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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斗争不可避免。因此，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十分迫切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而如何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和民心所向。
经过国民政府的宣传，蒋介石一时成了“救国英雄”。1945年12月18日，当他回到首都南京时，受到社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各阶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国共两支军队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是同等的。然而不久后，这种关注就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此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达430万，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不仅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部队的装备，而且获得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同时，还踞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枢纽、海岸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比抗战前强大。
于是，借着种种优势，9月、10月，国民党首先攻占了解放区在华东和华北的两大政治中心——淮阴和张家口。11月12日，蒋介石集团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国共和谈的大门关死。接着，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被迫撤回延安。民众忧心忡忡，民主党派顾虑重重，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顶得住，更不要说打赢战争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武装自卫”的口号。
为了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在政治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经济方面，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
战争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民党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占领了大中城市，解放军被迫转入偏僻的乡村。1947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时也胸有成竹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足见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自信。
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战场态势已明朗：到1946年底，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失去46座县城；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使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被阻断，也令中共的中枢——陕甘军区的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中。
局势严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计划与准备。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的讲话，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困难。他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1947年），后年（1948年）就会好转。”并分析道，“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
正如毛泽东所预测的，形势确实在悄然改变。蒋介石以160万精锐部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的8个月，共占领了105座城镇，但付出了损失70多万人的代价。国民党军得地失人，造成进攻乏力，士气逐步低落。
毛泽东曾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失人存地，人地皆失。”正因如此，战争的形势逐步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1947年，对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言，是历经艰难的一年，又是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此时，人心向背正急剧变化，这是解放军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最根本原因。
面对战场上出现的败绩，国民党在政治上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动专制独裁，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案》，对中共党员、民主人士、进步群众等进行血腥镇压；经济上，官僚资本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对民众加紧残酷掠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区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李宗仁回忆录》也记下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种种闹剧，其中谈到著名画家齐白石也遭到无理敲诈，不得不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求救……
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表现，让民众大失所望。1947年5月前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国民党占据的各大中城市陆续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等一系列大规模运动，形成了继人民解放军对蒋介石集团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这样，国民党的地位更加孤立，其败绩也更加显现，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走上下坡路，其所领导的军队越战越怯，士气大跌。
此时，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这年12月他在给中央训练团的讲话中说：“他们（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扩大，匪势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最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蒋介石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 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其政治主张逐步地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亿万中国贫苦农民的认同，其领导的解放军也越战越勇。战争进行1年后，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进攻，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而在陕北和山东的情势也并不乐观：在陕北，虽然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但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陕北解放军主力尚存；在山东，国民党得到的只是其王牌精锐74师被全歼的沮丧消息。
1947年7月，鉴于这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同时指出：“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但局势已然在急剧地发生变化。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使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47-1949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单就参加淮海战役支前的民工就超过500万人。陈毅元帅曾深情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1947年这一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由战争初期的3.4：1变为1.9：1，悬殊态势大大缩小。在机动兵力上，共产党已优于国民党，且士气高涨，装备也大有改善。随着人民解放军反攻之势不断发展，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解决了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而事实证明，确是如此。1947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劣势转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为进攻，由弱者变为强者，并最终取得胜利，带领广大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经过国民政府的宣传，蒋介石一时成了“救国英雄”。1945年12月18日，当他回到首都南京时，受到社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各阶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国共两支军队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是同等的。然而不久后，这种关注就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此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达430万，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不仅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部队的装备，而且获得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同时，还踞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枢纽、海岸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比抗战前强大。
于是，借着种种优势，9月、10月，国民党首先攻占了解放区在华东和华北的两大政治中心——淮阴和张家口。11月12日，蒋介石集团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国共和谈的大门关死。接着，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被迫撤回延安。民众忧心忡忡，民主党派顾虑重重，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顶得住，更不要说打赢战争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武装自卫”的口号。
为了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在政治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经济方面，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
战争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民党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占领了大中城市，解放军被迫转入偏僻的乡村。1947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时也胸有成竹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足见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自信。
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战场态势已明朗：到1946年底，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失去46座县城；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使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被阻断，也令中共的中枢——陕甘军区的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中。
局势严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计划与准备。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的讲话，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困难。他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1947年），后年（1948年）就会好转。”并分析道，“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
正如毛泽东所预测的，形势确实在悄然改变。蒋介石以160万精锐部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的8个月，共占领了105座城镇，但付出了损失70多万人的代价。国民党军得地失人，造成进攻乏力，士气逐步低落。
毛泽东曾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失人存地，人地皆失。”正因如此，战争的形势逐步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1947年，对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言，是历经艰难的一年，又是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此时，人心向背正急剧变化，这是解放军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最根本原因。
面对战场上出现的败绩，国民党在政治上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动专制独裁，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案》，对中共党员、民主人士、进步群众等进行血腥镇压；经济上，官僚资本控制社会经济命脉，对民众加紧残酷掠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区纸醉金迷、穷奢极欲、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李宗仁回忆录》也记下了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种种闹剧，其中谈到著名画家齐白石也遭到无理敲诈，不得不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求救……
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表现，让民众大失所望。1947年5月前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国民党占据的各大中城市陆续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等一系列大规模运动，形成了继人民解放军对蒋介石集团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这样，国民党的地位更加孤立，其败绩也更加显现，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走上下坡路，其所领导的军队越战越怯，士气大跌。
此时，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这年12月他在给中央训练团的讲话中说：“他们（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扩大，匪势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最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蒋介石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 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其政治主张逐步地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亿万中国贫苦农民的认同，其领导的解放军也越战越勇。战争进行1年后，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进攻，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而在陕北和山东的情势也并不乐观：在陕北，虽然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但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陕北解放军主力尚存；在山东，国民党得到的只是其王牌精锐74师被全歼的沮丧消息。
1947年7月，鉴于这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同时指出：“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但局势已然在急剧地发生变化。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配合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一伟大胜利，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使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47-1949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单就参加淮海战役支前的民工就超过500万人。陈毅元帅曾深情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1947年这一年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由战争初期的3.4：1变为1.9：1，悬殊态势大大缩小。在机动兵力上，共产党已优于国民党，且士气高涨，装备也大有改善。随着人民解放军反攻之势不断发展，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解决了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而事实证明，确是如此。1947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劣势转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为进攻，由弱者变为强者，并最终取得胜利，带领广大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