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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主人公形象普遍地呈现“女强男弱”的趋势，即女性主人公的形象较之男性主人公更加的鲜明、饱满、动人。男性弱化大致表现于形象丰满性的失去和形象性格特点的负面化。这一现象在宋元爱情题材话本中出现有其典型性，其原因也是多元的。
关键词：宋元 话本 “三言” 男性弱化
先秦以来中国形成了牢固的男权专制社会，男性在封建传统社会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到了宋代，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等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男性的形象逐渐走向弱化。著名社会学家闵家胤先生指出：“宋以前中国的文化和男人气质中阳刚之气比较足，宋以后就走向阳刚隳沉和阴柔上升。”
在两性爱情题材话本中，男性形象的弱化必然代表着与之相对的女性形象的强化。宋元爱情题材话本中，出现了“女强男弱”的现象，表现为：首先，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的形象更显鲜明、饱满，给予读者愉悦的审美体验;其次，这些女性艺术形象一般来说是正面的，她们往往具有坚定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光辉的人格，以强烈的感染力给予读者浓烈的情感体验。相比之下，男子的形象就显得反面或性格懦弱。①也就是說，男性的弱化大致表现于形象丰满性的失去和形象性格特点的负面化。
一.难以独立的孱弱灵魂
随着手工业、商业的逐渐发展，宋代时以商人、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其地位较之于六朝、唐代有了相对的提高。因此，在宋代的爱情题材话本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形象大量出现，逐渐占据“才子佳人”在爱情题材话本中的地位，也成为宋元时期爱情婚恋题材话本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群体地位虽相比唐代有所提高，但在宋元时期总的来说还是处在社会下层。在这一身份的形象中，有一些由于缺少经济或人身的独立，呈现出消极被动，软弱自私的特点，缺乏崇高的精神和坚强的人格力量，与相对应的女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碾玉观音》中的崔宁和《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张胜是其典型。
崔宁是咸安郡王王府的碾玉工匠。他面对秀秀的主动追求一直唯诺畏缩。在秀秀主动要求与崔宁做夫妻后，崔宁仍道“岂敢”，最终在秀秀的威逼下方做了夫妻。二人遭告发后被抓，崔宁毫无犹豫地将责任推卸给秀秀，导致秀秀被活活打死。崔宁回健康府途中，遇到一妇人，听着像是秀秀的声音，崔宁却不敢张望，只顾低头走路。秀秀问他“你如今去健康府，我却如何？”崔宁不答反问“却是怎地好？”在知晓了秀秀是鬼后，求她“饶我性命”。从这些情节中都可看出，崔宁胆小软弱，无主见无责任心的性格特征。这一人格特征的养成与其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崔宁受到身份限制——与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以及手工业者的低下地位——而最终导致了人格的难以独立。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胜是线铺的主管，面对张员外家中二十几岁的小夫人的追求被动躲避，后来甚至主管之职也抛了，只待她为主母。小夫人成为鬼魂后，特去投奔，张胜仍然以母亲严谨和“瓜田李下”为由拒绝，直到小夫人拿出宝物，才略略松口。最终鬼魂小夫人也没能如愿。冯梦龙在话本中称他是“正人心”，但在阅读中却能感受到他被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压抑毒害而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性格，以及小市民爱财自私的特点。
而与崔宁和张胜相对的秀秀和小夫人，她们面对爱情敢爱敢恨，勇敢主动。不仅如此，她们的形象是丰满的，除了爱情还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秀秀从走水的王府中逃出时“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她从王府中偷拿了珠宝，若是被发现定然不会被轻饶，从这一细节可推测秀秀一开始便抱着远远逃离王府的打算。并且她与崔宁是偶遇，可见她对于自由的追求超过了对爱情的追求。以秀秀为代表的女性主人公摆脱了“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爱情羁绊，获得了更加独立、动人的人格形象。
二.无法抑制的情感欲望
男性在面对美色时难以自控，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偏偏又拥有短暂的新鲜感，周围出现新的诱惑时，男性往往难以把持。这就造成了男性主人公纵欲好色，见异思迁，薄情负心的特点，这一点在官僚阶级或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的士人身上比较突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韩思厚是其典型。
郑夫人为守节而死，“死而无怨”。其丈夫韩思厚与杨思温寻到郑夫人死节之地，为夫人迁骨，许下不再娶否则巨浪覆舟、盗贼杀戮的毒誓。却在几日后便与为守节出家的道士刘金坛结了新婚。为了摆平郑夫人魂魄上金坛身一事，甚至将其骨匣弃于长江。最后被郑夫人鬼魂扯入江心而死。作者用这一故事进行了说教，道是：“叹古今负义人皆如此”。
“三言”以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为背景，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人性的解放思想带给了女子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对自主恋爱婚姻的自由思想，却带给了男性恣意放纵，性欲至上的思想和行为，情爱和性爱更加分离。不论是强行奸污女子的朱真（《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还是强掳女子为妻的申公（《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都是重情欲而轻女子的典型，只将女性看作性爱的对象。
除了以上两种，“三言”宋元爱情题材话本中还有另外几种男性形象。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宁要门楣不要女儿性命的传统旧家长周大郎，受到封建观念的侵淫，同样也是男性弱化的一种表现。同一话本中，与周胜仙一样大胆表达追求的范二郎被冯梦龙判为“无情”。大概是从对待生死爱情的方面来讲，范二郎确实不比为爱死去两次的周胜仙。《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苦守妻子三年，最终救得妻子的陈从善，在男性弱化方面的形象比较模糊。
三.爱情题材话本中男性形象弱化的原因
（一）对男性美的认识
在“三言”中常能看到对男性类似“唇红齿白”“面如冠玉”的外貌描写。这非“三言”专利，其实从魏晋时期便已有之，反映的是古代社会对男性美的审视都带有或轻或重的女性化倾向。
除了外貌，男性美对于品质也有要求。儒家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和最完美的道德人格“尽善尽美”“温柔敦厚”，表现在男性身上就是秀美的外在形态和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在主流文化的保护下，再加上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风气，这样的弱化形象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形象。 （二）男女性的爱情观差异
长久以来形成的“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的社会传统，造成了女性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看重。女性将爱情看的尤为重要，才会将全副身心押上，大胆地表达，主动地选择能够与之共度一生的人。一旦选择错误便会坠入一生的深渊。而男性在男权社会中形成的“红颜祸水”“男子当建功立业”“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思想，让男性对爱情和两性关系并不看重，或者说重要但不会成为生活的全部。本质上是男女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的蔑视，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因此，爱情题材的话本不利于男性形象的塑造，从而为了突出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便趋向弱化。
（三）文人的理想寄托
冯梦龙的文学观高扬“情”之一字，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想要通过文学作品“喻世”“警世”“醒世”。他在爱情题材小说中想要展现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和婚姻爱情观，将矛头直指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就需要作品中的角色有所突破。限于男性在爱情题材话本中的不利地位，女性角色就须显得更有突破意义。
冯梦龙在青壮年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在诵经读史以应科举之上。但他的科举道路却并不顺利，后来便回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位名妓，而逐渐熟悉了茶坊酒楼的生活，这为他的市民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与名妓相恋，促使冯梦龙对这类群体的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宋代的妓女大都有较高的文学水平，会解音律善谈笑。③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社会男女分工的不同，他无法向男性寻求安慰，这便促使他在女性中寻求知己，又在作品中塑造幻想中的女性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希望她们能在精神和思想上解决他生活中的困顿。
男性弱化现象在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普遍的出现，在宋元话本中的出现有其典型性，其原因也是多元的。男性的弱化使他们呈现出懦弱自私，薄情负心的特点。女性则积极在爱情中掌握主动性，同时不惮对负心人狠加惩处，“春浓花艳佳人胆”逐渐成为她们的特点。但男女性形象的改变并没有对女性地位的提升做出实质性的贡献，相反，男性阳刚之力的流失使得他们以更加严格的封建礼教来束缚女性。
注 释
①田富军：《中国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文化解读》，《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16-120页.
②尹楚兵：《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卷第4期，第82-89页.
③田富军：《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心理成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1卷第2期，第52-55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宋元 话本 “三言” 男性弱化
先秦以来中国形成了牢固的男权专制社会，男性在封建传统社会占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到了宋代，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等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男性的形象逐渐走向弱化。著名社会学家闵家胤先生指出：“宋以前中国的文化和男人气质中阳刚之气比较足，宋以后就走向阳刚隳沉和阴柔上升。”
在两性爱情题材话本中，男性形象的弱化必然代表着与之相对的女性形象的强化。宋元爱情题材话本中，出现了“女强男弱”的现象，表现为：首先，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比男主人公的形象更显鲜明、饱满，给予读者愉悦的审美体验;其次，这些女性艺术形象一般来说是正面的，她们往往具有坚定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光辉的人格，以强烈的感染力给予读者浓烈的情感体验。相比之下，男子的形象就显得反面或性格懦弱。①也就是說，男性的弱化大致表现于形象丰满性的失去和形象性格特点的负面化。
一.难以独立的孱弱灵魂
随着手工业、商业的逐渐发展，宋代时以商人、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其地位较之于六朝、唐代有了相对的提高。因此，在宋代的爱情题材话本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形象大量出现，逐渐占据“才子佳人”在爱情题材话本中的地位，也成为宋元时期爱情婚恋题材话本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群体地位虽相比唐代有所提高，但在宋元时期总的来说还是处在社会下层。在这一身份的形象中，有一些由于缺少经济或人身的独立，呈现出消极被动，软弱自私的特点，缺乏崇高的精神和坚强的人格力量，与相对应的女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碾玉观音》中的崔宁和《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的张胜是其典型。
崔宁是咸安郡王王府的碾玉工匠。他面对秀秀的主动追求一直唯诺畏缩。在秀秀主动要求与崔宁做夫妻后，崔宁仍道“岂敢”，最终在秀秀的威逼下方做了夫妻。二人遭告发后被抓，崔宁毫无犹豫地将责任推卸给秀秀，导致秀秀被活活打死。崔宁回健康府途中，遇到一妇人，听着像是秀秀的声音，崔宁却不敢张望，只顾低头走路。秀秀问他“你如今去健康府，我却如何？”崔宁不答反问“却是怎地好？”在知晓了秀秀是鬼后，求她“饶我性命”。从这些情节中都可看出，崔宁胆小软弱，无主见无责任心的性格特征。这一人格特征的养成与其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崔宁受到身份限制——与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以及手工业者的低下地位——而最终导致了人格的难以独立。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张胜是线铺的主管，面对张员外家中二十几岁的小夫人的追求被动躲避，后来甚至主管之职也抛了，只待她为主母。小夫人成为鬼魂后，特去投奔，张胜仍然以母亲严谨和“瓜田李下”为由拒绝，直到小夫人拿出宝物，才略略松口。最终鬼魂小夫人也没能如愿。冯梦龙在话本中称他是“正人心”，但在阅读中却能感受到他被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压抑毒害而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性格，以及小市民爱财自私的特点。
而与崔宁和张胜相对的秀秀和小夫人，她们面对爱情敢爱敢恨，勇敢主动。不仅如此，她们的形象是丰满的，除了爱情还有自己的人生追求。秀秀从走水的王府中逃出时“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她从王府中偷拿了珠宝，若是被发现定然不会被轻饶，从这一细节可推测秀秀一开始便抱着远远逃离王府的打算。并且她与崔宁是偶遇，可见她对于自由的追求超过了对爱情的追求。以秀秀为代表的女性主人公摆脱了“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爱情羁绊，获得了更加独立、动人的人格形象。
二.无法抑制的情感欲望
男性在面对美色时难以自控，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偏偏又拥有短暂的新鲜感，周围出现新的诱惑时，男性往往难以把持。这就造成了男性主人公纵欲好色，见异思迁，薄情负心的特点，这一点在官僚阶级或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的士人身上比较突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韩思厚是其典型。
郑夫人为守节而死，“死而无怨”。其丈夫韩思厚与杨思温寻到郑夫人死节之地，为夫人迁骨，许下不再娶否则巨浪覆舟、盗贼杀戮的毒誓。却在几日后便与为守节出家的道士刘金坛结了新婚。为了摆平郑夫人魂魄上金坛身一事，甚至将其骨匣弃于长江。最后被郑夫人鬼魂扯入江心而死。作者用这一故事进行了说教，道是：“叹古今负义人皆如此”。
“三言”以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为背景，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人性的解放思想带给了女子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对自主恋爱婚姻的自由思想，却带给了男性恣意放纵，性欲至上的思想和行为，情爱和性爱更加分离。不论是强行奸污女子的朱真（《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还是强掳女子为妻的申公（《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都是重情欲而轻女子的典型，只将女性看作性爱的对象。
除了以上两种，“三言”宋元爱情题材话本中还有另外几种男性形象。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宁要门楣不要女儿性命的传统旧家长周大郎，受到封建观念的侵淫，同样也是男性弱化的一种表现。同一话本中，与周胜仙一样大胆表达追求的范二郎被冯梦龙判为“无情”。大概是从对待生死爱情的方面来讲，范二郎确实不比为爱死去两次的周胜仙。《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苦守妻子三年，最终救得妻子的陈从善，在男性弱化方面的形象比较模糊。
三.爱情题材话本中男性形象弱化的原因
（一）对男性美的认识
在“三言”中常能看到对男性类似“唇红齿白”“面如冠玉”的外貌描写。这非“三言”专利，其实从魏晋时期便已有之，反映的是古代社会对男性美的审视都带有或轻或重的女性化倾向。
除了外貌，男性美对于品质也有要求。儒家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和最完美的道德人格“尽善尽美”“温柔敦厚”，表现在男性身上就是秀美的外在形态和文质彬彬的君子形象。在主流文化的保护下，再加上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风气，这样的弱化形象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形象。 （二）男女性的爱情观差异
长久以来形成的“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的社会传统，造成了女性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看重。女性将爱情看的尤为重要，才会将全副身心押上，大胆地表达，主动地选择能够与之共度一生的人。一旦选择错误便会坠入一生的深渊。而男性在男权社会中形成的“红颜祸水”“男子当建功立业”“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思想，让男性对爱情和两性关系并不看重，或者说重要但不会成为生活的全部。本质上是男女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的蔑视，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因此，爱情题材的话本不利于男性形象的塑造，从而为了突出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便趋向弱化。
（三）文人的理想寄托
冯梦龙的文学观高扬“情”之一字，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想要通过文学作品“喻世”“警世”“醒世”。他在爱情题材小说中想要展现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和婚姻爱情观，将矛头直指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就需要作品中的角色有所突破。限于男性在爱情题材话本中的不利地位，女性角色就须显得更有突破意义。
冯梦龙在青壮年时期将主要精力放在诵经读史以应科举之上。但他的科举道路却并不顺利，后来便回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位名妓，而逐渐熟悉了茶坊酒楼的生活，这为他的市民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与名妓相恋，促使冯梦龙对这类群体的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宋代的妓女大都有较高的文学水平，会解音律善谈笑。③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社会男女分工的不同，他无法向男性寻求安慰，这便促使他在女性中寻求知己，又在作品中塑造幻想中的女性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希望她们能在精神和思想上解决他生活中的困顿。
男性弱化现象在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普遍的出现，在宋元话本中的出现有其典型性，其原因也是多元的。男性的弱化使他们呈现出懦弱自私，薄情负心的特点。女性则积极在爱情中掌握主动性，同时不惮对负心人狠加惩处，“春浓花艳佳人胆”逐渐成为她们的特点。但男女性形象的改变并没有对女性地位的提升做出实质性的贡献，相反，男性阳刚之力的流失使得他们以更加严格的封建礼教来束缚女性。
注 释
①田富军：《中国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文化解读》，《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16-120页.
②尹楚兵：《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卷第4期，第82-89页.
③田富军：《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心理成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1卷第2期，第52-55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