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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道出了民心向背、舆情民意对统治者的生死攸关。足“兵”、足“粮”，还必须足“信”；去“兵”、去“粮”，但不能去“信”，体现的是古代统治者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又一重自觉。金融危机背景下，温总理也强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充分肯定了社会心理和精神性的软要素在特殊时期所具有的抗风险、渡难关的超强效力。同样，社会心态之所以引起关注，并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视野，既是抚慰社会转型引发的心理阵痛的客观需要，也是巩固执政地位，提高其执政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一、“骂娘”与政府的执政理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普遍受惠的背景下平稳起步，但是没有多久，问题就和成绩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大多是我们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比如理想信念淡化、法规政纪松弛、官员腐化堕落等。传统的政治资源受到侵蚀，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不小的政治成本、环境资源成本，以及道德沦丧等方面的惨痛代价。由此，出现了人们在充分享受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的奇迹和福利的同时，也生发出不少的牢骚与不满。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
为什么碗里有肉吃，嘴里还骂娘？这原本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的需要和满足，不是仅限于生理的和物质的方面，而是有更丰富的内容。物质匮乏时代的结束，仅仅意味着真正属人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放下碗”，比“端起碗”，更能体现人的意义和尊严，也更能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遗憾的是，唯物质主义是从的片面发展观，遮蔽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诉求与需要。持这样一种发展观念的人，不仅难以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如此地不知足，甚至还会以一个高高在上者的姿态，对群众的骂娘，或指责棒喝，或恐惧愤怒，或鄙夷不屑。而那种认为有肉吃便等于幸福生活的逻辑，则是对民生最致命的曲解。
当然，骂娘本身，并不代表文明和进步、意义与尊严，但是它反映诉求、折射愿望，特别是当它指向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蕴含着进步的动力和改革的契机。当年陕北农村一农民“雷公为啥不打死毛泽东”的诅咒之骂，触发毛泽东反省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结果不仅没有失去群众，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爱戴和尊重。
如何对待公众的骂娘，深层次上讲，更体现着执政者的理念。在一个权为民所赋的民主社会里，批评、监督，乃至于收回政府手中的权力，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放眼媒体中的国际报道，公众当面骂官员的新闻并不鲜见。比如日本震后，首相去灾区看望灾民，感激涕零者鲜有，淡然置之者众多，破口大骂者也不是没有。首相对此却习以为常，并不感到诧异，而是照旧鞠躬如仪，体现了成熟公仆的应有风范和现代官员的基本素养。
可喜的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群体当中，出现了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代表的具有现代理念和领导风范的政府官员。他们对群众的骂娘，采取了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提出听取群众意见，要平等、要虚心，要不计态度、不问来历。汪洋甚至提出了“为什么允许领导骂娘，而不允许群众骂娘”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是的，如果说骂娘是一种权利的话，那么它的拥有者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是官员。面对相继出现的落马高官和贪腐大案，公众有权利骂娘，提出批评；面对“我爸是李刚”的恣意与骄横，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这个群体的不满；面对官员贪腐依然是民众最关注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低度信任。骂娘，是公众的权利；而允许、宽容和改进，则是党和政府的责任！
二、“拜金”与市场的经济理性
相比于骂娘，拜金似乎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有着明确的愿望与追求。其实不然：骂娘的否定与宣泄，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正面价值的匮乏；而拜金的追逐当中，人们迷失的是自己，损害的是他人，而这一切的一切，夹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良莠难分，进退失据。在市场的正当逐利与唯利是从的拜金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界限何在？利益的诱惑，与操守的脆弱，成为当代中国人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
且不说拜金主义侵入到政治领域，如何催生了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说拜金主义浸润到思想文化领域，如何导致了部分知识精英的良知泯灭，单说市场经济的主体，部分企业与个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如何不择手段、利欲熏心，不仅谋财而且害命。近年来频发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一系列危害公共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严峻挑战着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此严重地触犯到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事件屡禁不止，这不能不说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扭曲和社会心态的恶化。
市场经济，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之所以说是一场新考验，其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制度安排；它需要物质的刺激，同时也需要理性和良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一手写下《国富论》，探讨国民财富增长的经济动因；另一手则写下《道德情操论》，揭示财富增长背后的人性支撑和文化力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有辅之以同情心、道德感为载体的软约束与法律为载体的硬约束，才能在放任的同时，避免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论述到：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不在于谋利，而在于如何谋利，相比于奴隶社会的人身依附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盘剥，资本家通过市场摄取利润的方式，倒是更为理性，也更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当然，资本天然具有的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铤而走险的本性，决定了它仍然有可能冲破道德和法律的防线，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都能看到的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应该在于把这种可能降到最小，这便成为我们执政党领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课题、新挑战。
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在于：面对历史上留给我们的知足长乐、安贫乐道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讲理想信念不讲物质利益的激进主义思想文化，我们难以完全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滋生的拜金主义。如何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培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理性和良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或抑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发生，确保效率与公平、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激情与理性等多方面的协调统一，是克服拜金主义社会心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思想文化支撑的关键所在。
三、“怨恨”与社会的管理创新
如果说“骂娘”和“拜金”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话，那么，怨恨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心态，其特殊性在于，它的目标指向常常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和彌漫性。怨恨的起因，可能是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组织，但其结果，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药家鑫案、马加爵案、杨佳案、校园血案等，目前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怨恨的起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的机制却非常明了，通常是：因为受挫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甚至不能及时释放愤怒的情绪。这种隐忍和压抑，就容易酿成怨恨。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成为啮噬整个心态或人格的一种毒素，最终难免酿成伤及自身、危害社会的惨剧。
怨恨集中反映了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而又无力抗争者的底层社会心态。但是，不仅如此，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快速传播、无限放大，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怨恨情绪，很容易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形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说的“怨恨式批评”。为批评而批评，为发泄而发泄，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前因后果，只求宣泄的快感，而少有积极的目标，这不仅无助于事情的改善，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近年来，网络等新媒体中出现的“情绪共同体”，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非直接利益冲突”，都同怨恨心理的扩散、转移与弥漫有关。
更有甚者，也有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利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赢得不少的拥趸和粉丝，甚至成为良知的代言和社会的“英雄”。不负责任地抱怨批评的背后，当然难免有特定商业利益在作祟。但是，商业炒作之所以成为可能，还是因为怨恨市场的客观存在。一部分人产生出来的怨恨，却很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并引发消费的欲望和行动，这不能不说明，怨恨已成为这个社会心态中不可忽视的基本格调。
怨恨是植入到当代中国人心中的一种毒素。根除这一毒素，解救人的心灵，一方面，需要社会的结构性调整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在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不仅有社会的底层，他们因基本权利受到伤害而怨恨，甚至还有社会的上层，一些有钱的人和一些有权的人，他们因为自己手中的权位不够高，钱财不够多，而心生怨恨。如此的结果，似乎没有赢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社会结构与竞争规则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在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而努力的过程中，让社会的心态更为理性、更为平和，减少摩擦而多些润滑，成为执政党面临的又一新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它是“心”的管理，也有学者称为“软治理”。而人的心灵，正如弥尔顿所说，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把天堂变地狱，把地狱变天堂”。天堂还是地狱，天使还是魔鬼，差别就在一念之间。芸芸众生，虽然渺小，但心灵之中却潜藏着无穷的能量。心灵力量的软治理，显然又非政府权力的硬约束所能为，也非市场权力的自发引导所能为，它需要文化和精神上的自觉、自省与自愿，它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学者于建嵘曾感叹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河南洛阳偏僻农村的一位老太太，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当问及缘由时，老人这样告诉他：“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面对苦难，老太太不但不抱怨，反而是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态度，我们在许多有着终极信仰的民众那里都能看得到，他们把现实的苦难交给了自己的上帝或神或其他带有终极信仰的对象，甚至把苦难看做了考验，于是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站在这个充满不平的世俗世界中，难以感受到的天上飞鸟的快乐，同样获得了内心的超越、和諧与喜悦。
与此有赖于个人内心解脱和超越所不同的另外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是，理解和宽容，并为负面社会情绪的及时释放提供平台，避免长期积郁而成疾。
终极的关怀和开放的言论，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的是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总之，“骂娘”、“拜金”与怨恨，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部分写照。社会心态，只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更为深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心态的改善与重塑，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改革与再造。关注社会心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需要更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需要健全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和良心，需要广泛调动社会资源中的各方面积极力量。对此，党和政府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而知道何处可为，何处不可为，体现的则是执政党的大智慧。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部教授
（责编/朱艳秋）
一、“骂娘”与政府的执政理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普遍受惠的背景下平稳起步，但是没有多久，问题就和成绩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而且，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大多是我们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比如理想信念淡化、法规政纪松弛、官员腐化堕落等。传统的政治资源受到侵蚀，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不小的政治成本、环境资源成本，以及道德沦丧等方面的惨痛代价。由此，出现了人们在充分享受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的奇迹和福利的同时，也生发出不少的牢骚与不满。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
为什么碗里有肉吃，嘴里还骂娘？这原本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的需要和满足，不是仅限于生理的和物质的方面，而是有更丰富的内容。物质匮乏时代的结束，仅仅意味着真正属人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放下碗”，比“端起碗”，更能体现人的意义和尊严，也更能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遗憾的是，唯物质主义是从的片面发展观，遮蔽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诉求与需要。持这样一种发展观念的人，不仅难以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如此地不知足，甚至还会以一个高高在上者的姿态，对群众的骂娘，或指责棒喝，或恐惧愤怒，或鄙夷不屑。而那种认为有肉吃便等于幸福生活的逻辑，则是对民生最致命的曲解。
当然，骂娘本身，并不代表文明和进步、意义与尊严，但是它反映诉求、折射愿望，特别是当它指向党和政府的具体工作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蕴含着进步的动力和改革的契机。当年陕北农村一农民“雷公为啥不打死毛泽东”的诅咒之骂，触发毛泽东反省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结果不仅没有失去群众，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爱戴和尊重。
如何对待公众的骂娘，深层次上讲，更体现着执政者的理念。在一个权为民所赋的民主社会里，批评、监督，乃至于收回政府手中的权力，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放眼媒体中的国际报道，公众当面骂官员的新闻并不鲜见。比如日本震后，首相去灾区看望灾民，感激涕零者鲜有，淡然置之者众多，破口大骂者也不是没有。首相对此却习以为常，并不感到诧异，而是照旧鞠躬如仪，体现了成熟公仆的应有风范和现代官员的基本素养。
可喜的是，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群体当中，出现了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代表的具有现代理念和领导风范的政府官员。他们对群众的骂娘，采取了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提出听取群众意见，要平等、要虚心，要不计态度、不问来历。汪洋甚至提出了“为什么允许领导骂娘，而不允许群众骂娘”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是的，如果说骂娘是一种权利的话，那么它的拥有者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是官员。面对相继出现的落马高官和贪腐大案，公众有权利骂娘，提出批评；面对“我爸是李刚”的恣意与骄横，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这个群体的不满；面对官员贪腐依然是民众最关注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公众有权利骂娘，表达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低度信任。骂娘，是公众的权利；而允许、宽容和改进，则是党和政府的责任！
二、“拜金”与市场的经济理性
相比于骂娘，拜金似乎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有着明确的愿望与追求。其实不然：骂娘的否定与宣泄，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正面价值的匮乏；而拜金的追逐当中，人们迷失的是自己，损害的是他人，而这一切的一切，夹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良莠难分，进退失据。在市场的正当逐利与唯利是从的拜金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界限何在？利益的诱惑，与操守的脆弱，成为当代中国人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
且不说拜金主义侵入到政治领域，如何催生了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说拜金主义浸润到思想文化领域，如何导致了部分知识精英的良知泯灭，单说市场经济的主体，部分企业与个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如何不择手段、利欲熏心，不仅谋财而且害命。近年来频发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一系列危害公共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严峻挑战着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此严重地触犯到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事件屡禁不止，这不能不说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扭曲和社会心态的恶化。
市场经济，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之所以说是一场新考验，其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制度安排；它需要物质的刺激，同时也需要理性和良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一手写下《国富论》，探讨国民财富增长的经济动因；另一手则写下《道德情操论》，揭示财富增长背后的人性支撑和文化力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有辅之以同情心、道德感为载体的软约束与法律为载体的硬约束，才能在放任的同时，避免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论述到：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不在于谋利，而在于如何谋利，相比于奴隶社会的人身依附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盘剥，资本家通过市场摄取利润的方式，倒是更为理性，也更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当然，资本天然具有的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铤而走险的本性，决定了它仍然有可能冲破道德和法律的防线，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都能看到的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应该在于把这种可能降到最小，这便成为我们执政党领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课题、新挑战。
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在于：面对历史上留给我们的知足长乐、安贫乐道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只讲理想信念不讲物质利益的激进主义思想文化，我们难以完全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滋生的拜金主义。如何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培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理性和良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或抑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发生，确保效率与公平、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激情与理性等多方面的协调统一，是克服拜金主义社会心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思想文化支撑的关键所在。
三、“怨恨”与社会的管理创新
如果说“骂娘”和“拜金”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话，那么，怨恨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心态，其特殊性在于，它的目标指向常常模糊，具有不确定性和彌漫性。怨恨的起因，可能是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组织，但其结果，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药家鑫案、马加爵案、杨佳案、校园血案等，目前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怨恨的起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的机制却非常明了，通常是：因为受挫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甚至不能及时释放愤怒的情绪。这种隐忍和压抑，就容易酿成怨恨。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成为啮噬整个心态或人格的一种毒素，最终难免酿成伤及自身、危害社会的惨剧。
怨恨集中反映了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而又无力抗争者的底层社会心态。但是，不仅如此，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快速传播、无限放大，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怨恨情绪，很容易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形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说的“怨恨式批评”。为批评而批评，为发泄而发泄，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前因后果，只求宣泄的快感，而少有积极的目标，这不仅无助于事情的改善，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近年来，网络等新媒体中出现的“情绪共同体”，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非直接利益冲突”，都同怨恨心理的扩散、转移与弥漫有关。
更有甚者，也有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利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赢得不少的拥趸和粉丝，甚至成为良知的代言和社会的“英雄”。不负责任地抱怨批评的背后，当然难免有特定商业利益在作祟。但是，商业炒作之所以成为可能，还是因为怨恨市场的客观存在。一部分人产生出来的怨恨，却很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并引发消费的欲望和行动，这不能不说明，怨恨已成为这个社会心态中不可忽视的基本格调。
怨恨是植入到当代中国人心中的一种毒素。根除这一毒素，解救人的心灵，一方面，需要社会的结构性调整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现在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不仅有社会的底层，他们因基本权利受到伤害而怨恨，甚至还有社会的上层，一些有钱的人和一些有权的人，他们因为自己手中的权位不够高，钱财不够多，而心生怨恨。如此的结果，似乎没有赢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社会结构与竞争规则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在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而努力的过程中，让社会的心态更为理性、更为平和，减少摩擦而多些润滑，成为执政党面临的又一新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它是“心”的管理，也有学者称为“软治理”。而人的心灵，正如弥尔顿所说，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把天堂变地狱，把地狱变天堂”。天堂还是地狱，天使还是魔鬼，差别就在一念之间。芸芸众生，虽然渺小，但心灵之中却潜藏着无穷的能量。心灵力量的软治理，显然又非政府权力的硬约束所能为，也非市场权力的自发引导所能为，它需要文化和精神上的自觉、自省与自愿，它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学者于建嵘曾感叹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河南洛阳偏僻农村的一位老太太，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当问及缘由时，老人这样告诉他：“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面对苦难，老太太不但不抱怨，反而是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态度，我们在许多有着终极信仰的民众那里都能看得到，他们把现实的苦难交给了自己的上帝或神或其他带有终极信仰的对象，甚至把苦难看做了考验，于是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站在这个充满不平的世俗世界中，难以感受到的天上飞鸟的快乐，同样获得了内心的超越、和諧与喜悦。
与此有赖于个人内心解脱和超越所不同的另外一种社会救济方式是，理解和宽容，并为负面社会情绪的及时释放提供平台，避免长期积郁而成疾。
终极的关怀和开放的言论，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的是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总之，“骂娘”、“拜金”与怨恨，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部分写照。社会心态，只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更为深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心态的改善与重塑，取决于社会生活的改革与再造。关注社会心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需要更新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需要健全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和良心，需要广泛调动社会资源中的各方面积极力量。对此，党和政府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而知道何处可为，何处不可为，体现的则是执政党的大智慧。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部教授
（责编/朱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