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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0日，温州女巨贪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仓皇逃往国外，整整12年未归。习近平在与奥巴马进行会晤时，特别强调遣返外逃人员，并且第一个点名杨秀珠。逃亡中，杨秀珠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三国多个地区，惶惶不可终日
习近平点名追捕杨秀珠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香港飞往新加坡的HDA805航班即将起飞。一位50多岁、短发的妇女，带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通过安检、乘上飞机，中途未遇阻碍。
这是2003年4月20日中午12点41分。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这样带着女儿、女婿及外孙女，逃离中国。从此至今，整整12年未归。
2004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以杨秀珠涉嫌2.532亿元经济犯罪，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今年4月22日，中国罕见地公布了一份百人名单。杨秀珠排名榜首。
杨秀珠早就给自己想好了后路。出逃前，她就在努力办理多国护照。她给自己选定的第一站是新加坡，那里华人多，没人会注意她，然后从新加坡飞往美国，那里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多。但有一个人，清晰地记着她的名字，习近平总书记。
此前习近平在与奥巴马进行会晤时，特别强调了遣返外逃人员，并且第一个点名杨秀珠。
“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
杨秀珠出生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岁那年，杨秀珠在温州食品总公司下属的一家馒头店卖馒头。因为会巴结领导，她很快成为开票员。
“文革”时期，杨秀珠开始了造反起家的“革命历程”，以其泼辣与积极，从“联站”造反派组织中一路青云直上，先是出任当地某武装派系的“常委”，1968年又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从一个民间女子变为政治女明星。
真正转变杨秀珠命运的是电影《海霞》女主人公的人物原型张月霞。那天，张月霞到馒头店买馒头，被杨秀珠认了出来。杨秀珠热情地帮她把东西送到家里，还帮她干了不少家务活。从那以后，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通过张月霞，杨秀珠认识了一位省级领导，并认这对领导夫妻为干爹干妈。这次认亲是杨秀珠飞黄腾达的转折点。在干爹干妈的提携下，杨秀珠不久就当上了温州妇联副主任。
温州一位老干部说，杨秀珠的“公关手段”功力非凡，她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和努力。
1989年，时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但各种意见随之而来。
据市人大常务前副主任韩文德说，当时对杨秀珠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后，我们向人大作了汇报。”韩文德说，总结下来，这个人形象是差一点，口碑也不好，但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肯干的。因为“要看主流”，所以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
1998年，在听到杨秀珠可能到省建设厅任职的消息后，省建设厅厅长代表其他几位副厅长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欢迎杨秀珠到建设厅。
但是杨秀珠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候为自己争得胜利，顺利进入建设厅。当年建设厅不认为好的项目，杨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让建设部颁了奖。组织部宣布的业绩上，全是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事实。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秀珠讨好上级的方式很老套，却格外管用：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领导和领导夫人去挑。杨秀珠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进省就给省里的干部带名贵海鲜。
她当了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
从前在温州的乡村选举中，“从前想当村长的人是每家每户一包烟，现在是5包不够，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往村民房子里扔，像是邮递员扔信件”。除此以外，还要有酒席，一个有影响力的农民，在选举期间要吃各个候选人一个月的酒席。温州民间政治文化的法则是：没什么是不能够用钱换来的。
杨秀珠当然深谙这个道理。温州市纪委一名官员介绍，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秀珠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儿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为市人大盖了一幢新楼，此举深得人心。”
别人进不去的门她能进去，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凭这些，杨秀珠终于走上了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为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1998年4月，杨秀珠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并兼任浙江省城市化办公室主任。时任温州市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
“她爱权，爱出风头”
杨秀珠“粗暴”的底层特色，在官场上展露无遗。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学者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
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杨秀珠也是如此表现，那是她参选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反对时，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说：“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与一般人在官场上的小心谨慎不同，她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大忌：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秀珠爱出风头，在镜头面前，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一众人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自掏腰包，请人拍了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她多爱钱，因为在温州，反对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小心谨慎，多少双眼睛盯在那里。我就是觉得她爱权，爱出风头。”马津龙回忆说。
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也有类似评价。李松坤与杨秀珠在“文革”中相识结婚，1991年协议离婚。
按照李松坤的说法，杨秀珠其实很适合官场，“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讲，但她确实喜欢场面大一点，权力大一点，镜头多一点。她的字写得不好看，但文章还可以，而且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给领导汇报工作，一二三能讲得很清楚。她喜欢热闹，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给人感觉不大像女人，大大咧咧，讲粗话，所以当时的口碑就很差”。 有一次两人又吵起来，李松坤对杨秀珠说：“咱们做人老老实实算了，组织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秀珠回答：“当官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
连一支建筑队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杨秀珠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温州旧房改造，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规划局局长位置上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负责人。温州的旧房改造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因为缺乏政府投入，多年来温州的公共建设均由民间资金解决。
没有政府投入的旧房改造，基本上全靠民间资金来解决，拆与不拆，给杨秀珠留下了很大的利益空间。杨秀珠确实威风凛凛，“她会爬上房顶去拆房”。旧城的地块不断拆迁，不断出售。
面对那些强硬的居民，杨秀珠作风更加强硬。“她穿着汗衫，张口就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在拆迁中，杨秀珠不讳言自己的权力，她当服务员时欺负过她的领导就曾被大骂：“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
杨秀珠的“粗暴”在另一个体系中，却得到了别样的评价。
当时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十分赏识她，认为她有魄力。领导还就关于她的争议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从1984年杨秀珠任温州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随后成为规划局副局长、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足足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最爱说的名言是：“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
很多人说杨秀珠不懂规划，但杨秀珠人很聪明，马津龙回忆，杨秀珠主持的规划方面的会议并不是“乱来的会”，听她讲讲，有时候也会觉得，“这婆娘倒是很有思路的”。杨秀珠从不把规划专家们的意见放在眼里。在她的心目中，温州市的规划乃至城市建设就是她的天下。
由于规划局是她的天下，所以杨秀珠的规划和破坏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她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批租土地给某外商，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还挖掘了一大块山体，“把温州的绿肺砍掉一块”;杨秀珠还要求新建道路一律弃种传统的法国梧桐，仅种椰树，结果这批树没几天就全部死了。这一系列的错误规划，据事后检察院查实，皆因杨秀珠收受了该外商巨额的贿赂。
当时温州城市规划被称为“鬼划”。但规划还只是第一步，之后就是土地的出让。
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早于全国。在杨秀珠的控制下，老城的地非常难拿，在当时的制度下，她也采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土地。但基本上只有她“认可”的几个人能参加投标。当时那个外商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为什么杨秀珠勾结外商？一是比较隐蔽，不太容易被发现，二是当时温州的房地产商人都是小打小闹，没那么多钱，所以在杨秀珠看来，他们也不是她的对象。”一位亲历当年温州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商人说。
一位市政府官员说：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为筹集资金，以市政府为背景的“温州铁路房地产公司”成立，对一些地段，政府采取不收地价或减免的政策，当时的本意是开发房地产，用于铁路建设资金。
杨秀珠当上总指挥后，无形中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几乎是她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到哪块地。温州的土地像成了她一个人的财富，她想给谁就给谁，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杨秀珠在温州的土地问题上，绝对是大权独揽，不止是土地出让，连一支建筑队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杨秀珠的小金库和“官位批发”后花园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杨秀珠当副市长的时候，恶劣脾气不见收敛。有一次下属开会迟到，她坐在会议桌上破口大骂：“短命鬼，老娘到了你还敢迟到。”
另一方面，她又简直是大姐大：凡是她亲近的下属碰到问题，无论是子女上学、亲友就业，她都能帮助解决。旁人看来难办的住房问题，她随便找开发商批个条子，就是几万元的优惠。
杨秀珠在温州土地上的经济活动中，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尽人皆知。
1996年10月，在杨秀珠的授意下，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被任命为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温铁房开”）总经理，她的大弟杨光荣为副总经理，而她本人成了董事长。
虽然很早就有人举报杨光荣，说“温铁房开”开发的地块，都是杨秀珠以低价划拨的土地，建成后的新房以市价出售，外界传说公司获利2亿多元，却没有一分钱用在铁路建设上。但该举报最终不了了之。
除了“温铁房开”，还有杨秀珠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铁房开”和“铁龙”，都是杨秀珠的后花园和小金库。
省政府一位官员看过一封检举信说，为了扶植“铁龙”，杨秀珠把市里最好的地块以最低地价划拨给“铁龙”。
据温州市纪委透露，“铁龙”只开发了一块市中心价值几千万元的地块，但是该公司基本上没有投资，是通过数次股权转让给其余公司投资，转来转去，潘琛和杨秀珠的另一亲信始终是大股东。
杨秀珠善于对下属好，积极推荐他们升迁。据温州的老干部说，市规划局是杨秀珠进行“官位批发”的后花园，在她手里先后提拔过的县处级干部不下11人，其中一名会计也被提拔到了县处级领导岗位。后来，这11人中有8名“不争气”，因各种问题相继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时任建委副主任的杜玉生和建委同仁普遍不喜欢杨秀珠，而建委还是当时权力很大的部门，主管各相关的局，杨秀珠说：“一周内叫你下台！”
结果一周之内，组织部门找杜玉生谈话，让他去政协或人大。建委后来被下放成了建设管理局，由从前的主要权力部门变成一个只能管理建筑施工的具体职能单位。
据说那些年在温州，政府机构一直处于精简状态，但是在杨秀珠的分管口却增加了几个局：园林和市政就是其中代表。园林局的几任局长均因受贿而被捕。
在海外被“仇人”认出
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是其大弟、“温铁房开”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 2003年2月，温州市检察院侦查发现，当地一经销商曾向杨光荣行贿。杨秀珠立即来往于温州、杭州之间进行活动。随后，方方面面的人相继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
杨光荣被检察院带到杭州，“温铁房开”的所有账册全被调走。2004年11月23日，杨光荣因受贿18万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
让杨秀珠担心的还不仅仅这些，就在杨光荣被捕前，与她关系密切的法籍商人陈其跃也因为有重大犯罪嫌疑被逮捕。
2003年4月10日，杨秀珠参加完省里的一个会议，慌忙走出会场，一坐进车里，立即对司机说：“回温州我母亲家里。”
临走之前，她想和母亲吃顿饭，她清楚，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风烛残年的母亲了。
4月20日上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杨秀珠给浙江省建设厅领导打电话，谎称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之后又给下属打电话：“这两天不要打我的手机，有什么事情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4月20日中午，杨秀珠出现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当天，他们经香港飞到了新加坡。
杨秀珠直奔新加坡自有她的打算。新加坡有一个名叫何祖祺的人，原本是新加坡一家电子模板厂驻温州的代表，因为业务上的原因认识了杨秀珠。令杨秀珠没想到的是，何祖祺和当地黑帮“南德帮”老大合伙敲诈她，杨秀珠决定离开新加坡逃往美国。
4月28日凌晨4时，杨秀珠一家四口悄悄起床，带着简单行李，蹑手蹑脚地翻过别墅后面的小花园，来到附近一条街上，一个亲戚的越野车早已等在那里。四个人悄然上了车，一路向新加坡机场方向飞驰而去。
早在1996年，杨秀珠还是温州市副市长期间，就已经在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置业。逃到美国后，杨秀珠干脆在纽约做起了“包租婆”。
丰厚的租金，完全可以使杨秀珠衣食无忧，然而她仍然找不到一点儿安全感。在纽约的温州人很多，时间不长，她来美国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她每天看着华人报纸上关于她的种种报道以及互联网上关于她逃亡的种种猜测，心惊肉跳。特别是2003年6月，当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杨秀珠决定再次出逃。她手里还有一张荷兰外事部门签发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化名“LIUXIUZHU”。随后，杨秀珠只身飞向荷兰。
杨秀珠逃到荷兰后，在荷兰籍温州人赵宝的安排下，住进了海牙市一个高级公寓。这里有很多温州老乡，杨秀珠不敢抛头露面，毕竟她在温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太显赫了。这种寂寞的生活让杨秀珠苦不堪言。圣诞节前夕，杨秀珠从赵宝那里听说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华人聚会。她内心里涌动着一种渴望：参加这次聚会，听听乡音。
圣诞节的晚上，经过“变脸”化装的杨秀珠以“LIUXIUZHU”的名字出席了聚会，身份是来自杭州的丝绸商人。然而正是这次聚会，把杨秀珠带上了末路。
在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一个荷兰籍温州人，名叫张北方。张北方10年前曾经是温州市有名的地产商，正是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毁掉了他红火的事业。虽然杨秀珠进行了伪装，但她仍然被张北方认了出来。聚会还没有结束，张北方就向荷兰警方提供了有关杨秀珠的情况。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杨秀珠正好提前离开。
第二天，回到海牙的杨秀珠接到赵宝的电话，说国际刑警组织荷兰国家中心局的警察正在查她的住地，要她赶快离开海牙。杨秀珠不敢怠慢，慌忙逃到鹿特丹市，租了一间地下室隐藏起来。
荷兰是个低海拔国家，鹿特丹地面低于海平面，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墙壁上不断地往下滴水，屋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杨秀珠成了惊弓之鸟，连大街都不敢去了，常常在夜晚绝望地哭泣。房东老太太对这个房客感到很奇怪，于是向警察局报案。
2005年5月20日深夜，当荷兰国际警察走进杨秀珠的地下室时，杨秀珠正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当警察向杨秀珠宣布将对她实行逮捕时，杨秀珠异常平静。也许她真正体悟到：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2005年5月31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确认杨秀珠已被逮捕。中国最大的女贪官，在逃亡两年零一个月后，终究没能逃脱法网。
据公开资料显示，温州市纪委2004年通报称：“杨秀珠案”已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已追回金额为4240多万元。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被调查取证的有100多人，并牵涉相关经济案件12起。
2011年8月2日，潜逃国外长达8年的杨秀珠案涉案人杨胜华投案自首。据检方消息：“杨胜华曾经在温州市规划局担任司机，当时杨秀珠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在温州市规划局工作多年的人回忆：“杨胜华能说会道，很受杨秀珠的青睐，杨秀珠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他的关照。”
“后来他突然不做司机了，当官去了。”别人所说的“当官”，是指1999年至2003年间，杨胜华担任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这两家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那段时期，杨秀珠正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胜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注册资本金、提交虚假材料等方法，骗取公司变更登记，造成2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2003年，杨秀珠出逃后，杨胜华也逃往德国，后又因生活穷困潦倒归国投案。杨胜华的自首加速了我国对杨秀珠的遣返。
作为位列2015年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榜首的特大贪污犯，杨秀珠何时被遣返回国，让所有人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法制晚报》、《检察风云》、《新京报》、《信息时报》、《上海法治报》、《三联生活周刊》、《温州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等;作者：谢山、王恺、李菁、李铖、李广森、胡建国、潘贤群、桂田田等）
红色通缉令首名嫌犯落网，榜上第二位贪官已被刑拘 2015年4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红色通缉令中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已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逃犯后的首个落网人员。此外，通缉令排名第二的李华波也于去年在新加坡被判刑。
出逃前在京遇不明人士刺杀
现年57岁的戴学民，原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戴学民出逃后，因涉嫌贪污1100万元被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立案，2002年1月11日，我国发布红色通缉令。
近期戴学民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公安、检察机关发现线索后，及时开展缉捕工作，将其缉拿归案。目前，戴学民已被刑事拘留，有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多家媒体曾报道，戴学民于1995年在北京遇到不明身份人员刺杀，伤及肝部，由于他驼背，在被刺过程中向前屈身而未被刺中要害。但戴学民并未报案，只是到医院草草包扎后，当天即悄悄地乘航班离开北京，此后下落不明。
“自我举报”或为报复
相对于戴学民，李华波的出逃显得更加曲折。
在出逃新加坡之前，李华波是江西鄱阳县财政局一个股长。
据媒体报道，2006年至2010年间，李华波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骗取鄱阳县财政局的基建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
2011年1月29日，李华波逃匿新加坡。
李华波出生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当地风评极好的基层干部。他自己也在财政局重要部门任职，住房以及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和贤惠的妻子，“他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据李华波的一位同学透露，这件事与李华波的初高中同学徐德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同学介绍，在鄱阳县当地人眼中，徐德堂这个人很“不简单”。在他们看来，李华波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是被徐德堂害了。
徐德堂幼时家境贫困，成年后顶替父职，进入农村信用社。从那时起徐德堂便逐渐展现出不凡的交际才能，“他经常不在信用社，而是四处结交社会上有能力对自己有用的人”。结交人要花钱，徐德堂就在乐平一带开小煤窑。但他的生意连连失利，“投出去的钱都打了水漂，怎么办，只能搞歪门邪道”。
由于财政局的专项资金大多涉农，因此存在农合分社，因为这层工作关系，李华波与徐德堂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当时，徐德堂手头吃紧，存在农合分社的巨额专项资金无疑是个巨大诱惑。而要弄到这些钱，没有李华波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华波从小生活环境单纯，并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深刻和清醒的认识，面对徐德堂这样一个“老江湖”，他根本不是对手。据上述同学介绍，徐德堂很有可能曾带着李华波去赌博，并以此将其牢牢“控制”。
事发后，李华波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非常后悔被徐德堂拖下水。于是，李华波留下一封信，抛下自己的同伙独自出逃了。出逃后，他主动给单位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将自己的犯罪经过和盘托出。显然，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拖他下水的徐德堂。
巧合的是，在李华波打回电话的当天傍晚，徐德堂拿着李华波写给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的信到了财政局，当即被正在调查此案的警方抓获。
在新加坡获刑15个月
2011年1月举家逃往新加坡的李华波，甜蜜生活只持续了一个月。
2月24日，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分部就接到了北京分部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两天后，新加坡警方也接到匿名举报，商业罪案调查科介入调查。
转账记录显示，李华波在新加坡的账户在2010年12月6日、2011年1月13日和15日合计收到18.3万新元。李华波坚称全部款项均为合法收入，中国调查人员及新加坡方面的证据均否定了这一说法。
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法庭做出判决，认定李华波“不诚实接收赃款”，移民申报虚假信息等三项罪名成立，涉及赃款约18.3万新元，数罪并罚判处监禁15个月。
负责该案的律师表示，目前李华波已在服刑中，如果在狱中表现良好，可能提前出狱，服刑期间或许缩短到10个月左右。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新快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作者：王剑平、秦伟等）
习近平点名追捕杨秀珠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香港飞往新加坡的HDA805航班即将起飞。一位50多岁、短发的妇女，带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通过安检、乘上飞机，中途未遇阻碍。
这是2003年4月20日中午12点41分。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这样带着女儿、女婿及外孙女，逃离中国。从此至今，整整12年未归。
2004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以杨秀珠涉嫌2.532亿元经济犯罪，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今年4月22日，中国罕见地公布了一份百人名单。杨秀珠排名榜首。
杨秀珠早就给自己想好了后路。出逃前，她就在努力办理多国护照。她给自己选定的第一站是新加坡，那里华人多，没人会注意她，然后从新加坡飞往美国，那里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多。但有一个人，清晰地记着她的名字，习近平总书记。
此前习近平在与奥巴马进行会晤时，特别强调了遣返外逃人员，并且第一个点名杨秀珠。
“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
杨秀珠出生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岁那年，杨秀珠在温州食品总公司下属的一家馒头店卖馒头。因为会巴结领导，她很快成为开票员。
“文革”时期，杨秀珠开始了造反起家的“革命历程”，以其泼辣与积极，从“联站”造反派组织中一路青云直上，先是出任当地某武装派系的“常委”，1968年又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从一个民间女子变为政治女明星。
真正转变杨秀珠命运的是电影《海霞》女主人公的人物原型张月霞。那天，张月霞到馒头店买馒头，被杨秀珠认了出来。杨秀珠热情地帮她把东西送到家里，还帮她干了不少家务活。从那以后，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通过张月霞，杨秀珠认识了一位省级领导，并认这对领导夫妻为干爹干妈。这次认亲是杨秀珠飞黄腾达的转折点。在干爹干妈的提携下，杨秀珠不久就当上了温州妇联副主任。
温州一位老干部说，杨秀珠的“公关手段”功力非凡，她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和努力。
1989年，时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杨秀珠一心一意要在规划局由副转正，但各种意见随之而来。
据市人大常务前副主任韩文德说，当时对杨秀珠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后，我们向人大作了汇报。”韩文德说，总结下来，这个人形象是差一点，口碑也不好，但工作还是比较积极肯干的。因为“要看主流”，所以尽管当时很多人反对，杨秀珠还是顺利成为掌有土地开发大权的规划局局长。
1998年，在听到杨秀珠可能到省建设厅任职的消息后，省建设厅厅长代表其他几位副厅长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材料，提出不欢迎杨秀珠到建设厅。
但是杨秀珠总有办法在关键时候为自己争得胜利，顺利进入建设厅。当年建设厅不认为好的项目，杨秀珠自有一套本事让建设部颁了奖。组织部宣布的业绩上，全是她多年来劳苦功高的事实。
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杨秀珠讨好上级的方式很老套，却格外管用：上面有人下来，她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布置一间房间，里面挂满各种名牌服饰，让领导和领导夫人去挑。杨秀珠在小汽车里面装了冰箱，凡是进省就给省里的干部带名贵海鲜。
她当了省建设厅厅长之后，并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每次回温州，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往省城带礼物”。
从前在温州的乡村选举中，“从前想当村长的人是每家每户一包烟，现在是5包不够，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往村民房子里扔，像是邮递员扔信件”。除此以外，还要有酒席，一个有影响力的农民，在选举期间要吃各个候选人一个月的酒席。温州民间政治文化的法则是：没什么是不能够用钱换来的。
杨秀珠当然深谙这个道理。温州市纪委一名官员介绍，得到监察部门确认的关于杨秀珠贿选的事实是：在人大没有通过她升任副市长时期，她和当时的市领导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40多名人大常委她挨个儿做工作，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为市人大盖了一幢新楼，此举深得人心。”
别人进不去的门她能进去，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能做到，就凭这些，杨秀珠终于走上了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为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1998年4月，杨秀珠调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并兼任浙江省城市化办公室主任。时任温州市人大秘书长杜玉生说，“她是在一片骂声、反对声中跑步前进的”。
“她爱权，爱出风头”
杨秀珠“粗暴”的底层特色，在官场上展露无遗。曾经和她一桌吃饭的学者马津龙亲眼看见她团起餐巾纸往市委书记脸上扔，“仅仅是一言不合”。
还有一次更重要的场合，杨秀珠也是如此表现，那是她参选副市长被多数人大代表反对时，当时的市委书记还在努力为她拉票，沉着脸的她当众大声说：“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与一般人在官场上的小心谨慎不同，她的很多行为甚至可以说是官场大忌：温州电视台的记者们都记得，杨秀珠爱出风头，在镜头面前，她会推开旁边的市委书记，抢在一众人前;她在当副市长期间，还自掏腰包，请人拍了一部反映她改革成绩的电视剧，名字叫《丰碑》，在温州大放特放。
“那时候，我倒不觉得她多爱钱，因为在温州，反对她的人太多了，一般人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小心谨慎，多少双眼睛盯在那里。我就是觉得她爱权，爱出风头。”马津龙回忆说。
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也有类似评价。李松坤与杨秀珠在“文革”中相识结婚，1991年协议离婚。
按照李松坤的说法，杨秀珠其实很适合官场，“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讲，但她确实喜欢场面大一点，权力大一点，镜头多一点。她的字写得不好看，但文章还可以，而且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强。给领导汇报工作，一二三能讲得很清楚。她喜欢热闹，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给人感觉不大像女人，大大咧咧，讲粗话，所以当时的口碑就很差”。 有一次两人又吵起来，李松坤对杨秀珠说：“咱们做人老老实实算了，组织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秀珠回答：“当官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
连一支建筑队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杨秀珠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温州旧房改造，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规划局局长位置上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负责人。温州的旧房改造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因为缺乏政府投入，多年来温州的公共建设均由民间资金解决。
没有政府投入的旧房改造，基本上全靠民间资金来解决，拆与不拆，给杨秀珠留下了很大的利益空间。杨秀珠确实威风凛凛，“她会爬上房顶去拆房”。旧城的地块不断拆迁，不断出售。
面对那些强硬的居民，杨秀珠作风更加强硬。“她穿着汗衫，张口就骂，那些居民都被这样的领导吓坏了”。在拆迁中，杨秀珠不讳言自己的权力，她当服务员时欺负过她的领导就曾被大骂：“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
杨秀珠的“粗暴”在另一个体系中，却得到了别样的评价。
当时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十分赏识她，认为她有魄力。领导还就关于她的争议表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女干部”。
从1984年杨秀珠任温州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随后成为规划局副局长、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足足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14年之久，她最爱说的名言是：“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
很多人说杨秀珠不懂规划，但杨秀珠人很聪明，马津龙回忆，杨秀珠主持的规划方面的会议并不是“乱来的会”，听她讲讲，有时候也会觉得，“这婆娘倒是很有思路的”。杨秀珠从不把规划专家们的意见放在眼里。在她的心目中，温州市的规划乃至城市建设就是她的天下。
由于规划局是她的天下，所以杨秀珠的规划和破坏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她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批租土地给某外商，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还挖掘了一大块山体，“把温州的绿肺砍掉一块”;杨秀珠还要求新建道路一律弃种传统的法国梧桐，仅种椰树，结果这批树没几天就全部死了。这一系列的错误规划，据事后检察院查实，皆因杨秀珠收受了该外商巨额的贿赂。
当时温州城市规划被称为“鬼划”。但规划还只是第一步，之后就是土地的出让。
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早于全国。在杨秀珠的控制下，老城的地非常难拿，在当时的制度下，她也采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土地。但基本上只有她“认可”的几个人能参加投标。当时那个外商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为什么杨秀珠勾结外商？一是比较隐蔽，不太容易被发现，二是当时温州的房地产商人都是小打小闹，没那么多钱，所以在杨秀珠看来，他们也不是她的对象。”一位亲历当年温州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商人说。
一位市政府官员说：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为筹集资金，以市政府为背景的“温州铁路房地产公司”成立，对一些地段，政府采取不收地价或减免的政策，当时的本意是开发房地产，用于铁路建设资金。
杨秀珠当上总指挥后，无形中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几乎是她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到哪块地。温州的土地像成了她一个人的财富，她想给谁就给谁，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杨秀珠在温州的土地问题上，绝对是大权独揽，不止是土地出让，连一支建筑队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
杨秀珠的小金库和“官位批发”后花园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杨秀珠当副市长的时候，恶劣脾气不见收敛。有一次下属开会迟到，她坐在会议桌上破口大骂：“短命鬼，老娘到了你还敢迟到。”
另一方面，她又简直是大姐大：凡是她亲近的下属碰到问题，无论是子女上学、亲友就业，她都能帮助解决。旁人看来难办的住房问题，她随便找开发商批个条子，就是几万元的优惠。
杨秀珠在温州土地上的经济活动中，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尽人皆知。
1996年10月，在杨秀珠的授意下，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被任命为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温铁房开”）总经理，她的大弟杨光荣为副总经理，而她本人成了董事长。
虽然很早就有人举报杨光荣，说“温铁房开”开发的地块，都是杨秀珠以低价划拨的土地，建成后的新房以市价出售，外界传说公司获利2亿多元，却没有一分钱用在铁路建设上。但该举报最终不了了之。
除了“温铁房开”，还有杨秀珠的外甥潘琛控制的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铁房开”和“铁龙”，都是杨秀珠的后花园和小金库。
省政府一位官员看过一封检举信说，为了扶植“铁龙”，杨秀珠把市里最好的地块以最低地价划拨给“铁龙”。
据温州市纪委透露，“铁龙”只开发了一块市中心价值几千万元的地块，但是该公司基本上没有投资，是通过数次股权转让给其余公司投资，转来转去，潘琛和杨秀珠的另一亲信始终是大股东。
杨秀珠善于对下属好，积极推荐他们升迁。据温州的老干部说，市规划局是杨秀珠进行“官位批发”的后花园，在她手里先后提拔过的县处级干部不下11人，其中一名会计也被提拔到了县处级领导岗位。后来，这11人中有8名“不争气”，因各种问题相继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时任建委副主任的杜玉生和建委同仁普遍不喜欢杨秀珠，而建委还是当时权力很大的部门，主管各相关的局，杨秀珠说：“一周内叫你下台！”
结果一周之内，组织部门找杜玉生谈话，让他去政协或人大。建委后来被下放成了建设管理局，由从前的主要权力部门变成一个只能管理建筑施工的具体职能单位。
据说那些年在温州，政府机构一直处于精简状态，但是在杨秀珠的分管口却增加了几个局：园林和市政就是其中代表。园林局的几任局长均因受贿而被捕。
在海外被“仇人”认出
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是其大弟、“温铁房开”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 2003年2月，温州市检察院侦查发现，当地一经销商曾向杨光荣行贿。杨秀珠立即来往于温州、杭州之间进行活动。随后，方方面面的人相继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
杨光荣被检察院带到杭州，“温铁房开”的所有账册全被调走。2004年11月23日，杨光荣因受贿18万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
让杨秀珠担心的还不仅仅这些，就在杨光荣被捕前，与她关系密切的法籍商人陈其跃也因为有重大犯罪嫌疑被逮捕。
2003年4月10日，杨秀珠参加完省里的一个会议，慌忙走出会场，一坐进车里，立即对司机说：“回温州我母亲家里。”
临走之前，她想和母亲吃顿饭，她清楚，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风烛残年的母亲了。
4月20日上午，正在老家温州市参加一个房地产会议的杨秀珠给浙江省建设厅领导打电话，谎称母亲病了，要求请几天假照料老人，之后又给下属打电话：“这两天不要打我的手机，有什么事情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4月20日中午，杨秀珠出现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当天，他们经香港飞到了新加坡。
杨秀珠直奔新加坡自有她的打算。新加坡有一个名叫何祖祺的人，原本是新加坡一家电子模板厂驻温州的代表，因为业务上的原因认识了杨秀珠。令杨秀珠没想到的是，何祖祺和当地黑帮“南德帮”老大合伙敲诈她，杨秀珠决定离开新加坡逃往美国。
4月28日凌晨4时，杨秀珠一家四口悄悄起床，带着简单行李，蹑手蹑脚地翻过别墅后面的小花园，来到附近一条街上，一个亲戚的越野车早已等在那里。四个人悄然上了车，一路向新加坡机场方向飞驰而去。
早在1996年，杨秀珠还是温州市副市长期间，就已经在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置业。逃到美国后，杨秀珠干脆在纽约做起了“包租婆”。
丰厚的租金，完全可以使杨秀珠衣食无忧，然而她仍然找不到一点儿安全感。在纽约的温州人很多，时间不长，她来美国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她每天看着华人报纸上关于她的种种报道以及互联网上关于她逃亡的种种猜测，心惊肉跳。特别是2003年6月，当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杨秀珠决定再次出逃。她手里还有一张荷兰外事部门签发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化名“LIUXIUZHU”。随后，杨秀珠只身飞向荷兰。
杨秀珠逃到荷兰后，在荷兰籍温州人赵宝的安排下，住进了海牙市一个高级公寓。这里有很多温州老乡，杨秀珠不敢抛头露面，毕竟她在温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太显赫了。这种寂寞的生活让杨秀珠苦不堪言。圣诞节前夕，杨秀珠从赵宝那里听说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华人聚会。她内心里涌动着一种渴望：参加这次聚会，听听乡音。
圣诞节的晚上，经过“变脸”化装的杨秀珠以“LIUXIUZHU”的名字出席了聚会，身份是来自杭州的丝绸商人。然而正是这次聚会，把杨秀珠带上了末路。
在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一个荷兰籍温州人，名叫张北方。张北方10年前曾经是温州市有名的地产商，正是杨秀珠在任副市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毁掉了他红火的事业。虽然杨秀珠进行了伪装，但她仍然被张北方认了出来。聚会还没有结束，张北方就向荷兰警方提供了有关杨秀珠的情况。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杨秀珠正好提前离开。
第二天，回到海牙的杨秀珠接到赵宝的电话，说国际刑警组织荷兰国家中心局的警察正在查她的住地，要她赶快离开海牙。杨秀珠不敢怠慢，慌忙逃到鹿特丹市，租了一间地下室隐藏起来。
荷兰是个低海拔国家，鹿特丹地面低于海平面，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墙壁上不断地往下滴水，屋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杨秀珠成了惊弓之鸟，连大街都不敢去了，常常在夜晚绝望地哭泣。房东老太太对这个房客感到很奇怪，于是向警察局报案。
2005年5月20日深夜，当荷兰国际警察走进杨秀珠的地下室时，杨秀珠正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当警察向杨秀珠宣布将对她实行逮捕时，杨秀珠异常平静。也许她真正体悟到：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2005年5月31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确认杨秀珠已被逮捕。中国最大的女贪官，在逃亡两年零一个月后，终究没能逃脱法网。
据公开资料显示，温州市纪委2004年通报称：“杨秀珠案”已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已追回金额为4240多万元。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被调查取证的有100多人，并牵涉相关经济案件12起。
2011年8月2日，潜逃国外长达8年的杨秀珠案涉案人杨胜华投案自首。据检方消息：“杨胜华曾经在温州市规划局担任司机，当时杨秀珠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在温州市规划局工作多年的人回忆：“杨胜华能说会道，很受杨秀珠的青睐，杨秀珠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他的关照。”
“后来他突然不做司机了，当官去了。”别人所说的“当官”，是指1999年至2003年间，杨胜华担任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这两家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那段时期，杨秀珠正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胜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注册资本金、提交虚假材料等方法，骗取公司变更登记，造成2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2003年，杨秀珠出逃后，杨胜华也逃往德国，后又因生活穷困潦倒归国投案。杨胜华的自首加速了我国对杨秀珠的遣返。
作为位列2015年中国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榜首的特大贪污犯，杨秀珠何时被遣返回国，让所有人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法制晚报》、《检察风云》、《新京报》、《信息时报》、《上海法治报》、《三联生活周刊》、《温州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等;作者：谢山、王恺、李菁、李铖、李广森、胡建国、潘贤群、桂田田等）
红色通缉令首名嫌犯落网，榜上第二位贪官已被刑拘 2015年4月2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红色通缉令中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已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逃犯后的首个落网人员。此外，通缉令排名第二的李华波也于去年在新加坡被判刑。
出逃前在京遇不明人士刺杀
现年57岁的戴学民，原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戴学民出逃后，因涉嫌贪污1100万元被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立案，2002年1月11日，我国发布红色通缉令。
近期戴学民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公安、检察机关发现线索后，及时开展缉捕工作，将其缉拿归案。目前，戴学民已被刑事拘留，有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多家媒体曾报道，戴学民于1995年在北京遇到不明身份人员刺杀，伤及肝部，由于他驼背，在被刺过程中向前屈身而未被刺中要害。但戴学民并未报案，只是到医院草草包扎后，当天即悄悄地乘航班离开北京，此后下落不明。
“自我举报”或为报复
相对于戴学民，李华波的出逃显得更加曲折。
在出逃新加坡之前，李华波是江西鄱阳县财政局一个股长。
据媒体报道，2006年至2010年间，李华波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骗取鄱阳县财政局的基建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万元。
2011年1月29日，李华波逃匿新加坡。
李华波出生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当地风评极好的基层干部。他自己也在财政局重要部门任职，住房以及经济条件都相当不错，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和贤惠的妻子，“他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据李华波的一位同学透露，这件事与李华波的初高中同学徐德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同学介绍，在鄱阳县当地人眼中，徐德堂这个人很“不简单”。在他们看来，李华波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是被徐德堂害了。
徐德堂幼时家境贫困，成年后顶替父职，进入农村信用社。从那时起徐德堂便逐渐展现出不凡的交际才能，“他经常不在信用社，而是四处结交社会上有能力对自己有用的人”。结交人要花钱，徐德堂就在乐平一带开小煤窑。但他的生意连连失利，“投出去的钱都打了水漂，怎么办，只能搞歪门邪道”。
由于财政局的专项资金大多涉农，因此存在农合分社，因为这层工作关系，李华波与徐德堂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当时，徐德堂手头吃紧，存在农合分社的巨额专项资金无疑是个巨大诱惑。而要弄到这些钱，没有李华波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华波从小生活环境单纯，并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深刻和清醒的认识，面对徐德堂这样一个“老江湖”，他根本不是对手。据上述同学介绍，徐德堂很有可能曾带着李华波去赌博，并以此将其牢牢“控制”。
事发后，李华波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非常后悔被徐德堂拖下水。于是，李华波留下一封信，抛下自己的同伙独自出逃了。出逃后，他主动给单位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将自己的犯罪经过和盘托出。显然，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报复”拖他下水的徐德堂。
巧合的是，在李华波打回电话的当天傍晚，徐德堂拿着李华波写给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的信到了财政局，当即被正在调查此案的警方抓获。
在新加坡获刑15个月
2011年1月举家逃往新加坡的李华波，甜蜜生活只持续了一个月。
2月24日，国际刑警组织新加坡分部就接到了北京分部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两天后，新加坡警方也接到匿名举报，商业罪案调查科介入调查。
转账记录显示，李华波在新加坡的账户在2010年12月6日、2011年1月13日和15日合计收到18.3万新元。李华波坚称全部款项均为合法收入，中国调查人员及新加坡方面的证据均否定了这一说法。
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法庭做出判决，认定李华波“不诚实接收赃款”，移民申报虚假信息等三项罪名成立，涉及赃款约18.3万新元，数罪并罚判处监禁15个月。
负责该案的律师表示，目前李华波已在服刑中，如果在狱中表现良好，可能提前出狱，服刑期间或许缩短到10个月左右。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新快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作者：王剑平、秦伟等）