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不少专家学者做了许多理论探索，不少地方和部门也做了积极的实践。这些探索最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地体现出急功近利的超级实用主义：要么是热衷于以指标设计为起点，牵起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的整个过程；要么是另辟蹊径，以考评方式为起点，直接进行大评议式的政府绩效考评和行政问责。总之，都没有想想是否先做扎实的基础工作——先从解决绩效信息来源、确保获得真实、完整的事实依据入手，于是乎所做探索的科学性、公信力和可持续性都非常弱，实质是还没有真正打开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的大门。
　　然而，在众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还是有能够抓住获取真实、完整的事实依据这一基础来做艰苦细致工作的。比较突出的标杆就是浙江省浦江县关于建立“办事档案制度”的探索。
　　从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对事实依据的高度依赖性来看，办事档案应是解决充要绩效信息条件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是它既可以凭纸笔（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收集、积累与处理方式），也可以是用电脑和网络（最方便、节约的信息收集、积累与处理的现代方式）来完成。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将这样一种绩效信息获取和利用方式，用适当的制度加以规范和固定，就是办事档案制度化；对于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和推进后续整个政府绩效管理及行政问责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于那些跳过前提，急急忙忙冲到中间，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套指标体系或选择诸如大评议来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的探索者来说，浦江县的这一套做法应有至少两个层面上的重要借鉴：一是做事还得务实，特别是诸如搞政府绩效管理、抓政府创新这样的大事就更要合乎科学，稳扎稳打。二是必须把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的前提工作做好，而且要认真思考、把握和设计政府绩效管理与行政问责的方略使其对应、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中央提出来的关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战略任务落实好。（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