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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全面抗战期间，为了使中国高等教育薪火不绝、弦歌不辍，不少战区高校迁往后方办学。近年来出版的不少战时后方大学生的回忆录，如许渊冲《逝水年华》、《续忆逝水年华》，何兆武《上学记》，齐邦媛《巨流河》，以及相关高校校友会辑录的回忆文章等，展示了当时校园生活的不同侧面，很有史料价值。最有价值的，当属当事人当时当地的记录，即日记。可惜的是，留存下来且得以出版的此类日记凤毛麟角。2003年出版的杨静远《让庐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便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本。
杨静远，女，出生于1923年，父亲是知名的经济学家杨端六，母亲是“五四”以来颇有名气的女作家袁昌英。1941—1945年间，杨静远就读于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外文系，父母在武汉大学任教：父亲是经济系教授，母亲是她就读的外文系教授。1941年7月14日，杨静远开始在母亲送给她的精美本子上记录中学毕业后备考及就读武汉大学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10日抗战胜利、她完成大学本科学业。这四年中的三年，杨静远家住在一处名为“让庐”的宅子里，因此她给这部日记起名为“让庐日记”。
用杨静远自己的话来说，《日记》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她“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的四年乐山岁月的点点滴滴，也是她完整的大学本科生涯的一步一履。展读这部日记，就如浏览一幅幅简洁明快的写生画，不同的读者总能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战云密布下后方大学校园生活的一瞥。
一
战争不仅波及每一个沦陷区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而且牵动着每一个后方人的神经，生命安全、不愿做亡国奴的尊严、生活的安定、前途的发展……无一不因为战争而受到极大的威胁。正如《日记》篇头语所说：日常生活的天空“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对战局的关注强于一般民众。高校校园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之处，战况信息的获得、流通非常迅速，每一条来自前线的消息，立马会成为传播、谈论的焦点。可以说，战局的变化是后方校园最敏感、最大众化的话题，每个人的心境随之波动。正如杨静远所说：“我们在这后方仍旧生活，但心灵上却像随着大军一同败落，一同挺进。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
《日记》中有约三十余处论及战局，且每一点战局信息都像一颗掷入湖水中的大石头，引起波动无数。比如：
1941年9月22、23日的日记提到得知中日正在湘北激战，全家人颇为焦虑：“报载湘北激战，爹爹又急了，说是把婆送回湖南是再错。唉，世界太乱了，今天不知明天会变得怎样。”“上午报载战况，使我们非常着急。爹爹提起送婆的事，大烦噪一顿。妈妈后来想想事情不顺利，哭了一大场……我想到中国抗战胜利不易实现，又想中国人坏的那么多，这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很小，倒是对自己的命运看淡了。想着到了那一天亡国的日子，我们就可以从容地跟着民族死去，倒是最好的结果，免得活着受罪。”
杨端六从小事母至孝，武汉大学初迁乐山时，母亲跟他家住在一起。1941年9月7日，为躲避日本飞机对乐山的不时空袭，他把母亲送回湖南老家。得知中日湘北激战，他对母亲的安危无比牵挂，使一家人心情更加紧张。
1941年12月，美、日正式开战，一直看不到抗战胜利曙光的师生们兴奋不已：“忽然一个消息传来：美日正式开战，同时一个纸条传来，说是美国一百架飞机炸东京。啊，我喜得一声尖叫，接着是放肆的狂笑。但接着我又不敢相信第二个消息是确实的。这是太好的消息呀！……上通史课陶振誉先生讲美日战争，我们都很高兴。”
1942年冬，中国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了五个年头，日本仍在疯狂进攻，中国方面不断失利，物价上涨，老百姓生活困难，前途茫茫，后方大学的师生们无不心忧。武汉大学的一位职员竟忧急过度而精神失常。1942年12月19日日记这样记述：“妈妈告诉我学校里一位职员因时局问题急得发疯，睡在床上玩一根绳，用手指捻着划圈子，说是和罗斯福打电话。一会笑嘻嘻地告诉大家不要紧，罗斯福说有办法，放心好了。这种触目惊心的事真可表现出战争的痛苦与罪恶，谁听了不心惊？”
1943年夏秋，欧洲战场上盟军的顺利进展仿佛让中国人看到了抗战的曙光，就连一些对战局一直悲观的人也开始树起了信心。1943年7月10日日记：“《诚报》消息：意大利投降同盟国，大家都觉得战事不出一两年就会结束。连素来悲观的爹爹都不做声，好像表示默认局面的好转。”
然而，直到1944年夏天，中国抗战仍然压力重重，节节失利，老百姓1943年夏秋刚刚感觉到的一线转机和希望似又破灭。且看1944年5月12日日记：“时局恶劣极了。苏联在新疆进攻，河南战事吃紧，湘北又要开始一次大战。据说英美对中国不满。要是郑州失陷，恐怕就要议和。天哪，议和就完了，再辈子也别想翻身了！”
在抗战困难重重的情势下，爱国的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尽一份力。可是，不少人感到自己所学、所长并不能为国家解燃眉之急，难免苦恼和自轻。1944年6月22日日记：“湘北战争恶化，湖南有整个丢失的危险了。盟国战事节节好转，我们自己却一天天逼紧了。……这形势使人更沮丧、绝望。我怕我学的这门东西远水不救近火，急切需要的不是我！我不信任自己工作的价值了。火烧到头发了，我还在做梦，梦见月亮里美的世界。无怪乎文人招人轻视。走怎样的一条路就能最迅速地对国家尽一份力？我的心似箭，我的步子如蜗牛。叫我怎不急死！”
1944年秋冬，日军大有进逼四川之势，大后方人心惶惶，不少人开始作最坏的打算：一旦四川沦陷，到何处、怎样求生。杨静远的父母多次就此问题进行紧急讨论。10月14日，袁昌英急切地提出投资做点小生意，否则，一旦日军进入四川，武汉大学解散，一家人的生计大成问题;杨端六认为袁昌英的办法行不通，但他一点好办法也没有，像被困的囚徒。19日，袁、杨夫妇再谈紧急情况下是躲到乡下安全一些，还是跟着四川师管区司令韩文源的军队去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彝族地区去躲避。20日，杨端六感到去雷、马、峨、屏也非良策，但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下午去拜访当地一位董医生时，难抑焦虑心情，不由自主谈起战争形势和出路;回家途中经过韩文源家，他带女儿进去探听消息，以便尽早对时局有较准确的认识，并找到进退之法。 11月，战局对中国更加不利，人心愈益难以安定，寻找逃身之法显得尤其迫切。18日，袁昌英提出一旦贵阳失守，一家人可以到四川青神，或者到洪雅，但有关的具体情况不很了解，需要进一步打听。19日，广西宜山（今宜州县）已经失守，眼见中国军队毫无抵抗力，袁昌英焦虑得哭了;杨静远也无心做事，内心压抑得喘不过气来。21日，经过和朋友反复商量，袁昌英认为往西昌逃是一条活路。
12月，战事步步吃紧，眼看日军快打到贵阳了，乐山的人们心乱如麻。武汉大学不少女生认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从军是惟一出路。武汉大学附中几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陈小滢、郭玉英、杨衍枝为国忧心，竟毅然从军。4日，杨端六、袁昌英很严肃细致地讨论将来计划——暂时躲到峨眉县郊，以免长途逃难颠沛流离，并打算去实地考察。直到8日、13日，中国攻克贵州独山、三合、南丹要塞，湘桂战局稍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后方人们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中日战局反反复复，师生们只好盼望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好转能给中国抗战带来哪怕是如丝如缕的阳光。不幸的是，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欧洲战场困难重重，笼罩在后方高校师生心头浓重的战争阴云更加凝重。1945年4月20日日记：“今天的广播消息很不好，当头一排惊心的红字标题：《世界和平前途黯淡》、《攻入柏林仅是政治问题》、《教皇警告三次大战》……罗斯福一死，确是给这苦挣中的世界一个大打击。英、苏之间的冲突愈露骨了。如果世界不得宁静，中国更谈不上有什么希望了。”
直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通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照会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国人才如释重负。1945年8月10日记：
日本，那凶残横暴的敌人，居然竖起了降旗！……爹爹从叶乔家回来，在门外就以不常见的兴奋的声音喊：“好消息哟！顶好的消息：日本投降了！”……这时外面爆竹声大作，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的情绪一下奔放地冲上来。
二
战争不仅扰乱后方高校师生内心的安宁，而且用贫困摧残着他们的健康。尤其是进入四十年代，长期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日益明显，日常用品紧缺，物价快速上升，生活费急剧增多，不少师生的生活陷入困境——营养不良、缺衣少穿。就拿伙食来说，到1943年，市场上普通的大米已经很难买到，师生们只能吃掺杂着石子、稗子的糙米煮成的米饭。1943年12月27日日记：“这一向宿舍里饭坏极了，尽是稗子，每餐饭要吃四十分钟，一碗热饭挑到后来变得冰冷，而饿着的肚子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得不耐下性子挑，因为不挑有得盲肠炎的危险。”
与贫困相伴随的是疾病，不少人因患病后得不到有效休养和治疗而去世。《日记》中仅所记死亡的教授就有六位：机械系的郭霖，矿冶系的王胡子，哲学系的黄方刚（黄炎培之子），历史系的吴其昌，数学系的萧君绛，外文系的费鉴照。其中，黄方刚、吴其昌、费鉴照死于肺病，王胡子死于贫血症，萧君绛死于肠痨。他们的病逝大都与贫困有关。以有关王胡子、萧君绛和费鉴照的记述为例：
1942年9月26日日记：“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矿冶系教授王胡子死了，是因为贫血症，实在是营养不足。据说他预定的十年计划，连新鲜蔬菜都不吃，只吃腌的咸菜，肉类更不用说了。”
1944年5月14日日记：“（戴铭巽教授）告诉我妈妈在萧家，因为‘萧[君绛]先生过世了’！……据说是肠痨。累死的，饿死的。”
萧君绛教授不仅为学认真，而且熟悉中医，经常免费为周围的人们诊病。这样一个热心且严谨的人在又累又饿中失去生命，怎能不令人可惜、可叹？
费鉴照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欧洲留学回来后，在英美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俨然一位颇引同行注目的学术新秀。可是，在乐山，只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仆照料他的生活，肺病摧残着他的身体，也销蚀着他的学术生命力，使他最终在百般无奈和孤寂中去世。1945年2月11日日记这样记述：“费鉴照昨天下午过去了。……（他）也许曾有野心，火焰般遥远的梦，在一瞬间燃起他的热，可是蓦然清醒过来，蟾蜍般冰冷酷毒的现实会爬上他的五脏，狞笑着栖息在那儿。这一部无声中进行的人生剧在艺术上该多有价值，然而艺术是以人生中最惨痛的一切作食粮的。”
学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的更多。后方高校大多数学生仅靠政府给予的微薄贷金维持生活，长期处在半饥饿中，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容易生病、有病难医。武汉大学把这些远离家乡的游魂安葬在一座小山上，学子们称那座小山为“第八宿舍”（因武汉大学在乐山共有七个学生宿舍，其中男宿舍六个，女宿舍一个）。几年下来，“第八宿舍”已经颇成规模，山头上满是坟丘。
夺去学生生命最普遍的疾病，是肺病和伤寒。《日记》中最凄惨的有关肺病的记述当属武汉大学一对姐妹花——陈上皞、陈上晓和她们的家庭。1942年10月11日，得知陈上晓死了，杨静远惊得说不出话来：陈上晓是她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孩，那么娇艳而灿烂，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日记》的注释非常简要地叙述了这对姊妹花的家庭：“陈太太的丈夫先死于肺结核，九个子女相继被这病夺去生命。最后死去的是一对姊妹花，上皞是武大外文系的高才生，毕业后不久就死去，剩下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上晓也死了。”
1943年夏，乐山流行伤寒，不少学生染病，其中有七个病死。《日记》1943年7月6日、15日、26日、30日均有相关记载。
此外，贫血、疟疾在学生中也比较多见。《日记》1943年5月25日记：“晚饭时妈妈说刘啸云上课时忽然晕倒了，大概由于贫血。”
《日记》后四分之一部分着笔最多的工学院学生顾耕，则在贫困中长期遭受疟疾的折磨。顾耕来自沦陷区，父亲已逝，只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1945年6月10日日记：“（顾耕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差点休学了。’我大惊：‘为什么？’‘……休学了好做事呀。’我问他后来怎样解决的，他说是卖了些衣服。还有，他常常打摆子（疟疾），可是又不得不苦挣起来做事。他真苦，然而他是那么奋发。” 1945年6月25日日记：“朱正清告诉我顾耕病了，又是打摆子，病得相当重，恐怕不能参加考试。”
令人敬佩的是，不少学生在贫困和疾病面前表现得非常顽强，依然努力学习，认真做事。1943年夏天，化学系四年级女生陆道蕴患着严重的伤寒，高烧费氏一百零六度，肠子已经出血，但她硬撑着病体用功地学习，参加了毕业大考，且考了第一。外文系学生王梦兰患严重的肺病，仅靠微薄的贷金维持生活，却能够一面勤奋学习，一面作为地下党员积极活动，一度担任中共武汉大学女生部党支书。
三
虽是战时，但乐山武汉大学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尤其是社团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时间等自由地加入。杨静远爱好文学和音乐，《日记》中提到的歌咏社团和话剧社团较多，如海风歌咏团、联青合唱团、南风合唱团、田园合唱团、长啸歌咏团、峨眉剧社、南友剧社等。
歌咏社团每周定期练歌，且不时举行音乐会、唱片会等，相当活跃。1943、1944年，杨静远同时参加联青和南风两个合唱团，每周有大约三个晚上练唱。在爱音乐的她看来，练唱的时间一点也不算多，因为她从唱歌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大学四年，她参加合唱过的歌曲有《抗敌歌》、《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风吼雷鸣》、《黄河大合唱》等。
话剧社也很受师生关注。《日记》对峨眉剧社演出《莎乐美》和《群鬼》的情况记述较多。1942年12月14日日记：“峨眉剧社要演《莎乐美》和《群鬼》（王尔德和易卜生的剧），出了很引人注目的预告。”
广告登出之后，引起不少同学关注。12月17日，女生宿舍举行了座谈会，专门讨论《莎乐美》和王尔德，请了苏雪林、袁昌英、朱君允三位女教师分别对剧本及作者进行介绍和分析。料想话剧正式演出时，该是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去一睹为快。杨静远1943年1月2日观看后，大为满足：“晚上看话剧《莎乐美》。……看后觉得不错。我喜欢莎乐美（丁景云饰），跳舞好看极了。灯光、音乐、服装合成很美的情调。在战时能看到这种软性的舞蹈当然很不容易，也就不用苛求了。”
南友剧社全称为“南开校友话剧社”。杨静远中学时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因此南友剧社的活动她也参加。1943年3月，南友剧社准备演《日出》，杨静远花了一周多时间为它画好一幅广告画;29日，《日出》预演，杨静远前去帮忙、观看。1944年6月1日晚，南友剧社演由《茶花女》改编的话剧《天长地久》，不少师生前去观看。可惜这次演出不太成功。
外文系1943级学生、后来定居台湾的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忆及1945年夏天给她写信的提琴手黄君时，也提到这次演出：
南开校友话剧社1944年6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禺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地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黄君，虽不是（南开中学）校友，但性情温和，（演《天长地久》时）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秋千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主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除了校园社团的话剧可观赏之外，一些商业性的话剧演出也受到师生们的关注。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仅靠政府贷金维持生活的学子来说，门票是一项大开支。除非蹭票或买最便宜的票，他们一般无财力涉足。《日记》记载，1942年4月19日晚饭后，杨静远与三位同学一起买每人五元的票（另一种票是每人五十元）去中山公园欣赏曹禺创作的话剧《北京人》。1944年上半年，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到乐山演出《金玉满堂》、《孔雀胆》、《天国春秋》、《清宫外史》等，因好友冼岫的哥哥是中艺成员，杨静远多次得到赠票或被引领免费入场观看。
此外，武汉大学还有政治学会、英文会等学术性社团。它们不定期地组织学术讲座或讨论，逢年过节也会搞联欢活动，联络成员之间的感情。
乐山基督教会的团契也很活跃，不仅教徒学生参加，非教徒学生也可自愿加入活动。教会的团契室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场所，学生可以在那里读书、讨论、打桥牌、唱歌，还可以举行小型的联欢。它给予战争阴云下离家在外的学子无数安慰与温暖。
看壁报是大学校园课余生活的另一基本内容。武汉大学的壁报常常围绕校园关注的话题发表言论，是学子们喜闻乐见的读物。乐山时期，“政谈”、“文谈”、“风雨谈”、“课余谈”、“海燕”、“现代春秋”六个壁报团体影响最大，它们还曾在1944年6月围绕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举行过一次热烈、紧张、严肃的联合讨论会。
战时的乐山和后方的其他文化城一样不时有画展。比如，1944年冬，关山月画展在乐山举行，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大饱眼福。杨静远这样记述观感：
关山月新近从西北回来，画了许多大漠风光，有几幅祁连山牧场的画我最喜欢。他的画最好的是背景，那色彩的柔润缥缈真能托出西北气息。只是人物脸孔都是一型的，像香烟片上的美女。然后董伯伯介绍我们认识关山月，矮个子，脸型一看就是广东人。……我们要求看关临摹的敦煌壁画。他一共画了一百多幅，只带来几十幅，可是已经够我们欣赏好一会儿了。壁画我非常喜欢，时代有隋、唐、宋等，题材总和佛教有关，可是艺术的胚胎质地很高，笔法简易，属图案型。我认为比中国正统古画都好，实在值得一看。
乐山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叫岷江电影院，时常有新片放映，可惜师生们大多没有余钱买票。《日记》1941年11月14日记：“同学们许多都去看电影，今夜放《恋之火》。我早就想看这片子，但现在我不要看电影。我不能再乱花一文钱。诱惑虽大，我应当学着坚定意志，抵抗诱惑。”
校园体育和郊游也受到武汉大学师生青睐。课余、饭后，打球、跳高、跳远、跑步的大有人在。同时，乐山近山临水，学生们常常三五成群到近郊游玩，喜欢安静的，坐在江边，江面、水草、鸟叫汇合成大自然最为随意的画面，人在画中，看书、聊天、写作都是享受;喜欢跋涉的，坐船过河，到郊野走走，爽心健体。教师们也不时或举家，或邀友，或独自一人去郊游，在乐山安静的山水中，暂时忘掉战争的阴影、思乡的情愫、人生的困惑。《日记》中有关郊游的记述非常多见。
此外，为了缓解战乱中学子的紧张情绪，武汉大学学生服务处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活跃校园生活。《日记》中这样述及学生服务处1944年举办过的两次唱片音乐会。
1944年3月11日：“晚上团契室开唱片音乐会，学生服务处主办，放全部Faust（古诺歌剧《浮士德》）。一共十六张片子，听了三个钟头。小小团契室挤了一百来人。我给妈妈弄到一张票，她也来听。音乐本身好，唱得也好。只有一点我认为可惜，就是一个角色Siebel（席贝尔）是男子，却因他性格柔弱，用女中音唱，听起来怪别扭的。”
1944年5月20日：“晚上学生服务处第三次开唱片音乐会，放意大利puccini的Madame Butterfly（普契尼：《蝴蝶夫人》），有二十几张片子，大体不及Faust，因为男音都差，只有女高音好听。不过配音极好，极富东方色彩，神秘情调。”
两次唱片音乐会虽然空间狭小，条件简陋，不少喜爱音乐的师生挤在一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静静地感受音乐魅力的那一份向往与满足。
杨静远，女，出生于1923年，父亲是知名的经济学家杨端六，母亲是“五四”以来颇有名气的女作家袁昌英。1941—1945年间，杨静远就读于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外文系，父母在武汉大学任教：父亲是经济系教授，母亲是她就读的外文系教授。1941年7月14日，杨静远开始在母亲送给她的精美本子上记录中学毕业后备考及就读武汉大学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10日抗战胜利、她完成大学本科学业。这四年中的三年，杨静远家住在一处名为“让庐”的宅子里，因此她给这部日记起名为“让庐日记”。
用杨静远自己的话来说，《日记》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她“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的四年乐山岁月的点点滴滴，也是她完整的大学本科生涯的一步一履。展读这部日记，就如浏览一幅幅简洁明快的写生画，不同的读者总能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战云密布下后方大学校园生活的一瞥。
一
战争不仅波及每一个沦陷区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而且牵动着每一个后方人的神经，生命安全、不愿做亡国奴的尊严、生活的安定、前途的发展……无一不因为战争而受到极大的威胁。正如《日记》篇头语所说：日常生活的天空“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对战局的关注强于一般民众。高校校园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之处，战况信息的获得、流通非常迅速，每一条来自前线的消息，立马会成为传播、谈论的焦点。可以说，战局的变化是后方校园最敏感、最大众化的话题，每个人的心境随之波动。正如杨静远所说：“我们在这后方仍旧生活，但心灵上却像随着大军一同败落，一同挺进。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
《日记》中有约三十余处论及战局，且每一点战局信息都像一颗掷入湖水中的大石头，引起波动无数。比如：
1941年9月22、23日的日记提到得知中日正在湘北激战，全家人颇为焦虑：“报载湘北激战，爹爹又急了，说是把婆送回湖南是再错。唉，世界太乱了，今天不知明天会变得怎样。”“上午报载战况，使我们非常着急。爹爹提起送婆的事，大烦噪一顿。妈妈后来想想事情不顺利，哭了一大场……我想到中国抗战胜利不易实现，又想中国人坏的那么多，这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很小，倒是对自己的命运看淡了。想着到了那一天亡国的日子，我们就可以从容地跟着民族死去，倒是最好的结果，免得活着受罪。”
杨端六从小事母至孝，武汉大学初迁乐山时，母亲跟他家住在一起。1941年9月7日，为躲避日本飞机对乐山的不时空袭，他把母亲送回湖南老家。得知中日湘北激战，他对母亲的安危无比牵挂，使一家人心情更加紧张。
1941年12月，美、日正式开战，一直看不到抗战胜利曙光的师生们兴奋不已：“忽然一个消息传来：美日正式开战，同时一个纸条传来，说是美国一百架飞机炸东京。啊，我喜得一声尖叫，接着是放肆的狂笑。但接着我又不敢相信第二个消息是确实的。这是太好的消息呀！……上通史课陶振誉先生讲美日战争，我们都很高兴。”
1942年冬，中国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了五个年头，日本仍在疯狂进攻，中国方面不断失利，物价上涨，老百姓生活困难，前途茫茫，后方大学的师生们无不心忧。武汉大学的一位职员竟忧急过度而精神失常。1942年12月19日日记这样记述：“妈妈告诉我学校里一位职员因时局问题急得发疯，睡在床上玩一根绳，用手指捻着划圈子，说是和罗斯福打电话。一会笑嘻嘻地告诉大家不要紧，罗斯福说有办法，放心好了。这种触目惊心的事真可表现出战争的痛苦与罪恶，谁听了不心惊？”
1943年夏秋，欧洲战场上盟军的顺利进展仿佛让中国人看到了抗战的曙光，就连一些对战局一直悲观的人也开始树起了信心。1943年7月10日日记：“《诚报》消息：意大利投降同盟国，大家都觉得战事不出一两年就会结束。连素来悲观的爹爹都不做声，好像表示默认局面的好转。”
然而，直到1944年夏天，中国抗战仍然压力重重，节节失利，老百姓1943年夏秋刚刚感觉到的一线转机和希望似又破灭。且看1944年5月12日日记：“时局恶劣极了。苏联在新疆进攻，河南战事吃紧，湘北又要开始一次大战。据说英美对中国不满。要是郑州失陷，恐怕就要议和。天哪，议和就完了，再辈子也别想翻身了！”
在抗战困难重重的情势下，爱国的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尽一份力。可是，不少人感到自己所学、所长并不能为国家解燃眉之急，难免苦恼和自轻。1944年6月22日日记：“湘北战争恶化，湖南有整个丢失的危险了。盟国战事节节好转，我们自己却一天天逼紧了。……这形势使人更沮丧、绝望。我怕我学的这门东西远水不救近火，急切需要的不是我！我不信任自己工作的价值了。火烧到头发了，我还在做梦，梦见月亮里美的世界。无怪乎文人招人轻视。走怎样的一条路就能最迅速地对国家尽一份力？我的心似箭，我的步子如蜗牛。叫我怎不急死！”
1944年秋冬，日军大有进逼四川之势，大后方人心惶惶，不少人开始作最坏的打算：一旦四川沦陷，到何处、怎样求生。杨静远的父母多次就此问题进行紧急讨论。10月14日，袁昌英急切地提出投资做点小生意，否则，一旦日军进入四川，武汉大学解散，一家人的生计大成问题;杨端六认为袁昌英的办法行不通，但他一点好办法也没有，像被困的囚徒。19日，袁、杨夫妇再谈紧急情况下是躲到乡下安全一些，还是跟着四川师管区司令韩文源的军队去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彝族地区去躲避。20日，杨端六感到去雷、马、峨、屏也非良策，但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下午去拜访当地一位董医生时，难抑焦虑心情，不由自主谈起战争形势和出路;回家途中经过韩文源家，他带女儿进去探听消息，以便尽早对时局有较准确的认识，并找到进退之法。 11月，战局对中国更加不利，人心愈益难以安定，寻找逃身之法显得尤其迫切。18日，袁昌英提出一旦贵阳失守，一家人可以到四川青神，或者到洪雅，但有关的具体情况不很了解，需要进一步打听。19日，广西宜山（今宜州县）已经失守，眼见中国军队毫无抵抗力，袁昌英焦虑得哭了;杨静远也无心做事，内心压抑得喘不过气来。21日，经过和朋友反复商量，袁昌英认为往西昌逃是一条活路。
12月，战事步步吃紧，眼看日军快打到贵阳了，乐山的人们心乱如麻。武汉大学不少女生认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从军是惟一出路。武汉大学附中几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陈小滢、郭玉英、杨衍枝为国忧心，竟毅然从军。4日，杨端六、袁昌英很严肃细致地讨论将来计划——暂时躲到峨眉县郊，以免长途逃难颠沛流离，并打算去实地考察。直到8日、13日，中国攻克贵州独山、三合、南丹要塞，湘桂战局稍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后方人们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中日战局反反复复，师生们只好盼望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好转能给中国抗战带来哪怕是如丝如缕的阳光。不幸的是，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欧洲战场困难重重，笼罩在后方高校师生心头浓重的战争阴云更加凝重。1945年4月20日日记：“今天的广播消息很不好，当头一排惊心的红字标题：《世界和平前途黯淡》、《攻入柏林仅是政治问题》、《教皇警告三次大战》……罗斯福一死，确是给这苦挣中的世界一个大打击。英、苏之间的冲突愈露骨了。如果世界不得宁静，中国更谈不上有什么希望了。”
直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通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照会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国人才如释重负。1945年8月10日记：
日本，那凶残横暴的敌人，居然竖起了降旗！……爹爹从叶乔家回来，在门外就以不常见的兴奋的声音喊：“好消息哟！顶好的消息：日本投降了！”……这时外面爆竹声大作，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的情绪一下奔放地冲上来。
二
战争不仅扰乱后方高校师生内心的安宁，而且用贫困摧残着他们的健康。尤其是进入四十年代，长期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日益明显，日常用品紧缺，物价快速上升，生活费急剧增多，不少师生的生活陷入困境——营养不良、缺衣少穿。就拿伙食来说，到1943年，市场上普通的大米已经很难买到，师生们只能吃掺杂着石子、稗子的糙米煮成的米饭。1943年12月27日日记：“这一向宿舍里饭坏极了，尽是稗子，每餐饭要吃四十分钟，一碗热饭挑到后来变得冰冷，而饿着的肚子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得不耐下性子挑，因为不挑有得盲肠炎的危险。”
与贫困相伴随的是疾病，不少人因患病后得不到有效休养和治疗而去世。《日记》中仅所记死亡的教授就有六位：机械系的郭霖，矿冶系的王胡子，哲学系的黄方刚（黄炎培之子），历史系的吴其昌，数学系的萧君绛，外文系的费鉴照。其中，黄方刚、吴其昌、费鉴照死于肺病，王胡子死于贫血症，萧君绛死于肠痨。他们的病逝大都与贫困有关。以有关王胡子、萧君绛和费鉴照的记述为例：
1942年9月26日日记：“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矿冶系教授王胡子死了，是因为贫血症，实在是营养不足。据说他预定的十年计划，连新鲜蔬菜都不吃，只吃腌的咸菜，肉类更不用说了。”
1944年5月14日日记：“（戴铭巽教授）告诉我妈妈在萧家，因为‘萧[君绛]先生过世了’！……据说是肠痨。累死的，饿死的。”
萧君绛教授不仅为学认真，而且熟悉中医，经常免费为周围的人们诊病。这样一个热心且严谨的人在又累又饿中失去生命，怎能不令人可惜、可叹？
费鉴照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欧洲留学回来后，在英美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俨然一位颇引同行注目的学术新秀。可是，在乐山，只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仆照料他的生活，肺病摧残着他的身体，也销蚀着他的学术生命力，使他最终在百般无奈和孤寂中去世。1945年2月11日日记这样记述：“费鉴照昨天下午过去了。……（他）也许曾有野心，火焰般遥远的梦，在一瞬间燃起他的热，可是蓦然清醒过来，蟾蜍般冰冷酷毒的现实会爬上他的五脏，狞笑着栖息在那儿。这一部无声中进行的人生剧在艺术上该多有价值，然而艺术是以人生中最惨痛的一切作食粮的。”
学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的更多。后方高校大多数学生仅靠政府给予的微薄贷金维持生活，长期处在半饥饿中，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容易生病、有病难医。武汉大学把这些远离家乡的游魂安葬在一座小山上，学子们称那座小山为“第八宿舍”（因武汉大学在乐山共有七个学生宿舍，其中男宿舍六个，女宿舍一个）。几年下来，“第八宿舍”已经颇成规模，山头上满是坟丘。
夺去学生生命最普遍的疾病，是肺病和伤寒。《日记》中最凄惨的有关肺病的记述当属武汉大学一对姐妹花——陈上皞、陈上晓和她们的家庭。1942年10月11日，得知陈上晓死了，杨静远惊得说不出话来：陈上晓是她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孩，那么娇艳而灿烂，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日记》的注释非常简要地叙述了这对姊妹花的家庭：“陈太太的丈夫先死于肺结核，九个子女相继被这病夺去生命。最后死去的是一对姊妹花，上皞是武大外文系的高才生，毕业后不久就死去，剩下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上晓也死了。”
1943年夏，乐山流行伤寒，不少学生染病，其中有七个病死。《日记》1943年7月6日、15日、26日、30日均有相关记载。
此外，贫血、疟疾在学生中也比较多见。《日记》1943年5月25日记：“晚饭时妈妈说刘啸云上课时忽然晕倒了，大概由于贫血。”
《日记》后四分之一部分着笔最多的工学院学生顾耕，则在贫困中长期遭受疟疾的折磨。顾耕来自沦陷区，父亲已逝，只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1945年6月10日日记：“（顾耕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差点休学了。’我大惊：‘为什么？’‘……休学了好做事呀。’我问他后来怎样解决的，他说是卖了些衣服。还有，他常常打摆子（疟疾），可是又不得不苦挣起来做事。他真苦，然而他是那么奋发。” 1945年6月25日日记：“朱正清告诉我顾耕病了，又是打摆子，病得相当重，恐怕不能参加考试。”
令人敬佩的是，不少学生在贫困和疾病面前表现得非常顽强，依然努力学习，认真做事。1943年夏天，化学系四年级女生陆道蕴患着严重的伤寒，高烧费氏一百零六度，肠子已经出血，但她硬撑着病体用功地学习，参加了毕业大考，且考了第一。外文系学生王梦兰患严重的肺病，仅靠微薄的贷金维持生活，却能够一面勤奋学习，一面作为地下党员积极活动，一度担任中共武汉大学女生部党支书。
三
虽是战时，但乐山武汉大学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尤其是社团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时间等自由地加入。杨静远爱好文学和音乐，《日记》中提到的歌咏社团和话剧社团较多，如海风歌咏团、联青合唱团、南风合唱团、田园合唱团、长啸歌咏团、峨眉剧社、南友剧社等。
歌咏社团每周定期练歌，且不时举行音乐会、唱片会等，相当活跃。1943、1944年，杨静远同时参加联青和南风两个合唱团，每周有大约三个晚上练唱。在爱音乐的她看来，练唱的时间一点也不算多，因为她从唱歌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大学四年，她参加合唱过的歌曲有《抗敌歌》、《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风吼雷鸣》、《黄河大合唱》等。
话剧社也很受师生关注。《日记》对峨眉剧社演出《莎乐美》和《群鬼》的情况记述较多。1942年12月14日日记：“峨眉剧社要演《莎乐美》和《群鬼》（王尔德和易卜生的剧），出了很引人注目的预告。”
广告登出之后，引起不少同学关注。12月17日，女生宿舍举行了座谈会，专门讨论《莎乐美》和王尔德，请了苏雪林、袁昌英、朱君允三位女教师分别对剧本及作者进行介绍和分析。料想话剧正式演出时，该是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去一睹为快。杨静远1943年1月2日观看后，大为满足：“晚上看话剧《莎乐美》。……看后觉得不错。我喜欢莎乐美（丁景云饰），跳舞好看极了。灯光、音乐、服装合成很美的情调。在战时能看到这种软性的舞蹈当然很不容易，也就不用苛求了。”
南友剧社全称为“南开校友话剧社”。杨静远中学时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因此南友剧社的活动她也参加。1943年3月，南友剧社准备演《日出》，杨静远花了一周多时间为它画好一幅广告画;29日，《日出》预演，杨静远前去帮忙、观看。1944年6月1日晚，南友剧社演由《茶花女》改编的话剧《天长地久》，不少师生前去观看。可惜这次演出不太成功。
外文系1943级学生、后来定居台湾的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忆及1945年夏天给她写信的提琴手黄君时，也提到这次演出：
南开校友话剧社1944年6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禺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地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黄君，虽不是（南开中学）校友，但性情温和，（演《天长地久》时）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秋千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主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除了校园社团的话剧可观赏之外，一些商业性的话剧演出也受到师生们的关注。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仅靠政府贷金维持生活的学子来说，门票是一项大开支。除非蹭票或买最便宜的票，他们一般无财力涉足。《日记》记载，1942年4月19日晚饭后，杨静远与三位同学一起买每人五元的票（另一种票是每人五十元）去中山公园欣赏曹禺创作的话剧《北京人》。1944年上半年，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到乐山演出《金玉满堂》、《孔雀胆》、《天国春秋》、《清宫外史》等，因好友冼岫的哥哥是中艺成员，杨静远多次得到赠票或被引领免费入场观看。
此外，武汉大学还有政治学会、英文会等学术性社团。它们不定期地组织学术讲座或讨论，逢年过节也会搞联欢活动，联络成员之间的感情。
乐山基督教会的团契也很活跃，不仅教徒学生参加，非教徒学生也可自愿加入活动。教会的团契室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场所，学生可以在那里读书、讨论、打桥牌、唱歌，还可以举行小型的联欢。它给予战争阴云下离家在外的学子无数安慰与温暖。
看壁报是大学校园课余生活的另一基本内容。武汉大学的壁报常常围绕校园关注的话题发表言论，是学子们喜闻乐见的读物。乐山时期，“政谈”、“文谈”、“风雨谈”、“课余谈”、“海燕”、“现代春秋”六个壁报团体影响最大，它们还曾在1944年6月围绕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举行过一次热烈、紧张、严肃的联合讨论会。
战时的乐山和后方的其他文化城一样不时有画展。比如，1944年冬，关山月画展在乐山举行，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大饱眼福。杨静远这样记述观感：
关山月新近从西北回来，画了许多大漠风光，有几幅祁连山牧场的画我最喜欢。他的画最好的是背景，那色彩的柔润缥缈真能托出西北气息。只是人物脸孔都是一型的，像香烟片上的美女。然后董伯伯介绍我们认识关山月，矮个子，脸型一看就是广东人。……我们要求看关临摹的敦煌壁画。他一共画了一百多幅，只带来几十幅，可是已经够我们欣赏好一会儿了。壁画我非常喜欢，时代有隋、唐、宋等，题材总和佛教有关，可是艺术的胚胎质地很高，笔法简易，属图案型。我认为比中国正统古画都好，实在值得一看。
乐山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叫岷江电影院，时常有新片放映，可惜师生们大多没有余钱买票。《日记》1941年11月14日记：“同学们许多都去看电影，今夜放《恋之火》。我早就想看这片子，但现在我不要看电影。我不能再乱花一文钱。诱惑虽大，我应当学着坚定意志，抵抗诱惑。”
校园体育和郊游也受到武汉大学师生青睐。课余、饭后，打球、跳高、跳远、跑步的大有人在。同时，乐山近山临水，学生们常常三五成群到近郊游玩，喜欢安静的，坐在江边，江面、水草、鸟叫汇合成大自然最为随意的画面，人在画中，看书、聊天、写作都是享受;喜欢跋涉的，坐船过河，到郊野走走，爽心健体。教师们也不时或举家，或邀友，或独自一人去郊游，在乐山安静的山水中，暂时忘掉战争的阴影、思乡的情愫、人生的困惑。《日记》中有关郊游的记述非常多见。
此外，为了缓解战乱中学子的紧张情绪，武汉大学学生服务处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活跃校园生活。《日记》中这样述及学生服务处1944年举办过的两次唱片音乐会。
1944年3月11日：“晚上团契室开唱片音乐会，学生服务处主办，放全部Faust（古诺歌剧《浮士德》）。一共十六张片子，听了三个钟头。小小团契室挤了一百来人。我给妈妈弄到一张票，她也来听。音乐本身好，唱得也好。只有一点我认为可惜，就是一个角色Siebel（席贝尔）是男子，却因他性格柔弱，用女中音唱，听起来怪别扭的。”
1944年5月20日：“晚上学生服务处第三次开唱片音乐会，放意大利puccini的Madame Butterfly（普契尼：《蝴蝶夫人》），有二十几张片子，大体不及Faust，因为男音都差，只有女高音好听。不过配音极好，极富东方色彩，神秘情调。”
两次唱片音乐会虽然空间狭小，条件简陋，不少喜爱音乐的师生挤在一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静静地感受音乐魅力的那一份向往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