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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延安岁月
金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19837-8
2015-01
48.00元
和白求恩工作的日子
受到严格的传统医学教育的金茂岳，恪尽职守、认真负责，遵守规程、一丝不苟。可是来到延安，条件如此简陋，许多必要的医疗设备都没有，也缺少常规的药品，他感到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据他回忆，1938年1月13日，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他跟随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来到延安，同行的还有红十字会33医疗队。当天安排工作时，时任边区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同志说：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150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根据他的建议，33医疗队留下了一个外科大夫、一个眼科大夫。傅连暲同志又说：“听说23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搞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病还是很多的，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就这样，金大夫留在了边区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在边区医院工作的日子里，金茂岳有幸见到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与他同台手术，受到享用一辈子的教诲。
一切为了伤病员
金茂岳曾回忆说：
1938年的春天，3月31日，白求恩同志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延安。当时医疗队只有三人，另外两人是理查德·布朗医生和琼·尤恩护士。但是，他们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有一天，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大夫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随同来的还有尤恩护士。他们到了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同志向他们介绍说，金大夫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是齐鲁大学医科的博士。当时齐鲁大学的医科和加拿大医学院的学制一样，齐鲁的教员也有加拿大的医生。我和白求恩提起齐鲁有个加拿大籍老罗大夫，原来他们认识，我们就亲切地交谈起来。马海德同志他有事先走了，傅连暲院长就让我一起带着白求恩大夫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回办公室休息时，白大夫说：“这个地方好得很！比马德里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我们听后都笑了，看来他对医院很满意。白大夫接着说：“给我工作吧！”白求恩走后，过了三天他来了。我们从宝塔山上就能看见来人了，大老远的有一个人往山上走，后边还有一个女同志，我们估计是白求恩大夫和护士来了。人到跟前，我们一看，白大夫完全变样了。仅仅三天，白大夫穿了一身延安的干部服，蓝灰色咔叽布的制服，有四个口袋。戴一顶八角帽，帽檐前还用红布缝了一个五角星，左臂上带了一个八路军的臂章，脚上穿的是草鞋，还是光脚丫子穿的草鞋，这对一个一直穿皮鞋、袜子的外国人来说，很不简单。白求恩大夫笑着问我：“金大夫你看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军人？”我也笑了，说：“白大夫，你这一身好得很啊！我还要向你学习。”我对白求恩同志这样说着，心里却是很惭愧，我来延安已经三个月了，还是身穿西服、扎着领带，穿着袜子和皮鞋。
金茂岳还回忆说：
白求恩大夫是胸科专家，是世界六大胸外科名医之一，那个时代，能做开胸手术的没有几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医术很高明，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他先给一个伤员做手术，我给他当助手。手术做完了以后，护士给伤病员绑绷带，因为是膝关节部位，不太好绑，他一看很不满意，就把手套一脱，亲自动手把绷带解开重新包扎了一遍，动作迅速娴熟，做得非常认真，绷带绑得整齐漂亮，这不是哪个大夫都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让金茂岳记忆深刻的事，我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一书中也看到有记载：萧劲光司令员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关节炎。金茂岳曾说：
当时在延安抗菌药物奇缺，我对这一病例诊断后，认为做手术摘除扁桃腺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耳鼻喉科大夫，医院里没有做扁桃腺手术需用的器械，也不会这项手术的操作。我和傅连暲院长商量，决定委托白求恩大夫给做手术，心想他的医疗队里可能有这种器械，约他明天10点钟来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白求恩大夫进行手术操作时，我和傅连暲同志也在场观摩。孩子躺在手术床上，护士把消毒锅端来，拿出器械。什么器械呢？ 一个弯盘里放着一个开口器、一把刀子、两把小镊子，还放了两块纱布、两个棉花球。白求恩大夫让护士小姐给病人全身麻醉，病人懵过去了。我们一看这么干，都出了一身冷汗，我在一旁很担心，傅连暲同志也很着急，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说：“金大夫，这没有器械，没有局部麻醉剂，这怎么行呢！首长和他爱人还在门口等着呢。”首长把女儿托给傅院长，怎么让人不着急呢。只见白大夫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腺抠出来了，也就两三分钟吧，手术就做完了，孩子醒过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结果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
我对白求恩大夫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
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
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 有了这个（指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了？我现在指甲剪掉了，不剪的话，连刀子都不用，就是一个黏膜嘛，一划就破，黏膜下面埋着扁桃腺，手指把它取出来，再用手一压，不出血就完了。”
白求恩大夫说得那么轻松，但话里却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一是遇事要用头脑去想一想，想怎样解决问题。二是要发挥手的作用，要用手去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器械，而且还能掌握器械。我听了白求恩大夫的话，连说“对对对”。但是我又说：“我就不敢，我平时做手术光想着学校里手术室里有什么器械和设备，这个手术老师是怎么教我的。”
白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框框把你框住了，要打掉它，要根据条件解决问题。”
白求恩大夫说：“我当外科大夫，不是光会开刀，还是一个五匠，会理发、会做木匠活、会缝纫，还是个泥瓦匠，这些都要会，才是一个好大夫。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白求恩同志的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感到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只依靠已有的条件，而应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受了白求恩同志的启发，我的工作大胆了，我按着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不但给不少病人实施了手术，还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在新市场铁匠铺打制而成。
护理部总护士长郁彬也曾经说：用这个铁制的扁桃腺小勺先给我们医务人员做手术，试用后经过修改再给病人用，我的扁桃腺也是这么做的。一切为了伤病员成为我们后来创建延安中央医院的指导思想。
金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78-7-300-19837-8
2015-01
48.00元
和白求恩工作的日子
受到严格的传统医学教育的金茂岳，恪尽职守、认真负责，遵守规程、一丝不苟。可是来到延安，条件如此简陋，许多必要的医疗设备都没有，也缺少常规的药品，他感到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据他回忆，1938年1月13日，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他跟随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来到延安，同行的还有红十字会33医疗队。当天安排工作时，时任边区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同志说：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150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根据他的建议，33医疗队留下了一个外科大夫、一个眼科大夫。傅连暲同志又说：“听说23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搞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病还是很多的，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就这样，金大夫留在了边区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在边区医院工作的日子里，金茂岳有幸见到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与他同台手术，受到享用一辈子的教诲。
一切为了伤病员
金茂岳曾回忆说：
1938年的春天，3月31日，白求恩同志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延安。当时医疗队只有三人，另外两人是理查德·布朗医生和琼·尤恩护士。但是，他们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有一天，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大夫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随同来的还有尤恩护士。他们到了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同志向他们介绍说，金大夫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是齐鲁大学医科的博士。当时齐鲁大学的医科和加拿大医学院的学制一样，齐鲁的教员也有加拿大的医生。我和白求恩提起齐鲁有个加拿大籍老罗大夫，原来他们认识，我们就亲切地交谈起来。马海德同志他有事先走了，傅连暲院长就让我一起带着白求恩大夫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回办公室休息时，白大夫说：“这个地方好得很！比马德里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我们听后都笑了，看来他对医院很满意。白大夫接着说：“给我工作吧！”白求恩走后，过了三天他来了。我们从宝塔山上就能看见来人了，大老远的有一个人往山上走，后边还有一个女同志，我们估计是白求恩大夫和护士来了。人到跟前，我们一看，白大夫完全变样了。仅仅三天，白大夫穿了一身延安的干部服，蓝灰色咔叽布的制服，有四个口袋。戴一顶八角帽，帽檐前还用红布缝了一个五角星，左臂上带了一个八路军的臂章，脚上穿的是草鞋，还是光脚丫子穿的草鞋，这对一个一直穿皮鞋、袜子的外国人来说，很不简单。白求恩大夫笑着问我：“金大夫你看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军人？”我也笑了，说：“白大夫，你这一身好得很啊！我还要向你学习。”我对白求恩同志这样说着，心里却是很惭愧，我来延安已经三个月了，还是身穿西服、扎着领带，穿着袜子和皮鞋。
金茂岳还回忆说：
白求恩大夫是胸科专家，是世界六大胸外科名医之一，那个时代，能做开胸手术的没有几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医术很高明，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他先给一个伤员做手术，我给他当助手。手术做完了以后，护士给伤病员绑绷带，因为是膝关节部位，不太好绑，他一看很不满意，就把手套一脱，亲自动手把绷带解开重新包扎了一遍，动作迅速娴熟，做得非常认真，绷带绑得整齐漂亮，这不是哪个大夫都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让金茂岳记忆深刻的事，我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一书中也看到有记载：萧劲光司令员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关节炎。金茂岳曾说：
当时在延安抗菌药物奇缺，我对这一病例诊断后，认为做手术摘除扁桃腺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耳鼻喉科大夫，医院里没有做扁桃腺手术需用的器械，也不会这项手术的操作。我和傅连暲院长商量，决定委托白求恩大夫给做手术，心想他的医疗队里可能有这种器械，约他明天10点钟来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白求恩大夫进行手术操作时，我和傅连暲同志也在场观摩。孩子躺在手术床上，护士把消毒锅端来，拿出器械。什么器械呢？ 一个弯盘里放着一个开口器、一把刀子、两把小镊子，还放了两块纱布、两个棉花球。白求恩大夫让护士小姐给病人全身麻醉，病人懵过去了。我们一看这么干，都出了一身冷汗，我在一旁很担心，傅连暲同志也很着急，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说：“金大夫，这没有器械，没有局部麻醉剂，这怎么行呢！首长和他爱人还在门口等着呢。”首长把女儿托给傅院长，怎么让人不着急呢。只见白大夫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腺抠出来了，也就两三分钟吧，手术就做完了，孩子醒过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结果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
我对白求恩大夫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
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
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 有了这个（指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了？我现在指甲剪掉了，不剪的话，连刀子都不用，就是一个黏膜嘛，一划就破，黏膜下面埋着扁桃腺，手指把它取出来，再用手一压，不出血就完了。”
白求恩大夫说得那么轻松，但话里却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一是遇事要用头脑去想一想，想怎样解决问题。二是要发挥手的作用，要用手去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器械，而且还能掌握器械。我听了白求恩大夫的话，连说“对对对”。但是我又说：“我就不敢，我平时做手术光想着学校里手术室里有什么器械和设备，这个手术老师是怎么教我的。”
白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框框把你框住了，要打掉它，要根据条件解决问题。”
白求恩大夫说：“我当外科大夫，不是光会开刀，还是一个五匠，会理发、会做木匠活、会缝纫，还是个泥瓦匠，这些都要会，才是一个好大夫。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白求恩同志的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感到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只依靠已有的条件，而应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受了白求恩同志的启发，我的工作大胆了，我按着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不但给不少病人实施了手术，还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在新市场铁匠铺打制而成。
护理部总护士长郁彬也曾经说：用这个铁制的扁桃腺小勺先给我们医务人员做手术，试用后经过修改再给病人用，我的扁桃腺也是这么做的。一切为了伤病员成为我们后来创建延安中央医院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