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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扎根于本土生长起来的东林慈善功德会之于江西省九江市，正如慈济之于台湾——但是，东林慈善功德会更为低调、静默。
4月10日，九江市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前一天夜里刚从江苏长途驱车赶回来的镜义法师一大早便起来，在东林慈善功德会的斋堂里用完斋饭，44岁的镜义法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袭僧衣的他不仅是九江市庐山东林寺的一名出家人，同时也是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东林慈善功德会会长。
东林慈善功德会并不在东林寺，而是位于九江市浔阳区荷花垅二支巷一栋独门独院的楼房，九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并不清楚哪里是荷花垄二支巷，却准确地知道东林慈善门诊部的位置。这栋偏僻的楼房，容纳了东林慈善功德会的项目部、人力资源部、宣传部、财务部、办公室和慈善推广部。一楼之隔的6层楼房便是东林慈善门诊部和安养院所在地，一二层为东林慈善门诊部，三四层为安养院，五六层为培训、住宿场所。
上午9点，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镜义法师的办公室，拿来了几份大病救助申请表，这些申请表已通过由医生组成的评审小组的审核，需要师父签字确认。
东林寺慈善门诊部是江西省第一家由宗教机构成立的门诊部，2007年4月，在九江市浔阳区卫生局注册成县级医疗机构。创立目的很简单，缓解民众看病难的问题。
慈善门诊部对低保家庭、贫困大学生、所有的出家僧人完全免费诊断，以进价售药，对特困户实行完全免费治疗。镜义法师告诉记者：“其中还包括假和尚，只要穿着僧衣，我们都会免费诊断。”
目前门诊部开设了中医内科、西医内科、骨科、理疗、心理咨询科等科室及中、西药房，医护人员以佛教信众为主体。此外，东林慈善门诊部还与各大医院合作，对贫困家庭成员开设大病救助项目和白内障复明行动。大病救助的对象是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贫困家庭，地域范围是东林慈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有条件对患者进行调查核实的地域范围内。
几份大病救助申请表中，有一个三岁女孩的申请表，小女孩家住江西大余吉村镇民主村，父母年迈，母亲于2009年因患胃癌入院治疗，花费较大，又生育了三个小孩，平常全由父亲一人在广东务工维持生计。小女在家玩耍时不慎坐入装满开水的桶里，造成特高度烧伤，需多次进行植皮手术。
一位名为余斌的志愿者负责调查核实后确认情况属实，除了患者的基本信息，他还发回了一些照片：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腰部以下被白色的绷带缠裹，绷带无法覆盖的部位露出血红色的皮肤。
随申请表一起送来的，还有村委会盖过公章的确认函、功德会评审小组评定通过的说明。一份完整的申请救助资料包括：东林慈善功德会大病救助申请审批表、门诊部慈善医疗救助小组出示的慈善救助评审报告、治疗医院的疾病证明书、户主申请书、当地政府出示的贫困证明等。
镜义法师快速翻过，目光停留在孩子的照片上，最后在审批表上写下“同意赞助”四个字——这意味着家住大余的三岁女孩即将在东林慈善志愿者的帮助下，寻找到合适的医院和医生，进行合理的治疗，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享受到真正的实惠，个人支付部分也由东林慈善功德会承担，还可获得1000-3000元的人道慰问性资助。
镜义法师一一签完申请表，转头告诉记者，去年东林寺门诊部救助了40多个大病患者。而他们做的事情，也并不复杂。“低保家庭一般不知道国家大病救助政策，其实国家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镜义法师说道。东林寺门诊部请一个医生专门负责大病医疗，帮助大病患者找医院、医生，合理用药，剩下一大块本不应该产生的医疗费。“这样，我们只要出一小部分钱就可以帮低保家庭治好病。”
东林净土的崛起
建立门诊部，是佛教慈善参与社会的一种主要形式。尤其为大众熟悉的，是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医疗慈善，他们甚至开办了慈济大学，专门培养医护人才。在国内，厦门南普陀寺开办了“义诊院”，广州光孝寺开办了中医诊所等。
2006年，九江庐山东林寺成立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用非公募的方式筹款，维护佛教的修行、弘法、教育以及慈善。
2007年，东林寺门诊部成立，截止到今年，已接待了4万多人次，包括大病救助在内，每年花费近一百万资金。
2008年，东林慈善门诊部的工作逐渐稳定。净义法师发现，门诊部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家庭的医疗问题，但无法解决深层的贫困问题远，汶川地震后，很多人需要赈灾救急。于是，东林寺在门诊部之上又成立了东林慈善功德会，开展了居家关怀、高中贫困生救助、赈灾、捐衣助贫等项目。功德会并没有注册成独立的机构，而是在江西省宗教局备案，设于基金会之下，以九江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展开扶贫、救济、养老、医疗、教育、护生、环保等各项事业。为了解决一些养老院、社会福利院中生活不便的老人及边远寺院、乡镇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门诊部还定期每月两次到九江各县乡镇开展义诊施药活动。如今整个功德会有60多个工作人员，安养院长期义工有5-6个，注册志愿者两三千人。
功德会顺利运行的背后，是正在崛起的东林寺。
东林寺为中国净土宗发祥地，为开山祖师慧远大师创于东晋太元11年（公元386年），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被誉为中国净土宗第一道场。40年前，在“文革”中，东林祖庭夷为废墟，一度被当成化肥厂使用。
“文革”后，东林寺在传印长老和大安法师的主持下，影响日益扩散，对东林寺设立了修行、弘法、教育、研究、慈善、安养、临终关怀及综合服务等进行整体规划，拟将东林寺道场由2005年占地不足300亩扩大到3300亩，再现东林祖庭昔日繁荣。
传印长老，俗名吕毓岱，1927年出生于辽宁庄河光明山，是中国佛学院最早的本科生之一，1994年任东林寺住持，2010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大安法师，俗名魏磊，1959年出生，出家前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当教授，2001年出家为僧，现为东林寺住持。
在这位前大学教授的推动下，东林寺进行了一系列接近大众的改革。
2005年，东林寺取消20元门票制度。
2006年，成立江西省庐山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 2009年，开办企业家念佛禅修班。
如今，在法物流通处，人们可免费领取东林寺印制、出品书籍、光盘等。前来礼佛的信众络绎不绝，东林寺提供101间闭关房，信众可免费申请，但需提前一个月预约。无论是针对企业家举办的禅修班，还是针对佛教弟子的研究生班，抑或针对大学生开放的夏令营，一概免费。
净土特色下的安养院
在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郑筱筠眼中，东林慈善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临终关怀。“这和佛教界其他慈善组织做的事情不同。临终关怀是佛教里的传统，往生的人临终之前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东林寺在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把佛教的理念和自己的宗教慈善活动结合在一起。”
门诊部所在小楼的三楼，就是安养院。安养院的墙上贴着“安养院老人一览表”，27个老人的简单信息一目了然，其中有一位名为吴金福的老人。
吴金福年近80，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3岁在钢铁厂做实习工，1945年参加国民党，在部队里学习汽车修理。50年代初，做了小老板，带领30多个瓦工、木工、铁匠去干活，当时的他风光无限。70年代初，因为偷工厂的铜屑拿去卖，他被判刑5年。出狱之后没有户口，流落安徽干活，日子渐有起色，怎奈1983年一场洪水将家当冲走，他只好从零开始，逐渐从看大门、卖废品走向乞讨、流浪的老年生活。
2009年，他在上海街头流浪，遇见了一个保安。保安给老人买了饭，还帮忙打电话联系慈善机构，最终找到了东林慈善功德会。这一年，功德会实现平稳运行之后，逐步将安养院纳入其中。“临终关怀本来就是佛教需要做的事情，而且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有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老人已经达到人口的13%，上海达到了20%，老龄化将是大问题。”镜义法师说道。
吴金福住进了秉持佛教戒律的安养院，“安养院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4点起床，中午、下午念佛，晚上自己念佛，每天念三到五万声佛号，安养院里的老人全部吃素食。”慢慢地，在同屋老人和安养院工作人员的劝解下，吴金福戒掉烟酒，过上了清净的生活。
在所有的慈善项目中，临终关怀部的安养院，是东林慈善的重点。
“老人活得开心与否是心理上的体验，而不是物质上的。老人容易忧虑、恐惧、孤独、自卑。很多社会上的敬老院以满足老人的生活、欲望为主，而我们则以佛法安顿他们的心灵。人临终前为什么恐惧？就是不知道下一生该怎么办，我们的临终关怀则是把死亡的真相告诉他们。”镜义法师告诉记者。
东林慈善安养院的服务对象可用穷、老、病、临终、信仰五个维度评定：月均收入300元以下，无亲人或家属无能力；年龄70岁以上或50岁以上体质虚弱；绝症、瘫痪、非精神病、非传染病；医生诊断只有半年以内寿命；佛门弟子或愿意以佛教礼仪助念求生净土。安养院将服务对象划分为临终对象、病者及老者三大类，根据这五个维度决定免费或收费，为老人提供饮食、生活护理、医疗护理、肌理康复、体检服务、后事处理等服务。
佛教基金会的财务管理
在东林寺的募捐部门口，有一排功德箱，上面分别贴着“大佛”“慈善门诊安养院”“佛艺印经”“助刊助刻莲社”“放生护生”“助学”等。
4月的一天，5位从四川西昌赶来的信众在募捐部门口停住了脚步。四位老太太，平均年龄60多岁，一位77岁的老爷爷是当中年纪最大的。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钞票，一一塞进各个功德箱中。
几位老人家随后进入募捐部，又掏出了钱包。募捐部里有两个募捐组，一组专门给东林大佛募捐，一组专门给除大佛以外的事项募捐。大佛募捐处给每人一张捐赠发票以及一些东林寺自制的礼物，包括佛珠、念佛器、手袋等。随后，募捐的信息就可在东林寺官网上查询，但功德箱捐赠由于不记名则无法查询。
在东林寺里，功德箱发挥了公募基金会的作用，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则发挥着非公募基金会的作用。基金会每年需报民政部门审批，基金会就是一个筹资平台，募集的善款划拨给功德会、护生会、东林寺募捐部、净土研究学会和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团体。基金会的秘书长、理事等“领导”都是兼职，管理也是零费用。
目前，东林慈善功德会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和功德箱，大安法师说，基金会每年有几百万善款划拨给功德会。净义法师则透露，来自功德箱的善款一个月有几千、万把块钱，“不多”。功德会运作资金也在逐年增长，镜义法师说，去年就有将近一千万左右。
世俗社会中，基金会的筹款强调了基金会筹款官员的主动性，而在佛教理念中，基金会只是宗教与世俗社会打交道的一种较为方便的平台，资金的募集主要依靠信众的布施。对于基金会的成立，东林寺方丈大安法师告诉记者：“基金会让比较有福报的信众拿出功德金帮助弱势群体，这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慈善是靠善行，富裕的人帮助贫苦的人。就如老子所言，省有余而补不足。我们的大功德主来担任基金会的常务理事，或者担任重要的管理工作，我挂名理事长，秘书长朱景东动员功德主共同来做善事。”
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朱景东告诉记者，“需要资金时，理事自己会拿出钱来。基金会没有什么规划，就像寺庙一年年开下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刚到东林寺时，朱景东是东林寺《净土》杂志的一名编辑，他的正式工作是东林寺净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只是他的一项兼职。
朱景东告诉记者，佛教对财富的理解有很丰富的理论，主要是布施：财富从布施中来，要想有财富，就要布施。福田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布施的悲田，多帮助弱势群体；一是敬田，孝顺、尊重父母、师长，照顾他们，供奉寺院里的出家人。
那么功德会的善款如何监督？
镜义法师笑答，佛教讲因果，拿一块钱也是偷盗，也要堕地狱。“因果就是最大的监督。佛教具有天生的公信力，最根本的监督就是自我监督。”
郑筱筠同意宗教天然具备公信力：“宗教性慈善组织本身由于有信仰依托，本身就在超凡脱俗、淡泊功利方面具有某种公信力，对人们有亲和性，在资金运作方面有一定的透明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宗教性慈善组织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同时，她也指出，公信力单单依靠信仰的支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现代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尚需完善：在宗教经济管理领域方面，增强公信力；在组织管理层面，形成“玻璃口袋”效应；在人才管理方面，提供宗教慈善公益队伍的专业化管理水平。 站在宗教与慈善之间的现实困境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扎根于本土生长起来的东林慈善功德会之于江西省九江市，正如慈济之于台湾——但是，东林慈善功德会更为低调、静默。吸引众多佛家弟子共行善举的同时，也小心翼翼，言行都很谨慎。
2007年，门诊部在卫生局申请注册时，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市局不敢批，后来我们找市长批了个条子。”如此，门诊部才得以注册成功。宗教控制较紧的政策环境、尚未发展完全的慈善事业、缺失的民众信仰，成为东林慈善的“三座大山”。镜义法师最困惑的问题就在于，慈善与宗教在现有的活动中根本没办法分清：他能够借佛法发掘人们的善根，却又担心佛法的传播撞上敏感词的南墙。
郑筱筠对佛教慈善团体的谨慎，提出了“中国式困境”的说法：“‘文革’以来，舆论将宗教等同于迷信，一提起宗教便谈虎色变。且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政府非常重视宗教和民族问题，越是重视则越需小心翼翼，导致宗教问题较为敏感，宗教慈善也难以获得与非公募基金会同等的发展空间。”
此外，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的差异，也决定了宗教慈善的微妙。因为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一般情况下，宗教慈善与政治风险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某些地方基层，某些人对宗教慈善不理解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定风险：“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宗教慈善，它是服务社会，服务需要帮助的人，基于人道主义予以帮助，有时候难免带一些宗教色彩，但构不成政治风险。”
2012年4月，镜义法师与众人一同前往慈济大陆总部访问，感叹道：“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拉过去一比较就很明显（不如人家）。”镜义法师认为，为众生发心很重要，真正想为众生做善事。台湾宽松的慈善环境、相对自由的宗教事业也有利于宗教慈善发展，特别是免税和政策支持。
今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国税总局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对宗教界事务进行专项规范。每天都关注慈善动态的镜义法师喜上眉梢，他们想把功德会独立出来，专门做慈善基金会。大安法师也十分支持：“国家提倡，我们就想做起来。原来控制比较紧，太麻烦。本想在外面设立分支机构，需要主管部门批准，自主性受很大影响。”镜义法师希望，东林慈善能够带动佛教慈善，慢慢规范化，引发民众的善心、善行，让每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内心的平静，到为国家、为民众的慈悲”。
郑筱筠则乐观地认为慈善活动对宗教来说正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任何一个宗教需要发展，需要向社会释放，不仅仅是财富向外流动，更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国家今年2月出台关于规范和鼓励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意见，相当于给宗教慈善开绿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任何宗教，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会。”
郑筱筠希望，宗教慈善能够在社会上慢慢形成慈善的氛围，由“另类”变为“常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就是儒释道，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当中，也已经日常化、生活化。”
4月10日，九江市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前一天夜里刚从江苏长途驱车赶回来的镜义法师一大早便起来，在东林慈善功德会的斋堂里用完斋饭，44岁的镜义法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袭僧衣的他不仅是九江市庐山东林寺的一名出家人，同时也是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副秘书长、东林慈善功德会会长。
东林慈善功德会并不在东林寺，而是位于九江市浔阳区荷花垅二支巷一栋独门独院的楼房，九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并不清楚哪里是荷花垄二支巷，却准确地知道东林慈善门诊部的位置。这栋偏僻的楼房，容纳了东林慈善功德会的项目部、人力资源部、宣传部、财务部、办公室和慈善推广部。一楼之隔的6层楼房便是东林慈善门诊部和安养院所在地，一二层为东林慈善门诊部，三四层为安养院，五六层为培训、住宿场所。
上午9点，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镜义法师的办公室，拿来了几份大病救助申请表，这些申请表已通过由医生组成的评审小组的审核，需要师父签字确认。
东林寺慈善门诊部是江西省第一家由宗教机构成立的门诊部，2007年4月，在九江市浔阳区卫生局注册成县级医疗机构。创立目的很简单，缓解民众看病难的问题。
慈善门诊部对低保家庭、贫困大学生、所有的出家僧人完全免费诊断，以进价售药，对特困户实行完全免费治疗。镜义法师告诉记者：“其中还包括假和尚，只要穿着僧衣，我们都会免费诊断。”
目前门诊部开设了中医内科、西医内科、骨科、理疗、心理咨询科等科室及中、西药房，医护人员以佛教信众为主体。此外，东林慈善门诊部还与各大医院合作，对贫困家庭成员开设大病救助项目和白内障复明行动。大病救助的对象是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贫困家庭，地域范围是东林慈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有条件对患者进行调查核实的地域范围内。
几份大病救助申请表中，有一个三岁女孩的申请表，小女孩家住江西大余吉村镇民主村，父母年迈，母亲于2009年因患胃癌入院治疗，花费较大，又生育了三个小孩，平常全由父亲一人在广东务工维持生计。小女在家玩耍时不慎坐入装满开水的桶里，造成特高度烧伤，需多次进行植皮手术。
一位名为余斌的志愿者负责调查核实后确认情况属实，除了患者的基本信息，他还发回了一些照片：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腰部以下被白色的绷带缠裹，绷带无法覆盖的部位露出血红色的皮肤。
随申请表一起送来的，还有村委会盖过公章的确认函、功德会评审小组评定通过的说明。一份完整的申请救助资料包括：东林慈善功德会大病救助申请审批表、门诊部慈善医疗救助小组出示的慈善救助评审报告、治疗医院的疾病证明书、户主申请书、当地政府出示的贫困证明等。
镜义法师快速翻过，目光停留在孩子的照片上，最后在审批表上写下“同意赞助”四个字——这意味着家住大余的三岁女孩即将在东林慈善志愿者的帮助下，寻找到合适的医院和医生，进行合理的治疗，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享受到真正的实惠，个人支付部分也由东林慈善功德会承担，还可获得1000-3000元的人道慰问性资助。
镜义法师一一签完申请表，转头告诉记者，去年东林寺门诊部救助了40多个大病患者。而他们做的事情，也并不复杂。“低保家庭一般不知道国家大病救助政策，其实国家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镜义法师说道。东林寺门诊部请一个医生专门负责大病医疗，帮助大病患者找医院、医生，合理用药，剩下一大块本不应该产生的医疗费。“这样，我们只要出一小部分钱就可以帮低保家庭治好病。”
东林净土的崛起
建立门诊部，是佛教慈善参与社会的一种主要形式。尤其为大众熟悉的，是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医疗慈善，他们甚至开办了慈济大学，专门培养医护人才。在国内，厦门南普陀寺开办了“义诊院”，广州光孝寺开办了中医诊所等。
2006年，九江庐山东林寺成立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用非公募的方式筹款，维护佛教的修行、弘法、教育以及慈善。
2007年，东林寺门诊部成立，截止到今年，已接待了4万多人次，包括大病救助在内，每年花费近一百万资金。
2008年，东林慈善门诊部的工作逐渐稳定。净义法师发现，门诊部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家庭的医疗问题，但无法解决深层的贫困问题远，汶川地震后，很多人需要赈灾救急。于是，东林寺在门诊部之上又成立了东林慈善功德会，开展了居家关怀、高中贫困生救助、赈灾、捐衣助贫等项目。功德会并没有注册成独立的机构，而是在江西省宗教局备案，设于基金会之下，以九江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展开扶贫、救济、养老、医疗、教育、护生、环保等各项事业。为了解决一些养老院、社会福利院中生活不便的老人及边远寺院、乡镇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门诊部还定期每月两次到九江各县乡镇开展义诊施药活动。如今整个功德会有60多个工作人员，安养院长期义工有5-6个，注册志愿者两三千人。
功德会顺利运行的背后，是正在崛起的东林寺。
东林寺为中国净土宗发祥地，为开山祖师慧远大师创于东晋太元11年（公元386年），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被誉为中国净土宗第一道场。40年前，在“文革”中，东林祖庭夷为废墟，一度被当成化肥厂使用。
“文革”后，东林寺在传印长老和大安法师的主持下，影响日益扩散，对东林寺设立了修行、弘法、教育、研究、慈善、安养、临终关怀及综合服务等进行整体规划，拟将东林寺道场由2005年占地不足300亩扩大到3300亩，再现东林祖庭昔日繁荣。
传印长老，俗名吕毓岱，1927年出生于辽宁庄河光明山，是中国佛学院最早的本科生之一，1994年任东林寺住持，2010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大安法师，俗名魏磊，1959年出生，出家前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当教授，2001年出家为僧，现为东林寺住持。
在这位前大学教授的推动下，东林寺进行了一系列接近大众的改革。
2005年，东林寺取消20元门票制度。
2006年，成立江西省庐山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 2009年，开办企业家念佛禅修班。
如今，在法物流通处，人们可免费领取东林寺印制、出品书籍、光盘等。前来礼佛的信众络绎不绝，东林寺提供101间闭关房，信众可免费申请，但需提前一个月预约。无论是针对企业家举办的禅修班，还是针对佛教弟子的研究生班，抑或针对大学生开放的夏令营，一概免费。
净土特色下的安养院
在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郑筱筠眼中，东林慈善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临终关怀。“这和佛教界其他慈善组织做的事情不同。临终关怀是佛教里的传统，往生的人临终之前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东林寺在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把佛教的理念和自己的宗教慈善活动结合在一起。”
门诊部所在小楼的三楼，就是安养院。安养院的墙上贴着“安养院老人一览表”，27个老人的简单信息一目了然，其中有一位名为吴金福的老人。
吴金福年近80，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3岁在钢铁厂做实习工，1945年参加国民党，在部队里学习汽车修理。50年代初，做了小老板，带领30多个瓦工、木工、铁匠去干活，当时的他风光无限。70年代初，因为偷工厂的铜屑拿去卖，他被判刑5年。出狱之后没有户口，流落安徽干活，日子渐有起色，怎奈1983年一场洪水将家当冲走，他只好从零开始，逐渐从看大门、卖废品走向乞讨、流浪的老年生活。
2009年，他在上海街头流浪，遇见了一个保安。保安给老人买了饭，还帮忙打电话联系慈善机构，最终找到了东林慈善功德会。这一年，功德会实现平稳运行之后，逐步将安养院纳入其中。“临终关怀本来就是佛教需要做的事情，而且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有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老人已经达到人口的13%，上海达到了20%，老龄化将是大问题。”镜义法师说道。
吴金福住进了秉持佛教戒律的安养院，“安养院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4点起床，中午、下午念佛，晚上自己念佛，每天念三到五万声佛号，安养院里的老人全部吃素食。”慢慢地，在同屋老人和安养院工作人员的劝解下，吴金福戒掉烟酒，过上了清净的生活。
在所有的慈善项目中，临终关怀部的安养院，是东林慈善的重点。
“老人活得开心与否是心理上的体验，而不是物质上的。老人容易忧虑、恐惧、孤独、自卑。很多社会上的敬老院以满足老人的生活、欲望为主，而我们则以佛法安顿他们的心灵。人临终前为什么恐惧？就是不知道下一生该怎么办，我们的临终关怀则是把死亡的真相告诉他们。”镜义法师告诉记者。
东林慈善安养院的服务对象可用穷、老、病、临终、信仰五个维度评定：月均收入300元以下，无亲人或家属无能力；年龄70岁以上或50岁以上体质虚弱；绝症、瘫痪、非精神病、非传染病；医生诊断只有半年以内寿命；佛门弟子或愿意以佛教礼仪助念求生净土。安养院将服务对象划分为临终对象、病者及老者三大类，根据这五个维度决定免费或收费，为老人提供饮食、生活护理、医疗护理、肌理康复、体检服务、后事处理等服务。
佛教基金会的财务管理
在东林寺的募捐部门口，有一排功德箱，上面分别贴着“大佛”“慈善门诊安养院”“佛艺印经”“助刊助刻莲社”“放生护生”“助学”等。
4月的一天，5位从四川西昌赶来的信众在募捐部门口停住了脚步。四位老太太，平均年龄60多岁，一位77岁的老爷爷是当中年纪最大的。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钞票，一一塞进各个功德箱中。
几位老人家随后进入募捐部，又掏出了钱包。募捐部里有两个募捐组，一组专门给东林大佛募捐，一组专门给除大佛以外的事项募捐。大佛募捐处给每人一张捐赠发票以及一些东林寺自制的礼物，包括佛珠、念佛器、手袋等。随后，募捐的信息就可在东林寺官网上查询，但功德箱捐赠由于不记名则无法查询。
在东林寺里，功德箱发挥了公募基金会的作用，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则发挥着非公募基金会的作用。基金会每年需报民政部门审批，基金会就是一个筹资平台，募集的善款划拨给功德会、护生会、东林寺募捐部、净土研究学会和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团体。基金会的秘书长、理事等“领导”都是兼职，管理也是零费用。
目前，东林慈善功德会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和功德箱，大安法师说，基金会每年有几百万善款划拨给功德会。净义法师则透露，来自功德箱的善款一个月有几千、万把块钱，“不多”。功德会运作资金也在逐年增长，镜义法师说，去年就有将近一千万左右。
世俗社会中，基金会的筹款强调了基金会筹款官员的主动性，而在佛教理念中，基金会只是宗教与世俗社会打交道的一种较为方便的平台，资金的募集主要依靠信众的布施。对于基金会的成立，东林寺方丈大安法师告诉记者：“基金会让比较有福报的信众拿出功德金帮助弱势群体，这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慈善是靠善行，富裕的人帮助贫苦的人。就如老子所言，省有余而补不足。我们的大功德主来担任基金会的常务理事，或者担任重要的管理工作，我挂名理事长，秘书长朱景东动员功德主共同来做善事。”
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朱景东告诉记者，“需要资金时，理事自己会拿出钱来。基金会没有什么规划，就像寺庙一年年开下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刚到东林寺时，朱景东是东林寺《净土》杂志的一名编辑，他的正式工作是东林寺净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只是他的一项兼职。
朱景东告诉记者，佛教对财富的理解有很丰富的理论，主要是布施：财富从布施中来，要想有财富，就要布施。福田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布施的悲田，多帮助弱势群体；一是敬田，孝顺、尊重父母、师长，照顾他们，供奉寺院里的出家人。
那么功德会的善款如何监督？
镜义法师笑答，佛教讲因果，拿一块钱也是偷盗，也要堕地狱。“因果就是最大的监督。佛教具有天生的公信力，最根本的监督就是自我监督。”
郑筱筠同意宗教天然具备公信力：“宗教性慈善组织本身由于有信仰依托，本身就在超凡脱俗、淡泊功利方面具有某种公信力，对人们有亲和性，在资金运作方面有一定的透明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宗教性慈善组织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同时，她也指出，公信力单单依靠信仰的支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现代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尚需完善：在宗教经济管理领域方面，增强公信力；在组织管理层面，形成“玻璃口袋”效应；在人才管理方面，提供宗教慈善公益队伍的专业化管理水平。 站在宗教与慈善之间的现实困境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扎根于本土生长起来的东林慈善功德会之于江西省九江市，正如慈济之于台湾——但是，东林慈善功德会更为低调、静默。吸引众多佛家弟子共行善举的同时，也小心翼翼，言行都很谨慎。
2007年，门诊部在卫生局申请注册时，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市局不敢批，后来我们找市长批了个条子。”如此，门诊部才得以注册成功。宗教控制较紧的政策环境、尚未发展完全的慈善事业、缺失的民众信仰，成为东林慈善的“三座大山”。镜义法师最困惑的问题就在于，慈善与宗教在现有的活动中根本没办法分清：他能够借佛法发掘人们的善根，却又担心佛法的传播撞上敏感词的南墙。
郑筱筠对佛教慈善团体的谨慎，提出了“中国式困境”的说法：“‘文革’以来，舆论将宗教等同于迷信，一提起宗教便谈虎色变。且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和政府非常重视宗教和民族问题，越是重视则越需小心翼翼，导致宗教问题较为敏感，宗教慈善也难以获得与非公募基金会同等的发展空间。”
此外，宗教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的差异，也决定了宗教慈善的微妙。因为它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组织；而它的善款来源和服务对象，又超越其信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信仰的社会大众。这就使宗教慈善组织既与特定宗教的团体有关联，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既有宗教信仰的依托，又不能过分凸显其宗教信仰，甚至要超越其宗教信仰。”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一般情况下，宗教慈善与政治风险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某些地方基层，某些人对宗教慈善不理解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定风险：“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宗教慈善，它是服务社会，服务需要帮助的人，基于人道主义予以帮助，有时候难免带一些宗教色彩，但构不成政治风险。”
2012年4月，镜义法师与众人一同前往慈济大陆总部访问，感叹道：“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拉过去一比较就很明显（不如人家）。”镜义法师认为，为众生发心很重要，真正想为众生做善事。台湾宽松的慈善环境、相对自由的宗教事业也有利于宗教慈善发展，特别是免税和政策支持。
今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国税总局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对宗教界事务进行专项规范。每天都关注慈善动态的镜义法师喜上眉梢，他们想把功德会独立出来，专门做慈善基金会。大安法师也十分支持：“国家提倡，我们就想做起来。原来控制比较紧，太麻烦。本想在外面设立分支机构，需要主管部门批准，自主性受很大影响。”镜义法师希望，东林慈善能够带动佛教慈善，慢慢规范化，引发民众的善心、善行，让每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从追求物质享受，到追求内心的平静，到为国家、为民众的慈悲”。
郑筱筠则乐观地认为慈善活动对宗教来说正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任何一个宗教需要发展，需要向社会释放，不仅仅是财富向外流动，更是文化身份的认同。国家今年2月出台关于规范和鼓励宗教界从事慈善活动的意见，相当于给宗教慈善开绿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任何宗教，只要能够处理好宗教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发展机会。”
郑筱筠希望，宗教慈善能够在社会上慢慢形成慈善的氛围，由“另类”变为“常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就是儒释道，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当中，也已经日常化、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