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时期“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更接近遭受核攻击了”
　　滕建群：
　　说到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历史背景，要追溯到延安时期的“纸老虎”论，即要从第一代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认识开始。当时，核武器刚刚问世，毛泽东等领导人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武器的真正含义。毛泽东说核武器是“纸老虎”，这是战略上的藐视；在战术上，他还是比较重视这种武器的。建国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讲了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建国后，国人勒紧裤腰带搞核弹试验也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孙向丽：
　　中国作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是在1955年1月。当时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即我们屡次面临核武器威胁：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和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都曾经向我们挥舞过核大棒。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会不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含糊其辞地说：“要积极考虑使用核武器的事情。”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
　　英国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核战略的演变》一书中谈到50年代的中国时说：“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更接近遭受核攻击了。”说明中国在那一段时期总是受到核威胁在世界上是众人皆知的。
　　所以，我们要发展核武器，主要是在美国核威胁、核讹诈的特殊背景下开始考虑的。
　　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曾出现过短暂的内部争论——原子弹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最后领导人下决心继续干。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时期都要干？说明它对我们国家安全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发展。领导人的决心很大，勒紧裤腰带也要做，而且意见也非常统一。当时陈毅曾说，中国人有了这个（核武器），他这个外交部长腰板才硬。
　　滕建群：
　　第一，尽管在政治上、战略上中国人要藐视核武器，把它作为一个“纸老虎”来看待，但是在战术上，领导人确实深深意识到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对于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来说，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第一代领导人最主要的任务，除发展经济以外就是维护政权——确保政权能够生存并延续下去，是第一代领导人的重大考虑。面对核威胁，需要用这种武器来制止有核武器国家对我们进行的核讹诈和可能的核攻击。
　　第二，第一代领导核心具有强有力的领导能力，能充分调动国家资源进行核武器的研发。我们把最好的科学家聚集起来，把充足的资源投入其中，这对于保证核武器的研发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这样的工程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周恩来等几个人组成了特别领导小组，其他人不太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也是为保证工程成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伍钧：
　　之所以要讲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背景。我们跟别国不一样，我们不是为了争强，也不是为了军备竞赛，我们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发展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断。
　　我认为当时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国家安全受到了外部威胁，特别是受到美国的威胁，包括后来受到了苏联的威胁——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的。
　　我们发展核武器也是非常节省的，没有拖累国民经济，它所用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并且在核武器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方面经济也在发展。
　　孙向丽：
　　周总理说过，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各有各的作用，核武器不能代替常规武器。核威胁就用核武器对付；面对面的斗争，即一般的局部战争、小的冲突，主要是靠常规武器，所以常规也要发展。在一段时间内重点先发展核武器；核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常规也不能放松，也要跟上。最开始时集中科研、技术的骨干力量，重点投入到“两弹”研发上，主要是因为开始有一个攻关突破阶段。
　　“精干有效”——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则
　　孙向丽：
　　我们的领导人是在朝鲜战争中后期，特别是在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考虑要不要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的几位同志，做了一些初步讨论，但没有作出决定。对此，后来周恩来也做了一个解释：因为当时有很多条件不具备。比较重要的条件，即制造核武器最主要的材料——铀矿比较缺乏，在中国还未探明有丰富的储量，正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到了1954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铀矿，马上向中央汇报。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特别高兴。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国面临核威胁的时候，不少国际友人也为中国担忧。法国科学家、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托中国科学家杨承宗转告毛主席：“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毛泽东特别认同这句话。但当时我们缺条件。发现铀矿以后，毛主席认为，现在条件具备了，为了打破核垄断，为了将来能够制止别的国家对我们施加核威胁，我们必须拥有核武器。1955年1月15日，中央开会正式决定发展核武器。
　　在这之前他多次对国外媒体表态“核武器是纸老虎”，这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我们不应该害怕美国的核大棒、核讹诈。但是毛泽东很清楚，从国家的防御措施来讲，没有它，还真没法实质对付可能的核攻击。
　　很快中央就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1962年又成立了一个15人的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级干部，周恩来是主任。专委会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全权领导整个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带领整个研制队伍快速发展。
　　滕建群：
　　在对核武器的认识方面，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核战略与核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那些认识，不单单是对核武器本身的看法，也是共产党人对战争观的全面理解，与我们传统文化和战争思维有很大关系，如“以战止战”思想。有“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在面临核威胁的情况下，遏制对方核武器的使用。我们提出不首先使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现在还管用。 　　伍钧：
　　我们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美国的压制，比如美国一再声称要用各种手段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苏联开始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但后来也停止了。核武器主要是我们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
　　我不太同意中国核战略的基础是“以战止战”，我们的核武器是用来威慑其他国家对我使用核武器。邓小平同志一段话很好地阐述了中国核战略的基础：“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点报复，迫使超级大国不敢使用。”
　　孙向丽：
　　毛主席、周总理有一套特别清晰的思路：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我们国家面临的核威胁、核讹诈，是一种防御性措施。毛泽东明确说：“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说：“原子弹哪里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周恩来强调：“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核武器，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核武器。”这就是一个定位：我们必须有，但只作防御用而不去炫耀，我们要发展少量的有效的核力量。后来这个思路被总结成“精干有效”——这是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原则。
　　有了核武器，战略上的“纸老虎”才没有变成战术上的“真老虎”
　　滕建群：
　　一般来说，核武器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威慑，另一个是实战。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了两枚，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实例。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戈尔巴乔夫把它演变了一下——“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达不成任何政治目的。这个论断虽有争议，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核大战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现在，核武器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威慑上。而在这方面，我们跟美俄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威慑目标不一致。中国的目标是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美国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地动用核武器对付别国乃至非国家行为体。
　　美国还有“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向盟国提供所谓的“核保护伞”。现在伞下有50几个国家，包括北约28个国家、韩国、日本等，美国给它们提供核保护。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承诺和义务。
　　孙向丽：
　　我首先看重核武器在安全方面的意义。有了核武器，我们就打破了核垄断，也有了制止别人对我们实施核威胁、核讹诈的能力。你如果没有它，这个“纸老虎”就变成“真老虎”了；你有了，它才是真正的“纸老虎”，它就不那么耀武扬威了。
　　第二个意义是衍生出来的，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你看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核武器国，这不是偶然的。在核时代，核武器对维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还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大国没有核武器的话，它在大国博弈当中肯定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不是说有了核武器就有了大国地位。现在有些国家也发展了核武器，比如朝鲜，它变成一个大国了吗？但是反过来说，主要大国都有核武器，这是个现实。
　　伍钧：
　　核武器由于其特大的杀伤性，威胁作用明显。说它没有军事意义是不可信的，它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慑别国。当然，其他的一些政治军事作用，我认为也有。
　　另外，核武器的发展实际上带动了我国国防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很多高新技术都是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比如计算机、计算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核物理、核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而核材料生产技术等也都是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积累出来的。
　　孙向丽：
　　其他核大国的核武器除了对付核威胁以外，还有别的作用。比如冷战时期，对英、法来说，核武器对苏联大规模的常规入侵也有威慑作用。对美苏来说，核武器也是政治上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他们为追求核优势而进行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
　　冷战后，核武器的作用开始降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要求核国家进行核裁军，无核国家不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一个互相的承诺。如果对于常规武器你也拿核武器去对付的话，就很难劝服无核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再加上冷战后美俄间核大战风险降低，所以他们也觉得核武器的作用没那么大了，因而将核武器从冷战时期最高峰时部署的三万到四万枚核弹头，减少到按照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规定的1500枚核弹头，加上非部署库存的大概总共四五千枚。数量虽然还是绰绰有余，但比冷战时少多了。
　　中国在核武器的作用方面，一开始就看得准，我们既有军事上的核威慑实力，又有道义上自我约束的特点。我们把核武器的作用限定在一个必须的、但是又比较窄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基本的战略安全。同时在说服无核国家不要发展核武器方面，我们也有一定的道义基础。我们对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对你使用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