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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一桩冤假错案，究竟有多难？
晚清同、光年间，发生于余杭县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坊间流传甚广。
此案肇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结案于光绪二年（1876年），审理历时三年多，含冤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在狱中受尽折磨，屈打成招，幸得杨乃武的亲人坚持不懈，又有同乡士绅、朝中重臣和当时媒体多方支援，才成功平反。
最爱君发现，这桩案子，看似仅仅关乎两条人命，实则隐藏着晚清帝国涌动的权斗。而其翻案的类似过程，总是在各个时代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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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事发那一天。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九，余杭县一家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暴毙而亡。就在此前两天，葛品连在工作时突感全身乏力，不得已请假回家。由于病情加重，葛品连让妻子用桂圆和东洋参煎药喝。
其实，葛品连当时患的是热症，这两样东西不仅治不了他的病，还要了他的命。葛品连死后第二天，尸体脸发青，口鼻流出血水。他的母亲沈喻氏和义母冯许氏本就觉得儿子死得实在蹊跷，见此状怀疑他是中毒而死，于是向县衙报案。
余杭知县刘锡彤，此时已年近七十，再干几年就要告老退休，像这种案件估计也见多了，便派仵作（相当于法医）沈祥及门丁（相当于助理）沈彩泉前去验尸。
仵作用银针刺探死者喉咙，发现针呈青黑色，与《洗冤录》所载中砒霜之毒的特征相似。门丁一看，坚称葛品连是被人下砒霜毒死的，仵作不满，两人争吵起来，竟然忘了试毒的银针要用皂角水多次擦洗。于是这俩逗比就把葛品连中毒而死的报告交上去。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就在此时，刘锡彤的老友，县里士绅陈竹山给他带来一条劲爆绯闻，说葛家曾租住县里举人杨乃武的房子，期间葛妻葛毕氏和杨乃武举止暧昧，街坊邻居都说这对男女有奸情。
葛毕氏，原名毕生姑，年方十七，生得白皙貌美，街坊邻居称她作“小白菜”。小白菜自幼丧父，八岁时跟随改嫁的母亲搬到余杭居住，十一岁时被许给葛品连为妻，一生寄人篱下，也算是个苦命的女子。
葛家租住在杨乃武家期间，小白菜闲着没事，想诵经读书，偏又不识字，就向杨乃武请教，平时也常和杨乃武一家一块吃饭。两人虽然关系清白，但难免有人说闲话。
杨乃武本人也听过这些流言蜚语，于是在葛家租满一年后就故意提高租金，以此逼葛氏夫妇搬走，方能避嫌。葛品连夫妇早就搬走了，本来，这事儿就到此为止。
偏偏杨乃武為人正直，常替乡里人打抱不平，而且不惧官府淫威。刘锡彤和他有过节，早就想找机会整整这个刺头儿。如今葛品连“中毒”身亡，会不会是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呢？
刘锡彤觉得，完全有可能，于是将所有嫌疑都指向小白菜。
小白菜被押到县衙接受审讯，刘锡彤当即发问：“毒从何来？”
小白菜那叫一个委屈，自己和丈夫原本过着安稳的小日子，生活也算小康。如今丈夫突遭横祸，丧事还办到一半，自己就被拉来这里讯问，只好如实回答：“不知。”打死也不承认是自己毒死了葛品连。
刘锡彤心想，要你开口，还不容易？拶刑伺候！
拶（zǎn）刑，也叫夹刑，即用拶子套入手指，用力收紧，夹住十指，常对女犯人使用。
据《申报》报道，小白菜除了受拶刑外，还惨遭“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等酷刑。这或许是记者从街头巷尾议论得来的小道消息，但也不排除刘锡彤为了迅速结案，采用了远超法律规定的用刑尺度。而此时距葛品连身死，还不过十日。
如此残忍的手段，小白菜一介弱女子，哪里经受得住？
在刘锡彤的压迫下，小白菜只好诬告杨乃武与自己有染，她于本月初五从杨乃武手中得到砒霜，初九将砒霜下到桂圆洋参汤中，毒死了葛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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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彤得到了想要的供词，即刻下令，抓捕杨乃武。
杨乃武大半夜就被押到县衙，也是一脸懵逼。得知小白菜指认自己和她合谋毒害丈夫，杨乃武即刻否认，并称，初五当日，他人在余杭城外，根本不可能见到小白菜，更不可能把砒霜交给她。
和小白菜不同，杨乃武有一个身份，可作护身符。他是本地士绅，更是举人。杨乃武一出事，他的拜把子兄弟，监生吴玉琨和堂兄杨恭治等多名相识的读书人就联名为他作证，称小白菜的供词根本是无稽之谈。
依法，对举人不能动刑，要逼供杨乃武，还需要走下程序。于是，刘锡彤呈报上级，请求革去杨举人身份。
朝廷估计每天收到的垃圾文件太多，也没空多看，不久就发下御批：
杨乃武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该部知道。
十月二十日，刘锡彤照规矩，把杨乃武、小白菜，和此案的卷宗押解至杭州府。
可是，他对验尸“尸格”作了修改，关于杨乃武不在场证明的证词也被扣下，没有随之上报。这是典型的“报上不以实”的行为，依律，“凡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刘锡彤自以为是省事，实际上是给自己挖了个坑。
刘锡彤长舒一口气，初审工作就这样“完成”了，接下来就交给上级了。
杭州知府陈鲁跟刘锡彤是同路人，就想着敷衍了事。此时，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的御批已经到了。复审时，陈鲁果断对杨乃武施以重刑。
杨乃武一介书生，也经不起折腾，只好照着小白菜之前的供词招供，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为了完善剧本，杨乃武只好编造，砒霜是自己从仓前镇爱仁堂药店老板钱宝生那里买来的。
陈知府命刘知县前去审问钱宝生。刘锡彤派人到药店一看，哪里有钱宝生，店老板分明叫钱坦。既然杨乃武都“招”了，可不能横生枝节，刘锡彤威逼利诱，让钱坦“串供”。钱坦不敢违抗知县，便说自己确实卖砒霜给杨乃武。 这样一来，口供都“对”上，该结案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共谋毒害葛品连，不许反驳，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你们所说的每句话都不能成为呈堂证供。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陈鲁以通奸杀人的罪名判决小白菜凌迟，杨乃武斩立决，并上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按察使主要负责一省的刑狱诉讼事务）。
蒯贺荪接案后也没有细心审查，只是找来刘锡彤询问案情，随后又转交给浙江巡抚杨昌浚，并称此案“无冤无滥”。
杨昌浚比他的三位下属稍微用心，还派候补知县郑锡皋去仓前镇暗访，但在刘锡彤威逼下，钱坦“仍照原结承认”。这样，“铁证”如山，毫无冤情，还不马上结案，各自回家陪老婆？
按清制，死刑案件要经过，县级、府级、臬司、巡抚或总督四级审查，再上报朝廷，由朝廷同意后执行。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杨巡抚以陈知府原拟罪名，上报朝廷。两个月的时间，不费吹灰之力，就了结了一桩杀人案，可喜可贺。
只待刑部审查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就要以奸夫淫妇的身份共赴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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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刑部公文还没有到，朝廷办公的低效率意外地给了杨乃武一线生机。
杨乃武没有放弃，他是读书人，在万念俱灰之时，？一纸一笔就是他反击的武器。杨乃武拖着满身伤痕的身体，挥笔写下诉状，直言“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交给姐姐杨菊贞，请她赴京叩阍。
叩阍，即京控，官民若有冤屈，可以通过这个途径直接向中央伸冤。
可惜杨菊贞的奔走并没有取得成效，都察院接受申诉后，经由马拉松式的传递，让杭州知府陈鲁复审。陈鲁一不做二不休，仍然维持原判。
杨家人仍不认命，同治十三年九月，杨菊贞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带上第二份申诉书再上京城，向步军统领衙门呈控。
这一次进京还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资助，那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此时胡雪岩正好在浙江，他有个西席，叫吴以同，与杨乃武是旧相识，将杨家人的情况告知胡雪岩。胡雪岩慷慨解囊，仗义相助。
胡雪岩资助杨乃武伸冤还有另一个深刻的原因，即打击浙江巡抚杨昌浚。当时，左宗棠正欲带兵收复新疆，出身湘系的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其筹措军饷。如果杨昌浚出事，胡雪岩就有机会同左宗棠合作，从中牟利。
杨家二次京控成功，朝廷下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亲提严讯”。杨昌浚根本无心打理，交给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和绍兴知府龚嘉俊等重审，这些官员也没把分外的事情放在心上，自然是維持原判。
不过，这次审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用刑，杨乃武和小白菜趁机推翻了原来的有罪供认。
不曾想，此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由于同治皇帝突然驾崩，此案迟迟不能判决，一拖再拖，杨乃武和小白菜又争取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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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姐姐和妻子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她们的行为惊动了浙江籍在京官员，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杨家人进京后拜访刑部侍郎夏同善。夏同善是杭州人，和杨乃武是老乡，得知“杨白案”疑窦重重，杨乃武堂堂举人，被严刑审讯，不禁大为愤慨：“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有夏同善撑腰，杨家人又先后求见三十多位浙籍京官。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舆论导向下，刑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请求朝廷另派大员查办此案，以防地方官员继续拖延，并确保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人身安全。随后，慈禧太后下诏，钦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
胡钦差也是个不靠谱的主儿，完全没有审案经验，到了杭州后，照旧对杨乃武和小白菜用重刑。
杨乃武难掩心中悲愤，当堂对胡瑞澜提出质疑：“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某既受诬攀，原想见官之后，定能公断是非。再不想今日官官相护，只知用各样非法之刑。”在酷刑之下，杨乃武与小白菜只得再次“招供”认罪。
重刑之下，何来真相？而且自案发以来，就没有一个官员发现，葛品连的死因才是问题所在。十月初三，胡瑞澜结案，上奏朝廷“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定罪”？。至此，案件几乎再无转机。
然而，浙江士林锲而不舍，内阁中书汪树屏等十八名浙籍京官联名呈诉。浙江当地士子三十余人也联名上书痛陈：县、府、臬司、巡抚和钦差七审七决，层层上报，全部都是通过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他们官官相护、上下包庇，让杨乃武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强烈要求，将有关人证物证提京审讯。
此时，也有人站在杨昌浚等浙江官员一边，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就认为，此案不可翻：“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了。”
丁宝桢不知，朝廷正有意通过此案来重新树立司法权的威信，打击地方督抚。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权利扩大，湘系官员遍布各方，如杨昌浚就是出自湘军，朝廷对此很是忌惮。这样一来，杨乃武和小白菜又多了一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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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杨白案”重审的另一个有力支持，是当时的媒体。
“杨白案”发生一年前，英国资本家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中文报纸《申报》。《申报》创办伊始，就有意突破“只重文章不重社会新闻”的局限，发现“杨白案”这一社会热点后，一直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自同治十三年刊登《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细情》始，至光绪三年五月发表《余杭案犯尸棺解回》为止，《申报》对“杨白案”作了长达三年的报道，发表新闻、评论六十余篇。
《申报》的记者曾得到杨乃武诉状的底稿，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发表《浙江余杭杨氏第二次叩閽原呈底稿》全文，将杨乃武的冤情公之于众。
《申报》还用写反面文章的方式制造舆论。在杨家人上京叩阍之际，曾登载一篇署名为“武林生”（武林为杭州别称）的《告白》，颠倒黑白，骂杨乃武是“士林败类”，勾搭良家妇女，杀害无辜百姓。 不久后，《申报》又刊载署名为“海昌小蓬莱主”的《驳武林生告白》，文中称：“武林生意狠如切骨，指为疯狗，岂此案翻与不翻，与武林生大有关系耶？”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好不精彩，一下子吸引了大众目光。
美国汉学家欧中坦教授曾评价，杨乃武一案能够广泛传播，乃至沉冤昭雪，“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申报》充满活力的记者”。
美中不足的是，《申报》对案情的还原并未完全到位，其对小白菜的描写就失之偏颇。
在《葛毕氏起解琐闻》一文，《申报》记者把小白菜说成是“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的淫妇，并提出，小白菜早已承认自己毒死葛品连，杨乃武完全是被她拖累的。
实际上，在整个案件中，小白菜完全没有话语权。对于这个身陷囹圄的弱女子，我们只知道她受到了残忍的虐待，她本人到底发表过什么言论，是否伸冤，根本无从知晓。
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她的声音被淹没在时代的浪潮里，一直到今日，还有很多女性和她一样，一旦被误解，有冤难伸，有口难辩。
就连和小白菜共同蒙冤的杨乃武对她也毫不同情，同治十三年，杨在《二次叩阍原呈》中，就写道：“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小白菜曾经赖婚、与他人有过奸情等。在杨乃武眼里，小白菜并不是无辜的。
在世人看来，杨乃武未必是奸夫，但小白菜年轻貌美还守寡，必定是淫妇。
杨乃武拼死伸冤，完全是在自救，并没有顾及小白菜。后来小白菜能得救，仅仅是因为葛品连被查明确实是病发身死，而不是被毒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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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一支笔还是管用的。有浙籍士人、媒体舆论造势，户科给事中边宝泉再上奏，要求将此案提由刑部直接审理。
夏同善发动人脉，请翁同龢、张家骧等近臣，将该案内情面陈两宫皇太后，并表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能有真相。
慈禧准了。
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过去两年，证人钱坦、原按察使蒯贺荪都已经去世。但是，最重要的一项证据，葛品连的尸骨还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十七日，刑部提请运送葛品连的尸棺到京城验尸。
十二月九日，杨乃武和小白菜梦寐以求的结果终于到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最终确认，葛品连根本就是病死的，并不是中毒！余杭知县的报告有误！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平反谕旨：“本此案主犯杨乃武与葛毕氏俱无罪开释。但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涉事官员浙江巡抚杨昌浚、杭州知府陈鲁、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浙江学政胡瑞澜等，共一百多名，或判处流刑，或革职查办。朝廷借此案，狠狠地打了地方势力一脸。
不过，杨昌浚到底后台硬。他被革职后，并未就此销声匿迹，第二年去帮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之后因功东山再起，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和兵部尚书等职，在官场上依旧顺风顺水。
“罪魁祸首”刘锡彤就没那么走运，年过古稀的他被流放至黑龙江，不久病死。
而案件的主人公杨乃武和小白菜，虽保住一命，人生却从此大不同。杨乃武功名尽毁，只能靠养蚕度日，小白菜看破紅尘，削发为尼。
其实，在“杨白案”中，杨乃武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中有亲朋好友奔走相告，红顶商人解囊相助，江南士林同仇敌忾，又恰逢朝廷有意借此案震慑地方督抚，于是先后下达十三道谕旨推动案件复审，直至翻案。
不是所有蒙受冤屈的人，都能像杨乃武一样好运，乘天时之便，又有贵人相助，逃出生天。
同治六年（1867年）台湾彰化县的林文明案就是一个京控失败的例子。林文明因得罪官府，被诬告霸占他人产业及掳掠女子。林文明坚决否认，试图表明自己的清白，最终还是被得到上级默许的候补知府专员凌定国下令斩杀，事后还给他安上谋反罪名。
此后，林家人四次京控，历经两代，长达十二年，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仍未能平反，最后不了了之。
平反一桩冤假错案，难吗？真难！（摘自最爱历史）
晚清同、光年间，发生于余杭县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坊间流传甚广。
此案肇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结案于光绪二年（1876年），审理历时三年多，含冤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在狱中受尽折磨，屈打成招，幸得杨乃武的亲人坚持不懈，又有同乡士绅、朝中重臣和当时媒体多方支援，才成功平反。
最爱君发现，这桩案子，看似仅仅关乎两条人命，实则隐藏着晚清帝国涌动的权斗。而其翻案的类似过程，总是在各个时代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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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事发那一天。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九，余杭县一家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暴毙而亡。就在此前两天，葛品连在工作时突感全身乏力，不得已请假回家。由于病情加重，葛品连让妻子用桂圆和东洋参煎药喝。
其实，葛品连当时患的是热症，这两样东西不仅治不了他的病，还要了他的命。葛品连死后第二天，尸体脸发青，口鼻流出血水。他的母亲沈喻氏和义母冯许氏本就觉得儿子死得实在蹊跷，见此状怀疑他是中毒而死，于是向县衙报案。
余杭知县刘锡彤，此时已年近七十，再干几年就要告老退休，像这种案件估计也见多了，便派仵作（相当于法医）沈祥及门丁（相当于助理）沈彩泉前去验尸。
仵作用银针刺探死者喉咙，发现针呈青黑色，与《洗冤录》所载中砒霜之毒的特征相似。门丁一看，坚称葛品连是被人下砒霜毒死的，仵作不满，两人争吵起来，竟然忘了试毒的银针要用皂角水多次擦洗。于是这俩逗比就把葛品连中毒而死的报告交上去。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就在此时，刘锡彤的老友，县里士绅陈竹山给他带来一条劲爆绯闻，说葛家曾租住县里举人杨乃武的房子，期间葛妻葛毕氏和杨乃武举止暧昧，街坊邻居都说这对男女有奸情。
葛毕氏，原名毕生姑，年方十七，生得白皙貌美，街坊邻居称她作“小白菜”。小白菜自幼丧父，八岁时跟随改嫁的母亲搬到余杭居住，十一岁时被许给葛品连为妻，一生寄人篱下，也算是个苦命的女子。
葛家租住在杨乃武家期间，小白菜闲着没事，想诵经读书，偏又不识字，就向杨乃武请教，平时也常和杨乃武一家一块吃饭。两人虽然关系清白，但难免有人说闲话。
杨乃武本人也听过这些流言蜚语，于是在葛家租满一年后就故意提高租金，以此逼葛氏夫妇搬走，方能避嫌。葛品连夫妇早就搬走了，本来，这事儿就到此为止。
偏偏杨乃武為人正直，常替乡里人打抱不平，而且不惧官府淫威。刘锡彤和他有过节，早就想找机会整整这个刺头儿。如今葛品连“中毒”身亡，会不会是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呢？
刘锡彤觉得，完全有可能，于是将所有嫌疑都指向小白菜。
小白菜被押到县衙接受审讯，刘锡彤当即发问：“毒从何来？”
小白菜那叫一个委屈，自己和丈夫原本过着安稳的小日子，生活也算小康。如今丈夫突遭横祸，丧事还办到一半，自己就被拉来这里讯问，只好如实回答：“不知。”打死也不承认是自己毒死了葛品连。
刘锡彤心想，要你开口，还不容易？拶刑伺候！
拶（zǎn）刑，也叫夹刑，即用拶子套入手指，用力收紧，夹住十指，常对女犯人使用。
据《申报》报道，小白菜除了受拶刑外，还惨遭“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等酷刑。这或许是记者从街头巷尾议论得来的小道消息，但也不排除刘锡彤为了迅速结案，采用了远超法律规定的用刑尺度。而此时距葛品连身死，还不过十日。
如此残忍的手段，小白菜一介弱女子，哪里经受得住？
在刘锡彤的压迫下，小白菜只好诬告杨乃武与自己有染，她于本月初五从杨乃武手中得到砒霜，初九将砒霜下到桂圆洋参汤中，毒死了葛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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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彤得到了想要的供词，即刻下令，抓捕杨乃武。
杨乃武大半夜就被押到县衙，也是一脸懵逼。得知小白菜指认自己和她合谋毒害丈夫，杨乃武即刻否认，并称，初五当日，他人在余杭城外，根本不可能见到小白菜，更不可能把砒霜交给她。
和小白菜不同，杨乃武有一个身份，可作护身符。他是本地士绅，更是举人。杨乃武一出事，他的拜把子兄弟，监生吴玉琨和堂兄杨恭治等多名相识的读书人就联名为他作证，称小白菜的供词根本是无稽之谈。
依法，对举人不能动刑，要逼供杨乃武，还需要走下程序。于是，刘锡彤呈报上级，请求革去杨举人身份。
朝廷估计每天收到的垃圾文件太多，也没空多看，不久就发下御批：
杨乃武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该部知道。
十月二十日，刘锡彤照规矩，把杨乃武、小白菜，和此案的卷宗押解至杭州府。
可是，他对验尸“尸格”作了修改，关于杨乃武不在场证明的证词也被扣下，没有随之上报。这是典型的“报上不以实”的行为，依律，“凡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刘锡彤自以为是省事，实际上是给自己挖了个坑。
刘锡彤长舒一口气，初审工作就这样“完成”了，接下来就交给上级了。
杭州知府陈鲁跟刘锡彤是同路人，就想着敷衍了事。此时，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的御批已经到了。复审时，陈鲁果断对杨乃武施以重刑。
杨乃武一介书生，也经不起折腾，只好照着小白菜之前的供词招供，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为了完善剧本，杨乃武只好编造，砒霜是自己从仓前镇爱仁堂药店老板钱宝生那里买来的。
陈知府命刘知县前去审问钱宝生。刘锡彤派人到药店一看，哪里有钱宝生，店老板分明叫钱坦。既然杨乃武都“招”了，可不能横生枝节，刘锡彤威逼利诱，让钱坦“串供”。钱坦不敢违抗知县，便说自己确实卖砒霜给杨乃武。 这样一来，口供都“对”上，该结案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共谋毒害葛品连，不许反驳，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你们所说的每句话都不能成为呈堂证供。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陈鲁以通奸杀人的罪名判决小白菜凌迟，杨乃武斩立决，并上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按察使主要负责一省的刑狱诉讼事务）。
蒯贺荪接案后也没有细心审查，只是找来刘锡彤询问案情，随后又转交给浙江巡抚杨昌浚，并称此案“无冤无滥”。
杨昌浚比他的三位下属稍微用心，还派候补知县郑锡皋去仓前镇暗访，但在刘锡彤威逼下，钱坦“仍照原结承认”。这样，“铁证”如山，毫无冤情，还不马上结案，各自回家陪老婆？
按清制，死刑案件要经过，县级、府级、臬司、巡抚或总督四级审查，再上报朝廷，由朝廷同意后执行。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杨巡抚以陈知府原拟罪名，上报朝廷。两个月的时间，不费吹灰之力，就了结了一桩杀人案，可喜可贺。
只待刑部审查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就要以奸夫淫妇的身份共赴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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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刑部公文还没有到，朝廷办公的低效率意外地给了杨乃武一线生机。
杨乃武没有放弃，他是读书人，在万念俱灰之时，？一纸一笔就是他反击的武器。杨乃武拖着满身伤痕的身体，挥笔写下诉状，直言“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交给姐姐杨菊贞，请她赴京叩阍。
叩阍，即京控，官民若有冤屈，可以通过这个途径直接向中央伸冤。
可惜杨菊贞的奔走并没有取得成效，都察院接受申诉后，经由马拉松式的传递，让杭州知府陈鲁复审。陈鲁一不做二不休，仍然维持原判。
杨家人仍不认命，同治十三年九月，杨菊贞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带上第二份申诉书再上京城，向步军统领衙门呈控。
这一次进京还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资助，那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此时胡雪岩正好在浙江，他有个西席，叫吴以同，与杨乃武是旧相识，将杨家人的情况告知胡雪岩。胡雪岩慷慨解囊，仗义相助。
胡雪岩资助杨乃武伸冤还有另一个深刻的原因，即打击浙江巡抚杨昌浚。当时，左宗棠正欲带兵收复新疆，出身湘系的杨昌浚一直在江南为其筹措军饷。如果杨昌浚出事，胡雪岩就有机会同左宗棠合作，从中牟利。
杨家二次京控成功，朝廷下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亲提严讯”。杨昌浚根本无心打理，交给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和绍兴知府龚嘉俊等重审，这些官员也没把分外的事情放在心上，自然是維持原判。
不过，这次审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用刑，杨乃武和小白菜趁机推翻了原来的有罪供认。
不曾想，此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由于同治皇帝突然驾崩，此案迟迟不能判决，一拖再拖，杨乃武和小白菜又争取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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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姐姐和妻子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她们的行为惊动了浙江籍在京官员，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杨家人进京后拜访刑部侍郎夏同善。夏同善是杭州人，和杨乃武是老乡，得知“杨白案”疑窦重重，杨乃武堂堂举人，被严刑审讯，不禁大为愤慨：“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有夏同善撑腰，杨家人又先后求见三十多位浙籍京官。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舆论导向下，刑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请求朝廷另派大员查办此案，以防地方官员继续拖延，并确保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人身安全。随后，慈禧太后下诏，钦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
胡钦差也是个不靠谱的主儿，完全没有审案经验，到了杭州后，照旧对杨乃武和小白菜用重刑。
杨乃武难掩心中悲愤，当堂对胡瑞澜提出质疑：“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某既受诬攀，原想见官之后，定能公断是非。再不想今日官官相护，只知用各样非法之刑。”在酷刑之下，杨乃武与小白菜只得再次“招供”认罪。
重刑之下，何来真相？而且自案发以来，就没有一个官员发现，葛品连的死因才是问题所在。十月初三，胡瑞澜结案，上奏朝廷“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定罪”？。至此，案件几乎再无转机。
然而，浙江士林锲而不舍，内阁中书汪树屏等十八名浙籍京官联名呈诉。浙江当地士子三十余人也联名上书痛陈：县、府、臬司、巡抚和钦差七审七决，层层上报，全部都是通过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他们官官相护、上下包庇，让杨乃武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强烈要求，将有关人证物证提京审讯。
此时，也有人站在杨昌浚等浙江官员一边，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就认为，此案不可翻：“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了。”
丁宝桢不知，朝廷正有意通过此案来重新树立司法权的威信，打击地方督抚。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权利扩大，湘系官员遍布各方，如杨昌浚就是出自湘军，朝廷对此很是忌惮。这样一来，杨乃武和小白菜又多了一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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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杨白案”重审的另一个有力支持，是当时的媒体。
“杨白案”发生一年前，英国资本家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中文报纸《申报》。《申报》创办伊始，就有意突破“只重文章不重社会新闻”的局限，发现“杨白案”这一社会热点后，一直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自同治十三年刊登《记余杭某生因奸谋命细情》始，至光绪三年五月发表《余杭案犯尸棺解回》为止，《申报》对“杨白案”作了长达三年的报道，发表新闻、评论六十余篇。
《申报》的记者曾得到杨乃武诉状的底稿，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发表《浙江余杭杨氏第二次叩閽原呈底稿》全文，将杨乃武的冤情公之于众。
《申报》还用写反面文章的方式制造舆论。在杨家人上京叩阍之际，曾登载一篇署名为“武林生”（武林为杭州别称）的《告白》，颠倒黑白，骂杨乃武是“士林败类”，勾搭良家妇女，杀害无辜百姓。 不久后，《申报》又刊载署名为“海昌小蓬莱主”的《驳武林生告白》，文中称：“武林生意狠如切骨，指为疯狗，岂此案翻与不翻，与武林生大有关系耶？”两篇文章针锋相对，好不精彩，一下子吸引了大众目光。
美国汉学家欧中坦教授曾评价，杨乃武一案能够广泛传播，乃至沉冤昭雪，“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申报》充满活力的记者”。
美中不足的是，《申报》对案情的还原并未完全到位，其对小白菜的描写就失之偏颇。
在《葛毕氏起解琐闻》一文，《申报》记者把小白菜说成是“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的淫妇，并提出，小白菜早已承认自己毒死葛品连，杨乃武完全是被她拖累的。
实际上，在整个案件中，小白菜完全没有话语权。对于这个身陷囹圄的弱女子，我们只知道她受到了残忍的虐待，她本人到底发表过什么言论，是否伸冤，根本无从知晓。
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她的声音被淹没在时代的浪潮里，一直到今日，还有很多女性和她一样，一旦被误解，有冤难伸，有口难辩。
就连和小白菜共同蒙冤的杨乃武对她也毫不同情，同治十三年，杨在《二次叩阍原呈》中，就写道：“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小白菜曾经赖婚、与他人有过奸情等。在杨乃武眼里，小白菜并不是无辜的。
在世人看来，杨乃武未必是奸夫，但小白菜年轻貌美还守寡，必定是淫妇。
杨乃武拼死伸冤，完全是在自救，并没有顾及小白菜。后来小白菜能得救，仅仅是因为葛品连被查明确实是病发身死，而不是被毒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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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一支笔还是管用的。有浙籍士人、媒体舆论造势，户科给事中边宝泉再上奏，要求将此案提由刑部直接审理。
夏同善发动人脉，请翁同龢、张家骧等近臣，将该案内情面陈两宫皇太后，并表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能有真相。
慈禧准了。
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过去两年，证人钱坦、原按察使蒯贺荪都已经去世。但是，最重要的一项证据，葛品连的尸骨还在。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十七日，刑部提请运送葛品连的尸棺到京城验尸。
十二月九日，杨乃武和小白菜梦寐以求的结果终于到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最终确认，葛品连根本就是病死的，并不是中毒！余杭知县的报告有误！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平反谕旨：“本此案主犯杨乃武与葛毕氏俱无罪开释。但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涉事官员浙江巡抚杨昌浚、杭州知府陈鲁、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浙江学政胡瑞澜等，共一百多名，或判处流刑，或革职查办。朝廷借此案，狠狠地打了地方势力一脸。
不过，杨昌浚到底后台硬。他被革职后，并未就此销声匿迹，第二年去帮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之后因功东山再起，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和兵部尚书等职，在官场上依旧顺风顺水。
“罪魁祸首”刘锡彤就没那么走运，年过古稀的他被流放至黑龙江，不久病死。
而案件的主人公杨乃武和小白菜，虽保住一命，人生却从此大不同。杨乃武功名尽毁，只能靠养蚕度日，小白菜看破紅尘，削发为尼。
其实，在“杨白案”中，杨乃武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中有亲朋好友奔走相告，红顶商人解囊相助，江南士林同仇敌忾，又恰逢朝廷有意借此案震慑地方督抚，于是先后下达十三道谕旨推动案件复审，直至翻案。
不是所有蒙受冤屈的人，都能像杨乃武一样好运，乘天时之便，又有贵人相助，逃出生天。
同治六年（1867年）台湾彰化县的林文明案就是一个京控失败的例子。林文明因得罪官府，被诬告霸占他人产业及掳掠女子。林文明坚决否认，试图表明自己的清白，最终还是被得到上级默许的候补知府专员凌定国下令斩杀，事后还给他安上谋反罪名。
此后，林家人四次京控，历经两代，长达十二年，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仍未能平反，最后不了了之。
平反一桩冤假错案，难吗？真难！（摘自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