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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物品藻是一種独有的文化现象，是清议发展的产物。容止作为品藻的一个维度，不仅体现着一个人的德行修养，还间接影响着士人对政治的参与，甚至在人际交往方面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容止在品藻活动中呈现的形美与神美特征，是生命个体自然美与精神美的融合，是对士人内外兼修的潜在要求，是魏晋文人的自我审美意识觉醒，开辟了独有的魏晋美学。
关键词：容止;人物品藻;形与神;审美意识
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专设“容止”，通过39则小故事记述了魏晋士人对于当时文士们的仪容、举止评价，由此可窥见魏晋时期文人的审美标准，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物品藻中容止的意义所在。
一、“容止”在品藻活动中的表现和作用
范子烨曾指出：“人物品藻是从形骨到神明的一种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人物品藻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是清议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展开的一种讨论，最初主要用于“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具有巨大的舆论力量，小则影响个人大则影响朝局。因此，党锢之祸的冲击下清议之风被扼杀，但这种品评的文化现象依然存在。魏晋时期政治动乱，大批文士避祸、归隐，转而关注自身，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容止作为外在美开始受到关注。在清谈、玄学的影响下，大批文士开始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文人的内在品格愈加趋向于洒脱，容止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人物品藻的内容之一。
《礼记·冠义》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由此可见，容仪之礼是儒家教导君子中的一环，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教养、风度。从官职的特殊性而言，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类的官，作为礼的传承者，亦格外重视“容止”。《汉书·儒林传》提到：“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容止》篇22祖约评论卫永：“此人有旄仗下形。”认为他的“容止”适合执掌仪仗，能体现皇权的威严。外交活动中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容仪，《容止》篇曾记载：曹操因容貌而愧见使者，让崔季代替，自己则随侍左右。
《容止》篇刘论桓温时说：“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从面相推断说桓温表里不一、包藏祸心。故而刘心存戒心，在政治集团中也与桓温对立。在永和元年，征西将军庾翼去世，何充推举桓温出任荆州刺史之事上，刘便显示出敏锐的政治感向司马昱进言，认为桓温不适合。反观庾亮，陶侃本认为苏峻之乱罪在庾氏兄弟，即使诛杀也不足以谢罪，然而却在看到庾亮的“风姿神貌”后，愿意给其机会，更在一番谈论之后，愈加欣赏庾亮。可见容貌在政治与人际交往中亦起着重要作用，能获得他人认可，形成同一政治集团，甚至于避祸。在“容止”的这种潜在作用下，品藻活动对容止愈加重视，魏晋士人的审美意识也逐渐建立起来，体现了魏晋士人对于生命之美的追求。
二、“容止”在品藻中的审美趋向
如果说形美是生命自然美的凸显，而神美则内含着魏晋士人对于精神美、人格美的要求，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形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从外貌来看，《容止》篇中共有14次从总体上品评人物容貌的美好，其中7次直接提到“美姿仪”“有美容”“有美形”等类似的字眼，可见魏晋士人对于美的崇尚。《容止》篇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这样的故事不免让人发笑。但《容止》篇还用白玉柄的廛尾来形容王衍的手白，用“面如凝脂”来赞美杜乂，可知魏晋士人偏爱肤白之美。从身形上来说，《容止》篇中提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魏晋时期一尺约为24.12厘米，经过换算只有嵇康身高超过180厘米，而刘伶仅有145厘米。品评中对于刘伶和庾子嵩的赞赏先抑后扬，着重于赞美二人的潇洒风神，而嵇康却是以形论形。由此推断，嵇康的身高更符合魏晋士人的审美倾向。但却不一定是刚健美，时人评价王恭“濯濯如春月柳”，其“柳”必定袅娜，纤弱。再如卫阶《晋书》本传中亦称其“多病体羸”，故而魏晋之美应偏于柔美。
魏晋士人崇尚美好的“容止”，形只是人们对于本体的欣赏，而那种内在气质、神韵才是魏晋士人追求容止之美的最高境界。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蒋济亦强调观目知人，认为由“目”可以窥察人的精神世界。《容止》篇中裴楷品评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以闪电比拟，凸显了王戎眼睛的明亮有神。而裴楷病中，晋惠帝遣王衍探望，王衍亦评论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通过裴楷有神的双眼判断裴楷的精神状态。支道林是东晋的佛教高僧，王患病，命门人不许通报，然支道林去了，门人却不敢不启。刘孝标注《语林》提到支道林相貌丑陋，以此暗指门人失态是因为支道林相貌不佳。但笔者认为门人之所以禀报，并不是被相貌吓到，正常情况下遇到长相不佳又不知身份的人，必定不会多加理睬，因此支道林的身上必定有他人所不及的风采。在《容止》篇37中，“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赞美了支道林黑亮、清澈的眼眸。是以，笔者认为门人是被支道林的精神气质所震撼。
《礼记·玉藻》说：“珮玉有衡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因此，魏晋士人常用玉石来品评君子。《容止》中潘岳与夏侯湛并称为“连璧”、裴楷为“玉人”、琅琊王氏众人为“琳琅珠玉”等。以“玉”品评他人，体现的是君子之风的精神与品格。此外，人物品藻中还常以“仙人”“神君”品评他人，杜乂被称为“神仙中人”，称谢尚弹琴时宛如天际的“真人”，更赞叹王“此不复似世中人！”这样的品藻之语，超越了对常人的品评，有一种超脱之感。符合魏晋后期盛行的玄学思想，是老庄之学的体现，亦符合当时士人政治避祸的心理。这种人格体现，是对生命精神之美的追求。
三、“容止”对于品藻活动审美趋向的影响
“随着门阀观念在社会中发展与流行，容仪、风姿、气度、谈吐等成为文人名士的一个重要外在标榜。”随着清谈与品藻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容止”这一维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自然美与精神美共同形成了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魏晋时期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大量文人受到迫害，因此文人远离政治，开始回归自我，注重自我的生命体验。这个时候自然万物都进入他们的眼中，都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他们开始回归自然去欣赏自然之美。而生命的伤逝之感，也使得他们转而关注人的自身，想要活出自我，珍惜青春。容貌作为美的皮囊，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晋人爱美也成为风气。品藻活动中对于美貌、身形的品评、欣赏，是人们对于生命本体的自然美的欣赏，是一种原始美的体现。它直面自身的形体，挣脱了传统的道德礼法限制，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品评中对于那些外貌怪异、丑陋的人也并未予以贬低，反而还夸赞他们独特的风神、气质，认为他们内在有更大的底蕴，体现了精神美的审美趋向。这样鲜明的美丑观念使得人们对于自我的美的认知更清晰，甚至于通过品藻形成了对于文人士子“容止”的统一审美标准。而另一方面，品藻并未以外在的形美而取代内在的神美，反而更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这是对之前审美观的一种开拓，它使人们关注到丑陋外表下的内在人格。这种对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视，与魏晋品藻传统中重德行重才学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通過对“容止”的品藻，魏晋士人形成了“形神合一”的审美趋向。这种对人本身的审美可逐渐延展到自然万物、日常生活当中，使魏晋士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开辟出属于魏晋的独特美学。而这种“形神合一”的审美观对于人们理想人格的构建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义庆.刘校，标注.朱碧莲，详解.世说新语详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孙希旦.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
[6]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9]杨璟瑞.中古社会的容止观与士人服石之风[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9-114.
[10]吴思莹.浅谈魏晋士人的人物形貌品藻——对《世说新语·容止》一章的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18（12）：102-105.
[11]乔彤.魏晋人物品藻的审美特征之仪容篇[J].戏剧之家，2020（17）：200，202.
[12]范子烨.“偏言”之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个案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4-19.
[13]梁恬.《世说新语》人物审美观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7.
[14]杨洋.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命审美意识[D].贵阳：贵州大学，2018.
关键词：容止;人物品藻;形与神;审美意识
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专设“容止”，通过39则小故事记述了魏晋士人对于当时文士们的仪容、举止评价，由此可窥见魏晋时期文人的审美标准，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物品藻中容止的意义所在。
一、“容止”在品藻活动中的表现和作用
范子烨曾指出：“人物品藻是从形骨到神明的一种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人物品藻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是清议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展开的一种讨论，最初主要用于“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具有巨大的舆论力量，小则影响个人大则影响朝局。因此，党锢之祸的冲击下清议之风被扼杀，但这种品评的文化现象依然存在。魏晋时期政治动乱，大批文士避祸、归隐，转而关注自身，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容止作为外在美开始受到关注。在清谈、玄学的影响下，大批文士开始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文人的内在品格愈加趋向于洒脱，容止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人物品藻的内容之一。
《礼记·冠义》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由此可见，容仪之礼是儒家教导君子中的一环，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教养、风度。从官职的特殊性而言，古代朝廷掌宗庙礼仪之类的官，作为礼的传承者，亦格外重视“容止”。《汉书·儒林传》提到：“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容止》篇22祖约评论卫永：“此人有旄仗下形。”认为他的“容止”适合执掌仪仗，能体现皇权的威严。外交活动中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容仪，《容止》篇曾记载：曹操因容貌而愧见使者，让崔季代替，自己则随侍左右。
《容止》篇刘论桓温时说：“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从面相推断说桓温表里不一、包藏祸心。故而刘心存戒心，在政治集团中也与桓温对立。在永和元年，征西将军庾翼去世，何充推举桓温出任荆州刺史之事上，刘便显示出敏锐的政治感向司马昱进言，认为桓温不适合。反观庾亮，陶侃本认为苏峻之乱罪在庾氏兄弟，即使诛杀也不足以谢罪，然而却在看到庾亮的“风姿神貌”后，愿意给其机会，更在一番谈论之后，愈加欣赏庾亮。可见容貌在政治与人际交往中亦起着重要作用，能获得他人认可，形成同一政治集团，甚至于避祸。在“容止”的这种潜在作用下，品藻活动对容止愈加重视，魏晋士人的审美意识也逐渐建立起来，体现了魏晋士人对于生命之美的追求。
二、“容止”在品藻中的审美趋向
如果说形美是生命自然美的凸显，而神美则内含着魏晋士人对于精神美、人格美的要求，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形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从外貌来看，《容止》篇中共有14次从总体上品评人物容貌的美好，其中7次直接提到“美姿仪”“有美容”“有美形”等类似的字眼，可见魏晋士人对于美的崇尚。《容止》篇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这样的故事不免让人发笑。但《容止》篇还用白玉柄的廛尾来形容王衍的手白，用“面如凝脂”来赞美杜乂，可知魏晋士人偏爱肤白之美。从身形上来说，《容止》篇中提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魏晋时期一尺约为24.12厘米，经过换算只有嵇康身高超过180厘米，而刘伶仅有145厘米。品评中对于刘伶和庾子嵩的赞赏先抑后扬，着重于赞美二人的潇洒风神，而嵇康却是以形论形。由此推断，嵇康的身高更符合魏晋士人的审美倾向。但却不一定是刚健美，时人评价王恭“濯濯如春月柳”，其“柳”必定袅娜，纤弱。再如卫阶《晋书》本传中亦称其“多病体羸”，故而魏晋之美应偏于柔美。
魏晋士人崇尚美好的“容止”，形只是人们对于本体的欣赏，而那种内在气质、神韵才是魏晋士人追求容止之美的最高境界。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蒋济亦强调观目知人，认为由“目”可以窥察人的精神世界。《容止》篇中裴楷品评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以闪电比拟，凸显了王戎眼睛的明亮有神。而裴楷病中，晋惠帝遣王衍探望，王衍亦评论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通过裴楷有神的双眼判断裴楷的精神状态。支道林是东晋的佛教高僧，王患病，命门人不许通报，然支道林去了，门人却不敢不启。刘孝标注《语林》提到支道林相貌丑陋，以此暗指门人失态是因为支道林相貌不佳。但笔者认为门人之所以禀报，并不是被相貌吓到，正常情况下遇到长相不佳又不知身份的人，必定不会多加理睬，因此支道林的身上必定有他人所不及的风采。在《容止》篇37中，“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赞美了支道林黑亮、清澈的眼眸。是以，笔者认为门人是被支道林的精神气质所震撼。
《礼记·玉藻》说：“珮玉有衡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因此，魏晋士人常用玉石来品评君子。《容止》中潘岳与夏侯湛并称为“连璧”、裴楷为“玉人”、琅琊王氏众人为“琳琅珠玉”等。以“玉”品评他人，体现的是君子之风的精神与品格。此外，人物品藻中还常以“仙人”“神君”品评他人，杜乂被称为“神仙中人”，称谢尚弹琴时宛如天际的“真人”，更赞叹王“此不复似世中人！”这样的品藻之语，超越了对常人的品评，有一种超脱之感。符合魏晋后期盛行的玄学思想，是老庄之学的体现，亦符合当时士人政治避祸的心理。这种人格体现，是对生命精神之美的追求。
三、“容止”对于品藻活动审美趋向的影响
“随着门阀观念在社会中发展与流行，容仪、风姿、气度、谈吐等成为文人名士的一个重要外在标榜。”随着清谈与品藻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容止”这一维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自然美与精神美共同形成了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魏晋时期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大量文人受到迫害，因此文人远离政治，开始回归自我，注重自我的生命体验。这个时候自然万物都进入他们的眼中，都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他们开始回归自然去欣赏自然之美。而生命的伤逝之感，也使得他们转而关注人的自身，想要活出自我，珍惜青春。容貌作为美的皮囊，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晋人爱美也成为风气。品藻活动中对于美貌、身形的品评、欣赏，是人们对于生命本体的自然美的欣赏，是一种原始美的体现。它直面自身的形体，挣脱了传统的道德礼法限制，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品评中对于那些外貌怪异、丑陋的人也并未予以贬低，反而还夸赞他们独特的风神、气质，认为他们内在有更大的底蕴，体现了精神美的审美趋向。这样鲜明的美丑观念使得人们对于自我的美的认知更清晰，甚至于通过品藻形成了对于文人士子“容止”的统一审美标准。而另一方面，品藻并未以外在的形美而取代内在的神美，反而更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这是对之前审美观的一种开拓，它使人们关注到丑陋外表下的内在人格。这种对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视，与魏晋品藻传统中重德行重才学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通過对“容止”的品藻，魏晋士人形成了“形神合一”的审美趋向。这种对人本身的审美可逐渐延展到自然万物、日常生活当中，使魏晋士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开辟出属于魏晋的独特美学。而这种“形神合一”的审美观对于人们理想人格的构建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义庆.刘校，标注.朱碧莲，详解.世说新语详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孙希旦.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
[6]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9]杨璟瑞.中古社会的容止观与士人服石之风[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9-114.
[10]吴思莹.浅谈魏晋士人的人物形貌品藻——对《世说新语·容止》一章的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18（12）：102-105.
[11]乔彤.魏晋人物品藻的审美特征之仪容篇[J].戏剧之家，2020（17）：200，202.
[12]范子烨.“偏言”之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个案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4-19.
[13]梁恬.《世说新语》人物审美观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7.
[14]杨洋.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命审美意识[D].贵阳：贵州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