥巴马大驾光临艾奥瓦州博览会，这是他竞选之旅的一部分。在会场上，他“慷慨解囊”，购买了十张啤酒券发给在场的人。他满以为，现场民众以及电视观众会对他再次展露的亲民作风印象良好。孰料事后，卖给奥巴马啤酒券的那个女孩却在网上爆料：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和温情。先是特勤人员前来清场，将所有工作人员搜了个遍；然后防暴警察和警犬轮番登场，将吧台内外搜了个遍；然后特勤人员安排她将啤酒券卖给奥巴马；然后奥巴马如期出场买了啤酒券。
很难说这个啤酒女孩的爆料对奥巴马有多少杀伤力，因为美国选民早对这些竞选把戏门儿清。不要说他们对四年一度的竞选大戏见怪不怪，就从今年8月28日罗姆尼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9月6日奥巴马被正式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在两人并不算漫长的竞选过程中，他们透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对这两个阵营数不胜数的拉票行为早已看得饱饱的。无论是夫妻同台秀恩爱，或者抱着别人的宝宝秀亲民，抑或大跳风靡全球的骑马舞，热心为竞选义工送披萨，淋着雨发表演说……其核心目的十分简单明了——请投我一票。但是结果呢？
“我受够了奥巴马和罗姆尼”，一个四岁的科罗拉多小女孩阿比盖尔，她在汽车内听到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关于竞选的报道后哭着对妈妈说。不少网民感同身受，纷纷力挺这个小女孩，期盼选举尽早结束。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也不得不“代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其他新闻机构，向阿比盖尔和其他与她感受相同的人道歉”：“我们必须承认，竞选对我们而言也已经足够长，让我们告诉自己，‘只剩几天而已，只剩几天而已，只剩几天而已’。”
啤酒女孩的爆料，四岁女孩的哭泣，网民的同情和媒体的道歉，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人会对总统候选人目不暇接的做秀感冒？又有多少人会因此来到投票箱前？在铺天盖地的竞选宣传、热火朝天的造势活动背后，我们不得不看一下硬币的另一面：只有57%左右的选民参加了本次选举，那么剩下的43%在做什么呢？在美国大选秀无孔不入的今天，这种投票率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美国大选投票率低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尽管美国人高度认同民主政治和政治参与，但是其投票率远远低于其他民主国家。比如，瑞典、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投票率高达90%，1994南非的黑人首次被允许参加投票时，其投票率高达86%，可见他们是多么珍惜投上一票的权利。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55.3%的合法选民参加了投票，这个数字要高于此前几届大选。而在2008年大选中，两党都在努力挖掘潜在的支持者，奥巴马更是在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特别是脸谱、推特等工具发动年轻选民参与选举的情况下，赢得了几十年来投票率最高（58.2%）的一次总统大选。在总统大选之外的选举中，美国的投票率更糟，也许只有1/4到1/3。
亲，你为什么不来投票
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美国的投票率会如此之低？有人专门采访过不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他们的回答是对候选人不感兴趣或不满意。许多人觉得自己的一票并不能改变什么，或者认为没有一个候选人是真正好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与美国的政党体制有关，两个大党并不一定能提供让人感兴趣的、清楚明白的选择，他们都只盯着权力中心的位置。而电视提前给投票者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这些往往是低级的、肮脏的政治内幕——导致许多投票者在大选期间对两个政党都心生厌恶。只有不到1/20的美国成年人对政治给予足够的关注，参加政治会议、捐钱或者向邻居拉票。
美国人的不投票行为在政治学家们当中也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人认为投票率的下降是一种警示，意味着许多美国人越来越远离政治制度，这使得政治制度失去合法性，失去民众的认同。另一些人则比较乐观，认为低投票率也许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基本满意，或者还没有不满意到要采取登记投票的程度。那些投票率很高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到政治狂热的困扰。 对于低投票率的问题，目前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解释，比如美国选民登记一直是件很繁琐的事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像欧洲选民登记都是自动的；而且美国的投票日被安排在周二，而不是大家比较有时间的周末。此外，在美国，大量地方性的、州和国家的候选人很容易就把选民搞糊涂了。具体而言，收入和教育程度、年龄、居住地等，都是决定投票率的关键因素。大部分民主国家的投票者都是中年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居住在城市或城市的郊区。他们对政党有着更高的认同感。不投票的人则刚好相反，年轻、缺乏教育、从事底层工作或失业。
尽管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赞成，教育使得人们有更强的参与意识。但是，当美国的教育水平稳步上升时，投票率却一直下滑。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和拥有大学的城市数量都是最高的，但投票率却截然相反。有学者指出：在每个社会中，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投票率最低的人群。然而教育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大学毕业生单纯数量上的激增稀释了其原有的精英身份。这一点与中国类似，大学毕业经常仅仅意味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像过去的高中毕业生一样。许多专业的设置都是职业取向，并不能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兴趣和知识。因此，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很难在政党和候选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潜在的投票者会被否定性的竞选宣传所影响，认为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肮脏的。
我在电视上表现怎样
10月3日、10月16日和10月22日，奥巴马和罗姆尼举行三场电视辩论。
为了在三场辩论中表现更加抢眼，两人都费尽了心思。
奥巴马挑选了一位强劲的“假想敌”——民主党籍参议员约翰·克里陪练。克里和罗姆尼一样都来自马萨诸塞州，两人在长相、发型和身高上都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克里有数十年的从政经验，经历过很多场辩论。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克里曾与小布什对决，尽管最终败选，但是他在辩论中的出色表现顽强地缩小了与小布什在民意支持率上的差距。而且，据说克里一直在研究罗姆尼的政坛生涯、行事风格和竞选技巧，并且掌握了罗姆尼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的一手资料，对罗姆尼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罗姆尼的陪练波特曼也不简单，他也是一名联邦参议员，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要员，据称从1996年开始，他就曾在多届总统竞选的模拟辩论中扮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出众的口才饱受好评。
奥巴马的每次辩论彩排都由其团队记录下来，一个一个细节地反复细抠，反复琢磨在碰到各种问题时该如何反应。而罗姆尼的助手则精确计算了其每分钟的语速，免得给人一种背诵台词的感觉。罗姆尼甚至在训练中尝试抨击奥巴马歪曲事实并推卸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根据他的顾问的设计，不是要批评奥巴马干得不好，而是激奥巴马出错——激怒他或诱使他显露出现任总统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让他在辩论中丢分。
实际上，三场电视辩论只是两人在电视上的“正面交锋”。在平时，候选人几乎天天都要经过电视的“考验”。电视在大选中举足轻重。所有的人都会充分利用电视，而电视也在充分利用所有的人。然而让人无奈的是，电视等媒体也是导致政治参与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早期的总统预选上，大选期间，打开电视，各个频道到处都是口若悬河的评论员，喋喋不休、肆无忌惮地评论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在增加能量。进入预选的候选人被当作竞赛的领跑者，获得大量的新闻报道、日渐升高的知名度和彩车游行般引人瞩目的效果。在此过程中，电视成为名符其实的“国王拥立者”。因此，人们对候选人按照电视的要求安排其活动和竞争策略感到十分平常，因为他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镜头。
但是电视关于候选人的报道更集中于他们的个性，而不是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电视通过精巧的特写和表面上的自然举止，给观众一种感觉，即他们看到的就是领导人的真实个性。事实上，诸如里根这样的人物是可以非常专业地把玩媒体的，他总是一个健步跨上辩论台，显示自己虽然年纪大但充满活力，而诸如多尔这样的人则紧张到必须隐藏自己的个性。在本次总统竞选中，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富有朝气，65岁的罗姆尼出镜前特意使用古铜喷雾使自己看起来更“黑”，并将自己的头发染成深色。而年仅51岁的奥巴马却顶着似乎比四年前更加灰白的头发出镜：我不仅不作假，而且比我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老练，甚至为国家操劳白了头发。
显然，候选人在电视上的表现往往无法充分反映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但这恰恰是美国选民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政治是否应该走出烟雾腾腾的密室，而变成镁光灯下的做秀？长此以往，选民对政治的理解反倒更加黑化，更趋于表象，把一切视为虚假的产物。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相信，电视是造成政治冷漠的首要原因。他发现出生于二战以前的老人们更信任政治，更多地加入团体、参与政治，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电视时代”以前；而成长于“电视时代”的年轻人则缺乏这些品质。普特南的名言是：“花在看电视上的每一个小时都与更少的信任感、更少的团体成员意识相连，而花在读报上的每一个小时恰恰与此相反。”十分巧合的是，1960年，电视首次奠定了它成为竞选中最重要手段的地位，那一年投票率降低了13%，在其后的电视时代，投票率始终不如此前。观众，或者说选民们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认为，电视的过度报道和竞选双方的相互诋毁使其对投票失去兴趣，尤其是针对政治污点的指控和反指控愈演愈烈，更换越来越快，选民们受到交叉压力，不得不进入冷漠和无法做出决定的状态，这与西欧限制竞选节目时间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而在所谓电视辩论的过程中，两位候选人的观点听上去几乎差不多，选民们甚至无法区分其间的不同。同时，电视做秀意味着竞选预算的无限增加，这给了各种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们发挥影响的机会，却削弱了政党的作用，因此普通选民的无力感也就更加深刻。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民众更关心大选的一些“花边”，而不是候选人的竞選纲领和承诺。比如，平均每个月大约有5000人搜索作为虔诚摩门教徒的罗姆尼穿什么样的内衣，而搜索共和党副总统获选人瑞安半裸照的频率，是“瑞安预算案”的九倍。 而另一种解释则是，在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已从制造业转向信息业，这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从社会性转向自我性。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只有个人事务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人际关系、合理膳食、户外活动、乃至音乐，等等。社会和政治问题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人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就会很低，教育也使人们脱离政治。
飓风不是我制造的阴谋
现在再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投了票的人是什么情况，他们为什么选择奥巴马而没有选择罗姆尼，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民主党而非共和党。
10月29日，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奥巴马和罗姆尼都铆足了劲儿冲刺。恰在此时，飓风“桑迪”不期而至，来势汹汹，重创美国东海岸的大片地区，一度打乱了大选的步伐。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开始，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约而同取消了大部分的竞选活动。飓风登陆当天，罗姆尼阵营按兵不动，作为现任总统的奥巴马则火速返回白宫展开防灾救灾的工作。然而，第二天，两位总统候选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日程。罗姆尼在最关键的“摇摆州”之一俄亥俄州竞选造势，而奥巴马则与内阁高级幕僚就应对飓风进行了紧张的电视电话会议，并颁布了多条与飓风相关的行政命令。在当天奥巴马阵营发给外界的邮件中，也呼吁人们捐助灾区，而不是捐助奥巴马竞选。为了更有力地应对“桑迪”，奥巴马甚至干脆取消了10月31日前往俄亥俄州举行的竞选活动。这也就是说，奥巴马连续三天放弃了主要的竞选安排。
飓风过后，两位获选人的结局大不相同。尽管罗姆尼表示在俄亥俄州活动是为美国东部灾区民众筹措生活必需品，然而他的举动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批评者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如果是真心要救助灾民，就应该到灾区慰问民众，而不是以赈灾的名义行竞选之实。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本是罗姆尼重要的盟友，与奥巴马素来是“针尖对麦芒”。不过，10月30日，克里斯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其态度发生180度大逆转：“总统先生实在是太棒了……我昨天与他三度通话，最后一通电话是他在半夜时分打给我的，询问我需要些什么……和他在一起工作感觉非常好，他的政府团队也和我们协调地很顺利。这一切都很棒。”就在次日，又出现一个小插曲：奥巴马在与克里斯蒂一起乘坐直升机查看新泽西沿岸受灾情况时，居然在飞机上看到了这样一幕：沙滩上惊现罗姆尼支持者拼出的“罗姆尼”字样。真不知罗姆尼支持者是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
奥巴马作为现任总统，掌握着重要的行政资源，在竞选的收官阶段全面展示了一个积极救灾的形象。作为罗姆尼拥趸的克里斯蒂，他的表态可以说是奥巴马阵营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正面宣传。而作为挑战者的罗姆尼，也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儿了。可见，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总统候选人除了必须在三场电视辩论中接受全民检验外，还面临着突发事件的挑战，比如这场意料之外的飓风。最终罗姆尼在俄亥俄折戟。
你怎样才会认同我
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短期因素会影响选民当时投票的行为，而长期因素往往影响某个选民的一生，比如对政党的忠诚度。
政党认同是民众对某一政党多年形成的心理联系。认同度高的人会习惯上投该党的票；政党认同低的人则会摇摆不定，有时会转投其他政党；没有政党认同的人则是候选人最需要争取的，这些人在每一次大选中都有不同的投票趋向。一般来说，这种认同在一个人的成长初期就开始了，而父母的影响非常大。比如，有很多人声称自己属于民主党或共和党，并且不会改变这种从父母那里遗传得来的认同感。事实上，政党认同是大选稳定的基础。因为这种认同会允许政治家就选民的需要给出预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而没有政党认同或者相对微弱的话，选民们就会像人们对电视广告的反应一样反复无常，长此以往，民主政治的根基都会遭到动摇。从目前来看，政党认同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摇摆不定的人均在上升。这一点在法国大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法国政党纷繁复杂，经常分化和改组，缺乏稳定的政治认同基本盘，其结果就是法国大选总是无法预测。
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传统的阶级概念也有充分体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阶级界线十分模糊的国家，但是蓝领的工人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特别是在那些负担家庭生计的人是工会成员的家庭当中更为突出。不过，有些工人阶级的选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且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传统，可能会选择保守的共和党。相反，有些中产阶级或地位更高的人，如果他们拥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或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选择了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也会支持民主党。身价不菲的罗姆尼很容易被视为富人的代表，为了淡化这一色彩，他在搭档选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他的搭档瑞安，年仅42岁，在他16岁时其父就因心肌梗塞去世，他在社会保障项目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大学教育。初到华盛顿时，为了维持生计，瑞安不得不兼职做服务员、健美教练等。
罗姆尼和瑞安不仅在年龄、出身背景上互补，在地域上也相互呼应。罗姆尼来自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而瑞安则出生于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单名选区制，简单地说，就是每个选区的代表只会是一个人，在绝大部分州，只要某个候选人获得该区多数选民的支持，便可成为该选区的代表，并获得该选区所有的选举人票。说白了就是谁赢了，谁拿桌子上所有的钱。这种制度首先就表明地区倾向十分重要，美国各州根据人口比例划分各州票数，而一些州也都拥有自己固定的倾向。
例如民调显示，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是民主党大本营。其中，在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等，民主党的领先优势都在20个百分点以上。这也使得罗姆尼十分郁闷，其老家马萨诸塞州一直处于蓝色（民主党的代表色）海洋之中。与此同时，共和党在怀俄明州、犹他州、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以及堪萨斯州的领先优势也超过20个百分点。但这也并非一成不变。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蓝色州”总计23个，远低于2008年的36个。“红色（共和党的代表色）州”从2008年的五个增加至十个，“摇摆州”则从十个增加至18个。美国南部各州过去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却转而强烈地支持共和党；东北部自南北战争以来就一直是共和党的基地，现在却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比如弗吉尼亚州历来是共和党的地盘，但在过去十年里面，靠近华盛顿的北弗吉尼亚地区人口快速增加，有些縣份拉美裔移民数量上升了30%，同时黑人数量也在迅速增加，种种因素使得弗吉尼亚州逐渐由红转蓝，过去两届州长选举都是民主党人胜出，本届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宗教也是影响美国选民的决定性因素。说起美国，人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自由女神像，但有一个事实或许经常被忽略：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若干年前一项调查发现，59%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的33%、德国的21%、法国的11%和日本的12%。一般来说，较为落后的国家的宗教影响往往更为强大，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信仰似乎成了一个特例，当然或许还包括以色列。事实上，美国人的宗教情怀是使美国与欧洲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许多欧洲人甚至都认为美国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统治着。民意测验发现，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创世神话，近2/3的人相信魔鬼的存在。绝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中的描述将成为现实。美国的畅销书《身后之事》（一本宗教意味十分浓厚的书），销量超过了4000万册。小布什在43岁时就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其选举更是从保守的基督教徒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他在白人新教徒那里赢得了3/4的选票，克里则在世俗（无宗教信仰）人群中获得了2/3的选票。这在欧洲或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本次大选过程中，罗姆尼的摩门教背景就有非凡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民主党党纲中“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句话，犹太裔一直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由于在过去四年里，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颇受争议，2012年6月一份民调显示，奥巴马在犹太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已滑至64%。而根据近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举行的民调显示，犹太裔中对奥巴马处理美以关系表示“不满意”者已高达53%。这其实也是奥巴马难以从犹太裔中筹得更多捐款的重要原因。而在天主教的分支中，摩门教的教义与其祖先犹太教最为相近，因此本次大选中犹太裔在筹款方面的选择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当然，由于犹太裔本身数量有限，所以就纯粹投票技术而言，影响有限）。简言之，宗教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也有些无孔不入的味道。
在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题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罗姆尼指责奥巴马上台后采取的政策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出现裂痕，批评奥巴马在担任总统后访问了埃及等数个伊斯兰国家，却没有访问以色列，而自己在7月末出访期间就访问了以色列。对此，奥巴马回击说，在上次大选时，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次出访也是去以色列。奥巴马还乘机反攻说，他在上次访问以色列时没有像罗姆尼那样接受捐款和参加竞选筹款活动，而是选择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以此提醒自己何为“邪恶的本质”，以及为何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牢不可破”。
亲爱的们，我够萌吗
影响投票的因素，或者说美国选民差异还有年龄群体、性别差异、少数族裔，等等。
事实上，与惯常的认知不同，年轻人并不比年纪大的人更激进。前者更倾向于追随并沉湎于青年时代的潮流。有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在大萧条时期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生都支持民主党。同样，共和党希望通过20世纪80年代年轻投票者对里根的热情拥护，在年轻人心目中建立起对共和党的永久认同。在2008年大选中，除了充满煽动性的竞选口号和纲领外，奥巴马还利用新潮的新媒体竞选，大获年轻人的好评。对于年轻选民而言，投票给奥巴马比投给麦凯恩和罗姆尼酷得多。在本次选举中，奥巴马同样尽其所能地“讨好”年轻人。10月15日，即第二场电视辩论前夕，奥巴马现身某儿童电视新闻节目，争取未达投票年龄的年轻群体的支持。当一名15岁的少年询问奥巴马从失恋中学到什么时，奥巴马以过来人的身份调侃说：“我失恋过……我想你从中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生活还得继续。”实际上，在竞选尚未开始的时候，奥巴马团队就已经着手吸引青年选民的支持，多次邀请媒体记者跟拍。于是，奥巴马各种“卖萌”的图片频频见诸报端：他时而在镜子前打理领带扮酷，时而认真地观测天象，时而亲切地让婴儿触摸他的大鼻子，时而被普通民众热情熊抱，时而笑容可掬地给义工们送披萨，时而调皮地给正在称体重的下属捣乱……8月20日，第一夫人米歇尔在白宫举办首次儿童国宴，以别样的方式为夫助选。
而罗姆尼尽管抹开面儿跳了一场《江南style》，但是仍难改其“老绅士”的自律、刻板形象。在罗姆尼的话语体系中，他对妻子是“迷恋”，而不是简单的“爱”；乘客是“步出机舱”，而不是“下飞机”；收容囚犯的是“狱舍”，而不是“监狱”；人遇到开心的事情时只会“捧腹”，而不是“大笑”；“下地狱去吧”是“Go to H-E-double hockey sticks”，含蓄到用“两根球棒”代替两个字母l，也不说出Hell（地狱）一词……罗姆尼的谈吐常常令年轻人感觉拒人以千里之外，相反年长的人则因此认为罗姆尼稳重。选举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更有胆量尝试蹦极，选择罗姆尼的人只有21%。当然，年龄群体的行动也部分受制于经济形势的影响。许多年轻投票者担心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不能带来就业增长，但是许多退休的投票者则担心共和党削减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在最近乃至本次大选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支持民主党。
在第一场电视辩论中，观众普遍认为奥巴马状态欠佳，显得精神不好，不够自信；而罗姆尼则表现得坚定诚恳，论据充分。随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罗姆尼的支持率迅速飙升。但是，好景不长，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将罗姆尼拖入性别歧视的漩涡中。习惯上，我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传统和保守，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比其他国家特殊，甚至截然相反。在美国，女性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总是高于男性，其原因是女性赞同民主党对福利政策和堕胎的支持。在本次大选前的调查显示，罗姆尼在男性选民中保有9%的优势，奥巴马则在女性选民中领先9%。奥巴马的“女人缘”是毋庸置疑的，2008年选举时他在女性选民中的领先优势达到13%。罗姆尼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在第二场电视辩论中回答男女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他特意提及自己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曾主动聘用女性，希望讨得女选民欢心。然而，紧张的罗姆尼还是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我造访一些女性团体，说‘你们能帮我们找些人么’，她们拿來活页夹，里面全是女性。”罗氏竟在活页夹里找女性，女性选民纷纷对此表示“很受伤”：56%的女性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这场辩论的胜者，而罗姆尼的支持率则为34%。 除了三场电视辩论，奥巴马和罗姆尼少有“同台竞技”的机会，除了今年6月22日这一天，两人不约而同亲临一个美国大众不熟悉的协会——“全国拉美裔当选任命官员协会”，并发表讲话。这背后实有玄机。在美国现有人口中，白人约占64%，拉美裔为16.3%、非洲裔12.6%、亚裔4.8%。鉴于奥巴马对非洲裔选民有天然“吸引力”——其实，即便奥巴马不是非洲裔，黑人也仍然是民主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超过80%的黑人都会把票投给民主党，罗姆尼只能着力于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裔选民。但是，民主党倾向于移民改革，而拉美裔选民最关切的正是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多数是拉美裔。在2008年的选举中，奥巴马就曾获67%的拉美裔选民支持，而麦凯恩仅为31%。于是，在“全国拉美裔当选任命官员协会”年会上，奥巴马和罗姆尼也获得了不同的待遇：宣布暂缓遣返部分年轻非法移民（其中大多来自拉美国家）的奥巴马，赢得起立欢呼；而对移民政策持强硬立场的罗姆尼，则得到礼貌而冷淡的掌声。
我也想说：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为赢得选举，候选人总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无休止地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许这可以被称作滑头或无规则，但这也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如果采取僵化的、不受普遍欢迎的政策，就会被淘汰出局。那些主张政治家坚守原则或做正确事情的人，总是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不能再次当选，所有的正确的、应当做的事情都不会存在。因此，我會随时做出修改，并伺机而动。”在这样的认识下，权宜之计就大行其道了。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利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军事胜利的东风，精明地提出在1983年举行英国大选，而后又在1987年趁着经济复苏和工党内部混乱之际再次提出大选。她的保守党两次都赢得了大选胜利。与之相似，在1976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从水门事件丑闻引发的道德辩论中获益，击败了尼克松的继任者、共和党候选人福特。1992年，老布什坐拥海湾战争胜利的外交资本谋求连任，最终却被克林顿的一句“笨蛋，问题是经济”打败了。在本次美国大选中，“桑迪”飓风显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这些例子，我们还可以再考察一下9.11事件之后的选举，以此而知偶然事件确实在影响着政治。2001年的恐怖袭击激发出美国人的爱国之心，这种爱国主义使小布什在2004年再次当选。其竞选策略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情绪：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更愿意选择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小布什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本土安全方面的政策使共和党把他吹捧为能确保美国安全的领导者，而把他的竞争对手克里描绘为举棋不定的人。于是，关注恐怖袭击的选民强烈地支持小布什。在一则竞选广告中，小布什更是拿着武器，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和大部分民主党人也都选择谴责萨达姆并支持在占领伊拉克后建立一个联合的代议制政府。但是到了2004年，当选民普遍反对伊拉克战争时，克里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论调，对伊拉克政策提出批评并要求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实际上，小布什也是如此，他为了再次当选，也强调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作用，希望在11月大选前能够将政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于是，为了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两位候选人皆逐渐向中间位置调整自己的立场，两党对伊拉克政策已无重大差别。
在民主政体下，还有别的选择吗？政治家能够为了一贯性和原则性而逆选民意志行事吗？政治家的转变经常遭到媒体和反对者的嘲笑，但是这些改变和调整却是为了赢得新的具有连续性的支持。就像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在被问及什么决定其政策时所说的：“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在民主制度之下，大部分政客的政治生涯无非是对事件的机会主义的回应。
美国人为大选所分割，有人投票，有人不投票，有人选择罗姆尼，有人选择奥巴马。这个过程中，人们为各种意识形态所支配，也因为各种需要所选择。对于单极世界中的美国大选，世界的关注或许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自己。2012年是不折不扣的大选年，共计17个国家将进行换届选举。其中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四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对世界态势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今，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经历过数次美国大选的中国人也早已习惯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话题，不论是被赞扬，还是被批判，亦或是理性的描述，都不过是一场秀。基辛格博士一直坚持说，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布热津斯基与斯考特罗夫特也均认为，中国崛起的问题在于国内而非国际，因此不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要把中国当作首要敌人，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林肯先生，你是选民吗？”
这是美国颇有人气的恐怖片《吸血鬼猎人亚伯拉罕·林肯》中的一个场景。年轻的林肯刚刚在杂货店谋得一职，参议员道格拉斯便进来拉选票了，随后他开始询问林肯对于该州禁止奴隶交易的法案持何种态度。一旁的托德小姐立刻阻止了道格拉斯，她覺得这种老生常谈的讨论十分无聊。在这个对话场景中，竞选者——道格拉斯、选民——林肯，以及此时此刻还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甲”——托德小姐，恰好构成了美国大选的基本架构。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废奴”总统、南北战争中维护美国统一的英雄，在这部影片成了专门消灭吸血鬼的“吸血鬼猎人”，他通过选举而当上美国总统，这样他就能更有力地保护那些受到吸血鬼伤害的国民。林肯废除奴隶制严重损害了南方吸血鬼奴隶主的利益，恼羞成怒的吸血鬼挑起了与人类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由此打响。
看来，选举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平常的事情，哪怕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以人类与吸血鬼作战为主题的恐怖片，都会再炒150年前林肯选举的冷饭，而且居然大获观众的青睐。而托德小姐（后来成为林肯的妻子）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度之低，又与她家庭教育程度之高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专家估算，2012年美国大选的投票人数可能仅占美国总人口的57%。在“五月花”号漂洋过海400年后的今天，新教徒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早已深入北美大陆的骨髓，然而如此低的投票率，或者说如此低的政治参与程度，是不是又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所怀疑呢？现实的世界早已远离伟大的林肯总统时代，如今在美国大选的谜底揭晓之际，还请随我们以几个角度来审视美国大选，了解一下美国选民的实况，或者换句话说，总统是怎么当上的。
孩子，你为什么受够了我
2012年8月13日，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地区的艾奥瓦州。奥巴马大驾光临艾奥瓦州博览会，这是他竞选之旅的一部分。在会场上，他“慷慨解囊”，购买了十张啤酒券发给在场的人。他满以为，现场民众以及电视观众会对他再次展露的亲民作风印象良好。孰料事后，卖给奥巴马啤酒券的那个女孩却在网上爆料：事情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和温情。先是特勤人员前来清场，将所有工作人员搜了个遍；然后防暴警察和警犬轮番登场，将吧台内外搜了个遍；然后特勤人员安排她将啤酒券卖给奥巴马；然后奥巴马如期出场买了啤酒券。
很难说这个啤酒女孩的爆料对奥巴马有多少杀伤力，因为美国选民早对这些竞选把戏门儿清。不要说他们对四年一度的竞选大戏见怪不怪，就从今年8月28日罗姆尼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9月6日奥巴马被正式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在两人并不算漫长的竞选过程中，他们透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对这两个阵营数不胜数的拉票行为早已看得饱饱的。无论是夫妻同台秀恩爱，或者抱着别人的宝宝秀亲民，抑或大跳风靡全球的骑马舞，热心为竞选义工送披萨，淋着雨发表演说……其核心目的十分简单明了——请投我一票。但是结果呢？
“我受够了奥巴马和罗姆尼”，一个四岁的科罗拉多小女孩阿比盖尔，她在汽车内听到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关于竞选的报道后哭着对妈妈说。不少网民感同身受，纷纷力挺这个小女孩，期盼选举尽早结束。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也不得不“代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其他新闻机构，向阿比盖尔和其他与她感受相同的人道歉”：“我们必须承认，竞选对我们而言也已经足够长，让我们告诉自己，‘只剩几天而已，只剩几天而已，只剩几天而已’。”
啤酒女孩的爆料，四岁女孩的哭泣，网民的同情和媒体的道歉，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有多少人会对总统候选人目不暇接的做秀感冒？又有多少人会因此来到投票箱前？在铺天盖地的竞选宣传、热火朝天的造势活动背后，我们不得不看一下硬币的另一面：只有57%左右的选民参加了本次选举，那么剩下的43%在做什么呢？在美国大选秀无孔不入的今天，这种投票率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美国大选投票率低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尽管美国人高度认同民主政治和政治参与，但是其投票率远远低于其他民主国家。比如，瑞典、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投票率高达90%，1994南非的黑人首次被允许参加投票时，其投票率高达86%，可见他们是多么珍惜投上一票的权利。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55.3%的合法选民参加了投票，这个数字要高于此前几届大选。而在2008年大选中，两党都在努力挖掘潜在的支持者，奥巴马更是在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特别是脸谱、推特等工具发动年轻选民参与选举的情况下，赢得了几十年来投票率最高（58.2%）的一次总统大选。在总统大选之外的选举中，美国的投票率更糟，也许只有1/4到1/3。
亲，你为什么不来投票
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美国的投票率会如此之低？有人专门采访过不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他们的回答是对候选人不感兴趣或不满意。许多人觉得自己的一票并不能改变什么，或者认为没有一个候选人是真正好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与美国的政党体制有关，两个大党并不一定能提供让人感兴趣的、清楚明白的选择，他们都只盯着权力中心的位置。而电视提前给投票者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这些往往是低级的、肮脏的政治内幕——导致许多投票者在大选期间对两个政党都心生厌恶。只有不到1/20的美国成年人对政治给予足够的关注，参加政治会议、捐钱或者向邻居拉票。
美国人的不投票行为在政治学家们当中也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一些人认为投票率的下降是一种警示，意味着许多美国人越来越远离政治制度，这使得政治制度失去合法性，失去民众的认同。另一些人则比较乐观，认为低投票率也许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基本满意，或者还没有不满意到要采取登记投票的程度。那些投票率很高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到政治狂热的困扰。 对于低投票率的问题，目前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解释，比如美国选民登记一直是件很繁琐的事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像欧洲选民登记都是自动的；而且美国的投票日被安排在周二，而不是大家比较有时间的周末。此外，在美国，大量地方性的、州和国家的候选人很容易就把选民搞糊涂了。具体而言，收入和教育程度、年龄、居住地等，都是决定投票率的关键因素。大部分民主国家的投票者都是中年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居住在城市或城市的郊区。他们对政党有着更高的认同感。不投票的人则刚好相反，年轻、缺乏教育、从事底层工作或失业。
尽管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赞成，教育使得人们有更强的参与意识。但是，当美国的教育水平稳步上升时，投票率却一直下滑。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和拥有大学的城市数量都是最高的，但投票率却截然相反。有学者指出：在每个社会中，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投票率最低的人群。然而教育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大学毕业生单纯数量上的激增稀释了其原有的精英身份。这一点与中国类似，大学毕业经常仅仅意味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像过去的高中毕业生一样。许多专业的设置都是职业取向，并不能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兴趣和知识。因此，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很难在政党和候选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潜在的投票者会被否定性的竞选宣传所影响，认为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肮脏的。
我在电视上表现怎样
10月3日、10月16日和10月22日，奥巴马和罗姆尼举行三场电视辩论。
为了在三场辩论中表现更加抢眼，两人都费尽了心思。
奥巴马挑选了一位强劲的“假想敌”——民主党籍参议员约翰·克里陪练。克里和罗姆尼一样都来自马萨诸塞州，两人在长相、发型和身高上都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克里有数十年的从政经验，经历过很多场辩论。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克里曾与小布什对决，尽管最终败选，但是他在辩论中的出色表现顽强地缩小了与小布什在民意支持率上的差距。而且，据说克里一直在研究罗姆尼的政坛生涯、行事风格和竞选技巧，并且掌握了罗姆尼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的一手资料，对罗姆尼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罗姆尼的陪练波特曼也不简单，他也是一名联邦参议员，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要员，据称从1996年开始，他就曾在多届总统竞选的模拟辩论中扮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出众的口才饱受好评。
奥巴马的每次辩论彩排都由其团队记录下来，一个一个细节地反复细抠，反复琢磨在碰到各种问题时该如何反应。而罗姆尼的助手则精确计算了其每分钟的语速，免得给人一种背诵台词的感觉。罗姆尼甚至在训练中尝试抨击奥巴马歪曲事实并推卸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根据他的顾问的设计，不是要批评奥巴马干得不好，而是激奥巴马出错——激怒他或诱使他显露出现任总统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让他在辩论中丢分。
实际上，三场电视辩论只是两人在电视上的“正面交锋”。在平时，候选人几乎天天都要经过电视的“考验”。电视在大选中举足轻重。所有的人都会充分利用电视，而电视也在充分利用所有的人。然而让人无奈的是，电视等媒体也是导致政治参与程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早期的总统预选上，大选期间，打开电视，各个频道到处都是口若悬河的评论员，喋喋不休、肆无忌惮地评论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在增加能量。进入预选的候选人被当作竞赛的领跑者，获得大量的新闻报道、日渐升高的知名度和彩车游行般引人瞩目的效果。在此过程中，电视成为名符其实的“国王拥立者”。因此，人们对候选人按照电视的要求安排其活动和竞争策略感到十分平常，因为他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镜头。
但是电视关于候选人的报道更集中于他们的个性，而不是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电视通过精巧的特写和表面上的自然举止，给观众一种感觉，即他们看到的就是领导人的真实个性。事实上，诸如里根这样的人物是可以非常专业地把玩媒体的，他总是一个健步跨上辩论台，显示自己虽然年纪大但充满活力，而诸如多尔这样的人则紧张到必须隐藏自己的个性。在本次总统竞选中，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富有朝气，65岁的罗姆尼出镜前特意使用古铜喷雾使自己看起来更“黑”，并将自己的头发染成深色。而年仅51岁的奥巴马却顶着似乎比四年前更加灰白的头发出镜：我不仅不作假，而且比我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老练，甚至为国家操劳白了头发。
显然，候选人在电视上的表现往往无法充分反映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但这恰恰是美国选民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政治是否应该走出烟雾腾腾的密室，而变成镁光灯下的做秀？长此以往，选民对政治的理解反倒更加黑化，更趋于表象，把一切视为虚假的产物。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相信，电视是造成政治冷漠的首要原因。他发现出生于二战以前的老人们更信任政治，更多地加入团体、参与政治，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电视时代”以前；而成长于“电视时代”的年轻人则缺乏这些品质。普特南的名言是：“花在看电视上的每一个小时都与更少的信任感、更少的团体成员意识相连，而花在读报上的每一个小时恰恰与此相反。”十分巧合的是，1960年，电视首次奠定了它成为竞选中最重要手段的地位，那一年投票率降低了13%，在其后的电视时代，投票率始终不如此前。观众，或者说选民们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认为，电视的过度报道和竞选双方的相互诋毁使其对投票失去兴趣，尤其是针对政治污点的指控和反指控愈演愈烈，更换越来越快，选民们受到交叉压力，不得不进入冷漠和无法做出决定的状态，这与西欧限制竞选节目时间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而在所谓电视辩论的过程中，两位候选人的观点听上去几乎差不多，选民们甚至无法区分其间的不同。同时，电视做秀意味着竞选预算的无限增加，这给了各种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们发挥影响的机会，却削弱了政党的作用，因此普通选民的无力感也就更加深刻。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民众更关心大选的一些“花边”，而不是候选人的竞選纲领和承诺。比如，平均每个月大约有5000人搜索作为虔诚摩门教徒的罗姆尼穿什么样的内衣，而搜索共和党副总统获选人瑞安半裸照的频率，是“瑞安预算案”的九倍。 而另一种解释则是，在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已从制造业转向信息业，这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从社会性转向自我性。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只有个人事务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人际关系、合理膳食、户外活动、乃至音乐，等等。社会和政治问题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人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就会很低，教育也使人们脱离政治。
飓风不是我制造的阴谋
现在再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投了票的人是什么情况，他们为什么选择奥巴马而没有选择罗姆尼，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民主党而非共和党。
10月29日，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奥巴马和罗姆尼都铆足了劲儿冲刺。恰在此时，飓风“桑迪”不期而至，来势汹汹，重创美国东海岸的大片地区，一度打乱了大选的步伐。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开始，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约而同取消了大部分的竞选活动。飓风登陆当天，罗姆尼阵营按兵不动，作为现任总统的奥巴马则火速返回白宫展开防灾救灾的工作。然而，第二天，两位总统候选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日程。罗姆尼在最关键的“摇摆州”之一俄亥俄州竞选造势，而奥巴马则与内阁高级幕僚就应对飓风进行了紧张的电视电话会议，并颁布了多条与飓风相关的行政命令。在当天奥巴马阵营发给外界的邮件中，也呼吁人们捐助灾区，而不是捐助奥巴马竞选。为了更有力地应对“桑迪”，奥巴马甚至干脆取消了10月31日前往俄亥俄州举行的竞选活动。这也就是说，奥巴马连续三天放弃了主要的竞选安排。
飓风过后，两位获选人的结局大不相同。尽管罗姆尼表示在俄亥俄州活动是为美国东部灾区民众筹措生活必需品，然而他的举动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批评者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如果是真心要救助灾民，就应该到灾区慰问民众，而不是以赈灾的名义行竞选之实。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本是罗姆尼重要的盟友，与奥巴马素来是“针尖对麦芒”。不过，10月30日，克里斯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其态度发生180度大逆转：“总统先生实在是太棒了……我昨天与他三度通话，最后一通电话是他在半夜时分打给我的，询问我需要些什么……和他在一起工作感觉非常好，他的政府团队也和我们协调地很顺利。这一切都很棒。”就在次日，又出现一个小插曲：奥巴马在与克里斯蒂一起乘坐直升机查看新泽西沿岸受灾情况时，居然在飞机上看到了这样一幕：沙滩上惊现罗姆尼支持者拼出的“罗姆尼”字样。真不知罗姆尼支持者是在帮忙还是在帮倒忙。
奥巴马作为现任总统，掌握着重要的行政资源，在竞选的收官阶段全面展示了一个积极救灾的形象。作为罗姆尼拥趸的克里斯蒂，他的表态可以说是奥巴马阵营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正面宣传。而作为挑战者的罗姆尼，也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儿了。可见，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总统候选人除了必须在三场电视辩论中接受全民检验外，还面临着突发事件的挑战，比如这场意料之外的飓风。最终罗姆尼在俄亥俄折戟。
你怎样才会认同我
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短期因素会影响选民当时投票的行为，而长期因素往往影响某个选民的一生，比如对政党的忠诚度。
政党认同是民众对某一政党多年形成的心理联系。认同度高的人会习惯上投该党的票；政党认同低的人则会摇摆不定，有时会转投其他政党；没有政党认同的人则是候选人最需要争取的，这些人在每一次大选中都有不同的投票趋向。一般来说，这种认同在一个人的成长初期就开始了，而父母的影响非常大。比如，有很多人声称自己属于民主党或共和党，并且不会改变这种从父母那里遗传得来的认同感。事实上，政党认同是大选稳定的基础。因为这种认同会允许政治家就选民的需要给出预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而没有政党认同或者相对微弱的话，选民们就会像人们对电视广告的反应一样反复无常，长此以往，民主政治的根基都会遭到动摇。从目前来看，政党认同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摇摆不定的人均在上升。这一点在法国大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法国政党纷繁复杂，经常分化和改组，缺乏稳定的政治认同基本盘，其结果就是法国大选总是无法预测。
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传统的阶级概念也有充分体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阶级界线十分模糊的国家，但是蓝领的工人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特别是在那些负担家庭生计的人是工会成员的家庭当中更为突出。不过，有些工人阶级的选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且有着强烈的政治认同传统，可能会选择保守的共和党。相反，有些中产阶级或地位更高的人，如果他们拥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或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选择了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也会支持民主党。身价不菲的罗姆尼很容易被视为富人的代表，为了淡化这一色彩，他在搭档选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他的搭档瑞安，年仅42岁，在他16岁时其父就因心肌梗塞去世，他在社会保障项目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大学教育。初到华盛顿时，为了维持生计，瑞安不得不兼职做服务员、健美教练等。
罗姆尼和瑞安不仅在年龄、出身背景上互补，在地域上也相互呼应。罗姆尼来自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而瑞安则出生于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单名选区制，简单地说，就是每个选区的代表只会是一个人，在绝大部分州，只要某个候选人获得该区多数选民的支持，便可成为该选区的代表，并获得该选区所有的选举人票。说白了就是谁赢了，谁拿桌子上所有的钱。这种制度首先就表明地区倾向十分重要，美国各州根据人口比例划分各州票数，而一些州也都拥有自己固定的倾向。
例如民调显示，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是民主党大本营。其中，在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等，民主党的领先优势都在20个百分点以上。这也使得罗姆尼十分郁闷，其老家马萨诸塞州一直处于蓝色（民主党的代表色）海洋之中。与此同时，共和党在怀俄明州、犹他州、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以及堪萨斯州的领先优势也超过20个百分点。但这也并非一成不变。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蓝色州”总计23个，远低于2008年的36个。“红色（共和党的代表色）州”从2008年的五个增加至十个，“摇摆州”则从十个增加至18个。美国南部各州过去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却转而强烈地支持共和党；东北部自南北战争以来就一直是共和党的基地，现在却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比如弗吉尼亚州历来是共和党的地盘，但在过去十年里面，靠近华盛顿的北弗吉尼亚地区人口快速增加，有些縣份拉美裔移民数量上升了30%，同时黑人数量也在迅速增加，种种因素使得弗吉尼亚州逐渐由红转蓝，过去两届州长选举都是民主党人胜出，本届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宗教也是影响美国选民的决定性因素。说起美国，人们脑海中出现的往往是自由女神像，但有一个事实或许经常被忽略：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若干年前一项调查发现，59%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英国的33%、德国的21%、法国的11%和日本的12%。一般来说，较为落后的国家的宗教影响往往更为强大，但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信仰似乎成了一个特例，当然或许还包括以色列。事实上，美国人的宗教情怀是使美国与欧洲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许多欧洲人甚至都认为美国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统治着。民意测验发现，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创世神话，近2/3的人相信魔鬼的存在。绝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中的描述将成为现实。美国的畅销书《身后之事》（一本宗教意味十分浓厚的书），销量超过了4000万册。小布什在43岁时就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其选举更是从保守的基督教徒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他在白人新教徒那里赢得了3/4的选票，克里则在世俗（无宗教信仰）人群中获得了2/3的选票。这在欧洲或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本次大选过程中，罗姆尼的摩门教背景就有非凡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民主党党纲中“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句话，犹太裔一直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由于在过去四年里，奥巴马的中东政策颇受争议，2012年6月一份民调显示，奥巴马在犹太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已滑至64%。而根据近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举行的民调显示，犹太裔中对奥巴马处理美以关系表示“不满意”者已高达53%。这其实也是奥巴马难以从犹太裔中筹得更多捐款的重要原因。而在天主教的分支中，摩门教的教义与其祖先犹太教最为相近，因此本次大选中犹太裔在筹款方面的选择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当然，由于犹太裔本身数量有限，所以就纯粹投票技术而言，影响有限）。简言之，宗教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也有些无孔不入的味道。
在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题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罗姆尼指责奥巴马上台后采取的政策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出现裂痕，批评奥巴马在担任总统后访问了埃及等数个伊斯兰国家，却没有访问以色列，而自己在7月末出访期间就访问了以色列。对此，奥巴马回击说，在上次大选时，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次出访也是去以色列。奥巴马还乘机反攻说，他在上次访问以色列时没有像罗姆尼那样接受捐款和参加竞选筹款活动，而是选择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以此提醒自己何为“邪恶的本质”，以及为何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牢不可破”。
亲爱的们，我够萌吗
影响投票的因素，或者说美国选民差异还有年龄群体、性别差异、少数族裔，等等。
事实上，与惯常的认知不同，年轻人并不比年纪大的人更激进。前者更倾向于追随并沉湎于青年时代的潮流。有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在大萧条时期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生都支持民主党。同样，共和党希望通过20世纪80年代年轻投票者对里根的热情拥护，在年轻人心目中建立起对共和党的永久认同。在2008年大选中，除了充满煽动性的竞选口号和纲领外，奥巴马还利用新潮的新媒体竞选，大获年轻人的好评。对于年轻选民而言，投票给奥巴马比投给麦凯恩和罗姆尼酷得多。在本次选举中，奥巴马同样尽其所能地“讨好”年轻人。10月15日，即第二场电视辩论前夕，奥巴马现身某儿童电视新闻节目，争取未达投票年龄的年轻群体的支持。当一名15岁的少年询问奥巴马从失恋中学到什么时，奥巴马以过来人的身份调侃说：“我失恋过……我想你从中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生活还得继续。”实际上，在竞选尚未开始的时候，奥巴马团队就已经着手吸引青年选民的支持，多次邀请媒体记者跟拍。于是，奥巴马各种“卖萌”的图片频频见诸报端：他时而在镜子前打理领带扮酷，时而认真地观测天象，时而亲切地让婴儿触摸他的大鼻子，时而被普通民众热情熊抱，时而笑容可掬地给义工们送披萨，时而调皮地给正在称体重的下属捣乱……8月20日，第一夫人米歇尔在白宫举办首次儿童国宴，以别样的方式为夫助选。
而罗姆尼尽管抹开面儿跳了一场《江南style》，但是仍难改其“老绅士”的自律、刻板形象。在罗姆尼的话语体系中，他对妻子是“迷恋”，而不是简单的“爱”；乘客是“步出机舱”，而不是“下飞机”；收容囚犯的是“狱舍”，而不是“监狱”；人遇到开心的事情时只会“捧腹”，而不是“大笑”；“下地狱去吧”是“Go to H-E-double hockey sticks”，含蓄到用“两根球棒”代替两个字母l，也不说出Hell（地狱）一词……罗姆尼的谈吐常常令年轻人感觉拒人以千里之外，相反年长的人则因此认为罗姆尼稳重。选举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更有胆量尝试蹦极，选择罗姆尼的人只有21%。当然，年龄群体的行动也部分受制于经济形势的影响。许多年轻投票者担心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不能带来就业增长，但是许多退休的投票者则担心共和党削减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在最近乃至本次大选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支持民主党。
在第一场电视辩论中，观众普遍认为奥巴马状态欠佳，显得精神不好，不够自信；而罗姆尼则表现得坚定诚恳，论据充分。随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罗姆尼的支持率迅速飙升。但是，好景不长，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将罗姆尼拖入性别歧视的漩涡中。习惯上，我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传统和保守，但是美国的情况却比其他国家特殊，甚至截然相反。在美国，女性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总是高于男性，其原因是女性赞同民主党对福利政策和堕胎的支持。在本次大选前的调查显示，罗姆尼在男性选民中保有9%的优势，奥巴马则在女性选民中领先9%。奥巴马的“女人缘”是毋庸置疑的，2008年选举时他在女性选民中的领先优势达到13%。罗姆尼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在第二场电视辩论中回答男女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他特意提及自己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曾主动聘用女性，希望讨得女选民欢心。然而，紧张的罗姆尼还是一不小心说错了话：“我造访一些女性团体，说‘你们能帮我们找些人么’，她们拿來活页夹，里面全是女性。”罗氏竟在活页夹里找女性，女性选民纷纷对此表示“很受伤”：56%的女性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这场辩论的胜者，而罗姆尼的支持率则为34%。 除了三场电视辩论，奥巴马和罗姆尼少有“同台竞技”的机会，除了今年6月22日这一天，两人不约而同亲临一个美国大众不熟悉的协会——“全国拉美裔当选任命官员协会”，并发表讲话。这背后实有玄机。在美国现有人口中，白人约占64%，拉美裔为16.3%、非洲裔12.6%、亚裔4.8%。鉴于奥巴马对非洲裔选民有天然“吸引力”——其实，即便奥巴马不是非洲裔，黑人也仍然是民主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超过80%的黑人都会把票投给民主党，罗姆尼只能着力于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裔选民。但是，民主党倾向于移民改革，而拉美裔选民最关切的正是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其中多数是拉美裔。在2008年的选举中，奥巴马就曾获67%的拉美裔选民支持，而麦凯恩仅为31%。于是，在“全国拉美裔当选任命官员协会”年会上，奥巴马和罗姆尼也获得了不同的待遇：宣布暂缓遣返部分年轻非法移民（其中大多来自拉美国家）的奥巴马，赢得起立欢呼；而对移民政策持强硬立场的罗姆尼，则得到礼貌而冷淡的掌声。
我也想说：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为赢得选举，候选人总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无休止地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许这可以被称作滑头或无规则，但这也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如果采取僵化的、不受普遍欢迎的政策，就会被淘汰出局。那些主张政治家坚守原则或做正确事情的人，总是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不能再次当选，所有的正确的、应当做的事情都不会存在。因此，我會随时做出修改，并伺机而动。”在这样的认识下，权宜之计就大行其道了。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利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军事胜利的东风，精明地提出在1983年举行英国大选，而后又在1987年趁着经济复苏和工党内部混乱之际再次提出大选。她的保守党两次都赢得了大选胜利。与之相似，在1976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从水门事件丑闻引发的道德辩论中获益，击败了尼克松的继任者、共和党候选人福特。1992年，老布什坐拥海湾战争胜利的外交资本谋求连任，最终却被克林顿的一句“笨蛋，问题是经济”打败了。在本次美国大选中，“桑迪”飓风显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这些例子，我们还可以再考察一下9.11事件之后的选举，以此而知偶然事件确实在影响着政治。2001年的恐怖袭击激发出美国人的爱国之心，这种爱国主义使小布什在2004年再次当选。其竞选策略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情绪：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更愿意选择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小布什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本土安全方面的政策使共和党把他吹捧为能确保美国安全的领导者，而把他的竞争对手克里描绘为举棋不定的人。于是，关注恐怖袭击的选民强烈地支持小布什。在一则竞选广告中，小布什更是拿着武器，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和大部分民主党人也都选择谴责萨达姆并支持在占领伊拉克后建立一个联合的代议制政府。但是到了2004年，当选民普遍反对伊拉克战争时，克里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论调，对伊拉克政策提出批评并要求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实际上，小布什也是如此，他为了再次当选，也强调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作用，希望在11月大选前能够将政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于是，为了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两位候选人皆逐渐向中间位置调整自己的立场，两党对伊拉克政策已无重大差别。
在民主政体下，还有别的选择吗？政治家能够为了一贯性和原则性而逆选民意志行事吗？政治家的转变经常遭到媒体和反对者的嘲笑，但是这些改变和调整却是为了赢得新的具有连续性的支持。就像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在被问及什么决定其政策时所说的：“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在民主制度之下，大部分政客的政治生涯无非是对事件的机会主义的回应。
美国人为大选所分割，有人投票，有人不投票，有人选择罗姆尼，有人选择奥巴马。这个过程中，人们为各种意识形态所支配，也因为各种需要所选择。对于单极世界中的美国大选，世界的关注或许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自己。2012年是不折不扣的大选年，共计17个国家将进行换届选举。其中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四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对世界态势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今，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经历过数次美国大选的中国人也早已习惯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话题，不论是被赞扬，还是被批判，亦或是理性的描述，都不过是一场秀。基辛格博士一直坚持说，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布热津斯基与斯考特罗夫特也均认为，中国崛起的问题在于国内而非国际，因此不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要把中国当作首要敌人，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